20世纪尼采哲学在中国的盛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盛衰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是一位对当代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亦称强力意志），权力意志是一种扩张自己、增强自己力量的冲动和欲求。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也是权力意志。人要体现自己的本质，就要成为强者，成为主人，成为超人。人要成为强者和超人，必须做到：第一，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帝死了，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第二，从传统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定以仁慈、怜悯、顺从为善的弱者的道德，遵从以坚强、勇敢、创造为善的强者的道德；第三，从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贬低自己而神化权威；第四，从众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从众随俗，要“成为你自己”；第五，敢于冒风险，勇于奋斗，不断创造，不断超越自己。尼采理想的社会是超人社会，这种社会是不平等的，强者应该奴役弱者，淘汰弱者；这种社会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民主政治是病弱者的政治；这种社会需要战争，战争是强者淘汰弱者、使人类进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尼采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提出“打倒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他的观点和口号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
尼采哲学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尼采哲学中既包含着要求人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束缚，积极奋斗和创造，成为强者、超人的积极思想，同时又包含着反对平等、反对民主、主张战争的错误思想，所以尼采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一
尼采哲学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的“尼采热”是在进步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发生的。
我国第一次提到尼采的思想家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说：“今之德国，最占有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尼至埃为极端之强权论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势力披靡全欧，世称十九世纪末之新宗教。）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文中的“麦喀士”即马克思，“尼至埃”即尼采。在这里梁启超指出尼采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是根本对立的。
1904年，王国维发表《叔本华与尼采》，第一次介绍尼采的学说。他强调，尼采的学说就是要“破坏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图一切价值之颠覆”。他赞扬尼采“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蹠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步者也”。（注：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见《静安文集》。）王国维的最早介绍，强调的是尼采哲学中冲破旧传统、创造新价值的积极精神。
1907年，鲁迅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对尼采的学说加以介绍和赞扬。鲁迅追溯了19世纪以来个性主义发展的源流，最后归结到尼采，认为尼采是“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最杰出人物。他说：“若夫尼怯，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鲁迅还十分推崇尼采的“打倒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他说，尼采等“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以掊击扫荡焉。全欧人士为之栗然震惊者有之，芒然若失者有之，其力之烈，盖深入于人之灵府矣。”（注：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9页。 ）鲁迅受尼采的影响很深。据统计，《鲁迅全集》中提到尼采的有22次之多。在1925年发表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他把尼采等称为“轨道破坏者”，赞扬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注：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192页。）在“五四”前后，鲁迅是把尼采学说当作一种反封建的武器，以尼采的“超人”精神鼓励人们摧毁封建旧传统。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辞《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中，就引用尼采关于贵族道德（即强者的道德）与奴隶道德（即弱者的道德）的观点，作为反对封建礼教的武器。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他指出，儒家的“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因为儒家的道德，“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注：《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8年，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再次强调尼采“尊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的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注：《新青年》第4卷，第2期。）陈独秀推崇尼采，是因为他认为尼采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尼采要把人类提高到超人的地步。
可见，“五四”运动以前，尼采已作为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被介绍到中国，他的思想为“五四”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作了积极准备。“五四”运动以后，尼采的思想在文艺界更加广泛传播开来，成为进步的文学家向封建传统宣战的武器。
1919年5月， 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写道：“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他称尼采是一个“极端破坏偶像家”。（注：《新潮》第1卷，第5期。）同年9月， 田汉在《少年中国》上详细介绍了尼采的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强调指出，“人生越苦恼，所以我等越要有强固的意志”去进行战斗。（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紧接着茅盾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最富批判性的两章“新偶像”和“市场之蝇”的译文，并在序言中盛赞这本书“算是文学中少有的书”。（注：《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7期。）也是在这一年， 郭沫若在其《匪徒颂》中，把尼采称为“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学说革命的匪徒”，为他三呼万岁。
1920年初，茅盾又写了评介尼采思想的长篇专论《尼采的学说》，在《学生杂志》第7卷分4期连载。他认为，尼采“最大也是最好的见识”就是“把哲学上的一切学说，社会上的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称量过，重新把它们的价值估定”，这一点可以借来做摧毁历史传统的畸型桎梏的旧道德的利器。他指出，尼采说“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是向权力，不是求生”，这“实在有些意思”。因为“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作奴隶而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茅盾是从被压迫人民反强权、求解放的角度来理解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茅盾对尼采主张强者压迫弱者的观点也提出了批驳。他说人类固是求进步，但进步不一定从强吞弱得来。倘若细论尼采的观点，“便见得尼采是崇拜强权，惨酷无人道”。因此，“我们读尼采的著作应该处处留心，常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他”。（注：《学生杂志》第7卷，第1—4期。 ）茅盾的专论达到了当时中国研究尼采的最高水平。
1920年8月，《民铎》杂志出版了尼采专号， 刊载了李石岑的《尼采思想之批判》等文章，全面介绍尼采，驳斥了关于尼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的说法。李石岑指出，尼采思想的特色是破坏旧价值，创造新价值，这些思想是适合于改造中国懦弱的国民精神的。
1923年，郭沫若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四节，在《创造周刊》分39期连载。他把尼采的思想特点归结为“反对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发展”。（注：《创造周刊》第5号。）1925年以后， 由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很多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尼采的影响逐渐减弱。尽管如此，1925—1926年间以高长虹、向培良为核心的狂飙社，仍以“尼采声”为其进军的号角，强调扫荡一切旧传统的束缚，为争取做一个强者而打倒一切障碍。1930年，郁达夫还翻译了尼采的七封情书，题名为《超人的一面》，赞赏了尼采“洁身自好”、“孤独倔强”的精神。（注：郁达夫：《超人的一面》，见《断残集》。）1930年冬，楚图南被作为“共党要犯”缉捕，关押在吉林监狱。在狱中，他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在抗战初期由文通书局出版）。楚图南谈到当时的情形时说：“我和同案的难友们，身居囹圄，时刻面临着死亡和恐怖的威胁。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尼采作品中那种反对社会现实，冲决一切罗网的呐喊，那种向往未来，向往‘超人’世界的渴求，给我以联想。尼采仇恨现实，憎恨‘狼群’社会的思想，自然也引起了我的一些共呜。”（注：楚图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再版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尼采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尤其是文艺界，确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尼采哲学在全世界的广泛流行，但更重要的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些积极思想正适合中国“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首先，尼采“打倒偶像”、“重估一切阶值”的反对旧传统的精神，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封建的历史要求是相吻合的。其次，尼采提出的应遵从勇敢、坚强、创造的强者的道德，反对懦弱而顺从的奴隶道德，同“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力图唤起人民的自觉、自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造成的颓靡、妥协、因袭的国民精神，以挽救民族危亡的要求，正相一致。尼采哲学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影响作用是积极的。
二
尼采哲学对中国影响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尼采热”是在“战国策”派的一批反动文人中发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尼采哲学被德意法西斯主义者利用和改造，以作为他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希特勒和他的“理论家”们都把尼采说成是“第三帝国”的伟大先觉。希特勒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月报》创刊号上就这样说：“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基础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倡导的确定不移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注：引自勃论蒂涅尔：《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批判》，上海潮锋出版社1938年版，第10页。）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十分推崇尼采。与这种思潮相呼应，40年代中国出现了所谓“战国策”派。1940年，陈铨、林同济等人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周刊。他们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尼采的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论英雄崇拜》、《再论英雄崇拜》、《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力》等文章，还出版了《从叔本华到尼采》等专著，把尼采哲学中最反动的东西大加宣扬，掀起了一阵尼采热潮，把尼采哲学运用于政治、社会道德、文艺等各方面，于是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战国策”派。
“战国策”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世界局势，就是中国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方面是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另一方面是强国对弱国的吞并。在当今战国时代，要存在下去，只有靠力，必须学习“力”最强的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陈铨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一文中指出，这一两年间，德国并奥国，亡捷克，分波兰，侵瑞典，降丹麦，败联军，趋巴黎，举世震惊。德国之所以震惊世界，是因为德国民族有三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观念。
第一个观念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元首至上。陈铨说，在德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人民组织成的，人民乃是靠国家存在的”。这种重团体轻个人的观念盘踞在德国一般人的心胸。“他们的哲学家，如像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都把国家看得非常重要，到紧要的关头，都主张牺牲个人，来维持国家的生存，达到理想国家的境界。至于领袖，是国家民族精神所寄托，群众必须服从他们，崇拜他们，牺牲自己来帮助他们完成伟大的事业。”（注：《战国策》第6期。 ）本来尼采并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这里说尼采有此主张，是对尼采思想的歪曲。因为尼采强调的是个人，而且有许多批判国家的观点。陈铨为了把尼采说成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他在《尼采的政治思想》一文中这样解释：尼采之所以反对国家的存在，是因为现代国家“是在保持弱者愚者的发展”，不利于超人的发展。“假如有一种新的国家组织，超人能够独裁，这一种国家，是力量意志的象征，尼采也没有理由不接受。”（注：《战国策》第9期。）
第二个观念就是反对民主，即反对“民治主义”。陈铨认为，德国人不愿意采取民治主义，因为民治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求平，而不在求提高。“近代德国哲学家对一般人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尼采。尼采最反对民治主义，他理想的社会，是天才的社会，是超人的社会。民治主义者，处处讲‘量’，尼采处处讲‘质’。集一万个盲人，还不及一个看得见的人，集一千个懦夫，还不如得一个壮士。”（注：《战国策》第6期。 ）陈铨在《尼采的政治思想》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尼采的反对民主的思想。他指出：“民主政治，要把弱者的力量提高，所谓‘民治民有民享’，尼采看来，不过是‘弱治弱有弱享’，所谓‘一切人类生来是平等的’，这是政治思想上最大的诳话。”（注：《战国策》第9期。）
第三个观念就是“英雄崇拜”。陈铨认为，平民政治的基础，建筑在群众上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基础，建筑在天才上面。“天才是民族的灵魂，是群众的救星，没有天才的领导组织，民族国家，根本不能存在发展。”（注：《战国策》第6期。）陈铨指出， 尼采自己素来看不起群众，把群众叫做“太多的多数”。在尼采看来，人类文化的出路，“只有靠少数的天才，群众不过是天才活动的工具”。（注：《战国策》第9期。）陈铨认为，德国人崇拜英雄，英雄是应当受人崇拜的。 “世界上凡是不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狭小无能的人。凡是不能够无条件崇拜英雄的人，就是卑鄙下流的人。”（注：《战国策》第4期。 ）尼采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主张，人要成为强者就不要崇拜英雄而贬低自己，另一方面又夸大少数天才人物的作用。陈铨等抛弃了尼采第一方面思想只强调后一方面的思想。
陈铨在《尼采的政治思想》一文中还阐发了尼采主张战争的观点。他说，尼采极力主张战争，“因为战争可以使人类进化”，战争可以使弱者、病者被淘汰，使强者、超人继续生存，使人类不是在“量”的方面而是在“质”的方面得到改良发达。“假如世界和平，拙劣的分子，都有生存的机会，那么人类就会逐渐退化。”（注：《战国策》第九期。）这样，在“战国策”派的笔下，尼采就成了一个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元首至上，反对民主，主张英雄崇拜和战争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
在40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战国策”派的反动思想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的、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判，当然尼采哲学中的反动思想也受到了批判。1942年初，章汉夫发表了《“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一文，指出“战国策”派言论的实质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谬论。胡绳也在《理性与自由》一书中，批判了尼采和“战国策”派的反理性主义思想。欧阳凡海发表了《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揭露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怎样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理论工具。欧阳凡海在文中指出，各色各样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战国”派们，“用一切方法来使尼采成为十足的法西斯主义者，掩盖尼采哲学中与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差别。如尼采对反犹太主义的斥责，便谨慎的被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掩蔽起来。但尽管尼采哲学和法西斯主义间有些小差别，它在基本上的深刻的反动性，对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注：《群众》周刊，第7卷，第7期。）尼采反对文明，这就是“战国”派及法西斯主义者的反理性的野蛮主义的理论根据；尼采公开声明战争为国家所必需，这就是“战国”派及法西斯主义向外侵略的学说根据；尼采颂扬主人对奴隶的压迫，这就是“战国”派及法西斯主义的国内恐怖政策的理论根据。尼采蔑视群众，是彻头彻尾的贵族主义者，他坚决主张人类是不平等的。正是这种穷凶极恶的反动哲学，成了“战国”派“反对民主，反对文明的法西斯学说的根据。”（注：《群众》周刊，第7卷，第7期。）此外，在《理论与现实》的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苏联L·凯迪的《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文章认为尼采学说中“具有穷凶极恶的民族主义与野蛮主义”，尼采是“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
总之，在40年代，由于德意法西斯主义者以及中国的“战国策”派对尼采哲学的利用和改造，尼采哲学成了一种反对平等和民主，主张英雄崇拜和战争的法西斯主义。因此，进步的知识界也把它当作法西斯主义哲学加以批判。这些批判揭露了尼采哲学中的反动思想，对人们认清其错误观点，开展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批判忽视了尼采哲学中的积极思想，把它简单地看成是法西斯主义哲学，那是不恰当的。
三
解放后，我国对尼采哲学的研究长期陷于中断，到80年代才重新进行探讨，从简单否定逐步趋向全面正确分析。相应地，尼采哲学在中国的影响，也在长期沉寂冷落后走向复苏（80年代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尼采热”），逐渐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我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是苏联学者把尼采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人们对尼采哲学是完全否定的。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说尼采“露骨地表示了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思想”，“现代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家们，极力喧嚷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注：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8页。）直至70 年代，我国对尼采的研究基本中断，解放后三十多年，我国大陆没有一本尼采著作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对现代西方哲学（也包括尼采哲学）进行认真研究。尽管如此，在80年代初期，仍然是把尼采哲学作为法西斯主义哲学予以评介。1981年出版《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在评论尼采哲学时写道：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阶层的要求，最适合于用来反对革命和论证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之类法西斯理论，正是以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为重要思想来源。”（注：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1986年，我国对尼采哲学的评价发生了重大转折，标志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本书献给不愿根据名声和舆论去评判一位重要思想家的人们。”周国平从尼采对现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出发，概括了尼采哲学的四点贡献：第一，尼采从基督教信仰业已破产的事实，引出一切传统价值必将随之崩溃的结论。第二，尼采强调每个人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提倡个人至上，自我实现。第三，尼采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揭示并剖析了人的无意识领域。第四，尼采是现代西方哲学人学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为基调，富有现代特点。（注：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周国平还指出，把尼采说成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是对尼采的误解。产生这一误解的原因是：（1 ）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者大加颂扬尼采；（2）尼采死后， 他妹妹在编辑尼采未完成的著作《权力意志》一书时，作了大量篡改，力图把尼采思想法西斯主义化。尼采之所以不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是因为尼采坚决反对德国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而这两点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两块基石。当然，尼采的许多言论确可供法西斯主义者利用，但不能据此就判定他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因为法西斯主义者同样也利用了费希特、黑格尔、歌德等人的思想。
周国平的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我国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尼采热”，这是中国第三次“尼采热”。据1988年对北京、上海、广东、辽宁、陕西五省市大专院校学生的调查，青年学生对西方思想家的了解居前三位的是弗洛伊德、尼采、萨特。据陕西省的调查，大学生对12位现代西方学者了解最多的是弗洛伊德，占65.7%，其次是尼采，占57.7%，第三是萨特，占31.9%。据1990年上海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上海18所大学2118名学生的问卷调查，青年学生对尼采著作很感兴趣。“问：您对哪位西方学者的观点、著作感兴趣？”回答是萨特的占11.95%，是尼采的占27.74%，是马克思的占25.78%。 一些学生认为尼采的唯意志论对“改造中国的中庸之道有作用”，“能激发民族和个人在生存中的竞争心理和适应能力”。尼采哲学使青年学生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增强，同时也使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学生头脑中膨胀。（注：陆钦仪等主编：《西方思潮与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53、168、106、15、137—138页。）“尼采热”促成了大量尼采著作的出版。
我国第三次“尼采热”是由80年代初的“萨特热”，以及稍后的“弗洛伊德热”发展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对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压抑，使“文革”结束后的一些青年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持。我国青年学生大体是从1980年潘晓在《中国青年》上的“人生价值”讨论后，出现了“萨特热”，而后是1983-1985年的“弗洛伊德热”，1986 年以后又出现了“尼采热”。这个过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思想界“重新发现”尼采的过程是一致的。尼采的现代西方的复兴，是同存在主义的兴起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盛行紧密联系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以及研究存在主义的专家，都认为尼采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弗洛伊德称他讲的“无意识”相当于尼采讲的“意志”。由于尼采的思想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在深层上的一致性，使现代西方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兴起之后，重新发现了尼采。与此相类似，我国80年代在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也出现了“尼采热”。
我国这次“尼采热”同台湾学者对尼采的重新研究是分不开的。1986年左右，广大青年学生阅读的尼采著作，如《悲剧的诞生》、《瞧！这个人》、《上帝之死（反基督）》、《欢悦的智慧》等，都是由台湾传到祖国大陆来的。在台湾研究尼采的著名学者是陈鼓应。他1962年自费刊印了《悲剧哲学家尼采》，1966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在此书中，他给尼采哲学以很高评价。他说，西方传统哲学均重视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或知识论，尼采则把哲学视为“人”的哲学，使人的存在问题在哲学中居首要地位。“尼采之强调人性尊严，重视生命价值，在西洋哲学中实属空前”。（注：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0页。）1985年春， 陈鼓应应北京文化书院的邀请讲了《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1986年秋冬，他应北京大学的邀请讲了《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1987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悲剧哲学家尼采》。
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台湾，80年代后期对尼采的评价都摆脱了把尼采视为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这时论述的主要是尼采重视人，强调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我超越，同时指出，这些思想也有其错误的一面。如周国平指出：“尼采式的个人主义终究是一种个人主义，它有发展个性的积极面，却也有排斥社会和蔑视群众的消极面。”（注：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92、123页。 ）陈鼓应指出：“尼采的思想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他过分强调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社会的共同基础以及人群共进共策的一面”（注：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第224页。）。
90年代以后，“尼采热”降温了，我国理论界对尼采哲学的研究走上了健康的道路。1990年周国平的《尼采与形而上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杨恒达的《尼采美学思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对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90年，刘放桐等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出版，该书改变了1981年版对尼采的评价，指出：“他在哲学上之要求打倒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生命力等等，也有某些积极意义。正因为如此，尼采后来受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叛逆者的称赞，其中有些人还是进步的。然而，以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为核心的尼采哲学把个人的生命和本能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仅使他陷入极端的唯心主义，也使他往往被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拥护者、反动阶级当作自己的代言人。”（注：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09页。）90年代，我国发表了不少研究尼采哲学的论文，主要论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和“超人”概念。这些论文既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又指出其严重缺陷。
我国关于尼采哲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健康地开展起来，但还是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67年德国格律特出版社出版了由阔里和蒙提那里主编的《尼采全集》新的校勘本，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新、最全、最忠实于原著的版本，严重失实的旧版本已经不能作为引证的来源。然而我国还没有这种新版本，更没有根据新版本翻译的中译本。从这点说，尽管尼采哲学在中国经历了近百年，我国对尼采的研究仍处在较落后的状态。
判断一种学说，不仅要看它讲了什么，而且还要看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不仅要看它一时的社会作用，而且还要看它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社会作用。通过对尼采哲学近百年来在中国的盛衰及其所产生的社会作用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尼采哲学中包含着破除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崇尚坚强、勇敢、创造的积极精神，因此，在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对鲁迅、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等进步思想家向封建传统进攻，力图改造懦弱的国民性起到重要激励作用。第二，尼采哲学中尽管没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但却包含着反对平等、反对民主、主张奴隶制和战争的贵族主义思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被法西斯主义者歪曲和利用，成为他们的理论工具，起了反动作用。第三，尼采哲学中既包含着强调发挥人的独立性、创造性，鼓励人要奋发有为，不断发扬自我超越的精神，同时又包含着重个人轻社会、重自我轻群众的个人主义倾向，因此，80年代后期在我国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既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性，又使个人主义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膨胀。所以我们对尼采哲学的研究，要注意剔除其反民主的、个人主义的糟粕，吸收其强调发挥人的独立性、创造性的有益思想，使每个人自强不息，成为强者，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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