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内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效率型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和措施。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属于对策性研究，所提出的财政对策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没有分析这种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果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财政政策很难发挥作用。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9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经济学”或“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财政政策含义，为我们今后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65-94)和斯旺(Swan,1956,p.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把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该模型表明，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破旧机器的必要水平，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然而，尽管该模型预测出短期的人均增长，但资本积累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型来说，假定储蓄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即S=sY，且这些储蓄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
dK/dt=sY-δK(1)
由于资本的收益是递减的，当投资只能足够弥补折旧(δK)时，方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过程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尽管如此，该模型确实把注意力集中于试图理解技术变化的性质，因为如果有技术变化，新投资不一定出现收益递减。凭直觉来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机器虽然资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无疑是递减的。可是，如果每台新机器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发生收益递减。尽管新古典长模型的创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构建出技术变化模型。
阿罗(Arrow,1962,p.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指出，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术语来描述这一过程。后来，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思想。相对于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而言，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就得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什么不会发生的原因。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为积累的生产要素不变收益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发生。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从而不可能达到竞争性均衡。因此，内生增长模型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不变，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与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说明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继而说明政府的政策具有潜在作用。
简单来说，解决企业收益与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一问题的大致方法有两种：或包含人力资本，或考察技术进步（也可称之为知识创造或发明或革新）。这两种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建立“知识”积累模型：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术进步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机器或产品中。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知识积累过程的模型化。
首先，考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表示为如下微分方程式：
dh/dt
────=δ(1-u)
(2)
h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δ代表正常数，(1-u)则是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成正比。因此，一般的政策含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至关重要。第二，卢卡斯指出，一国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每一企业的单个生产率。换言之，存在一种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最适增长率高于私人增长率：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因为在他们的自身计划中不包括其投资的外部效应。当然，这正说明了政府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这一事实，而且，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培训和工作经验，因此，人力资本一般与特定行业有关。卢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好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行业。可是，市场力量不会实现这一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建立的以技术进步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决策，即在研究与开发(R&D)领域投资多少；而研究与开发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投资决策取决于研究与开发的效益和成本。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益是产生新产品，企业卖掉这种新产品取得利润（该模型假定对新产品的生产拥有产权）。因此，该模型隐含着一大堆有关市场条件和知识产权的假设，最终是为了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需求条件。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假定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越低。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企业过去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因此，每个企业都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受益，这就是说研究与开发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换言之，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了，而这种公共知识存量可以被其他所有企业免费利用。这种外溢效应或者说技术外部性的存在说明政府政策要发挥作用。
上述考察的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Robson,1993,p.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and Howitt,1992,p.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1991,p.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说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43)。这种知识积累表现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我们看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而且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然而，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
（一）线性生产技术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定宏观经济
由于政府考虑了产生新知识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而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只是考虑了比较小的知识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据罗默(Romer,1986)模型，同社会最适状态相比，在竞争性经济中，在任何时点的消费量太高，而研究数量太低。因此，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高。此外，消费增长率在社会最适状态下总的来看也将提高，因为，“在较低的初始消费水平情况下提高初始投资率，最终会导致消费水平提高”(Romer,1986,p.1027)。为了达到社会最适状态，政府必须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三）生产性公共资本
过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特别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1970)最先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他们建立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四）人力资本投资
索伦森(Sorensen,1993,p.73-93)利用并扩展了卢卡斯(Lucas,1988,p.3-42)模型，明确地分析了财政政策含义。他假定政府征收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一次总付税，同时政府对教育收费或补贴，这两者与花费时间提高技能水平而放弃的收入数量成比例；此外，政府提供诸如学校建筑或师资等基础设施，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他的分析结果是：提高对资本所得征税只影响利率，因此在长期降低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征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如果政府补贴教育，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然而，对资本所得征税仍然没有显示出对增长率有什么影响。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因为政府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而提供生产性服务。因此，正如包含公共投资而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巴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对资本课征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此外，索伦森还阐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就应当给予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那么，政府就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五）研究与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p.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财政政策无效。可是，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进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然而，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深入研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α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α=ΔY-αΔK-(1-α)ΔL (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1%中，60%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坤耀(Chen,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5%、55.2%和56.4%。而根据舒元（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
我们再来看一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下表列出了选择国家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该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早期工业化国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可是，我国1952～1990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仅为0.02%（舒元，1993，第86页）。看来，我国要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的增长率。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我们比较一下人力资本投资，以公共教育支出作为近似指标。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就是中低等收入的欠发达国家，同期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也分别为1.3%和3.1%（世界银行，1995，第137页），而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国家统计局，1996年）。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60年代的水平，问题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公共教育支出比率呈下降趋势！
同样，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研究与开发支出虽然在国家之间不可比，但是，从我国自身的研究与开发支出趋势来看不容乐观，因为它占GNP的百分比是下降的或至少没有提高，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国家统计局，1996，第661页）。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国要想在跨入21世纪之后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趋势，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走集约型增长道路，因为仅靠投入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萨缪尔森等，1992，第1335～1342页）。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关于如何利用财政政策，自1995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已提出了大量的比较接近的可行建议和措施，但由于都没有超出上节最后概括出来的内生增长论的财政政策含义，本文不再赘述。我们只想提出四个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加以简要讨论。
1.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文献中，有两种显著不同的实证结果：对工业化国家来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得不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也许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没有达到均衡状态，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舒元，1993，第87页）。因此，我国在利用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还不能忽视对资本积累（以及储蓄）的刺激。
2.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相对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我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是要加大“智能产业”(Brainpower Industries)的投资（补贴）和税收刺激。因为这类行业既促进了技术进步，又增加了就业，所以，这种财政政策是促进了增加劳动就业的技术进步的经济政策。
3.充分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积极性的财政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表达出来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因此，实现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不能单靠政府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提供一些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和税收刺激（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等），调动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当然，鉴于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远未到位，即使政府实施了有利的财政政策，企业也未必加大科技投入。刘吉先生（刘吉，1995）就曾指出，“科技和教育难以到位，问题出在领导岗位，主要精力绝大部分消耗在经济活动包括‘救火’上，企业也不可能把许多资金投入科教。”因此，只有在企业制度得到了根本性改革，企业具有能动性的情况下，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4.“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理解。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这是否与上述的财政政策不相容呢？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理解“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我们认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首先强调的是一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措施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削减支出。问题是这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削减支出来实现？在我们看来，根据我国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主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理解“适度从紧”财政政策中的“适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是要一味地削减支出，而是在适当增加税收的基础上，保持预算赤字水平不变或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控制行政管理费等消费性支出，削减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这种转移性支出，增加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技术进步的财政投资。因此，内生增长理论所包含的财政政策与我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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