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孔子中庸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中庸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除了在政治上，从整个思想体系的本质上把孔子思想看作是反面的东西之外；在学术上，对孔子的具体思想从来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主张批判地继承。尤其是对孔子中庸观中辩证法思想的挖掘与论述，为我们批判地继承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树立了榜样。
一、赋予中庸观以认识论意义
在儒家典籍中，“中庸”一词始见于孔子的《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把中庸作为人们不易达到却又不可缺的至善至美的道德规范。但从孔子的一系列言行来看，中庸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学说，它更是孔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孔子思想中处于基础的地位。《论语·子路》云：“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先进》云：“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这里说的“中行”就是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即过）和“狷”（即不及）。“过”和“不及”一样，都是不好的。而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是最好的。但中庸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孤立存在。作为“过”的表现形式的“狂”，其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而作为“不及”表现形式的“狷”，其不可取的一面在于该为而不为，其可取的一面在于不该为而能不为。如果能将“进取”与“有所不为”两个好的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便能达到既“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中庸境界。可见，中庸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中庸”、“过”、“不及”这三个概念是属于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范畴的，中庸反映着美好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在人类认识史上，这无疑是一项可贵的成就和有益的贡献。
正是基于此，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①]毛泽东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指出：墨子的“无偏”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②]并进一步解释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③]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准确地把握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把握，表现上看来是对事物性质的偏离，其实正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性，使得只有通过这种表面的“偏”，才能达到实质的“正”。
因此，中庸的认识论意义，就在于它是准确地把握事物性质的必要手段，“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④]在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中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
二、将中庸升华到哲学方法论高度
包括儒家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儒家哲学以致用为主旨，服务于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之目的。这一特点便决定了它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在社会人生的范围内，研究问题不是为了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追求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而是注重一系列原则的简洁实用，往往以箴言的形式将日常人伦的训导与形而上学的玄想结合起来。其结果，一方面，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点，使它能对社会和自然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从而往往使其学说中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宝贵思想；另一方面，世俗价值与理性思辨的过分靠拢，使得哲学思维空间十分狭窄，一些哲理化思想往往具有一种直接体验的色彩，无法达到其本来应达到的高层次。
孔子的中庸思想典型地反映了儒家学说的这种从伦理入手去探求普遍真理的特点。象其“允执其中”、“过犹不及”等观点，实际上都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可在孔子学说中主要把它们当作伦理政治思想。正如孔子所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可见，中庸的主要内容在于君臣父子，一言一行都必须以礼相约，中庸的关键在于对礼的遵从上“无过无不及”。这样便容易把内涵丰富的中庸思想拘泥于待人接物的处世原则方面。
毛泽东打破了孔子学说的这种局限性，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⑤]这是毛泽东结合现实斗争提出的一个新见解，是对孔子中庸观的发展与深化。这样，孔子中庸思想经过改造，脱离了原来的低层次状态，升华到了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为革命唯物辩证法所吸收和利用。
三、在中庸观中注入发展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的论述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即中庸应当是动态的、发展的。他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说：“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⑥]这是毛泽东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成分，同时在其形而上学的静态中注入动的成分，赋予其发展的观念。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孔子的中庸观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同时又肯定了孔子中庸观中“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合理性。概言之，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为：其一，通过反对“过与不及”，“作两条战线斗争”以确定事物的质，即只有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才能确定事物的质；其二，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的质是相对安定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三，随着这种相对安定的质的发展变化，在对质的把握上存在着“过”和“不及”，即“左”倾和右倾两种倾向的可能性，要不断对事物的质作出新的把握，以求达到更高阶段的平衡。毛泽东的见解是独到而精辟的。
诚然，孔子的中庸思想并非一概排斥矛盾与发展，相反是以承认矛盾双方的对立为前提的。例如孔子在谈到舜之所以是有大智的圣人的原因时曾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⑦]孔子甚至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作为中庸指导原则的“礼”的一些细节或具体形式加以“损益”（改良），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当然，这种“损益”强调的侧重点是矛盾的统一与调和，而非矛盾的斗争与转化，这在某种意义上窒息了自己固有的活性因素。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庸思想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矛盾的定位和片面的稳定性。这是孔子中庸观的严重缺陷，应当抛弃。
四、中庸观与折衷主义
毛泽东在1939年5月阅读艾思奇主编的《哲学选辑》时，针对艾思奇“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的论述，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⑧]毛泽东的意向很清楚：中庸即折衷主义。
孔子中庸观的要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过犹不及”，也就是主张执中以致和，无过无不及，不要做得太过，也不要做得不够，使矛盾双方达到和谐统一。以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长，补彼所短，在适度、合理的情况下解决矛盾。但这种“和”不是没有边际、没有原则的。矛盾双方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和”，逾越了这个界限，双方具有对抗性的时候就不可能“和”了。所以孔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⑩]这几句话的社会意义，或许是保守乃至反动的，但其哲学意义则是反对泯灭对立的调和主义，“和”决不是把矛盾双方毫无原则地混同起来，要做到“和而不同”。如果不符合“礼”的原则，是不能去“和”的，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应该说这是我们丰厚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其中闪烁着朴素鼻证法的光芒。这同那种在原则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那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折衷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以礼制中”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不能说它是无原则的。正是有了“礼”这一既定的客观标准，使孔子的中庸在哲学上避免了折衷主义的危险。
事实上，孔子对搞折衷主义的人十分憎恶，他把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叫做“乡愿”（即含糊苟且，不分善恶是非之人）。
客观地讲，孔子的中庸观含有折衷的成份，但不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那么，如何理解毛泽东对中庸观之折衷主义的定性呢？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从中庸的转义即社会意义上（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对中庸予以定性，而非对中庸学术、哲学意义上的评价。
综上，毛泽东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评述了孔子中庸观的得与失，并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改造与发挥，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重要因素。这同时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二者有着合乎逻辑的相通之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141、142、146、146、146页。
[⑦]《礼记·中庸》。
[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4页。
[⑨]《学而》。
[⑩]《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