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持续农业”与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综合开发论文,农业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作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一个被称之为“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的思潮在全球得到广泛的传播。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对此倾以巨大的关注，并组织各界人士为之做了大量的宣传、理论研讨和规划实施工作。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农业大国的中国继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之后，又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投入大量经济资源开展了以区域为单元的农业综合开发。这一行动与世界范围的“持续农业”活动可谓异曲同工，为“持续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的新鲜经验，并成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振兴乡村经济的较为成功的典范。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的行动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方面，无疑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背景；用以指导行动的理论及思维方式同国际组织的通用作法也有一定差异；具体组织实施的决策管理运行机制也明显地带有中央计划经济的特色。但其基本宗旨却与“持续农业”思潮及行动有一致性，即在永续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技术开发与应用，实施不同资源条件的地区开发战略，推行农村体制改革，增进投资以生产足够的农产品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持续发展。
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跨世纪的系统工程，在当今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放环境中，农业综合开发与世界“持续农业”发展道路的接轨是十分必要的。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和理论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是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更高层次的促进。吸取现代“持续农业”的先进思想，走出中国持续农业发展与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是当今我国农业领域和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
（一）
当前世界“持续农业”发展战略扶择和有关理论的初步确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农业发展正反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在处理经济发展与全球环境关系认识的一次升华。战后人口的急遽增长和世界经济的两极化趋势，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贫困与饥馑的威胁。为确保食物供应，一些国际组织在若干发展中国家推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农业发展行动。这一行动主要通过选育和推广早熟、短日照，高产谷物良种；制定和实施化肥、农药、水利设施等高投入的农业增产计划；在一些适宜区组织农民实行农业技术革新等措施、手段，促进了农业发展。由于该行动的成功，被人们称之为“绿色革命”。然而，若干年后也反映出“绿色革命”对农业持续性发展会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和负面效果，如资源浪费，作物品种单一化，一些动植物消亡，农业对外部投入物依赖性增大，农业成本增加过快，农业环境污染，乡村贫困面扩大，等等。这些“非持续性因素”的不断增加和积累，对世界农业的持续发展形成威胁，在一些国家已造成巨大的损失，如七十年代爆发的水稻虫害蔓延，就使印度尼西亚在1977年损失稻谷200万吨。“绿色革命”及世界其它一些国家采用的许多“非持续农业”发展模式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国际援助机构和一些国家产生应有的警惕，迫使他们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其视野从农业系统开始向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扩展，整个农村的发展问题被摆到思考的中心位置。1991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一些发达国家倡导，在荷兰召开了一次有119个国家及地区参加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正式庄重地向全世界提出了“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t，简称SARD）问题。按照粮农组织给“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下的定义，发展“持续农业”首先要做到“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并调整技术和机构改革方向，以确保和维持满足目前几代人和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同时要做到有关行动“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能够被社会接受”。持续农业的发展应作为有力的乡村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来加以实现，其中乡村居民的就业机会增加、乡村地区生活和收入保障的改善和粮食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持续农业”思潮认为，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人类生存和福利最根本的活动，也是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和依赖性最大的经济部门。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赖于农业发展生产的“关联效应”。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农业发展在国家间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当今世界上一方面有许多国家农业已不能履行为人们提供膳食和其它食物、基本农产品和创造稳定收入的重要职能，但在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农业集约化水平和生产率不断提高，又导致粮食剩余，失业和过度消费，并造成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等畸型后果。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挑战与问题不同，其对于“持续农业”理论的构想侧重点，以及技术备选方案、开发战略及有关手段、工具也不完全一样。前者的紧迫任务在于寻找一条能控制生产过剩，减轻财政负担，节约利用资源，避免环境污染的农业发展道路；后者的紧迫任务则在于设法增加生产，不断扩大农产品供应，优先解决温饱和贫困问题，并在此前提下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过，这两类国家考虑问题侧重点的差异，并不能代替对“持续农业”基本内涵认识的共同点。“持续农业”行动和开发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必须达到以下三个方面：(1)持续性(Sustainability)，维持农业系统的长久性生产能力和环境免遭破坏；(2)有效性(Efficiency)，生产水平提高应有相当的有效消费增加，投入具有最大的经济收益；(3)公平性(Equitablity)，使贫穷的人们由之受益，满足其需求。这显然在各国和国内不同类型地区都同样适用。
按照“持续农业”的国际会议宣言，在实现由传统农业或“非持续性”农业向“持续农业”的转化中，要完成其基本任务，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应通过努力去创造或完善。这些条件包括：(1)国家和地区农业政策的重新调整，以适应“持续农业”发展要求；(2)重新认识农业和乡村居民在保证粮食安全和保护可再生资源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认识转变必须体现在拨出足够的资金，制定恰当的价格政策，以及机构权力下放和赋予乡村人民、特别是贫困农民以权利等方面；(3)应当确定农业生产者、工业部门和消费者之间的公平的交换条件；(4)农民应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并能获得适用技术和适当的资金；(5)开展提高公众对持续农业和乡村发展必要性和方法的认识及研究活动；(6)落实人口政策以便改善持续发展的前景；(7)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持续农业和乡村发展给以支持和承担责任；(8)国际社会有必要在技术、财政援助、国际贸易规则、投资开发等方面支持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行动。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展“持续农业”行动的第一步目标是解决温饱，实现粮食安全；第二步是根除贫困，通过乡村就业和创收达到“小康”；第三步是赶超发达国家。就目前的条件来考虑上述目标的实现，即使是第一、二步也并非轻而易举，需要进行一系列重大变革和调整。对于这些传统农业为主，乡村自给自足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家，“持续农业”发展的决策构思显然应有侧重，抓住主要症结来制定相应的社会经济变革与调整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1)努力构建各种乡村人民的组织，如合作社及农民非正式团体，使之参与农业开发的活动，形成有效的市场体系；(2)实行地方分散决策的改革，特别要注意扩大农户自主决策和自主管理的范围；(3)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农业自然资源所有，分配，使用等权利和义务；(4)改善、增强对农业开发的投资及社会性支持服务；(5)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农业政策及措施，实行鼓励发展生产、保护农业环境的优惠政策；(6)创造条件增加乡村地区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必要时在富裕地区帮助安置流入的农业人口，减轻边际地区（贫困地区、资源贫乏地区）的人口承载压力；(7)调整和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发展方向，注意小农生产条件下生产制度改进的技术需求，合理使用外部投入物，以减少其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最近五、六年来各国初步开展“持续农业”试验的实践表明，这是一条具有创新思维的现代化农业道路。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在有关立法，农业政策，农业科研技术，环境保护，增加农场主净收入等方面，都实施了一些符合国情的SARD活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各有关国际援助机构的帮助下，开始构建自己的SARD生产体系，实施有关计划和措施。可以预见，随着人类控制和认识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们对“持续农业”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不断深化，“持续农业”思潮和行动将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流，引导人类的农业活动跨入二十一世纪，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并消除二十世纪农业存在的危机。
（二）
翻开中国农业发展史册可以发现，本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农业综合开发是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转折。作出这一决策的中国政府的基本考虑，是针对“七五”时期农业出现萎缩弱化趋势和建国以来农业发展波折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引导我国农业重新步入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在此之前，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曾在理论界广泛进行讨论，“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开发农业”等思考及模式的试验和示范已取得一定成效。农业综合开发自1987年冬首先在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及广西、云南、新疆等糖料、棉花生产基地建设起步以来，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行动已相继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且一发而不可收。农业综合开发一经实施，就很快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已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不可缺少的基本措施之一。
在中国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决非偶然式的权宜之计，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这是由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个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国家，仅仅靠农村改革对旧体制束缚下生产潜力的解放和发挥来保持农业持续发展是显然不够的。广义农业资源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开发来促进发展的生产行为等必然上升到农业发展的首位来加以考虑。其次，农业综合开发又是由我国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及产业政策纠偏调整方向决定的必然之举。要使我国经济结构适应现代化要求，在工业化已基本实现，二、三产业已逐渐步入“起飞”阶段之后，改变工业靠农产品低价格进行原始积累和自我循环发展的模式，实行对农业的支持与倾斜政策，就不可不认真加以考虑。只有对农业实行现代化的投入，才能使各类农业资源利用水平得到提高，使农业扩大其整体规模效益，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另外，全面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是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将由农业生产的直接组织者转变为农业发展及运行机制的调控者。政府对防止农业生产非正常波动和抑制非持续性潜在隐患，开发公共资源，消除生产者的负面外溢性效应，协调产业发展比例等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农业综合开发由各级政府组织正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计划转型的具体体现。农业综合开发实施以来，已对1989年以来我国农业丰收和农业条件改善起到了直接的关键性作用，其意义并不亚于始于1979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经过六年多来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践的锤炼，有关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也在进行。按照较普遍赞同的观点，农业综合开发是资源开发、项目开发、区域开发、经济开发的有机统一体，是农业自然资源的广度、深度开发形成的、通过产品、商品延伸的农业产业链；是在经济、社会、效益原则指导下农工商一体化的系列生产过程；是实现现代化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益”的工具与手段。农业综合开发的特点集中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科学性，科学开发、保护和管理农业资源，科学投入生产要素；二是商品性，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进行开发，以建设商品性农产品基地为手段进行开发；三是规模性，力求实现开发的规模效益，形成现实的综合生产能力；四是系列性，开发着眼于产品的系列化，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五是集约性，区别于传统农业和粗放外延性农业开发，力求以较高的投入取得高产出和高效益。
近年来对农业综合开发行动的主要经验也有所总结，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一些：(1)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和善于领导。农业综合开发涉及面广，头绪众多，搞好宏观管理和指导十分重要。建立协调各部门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搞协作开发的领导机构与职能机构是必要的，同时也应注意改进政府职能，多运用指导性计划手段和经济杠杆工具来协调各利益主体参与农业综合开发。(2)要切实注意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分片开发。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要做到投入高效益，就应按区域特点，按轻重缓急进行滚动式开发。(3)强化农村改革，放宽政策，鼓励开发。明晰资源权属及决策权，完善承包关系及利益分配机制，尤以用优惠让利方式鼓励各经济实体特别是广大农户投身农业开发乃为当务之急。(4)紧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促进开发取得成效。推广和普及农业适用技术，培训农民，开发新技术并应用于开发活动，以成为综合开发的根本动力。(5)建立、健全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其服务功能，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相衔接。(6)发展乡村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解决劳动就业出路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变革。
在对农业综合开发的理论探讨中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曾动员几十万科技工作者从事的农业区划，农业资源调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基础性工作，对这次农业综合开发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八十年代初由钱学森等科学家提倡的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对农业综合开发行动构思框架的形成也有巨大影响。我国农业综合开发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中长期规划为蓝图，以区域为单元，以项目为支撑，根据人口发展与社会需求变化预测为尺度，制定出把增加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开发主要目标的规划。农业综合开发从农业资源的增产潜力出发，以改造中低产田土为重心，配套进行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其它建设，实行区域性的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和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突出实绩，一般以新增农产品生产能力为标准，在资金等投入上与产品增量挂钩，优先开发潜力较大的重点地区，分期分片实施，做到开发一片，成效一片。农业综合开发贵在综合，强调开发与科教兴农战略，扶贫开发战略，新技术革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实践已自觉不自觉地纳入全球性“持续农业”思潮与行动的范围，成为其中足以影响世界农业兴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93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研讨会》，开始就中国的农业综合开发与世界“持续农业”的接轨进行探讨，并从中国经验上对持续农业的内涵、模式及理论体系加以拓宽和延伸。中国农业综合开发作为一种实际操作性极强的国度类型“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已受到国际组织和外国的广泛重视，其影响也日渐扩大。
（三）
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任重道远，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性任务。它对本世纪末实现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和下一世纪向富裕水平迈进，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的理论背景与实施方式，与世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持续农业”有一定差异，在其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不足与问题。
首先，从农业开发的紧迫任务选择和排序上看，中国面临人口压力和贫穷面貌亟需改变的挑战，故在农业综合开发目标构想中更侧重于增加产量，以便扩大有效的农产品供应，农产品质量及农业环境保护问题显然居次要地位，或刚刚开始顾及。因此，许多农业综合开发的技术措施，工程措施和政策措施都不免带有较大的“急功近利”倾向，在开发中也较少地注意到一些非持续发展因素的负面影响。例如，被称之为“白色革命”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广泛推广，虽然对增产起了巨大作用，但也隐伏着高分子化合物残留物破坏土壤理化结构，造成污染而减产的危机。又如化肥等外部投入物的不断增加，使农业产量提高对化肥等依赖性加大；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大创新，但因技术落后又使农业生态环境面临大面积污染的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一些边际土地（如山区陡坡瘠薄耕地）继续被利用，农用土地的超载利用现象也十分普遍；不合理的灌溉方式还引起许多地区土地盐渍化，等等。这些都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成功提出了挑战。
其次，就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活动的组织方式来看，仍然是一种“自下而上”高度集中的决策系统，国家对农业综合开发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行政措施，而经济措施则相对薄弱无力。财政投入左右了地方政府决策和农户的生产决策，地方政府参与开发的权力有限，农民在开发中更显得缺乏参与决策规划的机会和权利。我国现行的农业投资管理体制使开发活动运行的协调成本偏高，摩擦损失也较大，项目的科学论证、评估和监控也不尽如人意。
另外，从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关系上看，由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尚未真正转轨，对工业发展倚重的倾向和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关系的调整也尚待时日，故使农业保护政策及相应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不能尽快出台和形成，城乡差距、区域间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样就不能不使现有的农业综合开发措施在发挥成效上出现困难。例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农业净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开发的社会经济障碍因素使投资者却步；农村人才的大量流失；部分农业开发项目（如生态林建设）又过多强调宏观、全民及长远利益，对当地农民的当前利益很少顾及。这些都不能不使有关开发活动缺乏广泛、持久的社会性支持，与“持续农业”的宗旨不尽合拍。
以改革来促进发展，以发展来带动改革，这无疑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手段之一。当前，正值世界现代农业发展面临新的重大转折点之时，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推进理应站在时代制高点上，依照“持续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要想在农业技术革命方面实行跳跃式战略，发挥“后发性”优势，必须在制度变迁和乡村改革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们需要从产业政策和农业投入立法方面的重新审评中寻找突破，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农业发展与投入机制，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我们也需要对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及乡村机构建设进行调整，尝试分散决策与集权规划的有机结合，建立不同性质的多层次的农业支持服务体系；更有效地对农业资源进行管理和科学开发。我们还需要重新调整农业科研和技术投入方向，着重解决外部低投入的农业耕作制度与管理制度建设问题，以及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协调（即SA与RD结合）等关键性问题。
可以深信，通过上述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的行动措施，将大大促进农业综合开发的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的推进又会进一步促进改革的深化。在积极争取广泛的国际组织援助与合作的开放环境中，我国农业综合开发将加快与世界“持续农业”接轨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入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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