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宋元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我们怀抱怎样的目的阅读宋元话本小说，都会被其中洋溢的迥异于唐代文言小说的市民气息的文化氛围所吸引，轻而易举地产生阅读的世俗愉悦。尤其是那些大胆追求爱情、渴望幸福婚姻生活的女性人物，与前代小说相比，她们企图把婚姻命运的缰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具有一种自发的朦胧的自我意识。她们迥异于前的行为与思想令读者耳目一新。那么，世俗式样的文本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进步性？市民思想是否真正代表了市民群体的意志，还是依然沦为部分人的特权文学？换句话说，话本以贴近民众而一直受到一致好评：话本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已有较多的市井细民成为故事中的主人翁，并表现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妇女斗争的坚决和勇敢。”（注：《中国文学史》Ⅲ，第16页、第175页，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宋元话本小说“最鲜明体现市民意识的人物基本上是市民女性，……她们首先在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方面自发地以自己极端的行为体现新兴市民的反封建主义的要求。这实质上是以市民女性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普通民众人本意识的觉醒。”（注：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第11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但是，追究一下，这里的“民众”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还是仅仅代表一部分成员（确切地讲就是男性群体）的意见？如果仅是一部分人的想法，那么它就无法避免偏见与固执的困扰。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市民以及市民文学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朝廷对坊郭户的居民单独造籍并据其财产状况分等定制（《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从而与乡村户居民正式区分开来，标志着中国古代市民的诞生。同时，以市民为服务、消费对象的文化娱乐场所——瓦舍随之兴盛，兴起了反映市民生活、投合市民审美趣味的多种通俗文学样式，这就是市民文学，其中尤以话本最为典型（注：参见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第1-6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以宋元话本作为考察市民文学物质的切入点还是颇为适宜的。其次，我们还要对话本的人文因素以及文本内部问题做一个评估。从话本的人文因素来看，无论是文本的制造者——书会才人或老郎，还是文本意义的消费者——听众，他们基本上都是男性群体成员，自然而然地代表着男性中心文化的道德意识、伦理思想，其艺术眼光与欣赏品位也由此与之一脉相承，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从话本数量及内容来看（注：本篇论文所指的宋元话本以有现存刊本的为准，原文散佚而仅存书目的不计在内。引文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由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话本总集”系列为据。），我们选择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参照（注：由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话本总集”系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所列宋元话本共计78种，其中小说话本59种，另有8种约为宋元话本（见《宋元小说话本集》）；说经话本3种（见《宋元说经话本集》）；讲史话本8种（见《宋元平话集》，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另据谭正璧所著《话本与古剧》（古典文学与出版社1957年6月版）“宋元话本存佚综考”考证，“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宋元话本，共有96种之多”（第2-12页）。而胡士莹著《话本小说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考订现存的宋人话本共42种，流传的元代话本有16种，残存和失传的有4种，元代刊印的讲史话本9种，另有钩沉佚文1种，共计72种。），兹列表如下：
篇目数量以欧阳健以谭正璧《以胡士莹
、萧相恺话本与古剧《话本小
编订的" 》考订篇目说概论》
女性性别
宋元话本为据 考订篇目
叙述状况
总集"系 为据
列为据
女性为主要或中心叙 19
2218
女性为重要叙述对象
37
5136
或起配合叙述作用
叙述基本或完全不涉及 22
2318
上面的图表突出地反映了一个现象：抛开对于具体篇目考订的差异，以上三种宋元话本集合中，以女性为叙述对象或起重要叙述配合作用的篇目总和都远远超过忽略女性的文本篇目，而且，第三种篇目基本上来自讲史、参禅悟道、发迹变泰等题材，女性在这些题材中的缺失状况与封建社会性别的社会分工这一男性中心传统密切相关，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暂不赘述。综上所述，女性是宋元话本不可或缺的观照对象，集中体现出文本对于女性的叙述关注。因此，对宋元话本的研究无法避开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的审视与考评而泛论其它。
以《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本为例。皇帝的妃子韩夫人被会法术的庙官蒙骗失身，这在封建社会本来是株连九族的灭顶之灾，但话本中却有这样一段插叙：“说话的，若是这厮识局知趣，见机而作，恰是断线鹞子，一般再也不来，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且又完名全节，再去别处利市，有何不美。却不道是：‘得意之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往。’”这段议论显然发自叙事者，是从叙事者的角度来评价这件事，虽然与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却直接显示了叙事者的立场，也证明了我们对于叙事视角的性别分析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叙事者以此为风流韵事，因此在组织材料时便从“受用”的意图出发来决定叙事角度的选取，从而也成为对故事表面结局意义——惩恶扬善的反讽。即一方面是对皇权威严的嘲弄（女性是私有财产，玩弄女性，就是对他者私有财产的享用）——虽然庙官被杀，但韩夫人已被占有，财产的特殊意义已经丧失；另一方面是对韩夫人恋情的讽刺。
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性别研究课题，我们的探讨自然不能停留在直观的阅读印象阶段，而是必须深入文本叙事结构的内部，通过考察人物建构的原理以及相应的叙事进行原则，揭示出隐藏在文本故事背后的、渗透在文本世界基本元素——情节以及组成情节的细节中的性别文化意识与客观影响。承认了这个前提，我们的工作就可以确定地从叙事视角的角度着手进行。
叙事视角是指事件叙述者的角度。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叙事视角关照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性质。因此，关注叙事视角的文本意义内涵及其形成缘由，就有可能超越对事件的文本表面意义的依赖，从而进行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视角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且视角的选择本身就包含着叙事判断，明显或者隐蔽、暴露或者潜藏着叙事情感倾向。但是，只有忘记叙事视角提供的角度的便利，自己认真审视视角出发点的存在的合理性与严肃性，才能对于被叙述者的判断与倾向遮蔽的文本缺漏进行发掘，并且进一步考察视角自身的真理性价值及其公正性比重，从而对视角描绘的看似完整无缺的文本世界作出尽可能全面的、公允的判断。也就是说，视角为我们提供的文本世界是有意义的，但是，仅仅满足于文本表面的既定的意义界定与价值判断参照，就会迷失在叙事视角限定的内涵范围，阅读接受活动就失去了双向性与对话性，陷入被动灌输的泥淖，在丧失能动性后，成为囿于定义模式圈定的单向话语行为及其出于弱势境地而导致的非交流性听众地位。做为文本意义完成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读者，尤其是身为训练有素的阅读者，在肩负着评判文本、阐发现象、辨别渊源流变的文化使命时，就会放弃舒适的被定义位置，跨越文本设置的叙事表象，进行对于未知的深层次的阅读。文本表象的世界面貌，从某种程序上讲，是由文本的叙事视角提供和界定的。因此，当我们不再满足于表象阅读的感动与意义、道德判断，即超出剖析经过视角改造过的成型的表象印象阶段，代之以检阅和视察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被视角有意识地过滤和筛选的过程时，以对简单化、程式化的文本成品的可信性的质疑，以复杂化、多面化的方式拓展被叙事视角分解重组的缺失变形的文本存在，在对文本叙事的自在状态进行还原的艰难过程中，尽可能近似地模拟出这一人造过程之前的本原面目。因此，对于视角蓄意制造的阅读感动所产生的恶劣后果与影响，我们就可能以清醒的头脑来对待，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真正的客观探讨与肃清，提升我们的鉴赏水平与研究品位。
叙事视角分为外置式视角与内置式视角，所谓外置式视角，是指叙述者以全知的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事的视角类型。所谓内置式视角，则是指从限知的事件在场者的角度进行叙事的视角类型。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在这里把话本中从性别角度对人物进行事件内叙述的叙事设置称为性别叙事。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话本的性别叙事意识是怎样通过叙事视角的设计得以贯彻和再现的。
那么，话本的内置式视角是如何进行性别叙事的呢？我们不妨从话本的男性人物视角谈起。
细看那女子，生得：色色易迷难拆，隐深闺，藏柳陌。足步金莲，腰肢一捻，嫩脸映桃红，香肌晕玉白，娇资恨惹狂童，情态愁牵艳客。芙蓉帐里作鸾凤，云雨此时何处觅？（《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只见一个女子，……裸体而卧。但见：鱼沉雁落，月闭花羞。似杨妃初浴理新妆，如西子心疼欹玉枕。柳眉敛翠，桃脸凝红。却是西园芍药倚朱栏，南海观音初入定。（《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前一段是范二郎初见周胜仙的叙述，叙事视角向读者提供了观察对象——女性可资观赏的信息流；后一段引文是郑信初见日霞仙子时的情景，文本视角提供了“裸睡的美女”这样直接满足读者观感欲望的性观察信息，这种演化到极致的叙事视角在宋元话本中固然是不多见的，但是已将话本将话本视角的叙事元素选择（即聚集）与性别特权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做了最彻底的证实、最有力的说明。当话本故事人物（男主人公）与女性相遇时，文本视角便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进行观察。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种观察通常是男性方面的观察，而女性的观察被省略（实质是被忽略不计），因而是男性化的、片面化的，有缺陷的；第二，观察的结果是程式化的、预订好的，即通过聚焦者的聚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女性十分单一的特征：美貌。对容貌的评价固然是初识者的必然心理活动，但是结果的千篇一律使得女性的他者期待被人（男性化社会）为定位为单纯的容貌的妍媸，最终导致女性的价值的表面化、物化。这种物化结果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文本的聚焦行为指向。文本的叙事视角被集中固定在对女性容貌的关注上，女性的人性被有意识（最终是无意识）地蒸发掉，而其生物性功用（男性的性发泄物，兼或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被无限夸大，直至成为女性人物的核心物质。具体地讲，就是从叙事视角来看，男性人物对于初次见面的女性的态度是观赏性质、甚至是玩赏性质暴露无遗。同时，这种观察也就正式演变为观看。“观看在本质上是色情的。”（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见[美]马克·爱德蒙森著，王柏华、马晓冬译《文学对抗哲学》第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话本视角对女性美貌的单一的无休止的叙事追逐，究其实质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群体这一人类成员的视觉强暴。因此，“聚焦的选择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选择，解剖聚焦所在相当的意义上乃是解剖叙事文本的价值所在。”（注：杨义《中国叙事学》第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我们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表明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或“老郎”的性别身份，但依照常理推断，作者基本为男性应当不会很多大的偏差。因此，男性主权（实则为霸权）意识自然贯彻于话本文本之中。但是，出于丰富叙事手段、吸引听众的叙述需要，有时话本也以一种偷窥、猎奇的心理涉及女性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对方的判断间接地对人物进行心理阐释，使读者有目击的视听效果。叙事视角的性别转换满足了这种男性的文本消费需求，客观上给女性人物以短暂的话语权。男性人物视角展开叙述的固然是对男权文化的忠实执行，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女性人物视角又如何呢？
（韩夫人看二郎神塑像）但见：头裹金花幞头，身穿赭衣绣袍，腰系蓝田玉带，足登飞凤乌靴。虽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齿。但少一口气儿，说出话来。当下韩夫人一见，目眩心摇，不觉口里悠悠扬扬，漏出一句俏话低声的话来：“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生平之愿。”（《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夜至三更前后，万秀娘在那床上睡不着，肚里思量道：“荷得尹宗救我，便是我重生父母，再长爷娘一般。只好嫁与他，共做个夫妻谢他。”万秀娘移步下床，款款地摇觉尹宗道：“哥哥，有三二句话与哥哥说，妾荷得哥哥相救，别无答谢，有少事拜复，未知尊意如何？”尹宗见说，拿起朴刀在手，道：“你不可胡乱。”万秀娘心里道：“我若到家中，正嫁与他。尹宗定不肯胡乱做些个。”（《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女性在文学中被牢不可分地与性（主要是性对象，性的受动者，被动满足叙述欲与阅读期待）捆绑在一起；这一方面因然与她们缺乏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内容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男性文化的优势地位对女性的一种群体物化以及文化心理强暴。男性性别强权得以贯彻，落实到文学中就是必然的性配合。在社会强化女性存在后，不仅女性自己接受了这一完全被动的、物的角色，而且也使男性有了自以为是的“天然”的女性观，并在文本中实现情欲、性欲的自我实现、自我宣泄。这种“人造”优势使男性从社会压力中获得暂缓、喘息的机会，并使他们受伤、受挫、受辱的心灵得到补偿，从而最终维持了这种统治秩序的稳定，尽管他们仍然实质上被包含在权力统治的社会现实中（注：参见[英]戴维·洛奇著、罗贻荣译《小世界》第429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韩夫人虽然已经是皇帝的妃子，但她初见二郎神塑像，心中顿生爱慕之情。同样都是初遇时对异性美貌的观察，但是，男性随即产生的是对性对象的渴望，而女性则立即联想到未来的婚姻。也就是说，对于女性而言，与其说她们与异性的相逢激发的是爱情，不如说是婚姻对象更为确切。两者存在着天壤之别。男性在与异性的交往中，念念不忘的是对方的美色，寻求的是性欲的满足；女性在与对方的交往过程中，虽然也会被异性的容貌所吸引，但她的交往目的却是对婚姻的实现。她们寻找的是归宿。不仅是情感的归宿，更是人生命运的归宿。这种归宿感的寻找，与其说是爱情的浪漫，不如说是生活实际的需求。她们不过在寻求最基本的安全感，透过情感行为的实施，她们的最终目的必然落实在寻求生活的实际保障方面。这是中国古共小说女性爱情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其爱情行为背后隐藏着的根本目的。这无疑是可悲的事情，因为高层次的情感需求不得不因为现实的严酷而降格为低层次的安全归属与生存需求，这是对爱情的亵渎，也是女性人性释放权利问题的痼疾。
万秀娘乃员外之女，家境富裕，而尹宗家境贫寒，靠偷摸为生。万秀娘被尹宗相救，心怀感激，本是正常心理。但是，在如何报恩的问题上她却丝毫未动财帛相谢之念，而是念念不忘以身相报。这种违反人情常理的怪论使万秀娘这一形象显得荒谬不经。何以会形成如此古怪的现象呢？道理非常浅显；女性形象在小说文本中由于男权叙事传统的因袭，极少有话语权，以至她们被长期剥夺发言权之后逐步退化，直到丧失了话语能力。当她们再次获得发言权时，只能重复男权文化的思想意识，或者机械地、简单地、鲁莽反对一切现存秩序，最终不过是对男权文化的另一种认同。因为她们不能提出自己的语义生成规则，也就无法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只能针对现存的条件舍此就彼，从而陷入尴尬的泥淖式语境中。而且，由于个体力量的微不足道，任何反抗行为都只能成为加剧毁灭的反向力量。
综上所述，当对一个叙述单元（一个人或一件事）开展叙事过程时，我们常会看到对女性行为及故事角色的外部定义，而女性自身也十分关注他人（社会意义上的，即男性文化中心的）评价，而并不在意自我的主体感受和独立的人格存在。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了一个人们熟视无睹但实际上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即无论是叙事者还是被叙述者，凝聚在文本状态的心理视角都是漠视女性的主体性而代之以他者期待性评判，无庸置疑，这就是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原则和叙事的殖民化体系的准确执行与再现。可见，宋元话本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视角。这些所谓的女性视角并未对女性心理进行什么真实客观的展示，究其根本，不过是男性视角的翻版，重复着男性中心文化的话语而已。宋元话本的视角是男性的叙事视角，贯彻着男权中心主义与封建文化在文学领域的紧密结合策略，共同实现着对女性的文本人性戕害与暴力统治。
当然，上述这种静态式的画面只是视角问题的一个简单形式，对于叙述一个复杂多变的故事集合来说，仅有这样一贯到底的静止的视角传承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必须通过聚焦行为的一系列组合行动才能实现，这就是所谓的视角问题的流动性。
叙事视角的问题在同一个观照对象——话本文本人物上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同一个人物会由于处于不同的情境位置而产生不同的思想，尽管文本会由此对这一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进行频繁的观照，但是，最终必须由一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视角来对这一人物进行定位，对人物的动机、观念等方面给出结论式的叙述。以《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为例。话本先以旁观者的视角对韩云翘“妙选入宫，年方及笄……不沾雨露之恩”的处境进行观照，继而又以韩夫人的视角对身处这种生活境况的感受进行披露，传达出韩氏的情感期待心理，接着又转入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韩氏思春伤身的结果。当她奉旨到杨太尉家养病，听到红叶题诗的评话之后，文本又从韩氏的角度对她的思想活动进行了描述：“若得奴家如此侥幸，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再次强化了她的情感期待心理。当韩氏去庙里还愿见到二郎神塑像时，话本从韩氏的角度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叙述，将韩氏对眼前这尊塑像容貌神采的倾慕迷恋清楚地揭示出来。话本随即从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韩氏的强烈反应。及至孙庙官假扮的二郎神从天而降，韩氏的爱情期待终于落到了实处。
（事情败露）圣旨下来：“韩夫人不合辄起邪心，永不许入内，就着杨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为婚。”当下韩氏好一场惶恐。却也了却相思债，得遂平生之愿。后来嫁得一个在京开官店的远方客人。话本看似是从韩氏的角度来衡量这个决断，实现了韩云翘的心愿。但是，细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样两点事实：其一，这实质上是对韩夫人一腔痴情的反讽。她不守妇道，以为为神所幸，不料却以千金之躯而被下等人“受用”，丧失了尊崇的地位，由皇眷降为受社会歧视的商人的妾妇，这无疑是对其爱情追求的辛辣讽刺，虽然故事不厌其烦地铺叙韩夫人处境的不幸造成她春心寂寞，由此带来的生命力的折损，其后又仔细地描绘了她获得爱情后生命力的活跃与新生。其二，惹起韩氏心事的评话中宫女的对象是一个“一举成名”的官人，而令她朝思暮想的具体对象则是“丰神俊雅，明眸皓齿”的二郎神，但最后她的丈夫却只是一个形象模糊、人物内涵单一（仅具有生物性别意义）的男性而已，她的爱情被简化为单纯的性欲，这无疑是叙事者制造的最谬误却最不易被察觉的男性视角了，即女性被男性简单地视为性欲的发泄对象，于是，当女性人物进入他们的叙事视野时，虽然叙述过程中对其情感心理活动有许多叙述，但最终这些对女性的情感追求的叙述结果被忽视、被否认，即轻率地以男权文化的女性意识来替换女性的真实意识，而武断地代之以单纯追逐性欲要求的女性人物判断，最终成为女性的性别群体判断，这反过来又成为男权中心社会性别文化的有力佐证和依据。周胜仙（《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小夫人（《志诚张主管》）、红莲（《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这些话本女性人物无论情感追求的初衷如何，最终殊途同归，人物的核心特质成为叙事角度男性化模式反讽观照下的性负荷者，遭遇到阅读行为的冷嘲热讽，并对后世文人解读女性现实造成先验式的误导，流播到文本中就出现了恪守妇教、清心寡欲、个人面目（个性）模糊的石无暇（《金石缘》）式的贤妇，以性欲为生活目的的潘金莲式的淫妇，以及传承志怪传统而同样面目模糊的专以夜奔为事的狐女妖女等，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无一不受到这一性别叙事视角模式的操纵。
外置式视角与性别叙事的结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徐信逃难中途救助王进奴：
妇人感其美意，料道寻夫访妻，也是难事；今日一鳏一寡，亦是天缘，热肉相凑，不容人不成就了。又过了数日，妇人脚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对夫妻上路，直到建康。（《冯玉梅团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女性观的进步，但是追究起来，虽然是王进奴的主意，不过是满足听众艳情心理需求的设计而已。这就使下文的“换妻”一节得到了有力的铺叙。
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访亲回来，天色已晚，妇人口渴，徐信引到一个茶肆中吃茶。那肆中先有一个汉子坐下，见妇人入来，便立在一边偷看那妇人，目不转睛。妇人低眉下眼，那个在意？徐信甚以为怪。少顷，吃了茶，还了茶钱出门，那汉又远远相随。比及到家，那汉还站在门首，依依不去。徐信心头火起，问道：“甚么人？如何窥觑人家的妇女？”那汉拱手谢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询。”……那汉道：“此妇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于君手！”徐信闻言，甚局蹐不安，将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阳村店遇见此妇始末，细细述了：“当时实是怜他孤身无倚，初不晓得是尊阃，如之奈何？”那汉道：“足下休疑，我已别娶浑家，旧日伉俪之盟，不必再题。但仓忙拆开，未及一言分别；倘得暂会一面，叙述悲苦，死亦无恨。”徐信亦觉心中凄惨，说道：“大丈夫心腹相照，何处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别娶，可携新阃同来，做个亲戚，庶于邻里耳目不碍。”那汉欢喜拜谢。……谁知今日一双两对，恰恰相逢，真个天缘凑巧！彼此各认旧日夫妻，相抱而哭。当下徐信遂与刘俊卿八拜为交，置酒相待。至晚，将妻子兑转，各还其旧。
在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情节设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事件的进程控制在两位男性的手中，他们的交涉程度直接决定着事件的进展节奏，他们的交往意愿决定着事件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实现了对事件的全程主控与终审判定。作为当事人的女性，虽然在场，但明显地处于缺席地位，是隐形的在场，被动接受在场者（男性）的视角注视及其夫妻关系的注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属于“缺席的在场”。这是男性性别叙事模式的视角监控所必然导致的女性文本状态。
男性叙事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意图建立一种深入人心的场景：听众被吸引、被感动，直至被同化，接受他们的人生信念、生活思考，以及对于现实的慨叹与寄寓。于是，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背后，隐藏着叙事者力图洞悉世事人情的良苦努力。而听众则不负所望，担负起消费故事、进而接受文化影响的忠实角色。这就是读者视角问题。从读者角度讲，一个事件他“看到什么”，取决于叙事者“怎么看”，即采取的视角隐含着怎样的选择。视角经过“怎么看”的过滤之后，才向读者提供事件叙述文本。而读者视角虽然具有能动性，但毕竟是有限的、局部的、容易流于被控的，因为其本质是文本事件的接受者，而非具有创造力的缔造者及改动者。渗透着叙述者的选择行为的叙事结果——文本在组构过程中受到了叙事视角强有力的操纵，叙述者以无所不能的神通定义着话本视角的聚焦范围，从而有效控制了对读者视角的方向性引导。通过下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读者视角如何受到了控制，并如何反作用于叙事本身，使之进一步严谨地构建起文本的性别叙事视角。
话本《快嘴李翠莲》历来被视为市民女性反抗封建现实对于女性的压迫的经典范本，这个看法固然是有一定的缘由的。因为在这篇话本里，李翠莲向代表封建统治秩序与统治尊严的父母、兄嫂、媒人、公婆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在象征封建伦理对女性的塑造定性化、定型化的婚礼这一仪式的进程中，她无限制地挑剔周围人的言行态度，并在一切需以庄重肃穆以及沉默来表现自己的顺应与服从意念之时，她都以截然相反的行止破坏了社会常规。新婚之夜，她更对象征女性的无偿服务与无条件付出的对象——丈夫进行严厉的诘责。婚后，她对于婆家的管束与威胁毫不妥协，终于自己选择了重回娘家这条为当时社会女性即使付出死亡的代价也不接受的人生之路。当她不被娘家人同情与理解时，她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家这种生活方式来断绝与亲人的瓜葛，以期走一条自由之路。李翠莲的结局是出家为尼，看似她以独立的姿态应对了现实的诘难。但是，稍微深究一下，人们不难看出，出家是现世希望的断绝与苦难心灵的逃亡的开始，并不是达到现世幸福、享受现世快乐的标志。李翠莲的选择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单行线，她最终为自己争取发言权的行动付出了惨重高昂的代价，被“秩序”井然的现实所隔离，成了无源之水，生命的河流怎么能够保持悦耳的歌唱？耐人寻味的是，叙事者以十分模糊的情感态度结束了这场以闹剧面目出现的残酷战争。
李翠莲所寻求的不过是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意义的人的自我表述的文本合法化。叙事者在叙述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是明显的，即把一个女性由于不知适可而止的饶舌而招致人生幸福的毁灭过程展现出来。对于身边发生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每一件事情，她都意图传达出个人的意见。这种行为努力固然预示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她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她所讲述的仍然是传统的、社会的、男权文化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在看似诙谐幽默的叙述语调的遮掩下，是随处可见的表达否定的语境。无论李翠莲所面对的行为裁定对象与她本人之间的人伦关系的深浅疏密程度如何，都遵循着社会定规的人际关系的维系前提与原则，即封建男权文化的权力体系的尊崇与维护。发自天性的血亲关系与发自人性的两性婚姻关系均无法超越这一普遍原则的笼罩与影响，也就是说，在人情与法理的较量中，人情实际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并且自发地选择甘愿臣服于这种非自然的压迫现状，并以顺应的沉默来显示自己的忠诚，即使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甚至谬误，也仍然以宽容的沉默来再次遗忘训诫的威严性与不可靠性这一矛盾的存在。李翠莲行为的反抗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行为的反抗对象却是隐蔽的，容易被误认的。它对抗的并非封建男权文化的权力体系，而是在遵循其原则、维护其严肃性的过程中发现了位居权力结构主体的执行者的行为误差及其谬误，即她在信奉训诫的权威性并恪守教条指示活动的同时察觉到其他个体对此的懈怠与疏漏，以及这种态度必须危及到训诫的神圣与统治力的危害后果——造成训诫的不可靠性，从而动摇其主权地位与统治威力。于是她不顾力量对比的悬殊而奋起反抗，与这些行为个体对待训诫的虚伪与反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她才是封建男权文化纯正的、忠诚的信奉者与维护者，她所要捍卫的并非个体的权利，而是封建男权文化的纯粹性的彻底贯彻与无条件地、全面地、完整地忠实执行。因此，当她的行为不被周围人所理解时，她感到十分的困惑。但是，她依然无畏地迎战任何挑战，并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表现出最大的勇气。她始终充满旺盛的斗志，不畏惧任何威胁，对于自己所捍卫的文化教条无怨无悔，对于因此可能遭遇的任何后果毫不胆怯。她为原则而战，决不让步退避。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反抗实际是另一种服从而已。但是文本却在她与周围人一次次的冲突中将她的不甘沉默刻画为严重违反妇道的不甘沉默，从而使读者对她的捍卫礼教产生了滑稽甚至饶舌的印象。最终她失去了文本人物群体的容忍，也失去了读者的尊敬。
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导致个体人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态貌，同时也造就了人类思想感情的纷繁庞芜。作为人类群体一部分的女性同样具有这些特点。但是，作为人类群体另一部分的男性却在此处迷失了他们的理性。他们在掌握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成建构的发言权之后，以女性的权威（而非为女性的权威）的面目出现在文本的讲坛。他们企图以很少量的例证，其中有些例证本身是成问题的、是不可靠的，来给女性下定义，以简单的分类来囊括女性群体全部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内容。这种被萨义德称做“文本性的态度”左右着文本中的女性，也控制着现实中的女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强化的关系：读者在现实中的经历为其所阅读的东西所决定，但这反过来又影响作家去描写那些为读者的经历所事先确定的东西。……这样的文本不仅能创造知识，而且能创造它们似乎想描写的那种现实。久而久之，这一知识和现实就会形成一种传统，或者如米歇尔·福柯所言，一种话语，对从这一传统或话语中产生的文本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这一传统或话语的物质在场或力量，而不是某一特定作者的创造性。”（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以宋代话本《错斩崔宁》为例，当官府将陈二姐与崔宁屈打成招后：
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部复申祥，倒下圣旨，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当下读了招状，大牢内取出二人来，当听判一个“斩”字，一个“剐”字，押赴市曹行刑示众。这里对崔宁是“依律处斩”，对陈氏却在陈述其罪行后，又加以道德的批判“大逆不道”，而处以死刑中的极刑“凌迟”处死，而叙述者专门将两种不同的判刑结果加以强调和说明，明确显示出叙事者的道德关注。
总之，“陌生化”手法使文本创造者不断更新故事的人物（名称、身份）、地点、事件的具体细节（即过程）等等，甚至是事件本身。但是，透过叙事视角的元建构分析，我们惊异地发现：视角提供的观察聚焦角度以及选择怎样的视角组合，千百年来，依然岿然不动，没有什么质的变更。这个发现使得这一研究的社会性别意义得以真正确立它的合理性与严肃性。千变万化的故事内容似乎表明文本叙事的不确定性，但是，以严格的社会性别批评的方法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不确定性是表面的，是个漂亮的幌子。故事效果或许让读者喜怒歌哭，但其深层影响却始终如一。
中国古典小说表态式阅读模式经验积淀使得道德判断代替了审美判断。客观地讲，宋元话本故事中女性的行为事件与叙述者的肯定性叙述以及实际效果构成了反讽。李翠莲的快人快语并未得到叙事者的同情，而是制造了嘲讽惩戒的叙事效果，她为恪守封建妇道的行动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而苦恼，但终于奔赴半生无靠、凄苦寂寞的佛门苦行生涯；周胜仙、小夫人、璩秀秀等人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不过是缺乏现实行动力的男性听众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终于在毁灭的结局中收场了。由此可见，市民并不等同于进步，市民女性并不等同于自由、热情、自尊的品质的具有者，宋元话本小说虽然受到历来评论者的一致好评，但在社会性别研究的观照下，却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叙事本质，这无疑使我们在评价鉴赏宋元话本时必须采取一种更为谨慎辩证的阅读态度。
宋元话本小说一度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好评，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学者的赞誉，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对文学批评的干预。当时的学者普遍接受（尽管有时是被迫接受）了政治挂帅的文学批评的思维训练，受制于当时明显带有错误倾向的政治宣传，把文学的人民性置于其它一切艺术特征之上，违反了文学阅读是审美活动的根本原则。另外，对于“人民性”的定义又迷信阶级出身论，武断地认为一切来自被统治阶级的都具有进步性，一切以被统治阶级为表现对象的都具有先进性，并把凡是与传统文学表现形式不同的都简单等同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革命要求。这样的思维模式忽略了市民阶层的寄生性，当然不能正确对待他们对统治阶级文化的依从心理；另一方面，因为表述内容背后的表述意图才是叙事批评所要真正揭示的审美经验，所以一旦批评活动忽视表述内容（由于表述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的差异无法真正说明思想意识的革命，也就意识不到市井意识中确实存在的庸俗低级的趣味。今天看来，其中更为明显的失误在于无法认识到性别意识的社会构成这一本质前提，片面地把来自市井的男性作者与男性听众猎奇、消费女性生活的文化心理确认为包括女性群体在内的整个市民社会的集体意识，由此，当时所谓的市民意识的“进步”就成为假命题，无论接下来的论述怎样头头是道，它的结论都只能是失真判断。
今天，当我们审视宋元话本小说的社会性别问题时，不仅仅是为了重新批评一种古代的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藉此梳理其中存在的缺失与谬误，修正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接受，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社会性别观念。为更快、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的现代文明提供有益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活动成为真正能够产生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类审美活动。面对新千年的文化发展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遗产的清理是一个严肃艰难的科学工作。借助社会科学日臻完善的现代理论，固然是必要的研究方法。同时，树立平等开放的文化心态也迫在眉睫。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警惕古代父权文化对女性“第二性”的性别定位的残余影响，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不仅要尊重女性，而且要认清女性由于不同于男性的生存境况与社会性别要求而具有的特殊性，在承认女性生存的历史文化现状的基础上，致力于提高女性群体的文化素质。——女性群体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文明良性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