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观论文,庄子论文,表达方式论文,三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254(2006)03-0001-03
庄子是一位思想极其深邃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成就极高的文学家。《庄子》一书，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却与一般的哲理散文不同，它不是用论述性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述哲理，去说服人；而主要是通过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去感染人，打动人，让读者去“意会”其中的哲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庄子》的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是由他那独特的哲学思想，他那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所决定的。
庄子的哲学思想是以他的自然观为核心铺开的。而他的自然观，又以他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体悟为立足点。考察《庄子》一书，具体提及“自然”一词的，内篇有两条。《德充符》有“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应帝王》有“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外杂篇亦有数条。《天运》：“应之以自然”，“调之以自然生命”。《缮性》：“莫之为而常自然”。《秋水》：“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田子方》：“无为而才自然矣”。《渔父》：“自然不可易也”。这里“自然”的含义，主要是本然、天然、自然而然的意思，体现出庄子的“常固自然”、“顺物自然”的自然观。而我们知道，一种哲学自然观，首先与宇宙观和本体论相关，同时也与知识论，甚至人生观、社会历史观相关，而这些观念又都以庄子的气论为基础。《逍遥游》中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之说；《大宗师》说桑户“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至乐》篇也说：“……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而最能表明庄子气论的主要精神的则是《知北游》中的这段话：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这段话的要点主要有二：其一，万物的本源是气，宇宙开创时混沌一片，这种混沌是不可知的；其二，气通过聚散化生万物，“通天下一气耳”，“万物一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不但是一位气一元论者，而且是一位气化生论者。在庄子看来，宇宙万物，生，生自于气；死，复归于气。而且此一物的出现又意味着另一物的消失，物与物之间是互相转化的，都不过是“气”的不同的存在形式而已。正所谓“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联系《逍遥游》中对藐姑射之山神人的描写，就更容易理解了：
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在庄子看来，“稽天”的“大浸”是气，“金石流土山焦”的“大旱”也是“气”，人处于“大浸”与“大旱”之中也即是气处于气之中，既然同样都是气，因而也就不存在“溺”和“热”的问题。《逍遥游》中这段关于“神人”的描述，既不是庄子在头脑中幻想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形象，更不是什么浪漫主义游仙思想的表达，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庄子对气论的一种形象的表达。
其实，《知北游》通篇讨论的，就是能否认识“道”的问题。宇宙开创之时，混沌一片，而这绝对是不可知的。而且“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正因为如此，庄子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道”，是为语言和思维所不可及的。于是，《庄子》提出了一条与一般逻辑和理性认识不同的认识之路：“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齐物论》)这些话也都明显表述了庄子的因任自然的思想。而这样的观念又决定了庄子对表述思想和认识的语言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和辨析，这就是“三言说”。
《庄子》的“三言说”始见于《庄子·寓言》篇第一章：
寓言十九，重方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封锁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无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在《天下》篇也有简要的说明：
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庄子的嫡派学者用“三言”的形式来概括《庄子》的文学语言，实际上也就把《庄子》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无遗了。
什么叫做“寓言”？凡是出自虚伪，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寓言兽语、离奇故事，还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使用寓言，可以使人通过现实的、有趣的故事去联想、领悟那虚冥的、无形的“道”，这就是“藉外论之”，而借寓言来论“道”。而《天下》篇所谓“以寓言为广”，正说明无形无象的“道”无法用语言来直接表达，只有假诸于具体的偶像来会意，从中悟出“道”来，并把它从偶像这一具体事物上推而广之，运用于一切事物上，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即得“道”。可见，采用寓言来“指事类情”，正适应庄子表达自己深奥思想的需要。
什么叫做“重言”？“重”，为“借重”之意，考之于上述《寓言》篇的解释，是借重老人、古人的名姓来说自己要说的话，是要托己说于人言以自重。《庄子》书中所引大约百余名古人及年高有德者的话，绝大部分不见于本人著述和其他典籍，基本上都属杜撰。《庄子》假托古人、老人之名姓，让他们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而所谓“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依常理，人们对尊者、名者之言是比较容易相信的。于是，借重一些所谓的“往古佐证”来申服自己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确实会起到不可等闲视之的重大作用。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对“十九”、“十七”应如何作解？古今学者大致有二解：其一，郭象、成玄英认为指取信的程度而言，意谓“寓言”的取信程度可达十之九，“重言”的取信程度可达十之七。宋人吕惠聊则认为是指在篇中所占的比重而言，今人多从此说。但吕说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寓言已占十分之九，剩下的只有十分之一，重言又怎么能再占十分之七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今人多以寓言和重言可以重合来加以解释，就是说有些内容既是寓言也是重言，或既是重言也是寓言，或用了寓言之后又以重言加以重复以加重说服力量，这样一来比例的问题似乎解决，但总觉牵强。
其实，“十九”“十七”之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即把它们看成是对“道”的表达程度而言。“寓言十九”，是说寓言能表达的是“道”的十分之九而已，“重言十七”，是说重言能表达的是“道”的十分之七而已，寓言和重言并不能表达“道”的全部，都不是“言”的最高境界，“言”的最高境界是卮言。
什么是卮言呢？《天下》篇所说：“以卮言为曼衍”，《寓言》篇所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不言则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认识都是在解释“卮言”时提出来的，它为我们合理地理解“卮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庄子一派看来，言与不言没有什么区别，只要统一于“道”，则可以言，也可以不言。终身不言未尝就是不言；而终身言，只要合于“道”，也是可以的。其关键不在言与不言，而在于自己言的内容和方法不同于一般，他们是要“言无言”，言“不言之言”。仔细分析这段话，不难理解，所谓“卮言”，其实就是《齐物论》所说的“不言之辩”，就是“不言之言”，这才是言的最高的表达方式。这种“不言之言”，“不言之辩”，目的在于使人“悟道”、“会意”。不仅使读者在知性思维中读懂文字，更要作用于读者的感情，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思索，即郭象注中所谓“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所谓“卮言日出，便是指这种宛如客观事物本身的“不言之言”所构成的形象(或意境)可以使人感到言已尽而意无穷，从而不断悟出新意。“日出”，便是“日出新意”，“因以曼衍，所以穷年”。是指用卮言使人悟道，可以自然而然地把“道”流布传播开来，而且能够穷年无尽。“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这些话也是说明只有用卮言，才能使人不断悟出新意，使“道”传之久远。而运用卮言的关键在于“和以天倪”，“和”是动词，使之相和、使之相同之意，即“卮言”所言内容要与“天倪”相和。而“天倪”之义，按《寓言》篇的解释，即是“天均”。《经典释文·庄子意义》：“天倪，……班固曰‘天研’”。《说文解字》：“研，礳也。”“礳”，即“磨”的本字。“天倪”就是“天磨”。而“天均”之义，《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引崔撰《庄子注》：“……崔云，‘钧’(均)，‘陶钧’也。”而《史记》三家注司马贞《索隐》引张晏云：“陶，冶；钧，范也。作器，下所转者名钧。”可见，“钧”或“均”，就是制作陶器所用的转轮。庄子正是用围绕中心旋转的轮子或磨盘，来比喻“道”的运动规律。天倪、天均就是指循环的天道，表明万物终始相续、转轮不已，人是不能摸索出它们的真实情况的。因而天地之间的彼此、是非以及其他一切对立现象，用人的语言是不能把它们划分清楚的。只有用“无言之言”去合“天倪”、“天钧”，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统一。
庄子哲学认为“道”无所不在，这一事物和另一事物所体现的“道”都是相同的。各种事物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互相禅代，像环子一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从道的本质而言，就是“一”、“齐”，万物虽能以不同形相禅，变化无常，但并无质的规定性和差别性。正因为如此，人们就可以从万事万物中选取比较容易理解的比较具体的事物，去说明那不易为人理解、不够具体、不能为人所见的“道”。只要使“卮言”所写的事物和“天倪”中所处的禅代环中的事物的地位、样式相同，也就可以使人以小见大，以个别见一般，以具体见抽象，从而悟出“道”来。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道”明确地指点出来，硬塞给读者了。而“卮言”，正是这种表达“道”的“无言之言”。
《庄子·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庄子不是实写，不是从正面去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而是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蕴含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中，让读者去意会其中的不尽之意的。庄子在《达生》篇中曾指出：“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可见，“以天合天”，是庄子指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思想或美学思想。在《达生》篇中，这一思想既是对梓庆制作的
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艺术品格的肯定，也是对梓庆艺术创作实践的概括总结。梓庆在制作之前斋戒七日，使思想经历了四个层次的提高，然后才动手制作，这正是要实现“以天合天”。这四个层次中，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需要人们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正是庄子用卮言、重言、寓言表达其思想时让读者体验到的言已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而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也正是庄子在艺术表现上“以天合天”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