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八大”前后——纪念党的“八大”四十周年座谈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十周年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月29日，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湖南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党的“八大”40周年座谈会，王中杰、谭双泉、毛况生、沧南、陆魁宏、唐秉仁、李吉、戴柏汉、朱欢星、曾长秋、吴家丕、柳礼泉等16位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到会发言。会议着重讨论了党在“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认为“八大”总结了全党全国人民在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验。这些探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这些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实践经验不多，导致理论准备不足，未能坚持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本期所刊毛况生《“八大”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理论、发展方法的突破》、唐秉仁《论党的正确路线产生和坚持的条件》是此次座谈会的发言稿，其他教授、研究员、副教授的发言综述如下。
一、“八大”前后，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八大”是在我国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许多重要指标即将提前完成的背景下召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与实际困难作过全面分析和恰当估计，提出了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左”的冒险主义。即是说，既要加速工业发展，保持相当的建设规模，又要根据财政力量、技术力量和设备供应等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在社会主义建设项目安排中，要注意综合平衡，把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结合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注重经济效益，讲求经济核算，放在企业管理的首要地位等等，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探索的成功经验。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邓小平《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文，是这期间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成果。在这些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要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等观点都已提出来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为“八大”确立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主旨提供了经验。
二、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是“八大”路线的本质
开始探索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是“八大”的历史功绩，是座谈会讨论的焦点。座谈会认为“八大”路线的本质，是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审改“八大”政治报告时写的一段文字，讲了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国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他说：所谓特殊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性。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存在的。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由这段论述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反映各国共同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而且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八大”的政治报告，是以《论十大关系》作为理论基础。而《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是以苏为鉴，突破苏联模式，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路线。1958年3月10日， 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毛泽东这个自我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理论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个“始于”，是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言的。
八大政治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八大”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组成。政治报告经过了一年多酝酿起草与反复修改，仅毛泽东修改12 次， 大的改动28处，修改过程中与其他同志的通信24次。可见，他对政治报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主要内容，应该说他是同意的，“八大”路线他是赞同的。
与会者认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建设中注意综合平衡，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等等观点，是符合我国实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吸收了这些观点，继承和发展了这些观点。
“八大”文献在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方针政策。曾长秋教授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于“八大”。“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下放部分权力，让更多的建设项目由地方组织实施；关于使企业在计划、财务、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分配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关于在不影响集体生产条件下，适当给社员以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允许农民经营适合于个人经营的家庭农副业、手工业；关于允许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等等，是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决策，是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突破。朱欢星教授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里。这个报告强调了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从“八大”政治报告等文献考察，李吉研究员认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当时对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思路大约有三个递进性的层次：其一，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其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必然导致社会广泛、深刻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各个阶级相互关系的变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八大”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的明确。其三，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目标和实现道路。“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经济上科学上文化上的落后状况，使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道路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农轻重等十大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座谈会认为：“八大”是探索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起点，或者叫做“源头”，但是还没有根本突破苏联模式，还受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
三、“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与启示
“八大”正确路线执行一年就中断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否定。这是什么原因，是座谈会研讨的又一焦点。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前几年理论界注重从国内外形势去分析，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又因国际共运中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出现了“赫鲁晓夫现象”，使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还有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破坏。这些确是导致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估计失误，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错误的客观因素，导致毛泽东忽视民主集中制，重人治，不重法治的客观条件。但这些，不是最深层的原因。陆魁宏研究员指出，1989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比较1957年还严峻，东欧剧变，苏联随之解体，而我们稳如泰山。这里的关键，在于有科学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在于全党思想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充分。关于“八大”理论准备不足问题，唐秉仁教授的《论党的正确路线的产生和坚持的条件》作了全面论述，此处不重复。
座谈会认为：“八大”路线中断，最先表现在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文化大革命”中给“八大”加的两顶帽子，一为“阶级斗争熄灭论”，二为“唯生产力论”，就是否定“八大”主要矛盾的论断。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对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也不准确。决议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表述，似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超越和可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为动摇主要矛盾的分析提供了方便。这种表述，也说明“八大”理论准备不充分。
谭双泉教授认为：理论准备不充分，集中到一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当时没有搞清楚。传统的观点是阶级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谈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认识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毛泽东又把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视为“大过渡”时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导致“八大”路线中断的最终原因。
沧南、戴柏汉教授认为，在“八大”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等都没有提出，更谈不上解决。而这些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不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寸步难行。
张忠良副教授书面发言写道：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将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是主题转换论的阶级基础，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但是，他没有坚持，从1957年9月开始， 又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视为主要矛盾，这就隐藏着政治生活主题的再转移因素。笔者认为，关键还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目的与根本任务认识不彻底，因此，一遇到风浪，就发生主题再转换，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了。
座谈会进一步分析了造成理论准备不足的诸种因素：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粗过急，原定15年，实践仅3年， 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没有认识，这是主要原因。二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是经历了两个胜利和两次失败，再经过延安整风，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希望少走弯路，少受挫折，但毕竟走了弯路，受了挫折。成功与失误都是宝贵的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大跃进”的挫折，我们可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没有今天这样深刻。三是思想认识统一也要有一个实践过程，如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周恩来在1956年1月14日讲话， 提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以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的占40%左右，两部分合起来占80%左右。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把这估计写进去了。1961年周恩来、陈毅等更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却有反复。也就是说，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还不完全统一。
总之，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八大”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充分，最终原因是实践经验不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