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
苏永照
(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 以南通市为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南通市人口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中心城区为中心向外围递减、多点集聚的格局。这种格局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学校数量形成人口分布格局的集聚力，房价、交通拥堵以及资源短缺形成离散力。中心城区的集聚力大于离散力，但是与其他县区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南通市应根据产业发展状况和长期经济发展规划，提高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力，合理协调人口集聚密度，形成“南通市区-县域中心城区-小城镇”的空间梯度。
【关键词】 人口空间分布；集聚；集聚力；离散力
一、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人的高质量发展。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变量。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与人口要素相关的问题。根据城市聚集经济理论，人口要素的空间聚集会带来正的外部性。人口聚集会强化学习效应，会降低各种人均固定成本，从而产生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人口要素的空间聚集也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人口过分聚集带来拥堵问题，从而产生人口聚集的拥堵效应。对于特定区域来说，只要规模效应大于拥堵效应，人口聚集就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人口聚集度就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意义。
在老龄化问题突出、生育意愿低下的今天，提高区域人口聚集度，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 “十三五”时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南通市是典型的长三角城市群成员，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临江靠海，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但人口聚集度偏低，人口及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以南通市为典型展开分析，对于研究长三角城市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南通市人口 “净流出”状态已持续25年，年轻型、高素质人口外流严重；“超少子化”与“深度老龄化”并存已达12年，人口结构失衡；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占比偏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偏低。“十三五”时期，南通市把“经济中心、创新之都、交通枢纽、花园城市”作为城市发展定位，把创新驱动列为重要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南通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成为未来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战略变量。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集聚的形成机制研究，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为其提供了必需的实践基础。现有研究主要分析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公共基础设施对人口集聚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方面，刘燕华和王强(2001)研究认为与人生活相关的自然因素，诸如水资源、海拔、地表起伏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口的集聚区域和集聚程度。[1]封志明等(2007)利用实证数据分析了地形起伏度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2]方瑜等(2012)把人口集聚的影响因子分为气候因子、地形因子和水系因子，并实证分析了这些影响因子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理。[3]经济因素方面，刘睿文等(2010)认为自然因素是人口集聚的重要影响变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人口集聚格局的变动。[4]王国霞和秦志琴(2013)研究发现人口集聚的区域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建国以来产业布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口空间分布格局。[5]张车伟等(2012)认为区域经济水平的不均衡是人口流动及空间布局变化的重要动力。[6]田盼盼等(2015)认为区域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是吸引人口流动、改变人口集聚格局的重要影响因子。[7]公共基础设施方面，高向东等(2002)认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导致人口集聚格局的变化，如城市交通便捷、城市居住设施改善等。[8]White(2008)利用实证数据发现交通设施布局与人口集聚格局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铁路网线的布局。[9]
工作时用行车将整个压紧装置吊于工位上，通过上部连接套将装置与压装设备中的拉杆固定好，通过控制六个液压缸及浮动压头的联动作业来压紧定子铁心。当光学测量找正装置发现18根刻线杆某一根高度不同，定子铁心某一个方位叠压系数不够时，松开此方位的液压缸进行叠片补偿。
还有学者认为人口集聚格局不是由单一要素决定的，它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周艳等(2011)认为现有人口集聚格局与自然条件的优劣、城市区位优劣密切相关，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集聚格局。[10]余瑞林等(2012)认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公共政策、交通便捷程度等诸因素共同决定区域人口集聚格局。[11]孙铁山等(2009)认为区域的经济、交通、规模等因素产生人口集聚力和扩散力，区域人口集聚还是扩散取决于区域人口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大小。[12]张耀军等(2015)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发现地形因素对人口集聚产生不利的影响，经济发达、医疗水平提高、交通便利等因素对人口集聚产生有力的推动。在一个区域内，影响因素的影响力不同，交通便捷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形因素的影响力最小。另外，在不同区域，这些正负因素的作用力也有所差异。[13]
第五，因为各县区到崇川区距离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的影响不显著，三次项的影响显著，各县区到崇川区的距离与人口分布之间不是线性关系。[18]空间区位因素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模式，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各县区到崇川区的距离在80公里内，距离与人口分布负相关，人口向崇川区(中心城区)集聚。各县区到崇川区的距离在80公里以外，距离与人口分布正相关，形成一个远离中心城区的集聚中心，人口向该中心集聚。南通市中心城区外围形成一系列集聚中心，出现“离散阴影”。
三、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与集聚的特点和趋势分析
(一)常住人口总量缓慢增加，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
据南通市统计局数据，2013年以来，南通市常住人口总量呈现缓慢增加态势。2017年末，南通市常住人口为730.5万人，常住人口总量在苏州、徐州、南京之后，居全省设区市第四位，比上年末增加0.3万人，增长0.04%。2013年以来，南通市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201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482.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32万人，增长2.62%，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66.03%，比上年末提高1.66个百分点，提高幅度居全省设区市第二位，城镇化水平和全省平均水平差距由上年的3.35个百分点，缩小到2017年的2.73个百分点。从分县区来看，崇川区和开发区为100%、港闸区为94.57%，通州区达到61.3%；其他县区城镇化水平为59.12%。从走势来看，近年来南通市城镇化呈加速发展态势，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59.9%，提高到2017年的66.03%，年均提高1.53个百分点。
(二)呈现以中心城区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人口集聚格局
从上文分析可知，南通市人口集聚格局呈现出“中心-外围”态势。人口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人口集聚的格局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解释了区域经济要素空间演化过程，对南通市人口集聚格局形成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人口整体集中指数有所增加，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的态势不显著
第四，房价、人均水资源短缺程度及交通拥堵对南通市人口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是人口集聚的主要离散力。房价会提高人口集聚的个人成本，不利于人口集聚。实证结果显示，房价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房价每提高1%，人口集聚程度将有2.541%的降低。水资源是关键的生活和生产资源，人均水资源供给量越低，越不利于人口集聚。实证结果显示，人均水资源供给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人均水资源短缺程度每提高1%，人口集聚程度将有4.147%的降低。另外，交通拥堵也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交通拥堵程度每提高1%，人口集聚程度将有1.485%的降低。
表 1 2011-2017年南通市常住人口集中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南通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历年南通市统计公报、调查统计等数据计算。
(四)南通市人口分布呈现多点集聚的现象
2011年以来南通市人口分布的集中度呈上升态势，说明南通市人口集聚程度增加。但是，我们也看到2011年以来南通市常住人口分布的泰尔指数也呈上升态势(见表2)。泰尔指数是反映区域内人口集中点多寡的指标，一个区域内泰尔指数上升，表明该地区人口集聚中心多，存在多中心发展。南通市人口集中指数和泰尔指数都呈上升态势，表明南通市人口集聚不是向中心城区集聚，而是向其他县区集聚，是一种分散的、多点集聚格局。
表 2 2011-2017年南通市常住人口分布泰尔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南通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历年南通市统计公报、调查统计等数据计算。
四、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
南通市的中心城区是崇川区(含开发区)人口密度最大，其他县区稍次之，整体呈现出以崇川区为中心向县区、乡镇递减的模式。南通市这种人口集聚格局虽有变化，但长期看基本稳定。崇川区、开发区、港闸区在2000年人口密度超过2000人/平方公里；通州区和海门市的人口密度略大于1000人/平方公里，其他县区的人口密度都低于1000人/平方公里，最低的是如东县，人口密度长期徘徊在600人/平方公里左右。崇川区的人口密度大于3000人/平方公里，远高于南通市其他县区。2018年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仍保持这一格局。
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以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兹的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发散机理，以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技术为媒介，分析经济要素的循环累积过程。该模型认为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形成集聚力(agglomeration)和离散力(dispersion)，集聚力和离散力相互作用，推动区域经济要素的循环积累，最终形成区域经济要素的“中心-外围”集聚格局。Krugman(1993)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经济活动会形成一定的区域差异。但自然条件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以及空间集聚格局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试图寻找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以及空间集聚格局变化的内在推动力量。[14]空间经济学认为，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以及空间集聚格局变化的正面推动力(集聚力)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经济推动力，由于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不断发展，经济要素逐渐集聚，产生集聚效应。第二类是知识推动力，在知识的创造、传递过程中，经济要素逐渐集聚，产生集聚效应。这两类推动力构成了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以及空间集聚格局变化的动力源泉。[15]同时，由于经济集聚导致的拥挤现象、环境透支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等，经济要素在集聚过程中也会产生负面推动力(离散力)。
在对教学方法的调查中发现，理论课教学中，经常采用传授式的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比较突出，学生主体性不太明显，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对于一些创新、能够吸引学生的方法如游戏法、目标设置法、领会教学法、自主练习法运用较少。这说明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方面还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比较受传统体育思想的支配，没进行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较多，没有形成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学生的上课人数较多，使用一些方法和手段的难度增加，导致多样性的可能性较少。不利于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
分析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的形成机制，可以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崇川区作为中心城区，拥有区域内一流的教育资源、科研资源以及其他生活工作资源，人们在崇川区可以更便捷地获得各种信息、知识以及学习机会，这些优势产生巨大的经济推动力和知识推动力，吸引区域内的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人口集聚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交通拥挤问题突出、房价高居不下等，这些问题产生了巨大的离散力。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状况取决于集聚力和离散力之间的博弈。根据南通市统计年鉴数据，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呈上升态势，也就意味着崇川区人口集聚的集聚力大于离散力。由于中心城区(崇川区)的“虹吸作用”，使得崇川区成为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心”区域。其他的县区的发展落后于中心城区，成为发展程度落后的“外围”区域。南通市人口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相互作用，循环累积，形成了南通市人口集聚的“中心-外围”态势。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的形成机制基本符合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原理。但是南通市人口集聚的“中心-外围”态势并不稳定。根据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与集聚的特点和趋势分析可知，其他县区的发展也比较迅速，与崇川区的差距呈现渐进与突变、反复与锁定等的演化特征。崇川区的城市首位度并不稳定，人口集聚力和离散力的“博弈”程度比较激烈，形成了可能的“离散阴影”。
五、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形成机制的实证分析
第二，进一步提升社区家长教育的水平。经过笔者调查，当前社区教育主要管理者中大部分不是教育类专业毕业，这就容易导致社区教育政策和内容出现偏差行为。专业的社区家长教育的管理者和执行者不仅要能够深刻理解有关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理论和行为，更需要把握成人教育的立足点和切入点，能够懂得如何设计系统的社区家长教育课程，能够组合课程开发团队，能够指导形成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以及配备专业的教育师资。怎样加强社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对如何加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和志愿者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进行进一步详细研究［5］。
“人类就得以根据总是最新的需要和意图来充实他的‘世界’。于是，在遗忘存在者整体之际，人便从上述他的打算和计划中取得其尺度。他固守着这种尺度，并且不断为自己配备以新的尺度，却还没有考虑尺度之采纳的根据（der Grund der Maß-nahme）和尺度之给出的本质（das Wesen der Maßgabe）。”［3］196人在一些全新的具体的目标和尺度上前进了，但在存在的真理问题上却并没有进步，而是出错了，人愈加把自己当作主体，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尺度。海德格尔称之为人的“固执”：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1)：
其中，popdens it 表示人口密度，即南通市i 县区t 年的人口集聚程度。南通市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以及空间集聚格局变化的正面推动力(集聚力)用
表示，集聚力变量的系数矩阵为β ，南通市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以及空间集聚格局变化的负面推动力(离散力)用
表示，离散力变量的系数矩阵为γ ，随个体和时间变化的扰动项用ε it 表示，α 为常数。现有文献认为一个区域最初的人口以及区域的自然地理状况都对区域人口集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个体初始人口和自然禀赋(P值=0.000)在1%水平上显著，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初始人口规模(initalpop )、海拔(elevation )等变量表示县区个体初始人口和自然禀赋，利用地理距离(distance )控制空间效应的影响，形成模型(2)：
为验证上述理论解释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南通市8个县区(其中开发区包含在崇川区内)2005-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时间对人口集聚有一定影响，考虑时间效应的影响，在模型(2)中加入时间趋势项t ，形成模型(3)：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借鉴已有研究基础，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和数据可得性，选取研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人口空间分布最直接和简洁的表示方式即是人口密度。[16]南通市人口集聚程度是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口密度来度量。根据“中心-外围”模型，南通市人口集聚程度受离散力和集聚力的影响。解释变量中的离散力，采用空气污染、资源短缺程度、房价、交通拥堵、政府调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来度量。解释变量中的集聚力，采用工资水平、城市开放度、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教、医疗服务等来度量。一个区域单位就业数量越大，就业机会就越多，本文用单位在业人数衡量就业密度，也就是就业机会。交通拥堵时间的数据不易获得，一般来说，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的客运量越大，交通拥堵的概率越高，选用单位道路面积客运量来衡量交通拥堵程度。由于淡水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资源，也是制约资源，选用人均淡水资源供给衡量区域资源短缺程度。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人口调控政策的实施，长期以来制约着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成为区域人口集聚的重要离散力，但是对于政府干预的强度很难量化，根据已有文献，[17]选用政府地方财政支出衡量区域政府干预程度。根据计量模型，初始人口和自然禀赋也是影响区域人口集聚的重要变量。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藩篱高筑，人口区域内的流动几乎停滞，可以排除政治和政策之外的其他作用力，1990年后，市场经济成为主导，区域内人口流动逐渐恢复，因此，选择1990年人口数量作为南通市初始人口规模。关于自然禀赋，选用南通市各县区的海拔高度和各县区到崇川区的距离来衡量。
以上研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8年《南通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以及历年的《南通市人口发展情况分析》《南通市政府工作报告》等。
动态谓词逻辑(DPL)为一阶逻辑的“动态化”，这就是为什么自然语言通常采用一阶公式表达实践知识的语言形式的原因。
(三)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南通市8个县区2005-2017 年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1)-(3)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模型的主要自变量系数以及正负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三个模型的优劣，从计量结果(见表3)看，模型(1)只考虑了离散力和集聚力的影响，遗漏了初始人口和自然禀赋等重要变量，模型(1)计量结果存在偏误的可能很大。与模型(2)相比，模型(3)考虑了时间因素，但是计量结果表明，时间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模型(2)为最优。本文选择模型(2)的计量结果进行分析。
城市地铁的道床位于轨枕和路基之间，可以对轨枕起支撑作用，它在地铁轨道中起到了受力传递的作用，作用与他上面的车的重量、轨枕重量及地铁行驶过程中的动力荷载都将通过道床传递给路基，因此，保证其具有充分的承载力是关键。目前，道床的主要采用是混凝土浇筑，立柱式整体道床。这种道床的施工难点是在混凝土浇筑时，如果整体道床预留缝隙的位置不对，那么整体结构不均匀沉降就可能会导致道床开裂。搭设或者拆除脚手架时，如果与钢轨发生碰撞，会造成整体结构的变形，损害工程项目的整体质量。
表 3计量结果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p<0.10，**p<0.05，***p<0.01。
计量结果分析如下：第一，初始人口和海拔高度对人口集聚影响的方向不一致。初始人口规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是正向的。初始人口规模每提高1%，带来的是人口密度0.516%的上升。海拔高度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是负向的。海拔每提高1%，带来的是人口密度0.516%的下降。中心城区(崇川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初始人口规模高于其他县区，海拔高度也略低于其他县区。这成为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程度高的初始基础。
第二，除了初始人口规模，学校数量、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城市开放度、医疗服务等变量对南通市人口集聚也产生正向影响。学校数量体现了教育服务实力和科研实力，对人口集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学校数量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学校数量每提高1%，人口集聚程度将有5.769%的提升。工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生活吸引人们向该地区集聚。实证结果显示，工资水平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地区工资水平每提高1%，人口集聚程度将有0.84%的提升。一个地区就业机会越丰富，越能吸引优质的劳动力人口，该地区人口集聚程度应该越高。实证结果显示，就业机会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就业机会每提高1%，人口集聚程度将有1.10%的提升(当因变量为水平值、自变量为对数形式时，对系数的解释须除以100)。中心城区(崇川区)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科教实力都优于其他县区，吸引人口集聚，形成了南通市目前“中心-外围”的人口集聚格局。
第三，由实证结果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呈现出“U型”模式，先下降后上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化初期，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它的发展不利于就业，而且会导致环境恶化，对人口集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利于人口集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规模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另外，在这一阶段，有利于就业的服务业蓬勃发展，这些都会对人口集聚产生有利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反而有利于人口集聚。南通市各县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中心城区(崇川区)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规模较大，服务业较发达，吸引大量的劳动力集聚。其他7个县区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人口集聚程度低于中心城区。
从南通市各县区的人口密度变化来看， 2000-2017年崇川区(含开发区)人口密度一直在每平方公里3000人左右徘徊，呈缓慢增加态势，且增长速度很小。而南通市其他7个县区的人口密度也基本保持在2000年的水平，与崇川区(含开发区)人口密度差距没有大的变化，向中心城区集聚的态势不显著。另外，2011-2017年南通市人口整体集中指数有所增加，从0.3713增加到0.3908(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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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以及人口集聚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认为现有研究还有待完善：一是现有文献分析人口集聚的形成机制，视角过于狭窄，缺乏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现有研究中影响因子的选取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和严谨的论证，实证分析中部分变量的选择有待斟酌。本文以人口集聚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根据南通市在人口集聚方面的优劣势、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确定南通市人口集聚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人口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论证人口集聚中的集聚因素和离散因素，探索南通市人口集聚的可行路径，为建设“强富高美”新南通，为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助力，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了更直观的比较南通市人口集聚离散力与集聚力的影响力，本文标准化处理了模型(2)的系数。标准化处理后，学校数量、就业机会和初始人口规模对南通市人口集聚产生显著地正向作用，交通拥堵、房价和人均水资源短缺程度对南通市人口集聚产生显著地负向作用，二者标准化系数差别不大。这一结果表明，南通市人口离散力与集聚力的影响力都比较大，而且二者力量基本相当。这说明南通市人口集聚格局取决于中心城区与其他县区离散力与集聚力差距的对比大小。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目前南通市人口集聚的格局是，以中心城区为中心向外围递减，多点集聚。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7年南通市8个县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及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
首先，目前南通市人口集聚的格局并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它的形成基础是区域初始人口分布以及自然地理条件。这些初始条件在南通市人口集聚格局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学校数量对人口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南通市人口集聚的主要集聚力；房价、交通拥堵以及资源短缺程度对人口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是南通市人口集聚的主要离散力；集聚力和离散力相互作用，影响南通市人口集聚格局。从集聚力和离散力的强弱对比来看，中心城区的集聚力大于离散力，但是与其他县区相比优势并不太明显，从而形成目前南通市以崇川区为中心向外围递减，多点集聚的人口集聚格局。
最后，南通市各县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对南通市目前的人口集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心城区(崇川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县区，达到了后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产业高端化、服务化，吸引大量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而其他7个县区基本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已经减弱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主导力，对人口及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于中心城区。南通市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崇川区为中心向外围递减，多点集聚的格局与南通市各个县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相吻合。
(二)政策建议
目前南通市中心城区集聚力大于离散力，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高于其他县区，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区的优势并不明显。中心城区在人口集聚方面的弱势必然会降低南通市对周围其他地区的虹吸能力，对南通市长远的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南通市应根据产业发展状况和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努力提高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力，合理协调人口集聚密度，形成“南通市区-县域中心城区-小城镇”的空间梯度。
首先，提高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力。南通集多重国家和区域战略于一身，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应以积极的姿态扩大城市开放度，中心城区要做扩大城市开放度的先行者、试验田。中心城区要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划，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与上海以及世界接轨，引进高质量医疗资源、社会服务资源、科教资源， 提升中心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成为南通市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吸引高端人才。同时，中心城区要合理把握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之间的平衡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合理平衡、高质量平衡。
其次，弱化中心城区的人口离散力。中心城区要对现有资源进行前瞻性规划，尤其是土地资源。合理安排土地的用途，减缓由于规划不合理导致的交通拥堵，适度发展地铁等地下交通资源，分散交通压力。合理安排土地的用途，适度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降低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使中心城区成为宜居之地。合理使用水资源，中心城区虽然临江靠海，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淡水资源供给也有一定的压力，中心城区应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和升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最后，形成“南通市区-县域中心城区-小城镇”的空间梯度。南通市中心城区城市首位度不高，小城镇相对发达，相对分散的布局不利于南通市整体吸引力的提升。应对中心城区、县域中心城区、小城镇进行合理的规划，合理的定位，在提升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中心城区、县域中心城区的吸引力，合理协调人口集聚密度，合理布局人口空间分布，形成“南通市区-县域中心城区-小城镇”的空间梯度。促进南通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南通市整体竞争力。
总之，母语的迁移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它们互相作用，共同制约着母语迁移，不存在某个因素决定了母语的迁移，这也就是不同的做不同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果。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看，以“爱国、清贫、创造、奉献”为主体的方志敏精神，它很好地契合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价值和核心内容，为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历史镜鉴与教育范本。从哲学层面上讲，它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在本质属性上是内在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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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gregating Mode
SU Yong-z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Abstract : Take Nant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g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gregating mode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Results showed that currently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Nantong generally presented a pattern, decreasing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ral city to the periphery and agglomerating in many areas. This pattern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of a series of agglomeration force and discrete force. Employment opportunity，wages level and the number of schools form the agglomeration forc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s.House price，traffic conges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form the discrete force.Though the agglomeration force of central city is greater than the discrete force, comparing with other counties of Nantong, the advantage is not evident. Nantong should enhance th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force of central city, coordinate th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density reasonably, and form the spatial gradient of “Nantong city-country central city-small town”,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Key words : spatial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gglomeration force；discrete force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5-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异质性视角下新动能就业带动效应测度及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9YJC79011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2014SJD611)
作者简介： 苏永照 (1979-)，男，河南濮阳人，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就业理论与政策
【文章编号】 2095-1361( 2019) 05-0035-09
DOI： 10. 16546/ j. cnki. cn43-1510/ f. 2019. 05. 004
(责任编辑：余华)
标签：人口空间分布论文; 集聚论文; 集聚力论文; 离散力论文;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