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博弈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框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4-0049-07
一、解决全球问题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人与自然的协调到人与人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各种异常甚至灾害性气候的频繁出现，人们对于“全球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但究竟什么是全球问题？1972年，由米都斯等人提交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曾经把全球问题概括为“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工业化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并又将对全球问题的研究称为“人类困境”研究。这一概括其实只是给出了全球问题的几类具体表现，并没有做出一般性的定义。为了便于下面的讨论，我们把全球问题一般地定义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或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实际影响，因而需要所有这些国家协同一致的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全球问题概念的提出和各种全球问题的频繁出现，揭示了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在此基础上，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做了如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2],p.3)
自从提出全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来，人们对如何解决全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持久的讨论。一种思路认为：全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与自然的不协调造成的，如人口问题就是由于地球为我们提供的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和人口增长潜力的无限性的矛盾造成的；资源问题也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消耗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则说明，人们所排放的污染过量，已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调节、吸收和净化的极限。而各种全球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又使得社会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只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了，全球问题就能解决了，可持续发展也就能实现了。所以，按照这一思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意味着可持续发展。[3-5]
我们认为，这一思路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仅仅做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并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只有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与人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历史上美洲印地安人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在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前，印地安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地生活在美洲大陆；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后，印地安土著社会（确切地说是部落）及其生活模式很快就中断了。很明显其不可持续性不是由于他们与自然界的不和谐，而是由于他们与欧洲人（或者这两种文明、两种生活方式或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和谐。在当今世界，几年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族人和塞族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以及近年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流血冲击，也都是人与人的不协调所导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人的协调发展”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与人的不协调”→“全球问题”→“不可持续发展”，或者反过来讲“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发展”→“全球问题”的解决→“可持续发展”。
进而言之，在“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和“人与人的不协调”当中，我们认为“人与人的不协调”是更为根本的，即“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归根到底也是“人与人的不协调”造成的。因为，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不协调，亦即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过度，从而破坏了自然界本身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过度的作用当然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其中每个个体都认为仅是自己增加一点作用，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所有个体都这样想并这样做，总的结果就十分可观了，因而就产生了过度的作用，破坏了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这正是人类自身的不协调或者不合作的结果。相反，如果大家合作，从自己做起，自觉地减少对自然界的作用，就不会出现过度作用、不会破坏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也不会产生全球问题。
在下面给出一般性分析之前，这里我们不妨先来分析几个具体的全球问题，看看它们是如何由人与人的不协调或不合作造成的。先看人口问题。一则，每个家庭都认为仅是自己家多生一个或几个孩子对人口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但所有家庭都如此，人口的增长就过快了；二则，人口问题也反映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不协调和不一致，对任何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既然孩子很小就可以开始干活并挣钱，多生孩子就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然而大家都这样，就造成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社会问题，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利，最终也对每个家庭改善经济状况不利，而家庭经济状况越差它就越需多生孩子以增加收入，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全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源，也是其难以解决的原因，因为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事态的长期“锁定”。[6][7]再看资源问题。我们以石油为例来分析，石油资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定的流动性。我们知道中东盛产石油，但中东国家都是些小国，彼此相距不远，地下的石油可以在这些国家之间流动。所以，尽管OPEC要求各国限制开采，但是实际的开采量往往超出限量。原因很简单，就是各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自家少开采而人家多开采，自家地下的石油就会流到人家那儿，自家就吃亏。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大家就都拼命开采，把井打得深深的，希望石油都流到自家这里来。结果，石油越采越多，石油资源就将面临短缺甚至枯竭。其他资源如海洋渔业资源也有类似的情况。
二、人与人协调问题的博弈分析框架
通过上述具体例子，我们已经说明了，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全球问题和不可持续发展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的不协调或不合作造成的。下面我们试图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要用到博弈论中的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从许多具体的情景中抽象出来的，它很简单但能解释实际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这个模型称为“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模型。
表1 囚犯困境博弈的支付矩阵（注：一般地，以下支付矩阵只要满足T＞R＞P＞S和（R＞T+S）/2的条件，就成为囚犯困境。）
囚犯困境说的是两个嫌疑犯被警方怀疑共同作案而抓获，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受审。每个囚犯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要么坦白认罪同时也供出他的同伙（即背叛他），要么抵赖（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抵赖、拒不承认，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们定罪，他俩都会被释放。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给他们一点刺激：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背叛，告发了他的同伙，那么这位告发的囚犯就会被释放，同时还会得到一些奖励（有点坦白从宽的味道）；而他的同伙则除了论罪惩罚外，还要被施以额外的罚款（有点抗拒从严的味道），作为对告发者的奖励。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相互背叛的话，就都会被论罪惩罚，谁也得不到奖励。表1给出了囚犯困境博弈的支付矩阵（即奖惩表）。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受5个单位惩罚；如果两人都抵赖，两人都不受罚也不得奖；如果一人坦白但另一人抵赖，坦白的得3个单位奖励，不坦白的受8个单位惩罚。
上述博弈如是一次博弈，结果一定是（坦白，坦白）。在博弈论中，这一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给定B坦白，A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同样给定A坦白，B的最优选择也是坦白。事实上，这里（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还是所谓占优战略均衡，即不论对方如何选择，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囚犯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不协调，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如果两个人都抵赖，两人都可不受罚也不得奖，显然比坦白各罚5个单位好。但这个帕雷托改进不可能实现，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抵赖，抵赖）不是纳什均衡。即使是两个囚犯在被警方抓住前建立一个协议即攻守同盟（抓到后拒不坦白），这个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它不构成纳什均衡，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协议。([8],p.16)
囚犯困境的逻辑同样可以用于分析解决全球问题和人与人的协调发展问题。下面我们不妨以环境治理问题为例加以分析。假设某个地区有两个企业在从事生产，每个企业的生产活动都有副作用，就是产生污染而使本企业及另一企业的产品的价值下降。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个企业是否采取措施处理污染，假定采取措施处理污染的成本对于每个企业都是11，不处理的成本是0。如果两个企业都不处理，每个企业的产品价值都为5；一个处理一个不处理，每个企业的产品价值都为13；两个企业都处理，每个企业的产品价值都为21。企业的净收益为其产品价值与处理污染的成本之差。所以，两家都不处理，则各家的净收益为5-0=5；两家都处理，则各家的净收益为21-11=10；一家处理一家不处理，则处理一家的净收益为13-11=2，不处理一家的净收益为13-0=13。这样，我们得到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的环境治理博弈。（注：此博弈原出自[9]p.22，这里有所改动并做了进一步说明。）显然，这个博弈具有囚犯困境的结构。所以，如果是一次博弈，结果便是（不处理，不处理），即仍是互不合作。现在回过头来看，罗马俱乐部当初称“全球问题”为“人类困境”问题的确是很有见地的，人类在某些时候确实面临着与囚犯困境类似的困境。可惜，也许是“人类困境”这个说法让人觉得有点危言耸听，所以现在已不太有人用这种说法。我们认为，人类为了给自己敲响警钟，不应回避使用人类困境的说法，而应勇于正视自身的问题，甚至要勇于自我否定。（注：2001年3月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旨在减少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以及2002年8月布什总统拒绝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就说明了人类合作的困难，也说明了人类困境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环境恶化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人类自作自受”；([10],p.5)全球问题也不只是源于人与自然的不协调，而是源于更深层的人与人的不协调。只有改变这种状况，人类才能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出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表2 环境治理博弈的支付矩阵
三、解决全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根据上述分析，要解决全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必须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合作为合作。那么不合作是否可能变成合作呢？也就是说，人类是否能摆脱“人类困境”呢？答案是可能的。这里的关键是人类要重视长远利益，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要变短期行为为长期行为。我们还是以上述环境治理博弈为例来说明。上述的不合作行为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如改为无限次博弈（假定污染需要反复处理），并且博弈双方对未来的价值足够重视（可引入贴现因子δ表示；δ也可以解释为在每次博弈结束前双方预期的下一次再进行博弈的可能性），则将有可能出现合作的结果。这个结论在博弈论中称为无名氏定理(folk's theorem)，([8],p.213)其严格的证明要用到较深的数学工具，下面我们不妨以一个特例作点定量说明。
图1 环境治理博弈树
我们来分析如图1所示这样一个特例。假定企业A先行动并采取这样的战略；当它不知道有关企业B的信息的情况下总是选择信任企业B，所以一开始它选择合作，只要企业B也守信即也选择合作，它将继续选择合作；但广旦企业B不守信即不合作，以后企业A将永远不合作。（这个战略称为“冷酷战略”，又称“触发战略”）现在我们来比较企业B的如下两种战略选择。如果B选择每次都守信、都合作，它的总收益为：
如果选择每次都不守信、不合作，它的总收益为：
当
，即δ＞3/8时，企业B将选择每次合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企业B选择不合作与合作的差别：选择不合作眼前利益增加了（从10增加到13），但长远利益减少了（从10减少为5）。如果这个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并且企业B对未来足够重视（δ＞3/8），那么企业B宁愿选择合作即牺牲眼前利益以换取长远利益。而按照企业A的战略，给定（既然）企业B选择合作，企业A选择继续合作也是最优的。这就是重复博弈创造的信誉机制，其核心是，当事人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愿意低档欺骗带来的一次性眼前好处的诱惑。如果未来是不重要的，就像历史上法国君主路易十四(1638～1715)所说：“我死了以后哪怕洪水滔天”，那么合作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全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本身说明，人是重视未来的，所以可以相信人类合作是可能的，因而解决全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可能的。
除了博弈的重复次数之外，上述环境治理博弈的合作解还要求δ足够大。δ足够大的意思就是参与者对其未来收入的贴现因子即下一期的一个单位收入的现值足够大。它也就是博弈的参与者有牺牲眼前利益以换取长远利益的耐心。我们说一个人有耐心，意思是说他的贴现因子高。一个人越有耐心，就越有积极性建立信誉。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δ值或耐心呢？个人的性格当然是一个因素（如上述企业的总经理有不同的类型），但最重要的是制度环境。一个社会的环境越是不确定，人们就越没有耐心。产权制度可能是决定人们耐心的最重要的因素。道理很简单，产权制度决定信誉的收益权，如果信誉的收益全归别人所有，一个人是不会为了别人的未来收入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的。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让人重视信誉，不光是个道德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去激励人们重视和建立信誉。这也正好印证了孟得斯鸠所说的“所有权是道德神”这句话的正确性。进一步讲，制度要稳定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不能以领导人的更替而更替，即尽量减少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建立所谓“非人格化市场”和“官僚主义行政管理制度”。（注：也称科层制，其特点也是非人格性。所以，官僚体制与市场体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官僚体制是与市场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或者行政体制，应该为官僚体制正名。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在中国从来未建立起真正的官僚体制，批评官僚体制在中国是无的放矢，弊大于利。）
制度对博弈的影响还体现在，它可以改变博弈的支付向量从而有助于实现合作、摆脱“囚犯困境”。例如，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可以制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假定根据环保法规，现在对不处理污染的企业罚款10个单位，那么表2环境治理博弈的支付矩阵变为表3所示。这时，博弈的均衡为（治理，治理），即两个企业相互合作。但规制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执法不严或者不公甚至徇私枉法的现象。所以，尽管法律是强制性的或硬的，但其效果并不一定很好。有时，一些软的但是自愿执行的东西，如培育有关全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意识和文化等，效果会更好。下面我们再结合前面讲的环境治理博弈来谈谈这一点。
表3 受规制的环境治理博弈
上述表明，对于表2所示的环境治理博弈，如果它是重复博弈并且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以及博弈双方对未来足够重视即δ足够大，那么就可能出现双方每次都合作的结果。但是这既然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意味着还有其他结果，如每次不合作同样也是可能的结果。事实上，无名氏定理表明这种超级博弈的均衡是多重的。从理论上讲，其中每一个均衡出现的可能性是均等的。那么，怎么使双方都合作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呢？在博弈论中，当博弈有多个均衡时，并没有一个一般的理论证明哪个均衡一定会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参与人可能使用某些被博弈模型抽象掉的信息，来达到一个“聚点”均衡(focal point)。([8],p.122)这些信息可能与社会文化习惯或者参与人过去博弈的历史等有关。例如在表4所示的情侣博弈中，有一男一女正在谈恋爱，有些业余活动要安排，或者去看足球比赛，或者去看芭蕾舞演出。男的偏好足球，女的则更喜欢芭蕾，但他们都愿呆在一起而不愿分开。这个博弈中，有两个均衡：（足球，足球），（芭蕾，芭蕾）。就是说，给定一方去足球场，另一方也回去足球场；而给定一方去看芭蕾，另一方也回去看芭蕾。那么，究竟哪个均衡会实际发生呢？如果今天是男的生日，（足球，足球）可能是一个聚点均衡。其背后的原因是，在男的生日时女的为了表示祝贺需要投其所好。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如平时），按照中国的文化更多地是男的投女的所好，（芭蕾、芭蕾）就成为聚点均衡。现在回到环境治理博弈，根据上述聚点均衡理论，为了增加合作治理环境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努力在全社会培育环保意识，让公众认识到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严重性，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等等。当这些意识、认识和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时，人人合作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将成为聚点均衡，全球问题的解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也就有了可能性和光明的前景。
表4 情侣博弈与聚点均衡
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重复博弈的合作解，只说明了解决全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但究竟如何解决全球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我们认为，一条基本的途径就是产业转型或者大而言之就是经济转型，其中的关键则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匹配。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先例，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历史上的产业转型，再来谈当今世界的产业转型。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经济形态：采集守猎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事实上，每一种经济形态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都会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出现一些类似我们现在碰到的全球问题那样的问题，当然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尽相同的问题。不过，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的，那就是粮食问题，毕竟人类要生存就得解决吃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此为例，分析一下历史上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
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后的100多万年里，人类一直在地球上漫游，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可以说，采集狩猎经济是人类经历的最早的经济形态。那时，在食物来源上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类也是从自然界获得他猎杀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差别是已学会了利用工具），也就说他们也是从自然界获得天然生长的或现存的食物。在采集狩猎经济时代的早期，地球上生活的人不多，他们生活在小团体或小群落里。当一个群体把某一地区的动植物消耗完后，或者当人口增长以后，一些人会迁移至另一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迁徙形成的不断的人口扩张，对天然的食物资源基数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缓解这一压力的一个办法是改进技术，不仅仅是采集狩猎技术的改进，而且还包括逐渐抑或是偶然地学会和掌握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技术。但是，自然资源不论是狩猎的动物还是采集的植物，开始都是公共财产，这种类型的产权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这些资源。所以，只要个人和群落感到采集狩猎的私人收益大于进行其他劳动的收益，他们就会进行采集和狩猎。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承担因建立对动植物的产权而产生的费用。只有在天然的动植物资源的稀缺性增大到一定程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出现粮食问题）后，人们才会去承担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这时，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就诞生了。按照诺斯的说法，农业经济的产权特征是“排他性的公有产权”，([11],p.90)所谓排他是指排除团体或群体外的人使用，但其内部还是公用的。与采集狩猎经济时代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的公共产权相比，农业经济的这种产权制度不但能有效地利用资源，而且还能激励人们使用并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而不是从自然界获得天然的食物）。这样，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就完成了，粮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农业经济时代的早期，由于新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大大加快了农业技术进步和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在一种既定的制度下，技术进步和产量增加最终还是会落后于人的需求的增长。此外，农业经济也还是需要消耗一种稀缺的资源即土地，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甚至不亚于采集狩猎时代作为人类食物来源的天然生长的动植物资源。因为，按现在的术语，后者毕竟是可再生的资源，而前者是不可再生的。只不过在农业经济初期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较低，所以发展的潜力还很大。但到了后期，当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饱和，并且技术进步由于受既定制度框架的限制而滞后于人类需求的增长时，粮食产量就会出现经济学中所说的“报酬递减”现象，最终又会出现粮食问题。解决的办法还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结果就是工业经济的诞生。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之后，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特别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套激励技术变革、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的激励机制——专利制度。比专利法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法律的建立和实施，这个法律能够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在这样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持续的技术进步成为常态，无论是工业技术还是农业技术，从而使少量的农业人口能够养活大量的非农业人口。而且，在工业经济时代粮食也不再是完全由农业部门提供，许多食品是经过工业部门深加工的产品。这样，农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统治地位宣告结束，工业取而代之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部门。
与农业经济把整个经济建立在土地一种自然资源或称关键要素之上不同，工业经济自从它诞生以来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实现了从一种关键要素到另一种关键要素的转换。这些被称为“技术经济范式”的重大技术创新，自工业革命以来已经经历过五次更替，其中前四次对应于工业经济时期，期间所使用的四种关键要素依次是棉花和生铁、煤炭、钢材和能源（尤其是石油）。([12],pp.68-71)正是通过从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到另一个技术经济范式，以及相应地从一种关键要素向另一种关键要素的转换，工业经济在早期似乎克服了由于某种特定的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引起的报酬递减效应，缓解了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但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四个技术经济范式都是建立在大量消耗其所依赖的关键要素上的，如果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产生及其在全社会的扩散，滞后于由旧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要素的稀缺性而导致的报酬递减效应，那么工业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就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问题。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后，答案才开始明确起来；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有可能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得益于第五个技术经济范式即通讯与信息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不同于前四个技术经济范式，这一个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要素是所谓的芯片（即集成电路块），([12],pp.68-71)它是一种低原材料和低能源消耗的关键要素，其高附加值源于它所凝聚的知识。也就是说，这种关键要素是知识高度密集的。所以，以此为主要的投入而生产出的产品也是知识高度密集的，因而建立在这种技术经济范式和关键要素之上的经济自然就是知识经济了。知识经济为什么能够在原材料和能源低消耗的条件下，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我们不妨看一看知识经济的先行者比尔·盖茨及其创办的微软公司是如何致富的吧。微软公司的产品是电脑软件，而所谓软件就几乎可以被看成是“凝聚的知识”，它的生产的边际成本（即生产一盘软件所需增加的成本）几乎为零。如像微软视窗这样的软件产品，为研制和生产第一盘软件花费了5000万美元，可是第二盘、第三盘……则只需花费微乎其微的一点材料费。所以，增加生产能够获得巨大的报酬。例如，尽管当初微软公司的年销售额只有苹果公司的一半，IBM的四分之一，但软件的利润比硬件要高得多。苹果公司每销售1美元只得3.3美分的利润，而微软公司每销售1美元则可得30美分以上。这就是微软能够致富的秘密，也是知识产业和知识经济能够兴起，及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不过，要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除了需要新的技术以外，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创新。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正是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等金融和企业制度创新的匹配而得以蓬勃发展起来的。[13]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全球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只是源于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更是由于人与人本身的不协调，要解决全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则正是协调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手段，只有通过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及两者的匹配才能解决全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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