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谷继明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 张惠言是晚清今文学兴起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问介于朴学与晚清今文学的交界点上，他做的汉《易》学上承惠栋。然而根据现有材料，以考证的方法来复原虞翻《易》学，只能是破碎的。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曹元弼等也有影响。
[关键词] 张惠言；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汉《易》
一、今文先导
晚清的今文经学，兴起于常州，学者多以为自乾隆时庄存与治《春秋》始。然刘逢禄说：“皇清汉学昌明，通儒辈出，于是武进张氏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学萌芽渐复”① 刘逢禄《：刘礼部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张惠言较庄存与稍晚，与刘逢禄属同一时代而稍长，算是前辈。张氏治今文，对于常州的学风无疑有重要影响。孙运君即曾指出张惠言《易》学对于今文经学的意义② 孙运君《：清代今文经学兴起考——以惠栋、戴震、张惠言为中心》，《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第130-132页。 ，不过其考察尚粗觕，且于《易》义鲜有涉猎。
如果将阎若璩、毛奇龄、胡渭等算作过渡时期的学者，而以惠栋为第一代典型汉学家的话，那么《易》学在这场汉学复兴潮流中具有首出的意义。惠栋学术之最著者乃《易汉学》和《周易述》，其后，江声、王鸣盛等的《尚书》学注疏即是《周易述》的效法，如李慈铭谓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自注自疏，古所罕见，江氏盖用其师惠定宇氏《周易述》家法”③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
《易》学尽管也有今古文的问题，但却并未陷入今古文之争。惠栋一心复汉，而当时存有汉经师旧注的，《诗》之毛《传》与郑《笺》、三《礼》之郑注、《公羊》之何休注、《易》之虞翻注而已。惠栋《易汉学序》：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惟王辅嗣以假像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说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④ 惠栋《：易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3页。
《周易》汉注虽为王弼所乱，但《周易集解》中保存不少，最多的当属虞翻注。虞翻为三国时人，其家传孟氏《易》，已有五世⑤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22页。 。孟喜《易》本于田王孙，属于今文《易》中较著者。故清人以为，由虞翻注可上推孟氏《易》，以至于杨何之学。惠栋本此意作《周易述》，以虞氏为主，兼用郑玄、荀爽。因为汉人《易》注存世本少，惠栋也就不复严格区分。是故虞翻虽名义上属孟喜今文学系统，郑、荀虽名义上属费直古文学系统① 费氏《易》的今古文归属颇有争议。费直《易》的经文或许是古文，但传费氏学的人如郑玄、荀爽，其实都借鉴了今文家法的。 ，而惠栋却并不用今文学、古文学壁垒森严的眼光来治汉《易》，尽管其学有今文学倾向② 谷继明《：惠栋易学的定位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40页。 。
文质理论是用以改制的。曾亦教授指出：“《春秋》改制，明三教之所以不同，或从殷，或从周，或损周文从殷质，或变殷质用周文，其实皆不过承衰救敝而已。可见，汉人由三教而言改制，唯圣人能当之，即因前代之利弊而有所损益，如是而造就一代新制”⑩ 曾亦《：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复旦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第17页。 。张惠言从文质的角度来讨论礼学，目的也是藉礼学来实现改制。《公羊》家多以为，商主质，周主文，孔子作《春秋》则复主质。只是周以后，似乎再没有出现三代的盛世，似乎意味着文之返质的努力再没有实现过①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02-603页。 汉人是以由文返质自居的。如董仲舒说：“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但后代人多不承认汉朝堪比三代。如何休等认为，孔子是斟酌文质，各有损益。 。张氏则以为：“自周以来，天下之势未尝一日不欲反于质，特无圣人为之导尔。……历观汉唐以后，得天下者莫不崇简易，尚惇朴；而无以成其教，则民俗不变，治亦不长。盖民之欲反质之势，千有余岁而未尝改。而迄不得圣人为之，遂坏乱而不救，使异端得以乘其隙，可慨也。后世之民，日益苟简，起立拜跪周旋裼袭之数仅有存者。质既尽丧，而复相与自去其文。治天下者，得不早为之所哉。”张氏制礼的目标是返质，但在他看来，问题不仅仅是质的缺乏，而且残存的一点文也要去掉。这意味着整个礼教的隳坏。所以当务之急，就在于如何重新兴复礼教。
二、重构虞翻
张惠言研究虞氏《易》，非常能体现其今文学家特色的一点在于，他不是通过考证学的方法去复原虞翻《易》学的原貌，因为根据现有材料，以考证的方法去复原虞翻《易》学，只能是破碎的。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然后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且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郑玄《易赞》曰：“庖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⑤ 王应麟辑，惠栋，丁杰订补《：周易郑注》，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是十言之教中，以消息为关键。张惠言也由此来把握虞翻《易》。其《周易虞氏消息》可谓虞翻《易》的总纲，尤以《八卦消息成六十四》一节图表为关键。张惠言笺虞翻，多据此图为说。然而此节卦变图颇为繁难。黎心平曾有探讨，解决了一部分问题⑥ 黎心平《：张惠言虞氏消息研究》《，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66页。 。今更尝试探其深意。虞翻《易》的卦变，大致遵循十二消息卦生杂卦的原则。不过，若将虞翻注卦变加以归纳，则似乎又没有那么整齐有序。张惠言则反复探寻演绎，终于制定了把握虞氏卦变的方法，亦即将卦变纳入消息中；而其所谓消息，也不仅仅“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这样简单的线性循环。如同黎心平所指出的，张惠言引入了月体纳甲来统合十二消息，从而使十二消息卦变成了双行结构。其实月体纳甲，也是重要的消息说，且为虞翻所重视，只是虞翻多以八经卦配月体纳甲，而张惠言应用到十二消息卦。这样十二消息卦的运行，就分成了阳之消息、阴之消息两组：复-临-泰-否-观-剥-坤-复；姤-遯-否-泰-大壮-夬-乾-姤。为何泰之后折入否观剥，而不是大壮夬乾；否之后变为泰大壮，而不是观剥坤呢？这是考虑到《杂卦传》和虞翻注的“否泰反其类”说。换句话说，否会马上变为泰，泰会马上变为否。同时，这种设计也完美地将十二消息的阴阳双行安排妥帖：若既要符合阳起于复、阴起于姤，又要符合震-兑-乾-巽-艮-坤的月相消息，则只能如此安排。
十二消息的骨架确立了，接下来就要据卦变来建立整个六十四卦的结构。一般而言，杂卦都是从消息卦通过爻变（即一卦中两爻位置的交换）得来的，故当系于各自的消息卦之下，在这方面最整齐的莫如朱熹的卦变图。但是虞翻不仅仅有数理的趣味，还要照顾到两个因素，即天道运行⑦ 所谓天道运行，即指一年的四时变化，月相的消长盈虚，等等，这些都表现在《周易》卦象之间的变化和联系上。也正是因此，汉人虽然重视象，但其背后的意义却与宋代数理趣味的象数颇有不同。 和注经。在虞翻注中，有一些特例不从消息卦来，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考刘玉建的探讨⑧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2-711页。 。这里可分为几组：一是反复不衰之卦，即坎、离、中孚、小过、颐、大过，孔颖达称作“变”，又称“错”；二是一阴或一阳之卦，谦、履、师、同人（无注）、比、大有（无注）、小畜；三是屯蒙；四是旅丰。张惠言的处理是（如下图1所示）：（1）反复不衰之卦有特殊的结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坎离，在月体纳甲中，坎离是“运毂正轴”的，张惠言因此也将坎离安排在阳消灭入坤之后，复出震之前的阶段。同理，颐、大过安排在阴衰入坤后，姤之前的阶段。而小过、中孚，一在否观之际，一在泰壮之交。总之，反复不衰之卦都安排在了阴阳消息变化的转折点上。（2）孤阴孤阳之卦，虞注卦变以为是乾坤之交。虞注已说剥变为谦，师变为比。而在张惠言看来，谦-履、师-同人、比-大有三组，坎离分别在三、二、五位，则此数卦厕于剥坤之后，坎离之前。相应地，豫-小畜、萃-大畜、蹇-睽属于夬姤之间、阴生之前的卦，在颐、大过之前。（3）屯自坎变，虞注已言之，故张氏置屯鼎于坎离之后，又配蒙革于大过颐之后。（4）旅、丰，张氏从虞，分别系于贲、噬嗑之下，出于否泰相接之际，故特变。张氏的卦消息，亦可以参考徐昂① 徐昂《：周易虞氏学》，南通：南通竞新公司1936年版，第135-145页。 、潘雨廷② 潘雨廷《：周易虞氏易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页。 、李阿慧③ 李阿慧《：张惠言易学研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74页。 的讲解。在这四部分之外，还有损益两卦比较特殊，详见后节。
图1
其《虞氏易礼》，首先列的就是“周家受命三卦”，即晋、升、明夷。晋卦是文王为方伯以服事殷之象，升卦是文王受命之象，到了明夷卦，则有伐纣革命之象①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02-603页。 汉人是以由文返质自居的。如董仲舒说：“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但后代人多不承认汉朝堪比三代。如何休等认为，孔子是斟酌文质，各有损益。 。文王受命，称王改制，此今文家特别是公羊家之说，如何休谓：“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② 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徐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推言之，凡《周易》卦爻辞中所称王，皆文王自称。张惠言说：“后人不敢道文王受命称王改制，遂使大义沦晦。岂知圣人膺箓受图，灼然天人相与，而易姓七百二十轨，为易道至大哉”③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04页。 。此处所谓“轨”，是《易纬乾凿度》中所谓朝代享国之数。《易纬》提供的历史，是朝代更替的历史，而其变化的规律，与公羊家的三正说相同。又如他解“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联系到殷商以夏祭为禘，周改制以夏祭为禴，乃知此处即言殷周四时之祭的变革④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06-607页。 。张惠言称赞郑玄以礼说《易》，“原文本质，使周家一代之制，损益具备，后有王者，监仪在时”⑤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01页。 。如果以三正说来推，《周易》经文之礼，是文王受命所改、周家之礼；那么孔子所作的十翼，也应当有孔子“素王改制”之法。由于张惠言专门解释《易经》，故《易传》发挥不多，但他仍然通过引虞翻注暗示了这一点：“孔子行夏之时。经用周家之月（张笺：如临‘八月有凶’为遯）。夫子传《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复为十一月，遘为五月矣”⑥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481页。 。
三、礼象与改制
农村养老事业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一个让群众具有“获得感”或“满足感”的社会。福利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业，应该惠及不同职业、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认为“福利要帮助受苦的人、困境中的人和处于劣势地位的人”。[12]福利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是惠及全体公民。农业劳动者享有平等的退休权构成完整的退休福利权制度，缺乏农业劳动者退休权意味着社会在劳动领域存在差别待遇，必然导致农业劳动者在“获得感”普遍提升的社会实际获得的不足。
就方法论而言，张惠言以条例治《易》，这是与他治《礼》相关的。因为礼学特别要求体例。这一点从上节张惠言对于虞氏《易》学六十四卦体系的建构中可以看出。
张惠言曾提出“《易》者礼象也”的说法：“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记》曰：‘夫礼，必本于太一，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礼象也。”⑤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 这个命题十分有见地。一方面，他为礼学建立了形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使《易》学从抽象虚玄的思辨中走向形下，从而使形上形下打成一片。他引《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太一”云云，以表明礼上通天道，礼之展开是太一-阴阳-四时，也就是太极-阴阳-四象-八卦之易道展开的过程。
张惠言是特别重视象的，为此他甚至反对数：“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易。数者，所以筮也，圣人倚数以作《易》，而卦爻之辞，数无与焉。汉师之学，谓之言象可，谓之言数不可。象数并称者，末学之陋也”⑥ 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如果考虑到宋代《易》学的数理兴趣，则张惠言针对的意图十分显然。又如他说：“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辩言正辞，而况多岐之说哉”⑦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41页。 。舍象言理，显然在批评王弼以后，包括宋明的学风。对于数、理的贬斥，意味着反对过于抽象虚玄的思辨；而强调象，是要给解《易》以规范和约束，由象进一步落实为礼象，则解《易》的约束性和边界就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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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如是，故张惠言说：“虞氏于礼，盖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揆诸郑氏，源流本末盖有同焉。何者？其异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为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礼，以补郑氏之阙，其有不当，则阙如。一以消息为本”①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41页。 。“所以为象者”，也就是天道消息，故其作《虞氏易礼》以消息为本。具体说来，比如前面提到张氏以晋、升、明夷为文王受命之卦，他的考察，不仅仅是在卦爻辞所反映的礼制上，而且将三卦放在六十四卦消息图位置中。如果不考虑消息卦，那么升卦是阳息之卦中的第一个卦，明夷次之，所以他说“阳之息卦始于升，王者受命之义也”② 张惠言《：虞氏易礼》，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03页。 ；而晋卦则在剥坤之间，是阳将亡之象，故以象殷之末路。
经过以上设计，张惠言建立了一个缜密的六十四卦消息变动的体系。这里面是张氏自己的体系原理与虞翻注相互切劘的结果。他根据消息的原理，再根据现有虞注卦变理顺基本结构，然后再安排或填入其他虞注所阙或不顺的卦。这个卦变结构，是否符合虞翻的原意，已很难探寻，因为虞翻注已经残缺不全。他建立这个体系，其实和虞翻的一些说法有矛盾，但都可以通过解释来加以抹平。总之，张惠言的建构，充分表现了其思维的缜密、想象力的丰富，是目前对于虞翻卦象体系最有条理的解释。这个消息体系和图表，不仅仅是一种象数的趣味和《周易》经文解释，而且是张惠言心目中的天道变化、阴阳消长的模型。
《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讨论此起彼伏，主要集中在要不要规定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范围和法律监督的方式、手段三个方面。现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近一年，再度梳理这些讨论，会发现对法律监督的忧虑被无端地放大。同时，法律监督的程序却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
张惠言重视礼学，是欲藉此而兴复儒家之政教。其理据，既在《周易》，亦在《春秋》，而礼便成为实施的主体。其依据《春秋》论礼，还表现在文质的讨论上。对于文质，张氏的看法是：“文质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六亲上下之施，其事正于坐立拜跪裼袭差杀升降之际，而出入于性情之间。”⑦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71页。 易言之，文质是处理人伦礼制时的不同方法。所以他比喻道：“文质之为礼，犹曲櫱之为酒也。圣人合文质于礼而轻重之以为教，犹酒人之轻重其曲糱以为齐（剂）也”⑧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71页。 。张氏特别强调，文质是礼的不同，而非质为实、文为礼，所谓“礼乐者，道之器也；文质者，礼乐之情也；尚文、尚质者，所由以入礼乐之途也”⑨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95页。 。这个说法符合儒家特别是公羊家对文、质的理解，如董仲舒即有“质礼”“文礼”之说。显然质、文皆是礼。
尽管名为黑洞，超大质量黑洞其实是宇宙中最为明亮的天体之一。物质掉入其中时会释放出海量能量。这些能量足以制造出类星体。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类星体这种遥远的微弱射电信标就一直令地球上的天文学家困惑不已。
惠氏治《易》虽以今文为主，然至其身后而鲜有问津者。惠氏《周易述》临终时尚未完成，再传门人江藩为之补苴，然弗逮于惠氏甚远。戴震、程瑶田、王念孙、段玉裁诸学者多用力于礼与小学，盖考据喜征实，厌发挥也。张惠言起而重《易》，今文之风乃盛。钱穆谓常州之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2页。 ，指出了惠栋对于张惠言等常州学派的影响；但是将惠氏和张惠言及常州学派完全看做一脉，则稍可商榷；而攻诋惠、张过甚，也非平情之论。就《易》学而言，张惠言严明虞、郑、荀家法，而以虞为主，对于《易》的理解有清晰的体系，这相较于惠栋，更进了一步。关于张惠言的生平及其主要的易学著作、观点概述，已见于汪学群的研究④ 汪学群：《清代中期易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兹不赘述。
前一阶段滴滴顺风车恶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同时也把滴滴打车客服人员推向风口浪尖。究竟是客服外包引起的服务质量下降，还是客服人员墨守成规不作为，进而延误了警方介入的最佳时机，留待法律界人士与公众讨论。但不可否认，这起案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客服人员在公司中的重要地位。
礼教关系着治乱的大局。张氏有《原治》一篇，认为古之治、今之乱，根本就在于礼教的不同：
张氏在这里对时局颇有批判性。宋以来，为政者对人欲的负面看法越来越严重，而礼教转变为政令，放弃对人情的循循善诱和自然培育，一变为惨杀。人民则由此“免而无耻”，于是礼教陵迟。张惠言所处的时代，已经危机四伏、乱象丛生。除了顶层的危机，地方社会也面临重大的困难，主要是吏治的败坏、民生的艰难、地方的痿痹困顿。他自己的家乡也是如此：“方今吾乡，风俗益偷，礼教益薄，此世道之忧，搢绅先生之耻也。”③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54页。 地方社会痿痹，礼教废弛，就会出现脱离共同体的民众。这种脱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失业和衣食无着，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上的无依靠、精神上的孤立感和伦理上的不受约束。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和吏治腐败有关，也和晚清以来工商业的发展有关系。无论什么样的起因，这种状况都是很严重的，就近而言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就远而言则背离了儒家之教。张惠言的对策，仍然是礼教：“愚以为方今之势，教民之要有五：一曰立宗法，二曰联什伍，三曰联师儒，四曰讲丧祭之法，五曰谨章服之别。五者之教行，而偝死忘生之风革，惇厖纯固之俗成，民有以相养而无以相弃。上不费而惠，遍则三代之治，不是过也。”④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79页。 这五条方案，核心就是以礼教、宗法重建地方社会的秩序。一方面，宗族在经济上可以相互周恤；一方面宗族对于非礼和违法的人事也有制约。当然，他的礼教要返质，特别注重礼在制定和施行中的温和、自然，从而消减其压制性的力量。
张惠言兼善礼、《易》，故以礼治《易》似在情理之中。一些学者已指出此特点，如陈修亮等④ 陈修亮《：乾嘉易学三大家研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0页。 。然而张氏以礼治《易》，若仅停留在他引用了何种礼制来解《易》，则太过表面和笼统。还有，他这种解释方法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又有何影响？这都是需要深入讨论的。
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乐之情，即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因以制上下之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气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饮食、知能所及、思虑所造，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①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16页。
后世为政者则不然：
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恶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无所循习，动而无所法守，不胜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则各以诈相遁，有司见其然，于是多为刑辟以束缚之。条律之烦，至不可胜数。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则又莫之问也。②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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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通虞郑，究际天人
张惠言重家法，他认为：“治《易》者如传《春秋》。一条之义，各以其例，时若可比，究则迥殊。李鼎祚、朱震合诸家而为说，是知日之圆，而不知其不可以为规也”⑤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43页。 。是故他治汉《易》，郑玄、荀爽、虞翻则分别治之，因为每家有自己的体系，虽一个微小的注解，背后却是整个经学体系的考量，故表面上的“择善而从”只能是不能深入理会各家的精要而流于肤浅。张惠言坚持家法，故能超越惠栋，取得了突破性成就⑥ 惠栋虽然也有家法的说法，但是就《周易述》来看，也是混同虞郑荀，很难说有清晰一贯的体例。张氏批评他“左右采获”“旁征他说”（《周易虞氏义序》），良有以也。 。但辨别家法不等于抱门户之见不能会通；而恰恰是在仔细深入研究各家的基础上，找到了根本性的道理，实现了更深层的会通。
显效：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基本消失，无低氧血症及低二氧化碳血症；有效：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明显改善，经血气分析低氧血症及低二氧化碳血症好转；无效：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无减轻或加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前文提到，虞翻属今文，郑玄属古文。但二者的区别主要不在今古，而是在诠释方向上的不同。虞翻《易》学之要，在于消息和卦变；而郑玄《易》学之善，则在礼象。张氏会通虞郑，就需要将天道消息与礼象融会贯通。张氏自述为学：“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图《仪礼》十卷，而《易义》三十九卷亦成，觕以述其迹象。若微显阐幽，开物成务，昭古今之统，合天人之纪，若涉渊海，其无涯涘”⑦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21页。 。
前面提到张氏《易》、礼一体，实际上给礼学赋予了形上的意义。这正是会通虞郑的基础。天道消息，是制礼的形上依据，而消息亦必然表现为礼。同时，消息意味着天道变化，而一个消息的结束，转入下一个消息的循环，适为三正改制的天道根源。
需要注意的是，张惠言的礼，并不仅仅是进退揖让、名物度数，而是涉及了制度层面，特别是改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礼治《易》”就是以礼学与《公羊》学之改制通《易》之改制。
具体到个人修养之礼，也与天道相关。对于个人来说，礼的作用是迁善改过，其在《周易》，则是损、益两卦之象。张氏谓：“益象迁善改过。善之与过，何以决之？亦曰礼而已”③ 张惠言《：虞氏易事》，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648页。 。“礼者，道义之绳检，言行之大防，进德修业之规矩也。君子必学礼，然后善其所善，而过其所过”④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67页。 。而损益二卦的惩忿窒欲和迁善改过，具有更深层的天道依据，在张惠言的消息卦体系中有特殊的地位。《杂卦传》说“损益盛衰之始也”，天道之盛衰，关节点在否泰，而损益正是应对否泰的方法。天道之消息如是，而人之一生，亦在消息之中。惠言如是解释：
1.2.2 调查方法 学期授课结束最后一次课上统一发放调查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由学生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无记名填写，现场发放，现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62份，收回有效问卷249份，有效回收率95.0%。其中，女240人，占96.4%；男9人，占3.6%。其中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152人，占61.0%；非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97人，占39.0%。以前在中小学或社会上学习过礼仪相关知识的34人，占13.7%；没有学习过礼仪相关知识的215人，占86.3%。采用Excel软件输入原始数据，应用SPSS 17.0进行统计学分析和统计描述。
人以阳生。复，人之始也；坤，人之终也。自复而临而泰，谓之息，人之少而壮也；自否而观而剥而入于坤，谓之消，人之老而死也。独阳不生，独阴不生。……往来者惟泰否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枢也。君子泰则不使为否，否则能使为泰。其用在损益。故曰损益衰盛之始也。……损之变为既济，则不反否；益之变为既济，则反泰，所谓各正性命也。性者人之成也，于卦为震；命者天之令也，于卦为巽。益之为也，复乎性而尽命。损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贞正其性命也。⑤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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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言此论，为钱竹初年老欲学长生之术而发。故此盛论天道消息及人生盛衰，劝之以礼自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勿惑于释老之说。其论正大笃实，精义入神，足为解《易》之法语。
五、流风所扇
张惠言的影响，首先在于刘逢禄和常州学派。就《易》学本身而言，刘逢禄所随从的就是张惠言的路数。其子谓刘逢禄“《诗》、《书》大义及六书小学，多出于外家庄氏；《易》、《礼》多出于皋文张氏。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⑥ 刘逢禄《：刘礼部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第211页。 。刘逢禄不但治《易》，而且成果颇丰：“府君以东汉经师有家法可寻者，今惟何、虞、许、郑四君子。虞氏之《易》，虽惠、张创通大义，学者尚罕得其门而入。因别为《易虞氏变动表》一卷，《六爻发挥旁通表》一卷，《卦象阴阳大义》一卷，《易言补》一卷，《易象赋》、《卦气颂》一卷，撮其旨要，约其义例，以便缀学之士”⑦ 刘逢禄《：刘礼部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第211页。 。张惠言的《虞氏易言》是未完成之作，刘逢禄为之补苴，甚能得张氏精神；其《易象赋》，则显然是张惠言所谓“易者象也”的阐发。至于《虞氏变动表》等，则约张惠言之义，使之更加简明，方便学者入门。
要言之，刘逢禄从张惠言《易》学那里继承了两个特点：一是重家法和条例，这一点前引《行述》已有说明；二是《易》与《春秋》的互发。张惠言主《易》，故以《春秋》治《易》尚不特别显著；而刘逢禄既以《公羊》为业，宜其说《易》以《公羊》也。
张氏既兼擅《易》与礼，不立今古文门户，治学谨严，则其影响，不仅仅及于常州今文经学。盖张惠言能辨别家法，推定郑、荀、虞注条例，故欲治汉《易》者，舍张氏弗由也。与张惠言同时治《易》之名家，有焦循其人。阮元、王引之推许甚盛，而近代亦有学者褒扬之不遗余力。然焦循之《易》，非经学所能牢笼，本质上是以《易》学讲数学。王引之赞其“凿破混沌”，其实毋宁说是推倒一切，汉宋并弃。其气魄固然雄壮，但于经学不可谓有补。故在当时，已有学者不同意焦循的讲法；晚清民初，更有不少学者反对。盖经学有家法，家法意味着诠释传统。治经学，或许不认同某一家的家法，但至少要对家法有所理解，上通经学之本原，然后再建立自己的诠释不迟。也正是如此，真正将《易》学作为经学的，更推许张惠言而非焦循。
晚清治《易》者，有两个特点：一是汉宋兼采，一是以礼治《易》。后者则显然受张惠言的影响。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以《礼》名家，亦兼善《易》学。当然，张惠言之《易》属今文，而黄氏父子之风格则偏古文，故黄氏对惠言亦有批评。黄以周主讲南菁书院时，又将以礼治《易》的方法传给唐文治、曹元弼。曹元弼作《周易集解补释》及《周易郑氏注笺释》，引张惠言之说甚多；其《周易学》言及六十四卦消息，则全录张惠言之图① 曹元弼：《周易学》（卷一），民国四年（1915）刻本，第26-29页。 。曹元弼序其作《周易郑氏注笺释》之意曰“六经同归，其指在礼”② 曹元弼：《周易郑氏注笺释》（序文），宣统辛亥（1911）刻本，第32页。 ，这正是张惠言《祭金先生文》的开篇之语③ 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65页。 。关于黄氏父子与曹元弼、唐文治《易》学的关系，笔者曾有专文讨论④ 谷继明：《黄式三与晚清易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37-43页。 。曹元弼所欲复之礼，与张惠言之礼，未必相同；然彼皆知以礼治《易》，使其不归于诡谲空虚，洵足为今之治《易》者法也。
Zhang Huiyan’s I Ching Learning and the New Text Classic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 J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 Zhang Huiyan was a critical figure in the rising of Jinwen xue(New Text classicism),whose learning stood in the interface between puxue(plain learning)and Jinwen xu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His study of I Ching learning of the Han Dynasty inherited Hui Dong.However,the textual research,with the current materials,which were used to restore Yu Fan’s I Ching learning,were only broken.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textual research,Zhang Huiyan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al system in Yu Fan’s Gua(hexagrams)through expounding the essence in Yu Fan’s I Ching learning mingled with his own understandings,which was further employed to make commentaries on Yu Fan’s annotationsof IChing.This creative explana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Text classicism.Moreover,Zhang’s study of rituals was not the rituals of textual research,but in harmony with that of the Gongyang Schola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Actually,Zhang Huiyan’s mastery of IChing and ritual learning also implied the learning of Gongyang School.Methods adopted by Zhang Huiyan were handed down to Liu Fenglu,and further affected Huang Yizhou,Cao Yuanbiand the others.
Key words: Zhang Huiyan;the Changzhou School;New Text classicism;IChing learning of the Han Dynasty
[中图分类号] B 24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9）01-000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ZX022）
[作者简介] 谷继明（1986-），男，山东济南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易》学哲学、宋明理学、经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严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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