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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对外开放的全景透视
——评《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
黄玉霞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云南面向西南的对外开放，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末梢”，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成为我国从陆上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云南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是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对外开放方略，全面深化云南对外开放水平，以大开放意识推进大开发，以大创新促进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云南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也是全国人民，尤其是云南人民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必然结果。在纪念中国对外开放40年之际，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一书。该书全景式地描写了云南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阶段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一、云南对外开放战略的形成基础——对历史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一书，在开篇就对云南两千多年的对外开放历史给予了准确的定位：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是我国沿边的重要省份，在我国的对外交往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从这个角度看，回顾云南的对外开放历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完整记录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更在于如何传承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
云南的对外开放，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云南的对外开放，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经济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就云南而言，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原王朝与云南的联系不断加强，云南保持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当的社会发展水平，使得云南具备不断发展对外联系的基础条件；二是云南的民间力量对推动云南对外开放不断发展的支撑作用，这使得云南即使在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较少甚至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历史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仍然能够保持与外部世界的适度联系。基于这种视角，《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一书，将云南的对外开放历史简单地划分为秦汉、唐宋、元明清、近代、当代五个历史时期。在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的对外交往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总的来看，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是贯彻始终的。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来，是《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一书回顾云南对外交往历史的主旨所在。
云南的对外交往，发端于对外交通线的开辟，兴盛于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现今的云南对外开放，建设与南亚东南亚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也是重中之重。由此可见，对外交通的开通与完善是对外交往的基础性条件，古今同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云南早在秦汉之前，就有居民开辟了北至四川，西至古印度的“蜀——身毒道”，到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关注度的提升，云南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秦统一六国后，开通了通往云南东北地区的“五尺道”，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五尺道的开通，使得云南的内外交通由线及面，初步形成网络。到了西汉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到西汉中期，加大了经营经西南夷地区到大夏道路的力度，并在云南沿线地区新设郡县。汉代开通的博南山道、交州道，彻底打通了通往身毒和交趾的道路交通，并且形成网络化的交通设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联互通，产生了一定的交互作用。
唐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在原有的对外交通线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外交通道路的开拓与建设，使得云南的对外交通线的网络化程度更高。南诏在西开寻传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往缅甸、印度的北支线、南支线，又开辟了经云南南部通往交趾北部、古代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几条交通线，境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南诏建立起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大理国时期，不但继承了南诏国的疆域，也继承了南诏国开拓和经营对外交通的传统。大理国时期的对外交通路网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汉晋以来形成的经保山入缅甸，再到印度的“西至身毒国”的道路、从滇中顺元江南下越南的“交趾道”、南诏新开的从临沧到伊洛瓦底江中游，再到中南半岛南部的“青山香木路”，加上大理国新开的由景东经西双版纳到泰国、老挝的道路，云南对外交通的网络化格局基本形成。
在推进区域性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云南省还将与周边邻国毗邻地区的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立了云南与越北、云南与老北、云南与泰北、云南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K2K合作等合作机制。
元代在云南设置云南行省，逐步推行镇戍制度，在交通沿线设置站赤（驿站），引入内地的驿传制度，并加以进一步的完善，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站赤的设置与加密，使得原有的交通线更加便利通行，形成了若干条交通干道，其中有3条重要的对外交通干道：中庆（昆明）至广西邕州、中庆至安南（越南）、中庆至缅甸的对外交通干道。在这些交通干道的周围，还有若干条次要的通道通往境外。这些驿道的修建和畅通，大大便利了云南的对外交往。云南周边的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纷纷借道云南，与元朝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云南与内地及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也由此发展起来，在交通沿线和边境地区，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商贸中心和集市。
明代，云南的对外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驿道制度更加完善。从昆明经大理、保山至腾冲及境外的驿道、驿站已经设到边地和境外，最远一处驿站设在今天缅甸境内的阿瓦（曼德勒），沿着驿道最远处可以到达缅甸的勃固一带。经过从赵州通往景东的驿道再往南行，经车里（今景洪）出八百大甸，过景迈（今泰国清迈），可通达泰国南部沿海地区。从昆明通往安南的驿道，则是云南与越南开展民间贸易活动的主要通道。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逐步具备吸纳内地人口的基础条件，明朝政府因而有意识地扩大了内地移民的规模。内地前往云南的移民，成分比较复杂，除自由迁来的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外，还有大量的政治移民，包括戍守的军士、地方官吏、屯田的农户、流放边地的罪犯等。
我跟阿花商量，别和大发厂狠了，狠不过人家的。阿花把林强信的祖宗八代操遍之后，说也罢，我们自己培养熟手，现在订单充裕了，王义山负责生产，你负责技术指导，尽快培养新员工。
明代中期，明朝政府又通过“三征麓川”之役，发动了对起于元代的勐卯傣族地方势力的征讨，强化了中央政权对云南边境地区的统治。“三征麓川”之役对缅甸的政治生态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在缅北的掸（傣）势力急速衰落，以缅族为主体的东吁王朝、木梳王朝迅速崛起，控制了缅甸大部分地区。为适应新的对外交往形势，明朝政府除在京师四夷馆设立缅甸馆外，还在云南设立“缅字馆”。同时，由于缅族政权在统一缅甸的过程中，不断向中缅边境扩张，明朝政府也加强了对边境的管理，派官员到边境地区“时时巡察”，同时“禁约官豪军民人等，不许擅往夷方置庄搅扰及私与夷人交通”，试图对云南与缅甸的民间交往进行严格的管控。从结果看，由于民间交往的动力强劲，政府政策的力度虽然很大，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难以真正断绝民间的交往，特别是贸易的往来。即使在战争期间，仍有商贩不惜犯险，往来贸易。到了明代中后期，中缅边民已经到了“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人民，居处难分”的地步。云南与缅甸的贸易规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缅边境地区陆续形成一批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在今天缅甸境内的孟密、蛮莫（今八莫）等地，“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贾客云集”“商贾辐转”。随着中缅贸易交往的增多，不少内地人和云南人经陆路前往缅甸，甚至有不少人流寓缅甸。中缅的交往，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云南对外交往的情形又有新的变化。从明末到清代中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云南与周边的战事日益增多，疆域逐渐内缩，原来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统治的大片掸（傣）土司领地被缅甸侵蚀，云南对外交往的主动权正在逐步丧失，被动交往的因素在不断上升。
清代，驿道制度继续得到完善，特别是几条南向的驿道，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化和驿站延伸到边境地区，逐渐被纳入到官方驿道的管理体制当中。与此同时，清代又在云南推行具有军事化色彩的汛塘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内地人民向云南的移民，来到边地的内地移民，除了开荒耕种以外，还从事商业贸易和矿业开采等活动。云南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随着采矿业和茶叶种植的发展，又比明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并由此兴起了一批以经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帮，这些商帮以滇西商帮最为有名。
到了近代，云南对外交往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云南面临西方殖民势力侵略的压力越来越大，被动开放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西方殖民势力将殖民侵略的目标转向东方，英国和法国将殖民侵略的触角伸向云南周边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英国通过发动三次侵略缅甸的战争，法国通过对越南等国的武力进逼，将印支三国纳入“法属印度支那”殖民统治之下。英法两国在殖民入侵东南亚得手后，都将侵略的下一个目标放到了与东南亚相邻的云南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法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修筑境外通往云南的道路来实现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利益的策略。英国修通了通往中缅边境的铁路，并在密支那、腊戌预留了通往云南的端口。法国取得了在云南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并在1910年修通了滇越铁路。在西方殖民势力的逼迫下，通往境外的滇越铁路先于通往内地的铁路修通，表明云南的对外交往的主动权正在逐步丧失。
他一直在做梦。他的梦很简单，很多时候，就是吃东西。梦里一咀嚼，嘴巴跟着动，口水便一直滴到枕头上。醒来时，阿里也从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他甚至没有梦的概念。他只是在睡梦中，等着一个声音叫他。只要这个声音远远飘来落在耳根，他一秒钟都不耽搁睁开眼睛，张口就叫：“姆妈!”
199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瑞丽、畹町和河口3个边境经济合作区，2011年国务院支持云南云南省建设麻栗坡（天保）、耿马（孟定）、腾冲（猴桥）、孟连（勐阿）、泸水（片马）和勐腊（磨憨）6个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云南省政府通过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给予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政策支持。相比于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一种开放度更大、合作更紧密的机制。它是陆地相连的两个或多个国家在边境附近划定特殊区域，共同推动建立、共同管理、享有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优惠政策的跨国界的经济合作区。在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有3条重要的经济走廊，即昆明到缅甸仰光、昆明经老挝到泰国曼谷、昆明到越南河内、海防的3条经济走廊，云南省在积极探索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这3条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瑞丽的姐告、勐腊的磨憨以及河口建设中缅姐告—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务院先后批准在瑞丽、磨憨建设“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并同意设立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在国家和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云南省的边境重点地区进入了以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新时代。
本组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明显好于对照组，且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变化情况，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服药依从性和生活方式改善情况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性，说明糖尿病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患者社区管理中具有积极应用意义。
对于近代云南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一书认为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是西方殖民者扩大殖民侵略的后果，也是抗日战争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持论相当准确。
在近代，云南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还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对外贸易有较大的发展，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并初步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初步开启了以昆明为代表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云南近代社会的发育与成长。
通过回顾云南历史上的对外交往与开放，《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基本厘清了云南对外开放的脉络，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创新开放模式，才使得我们从根本上保证了对外开放走上正轨，并不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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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对外开放战略的形成：政府推动与理论先行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对外开放战略，《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在这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与总结。该书认为：1978年以来，以国务院批准瑞丽对外开放为标志，边境开放政策推动云南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云南对外开放战略的形成，是一个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部署逐步推进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积极探索、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历史过程。在云南对外开放战略形成的过程中，政府和理论界的贡献扮演了关键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从云南实际出发，对云南如何推进对外开放做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并大胆实践，不断突破，使云南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在这个方面，该书的总结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也是到位的。
政府推动在云南对外开放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导向性的作用。云南省委、省政府在与省外经济发达地区开展横向合作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地经验，同时又结合云南沿边开放的优势，深入沿边州县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创新开放模式，对指导和推动云南对外开放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国内形势和云南实际，确立了以发展边境贸易作为对外开放先导的战略。1984年，国务院正式发文规定，边境小额贸易由有关省、区人民政府管理，实行“五自”方针，即边境小额贸易按照自找货源、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行平衡、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根据这一规定，结合云南实际，云南省人民政府在1985年颁布了《云南省关于边境贸易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放宽了边境贸易政策。德宏全州开放为边境贸易区，成为我国开放最早的沿边地区。政府的推动，首先在德宏地区结出了硕果，德宏地区出现了贸易额成倍增长、贸易形式多元化、吸引外资成效显著、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等良好的发展态势，德宏地区出现了对内、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1986年，越共“六大”确立了革新开放的内外政策，1989年越南从中越边境撤军，中南半岛形势出现缓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时指出：“要高度重视、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友好交往，努力扩大边境贸易，加强对东南亚市场的研究。”1990年，中共云南省委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巩固和扩大与欧、美、日、澳等国家和地区友好交往和经济、技术、贸易合作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云南的区位优势，把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南亚方面来，使云南逐步成为祖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1991年，中共云南省委提出边境经济贸易需要实行“变等客上门的单边贸易为双边贸易，变零星多头经营的小宗贸易为联合起来经营的大宗进口贸易，变单纯的商业中转贸易为开发型的两头在外的工业开发区”的“三个转变”。同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打开南门，走向亚太”的开放战略，把边境贸易在边境口岸、通道全线推开，连成一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云南发展边境贸易的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认为云南边境贸易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利国、富民、睦邻、安邦”。在这前后，云南的畹町、瑞丽先后被列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德宏州成为我国沿边地区拥有沿边开放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最多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发展边境贸易，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云南边境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1978～1985年的起步阶段，1986～1995年的快速发展阶段，1996～1998年的稳步发展阶段，1999～2008年的跨越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的转型升级阶段。边境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贸易的快速发展。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贸易占全省对外贸易的比重由1997年的25.8%上升到2016年的62.07%。而且，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对外贸易在云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
我把那个谁也不要的稿子撕成碎片从五层楼上抛下，任它落叶一样随风而去，埋下头，还是去挖我自己乡下生活的积累，写了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惊涛》。一年后我涎着脸挤到一群儿子辈的大学生中间，补习文化。那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陶良华、汪兆骞，中国青年出版社傅小北，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森、修晓林的鼎力帮助下，陆续出版了中篇《研究生院的爱情故事》、长篇《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边唱边晃》，反响虽然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但我多少心安。虽然没有长进，但也没有半途而废。
在扩大开放的大格局下，云南省人民政府紧紧抓住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机遇，抓住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历史机遇，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中心目标是，“按照推进合作、促进繁荣、发展云南、服务全国的思路，加快大通道建设，力争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参与更广、作用更大、融入更深”。在这些政策举措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中之重。2000年，云南省推出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云南行动计划总体构想》，明确了“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战略目标的具体内容。云南计划用5～10年的时间，建成以公路、铁路为骨干，民航为辅助，水运为补充的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老挝越南达泰国，西接缅甸连印巴”的国际大通道格局。2001年，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签署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云南的对外开放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年年底，云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前沿”。2005年，云南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若干意见》。2006年，云南省政府颁布《云南省外来投资促进条例》。200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2009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视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我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三大战略目标。2010年，国家发改委主持启动了制定《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指导意见》，云南配合国家46个部门，深入13个地州进行调研和考察，明确了桥头堡建设的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2011年，《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正式明确了云南在我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特色和应发挥的作用。2013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
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的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要求“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实施意见》，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了建设辐射中心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等。2017年，云南省又发布了《云南省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辐射中心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战略布局、战略支撑和发展目标，确立了建设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区域性人文交流中心四大重点的战略目标。
选取我院消毒供应室医疗器械600件，依据电脑随机分配的原则均分两组，即研究组和参照组，医疗器械各300件。器械主要为：血管钳、组织剪、和镊子，同时还包括弯盘、卵圆钳、拉钩、老虎钳、打肋器和持针钳等。该科室工作人员共20名。
7.在满足电厂正常生产、管理方便的前提下，应从全面出发，统筹安排，充分考虑与城镇和邻近工业企业在生产、交通运输、动力公用、修理、综合利用、消防、公共福利、照明通讯等设施方面的协作与共建。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站在云南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度，谋划云南对外开放的路径和方略，通过发布实施意见和制定规划，制定地方性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云南对外开放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云南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政府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界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理论界的研究，往往都是超前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云南省内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众多学者，从云南乃至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西南对外开放通道建设、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经济技术合作及国际合作开发等问题开展了综合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先于政策，更多地关注云南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和大方略，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南五省区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五省六方联席会议”，多次讨论建设“亚洲西南大陆桥”的构想，开启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互联互通建设的先河。随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并完成了《环孟加拉湾地区经济发展协作系统研究》，成为云南面向印度洋和南亚开放的前瞻性研究成果。此外，理论界对中老缅泰四国商船航运、上湄公河河道清障、昆曼公路和泛亚铁路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为云南参与各种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进行了充足的理论准备。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多个部门联合开展的“开辟印度洋出海通道研究”，是面向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开放与合作的最早的战略性研究成果，也是面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战略的重大理论成果。云南省学术界还通过与南亚国家，特别是与印度的交往，在研究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合作”的概念，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在昆明成功举办了孟中印缅地区合作与发展国际会议，理论界的研究成为推动孟中印缅地区合作的先导。之后，理论界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与南亚国家的智库和研究机构搭建了一系列的交流平台，比如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中印合作论坛、中孟合作对话会议、中巴合作论坛、中国—南盟合作论坛、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等。这些平台的建立，又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省对南亚东南亚的研究，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云南成为全国各省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交往最多、交流平台和学术成果最多的省区之一。学术界与政府部门间的良好互动还体现在：学术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重大研究成果能够很快转化为政府决策，地方性战略能够很快转化为国家战略，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它们都是通过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化、完善，再经过政府部门的规划，最终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云南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层次与高度的不断提升
总的来说，云南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与各级政府对外开放战略的稳步推进，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强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做了如下的总结，清晰地勾画出云南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多元路径。
（一）实施促进边境贸易大发展的政策，带动云南的对外开放
经过十年多的对外开放实践，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云南对外开放有了新的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做出了扩大开放的重要部署。1992年，中国云南省委提出“要把东南亚、南亚作为国外的主要市场去开拓”，“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是利国、富民、睦邻、安邦的大计”，进一步明确了“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发展战略。同年，云南与西南地区的五省区七方确定了“大西南联合起来走向东南亚”的合作战略，共同对东南亚、南亚开放。共同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1993年，在中央的部署下，“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举办，并永久落户昆明。199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政府报告中提出，“在国家实行沿边开放战略的形势下，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开放促开发，开放促发展。”政府报告还确定了新的工作目标：扩大开放，打开通道，在“八五”期间完成通往缅、老、泰、越等国的陆路和水上通道建设，逐步形成云南与邻国交通较为方便、经济联系密切的新格局。《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将这种新格局概述为：以昆明为中心，以边境开放城市和沿边一线为前沿，面向东南亚、南亚，走向世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战略的实施
云南的对外开放，重点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这是根据云南的区位优势和国内外形势变化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为了实施这一开放战略，云南在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高层互动和推动开发区、保税区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从1986年到2017年，云南省政府代表团遍访了东南亚、南亚重要国家，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也对云南进行了访问。云南省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频繁的高层互访，有力地推动了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了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工作的开展。自1992年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以来，云南省在开发区、保税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建立了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滇中新区两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立了云南省红河综合保税区、昆明综合保税区两个综合保税区。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云南省最大的新型工业化基地，在云南省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规模和效应在西部开发区当中名列前茅。
这让张仲平很满意，他倒不是看重徐艺从五星级酒店门僮那里学来的礼仪，而是欣赏他已经养成了这些个习惯。他们经常跟法院的、银行资产公司的人打交道，这些看似繁文缛节的客套是免不了的，会给他们的客户或者说他们的衣食父母留下很好的印象。
（三）推动次区域合作，提升云南的对外开放水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云南参与了若干个次区域合作，使得云南一步步从对外开放的末梢走到对外开放的前沿。云南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孟中印缅地区合作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1992年，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菲律宾召开，这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1994年第3次湄公河次区域经济部长会议正式将该合作机制更名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从一开始，位于湄公河上游段的云南，就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体，参与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当中。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云南省在1996年承办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会议、2003年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第5次部长级会议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12届部长级会议、2005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二次领导人会议，西双版纳连续举办了15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边境贸易交易会。此外，云南省还主办了一系列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工作组会议、高官会议、论坛等。可以说，云南省通过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利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机遇，做了许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学习并探索出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宝贵经验。比如，通过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云南在与次区域国家建立稳定的工作合作机制、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与次区域国家开展多领域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2001年11月，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达成“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协议开列了5个中国—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其中就包括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新的形势下，云南作为中国参与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主体，顺理成章地参与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当中，云南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云南由末梢变前沿的过程中，云南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云南对外开放地位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云南省参与的另一个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地区合作，始于1999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一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明确了“迈向21世纪的中印缅孟地区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题，签署了《昆明倡议》，在合作原则、目标、重点、运作框架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从第三届会议开始，按照国际惯例，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更名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孟中印缅地区合作是由学者发起并推动，成功地将地区合作机制从“二轨”上升到“一轨”的一个范例，云南省，特别是云南省学术界为孟中印缅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建立与邻国间的双边合作机制，深化云南对邻国的开放与合作
元明清时期，云南重归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云南，元代推行镇戍制度，明代推行卫所制度，清代推行汛塘制度，这些重要的制度，使得大量内地人口进入云南，带动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的对外交往的水平进入了一个全面提升的阶段。
（五）建立和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随着滇越铁路的修通，交通基础设施对一个区域开放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体现，并对下一步的开放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云南的对外交通由此进入了近代化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应对滇越铁路被日本侵略者封锁的可能，中国政府和云南省政府达成了迅速打通滇缅印交通干线，修筑滇缅铁路、滇缅公路的共识。经过两次动工，两次停工，滇缅铁路终因内外因素的影响，成为一条没有建成的铁路。相对而言，滇缅公路经过分段施工，1938年，昆明至畹町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之后，日本发动对缅甸和云南西部地区的侵略战争，并于1942年截断了滇缅公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盟国动工修建通往印度的中印公路，1945年正式建成通车。在修建铁路、公路的同时，云南的航空运输业也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935年，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由重庆经贵阳飞昆明的航线开通，之后又相继开通昆明至上海、昆明至成都的航线。抗战爆发后，几条重要的国际航线开通了，如宜宾—昆明—丁江—加尔各答、昆明—仰光、昆明—河内航线，并建设了昆明、保山、楚雄等机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学生知识架构中已有的部分，为建立新的概念，要在已有的认知中寻找矛盾点，因而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c和d：
（六）推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包括亚洲公路网建设、泛亚铁路网建设、航空网建设、电力网建设、水运网建设、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信息通讯网络建设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昆曼公路、昆瑞公路、昆河公路都已实现了高等级化，中越铁路、中老泰铁路、中缅铁路云南段在新线修筑、技术改造和升级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昆明等重要城市相继开通国际航线，可以直飞周边的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城市，中缅油气管道正式投产，这些都标志着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的逐步推进，对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面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的经验总结
经过40年的努力，云南面向西南开放形成了以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为主体的、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格局，在双边贸易、相互投资、交通网络、科教文化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已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与南亚国家的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互间的投资发展迅猛，互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有了显著的进步，交通和能源网络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科教文化、人文交流也日渐频繁，建立起多元化的交流平台。
总的来说，云南在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外开放的大跨越。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于云南下一步的扩大开放，就显得尤为重要。《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对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大致而言，云南通过实施面向西南的大开放，积累了以下宝贵的历史经验：第一，云南省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周边外交与区域合作中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丰富了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第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开创民间外交的“云南模式”；第三，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各种智库开展了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的研究，推动云南对外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第四，沿边地区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在对外开放实践中有所作为；第五，重视科教文化和人文交流，提升我国及云南的文化软实力；第六，注重社会责任，实施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第七，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执法，与周边邻国共建安全稳定的开放环境。
云南对外开放的大跨越，归根结底，敢为人先，开拓新路是云南对外开放能够成功转型的关键。作为云南对外开放的亲历者，一代又一代云南人，敢为人先，不断探索云南对外开放的新路，成为云南实施面向西南开放的推动者、参与者和执行者。《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用一章的篇幅，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云南40年开放历程的点点滴滴。访谈的对象，既有省级、地州厅级领导，也有长期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受访者就云南对外开放的各个重要问题，从不同层面，以亲历者的视角，生动地展现了云南40年开放历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通过一段段访谈的串联，再现了云南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访谈，加上全书最后附录的云南省对外开放大事记，可以作为下一步研究的珍贵资料予以保留。
否定之否定规律体现在无机化学中一些学说的建立与发展、完善过程中。例如酸碱理论、原子学说、配合物理论等。
五、云南对外开放的宏伟蓝图
《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的最后一章，描绘了云南对外开放的宏伟蓝图。云南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周边经济圈的前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深入实施，未来云南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围绕着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为构建和谐周边做出贡献、加大开放力度促进跨越式发展这三大目标，云南在未来的对外开放中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在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方面，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云南将建设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人文交流中心。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云南将推动建成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和谐周边环境的构建做出巨大贡献。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云南将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在高原特色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城镇化、对外开放高地、贫困地区脱贫、生态文明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六、结语
《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全景式地解读了云南4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纪实风格。全书在回顾历史上的云南与外界交往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展示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边境贸易、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进程。这种展示，是在梳理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的政策、措施和辉煌成就，总结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的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既是历史进程的真实反映，又是下一步研究的学理基础。尽管这只是对云南对外开放进程的初步整理，但无可否认，这种初步的整理，对今后的对外开放工作和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换言之，《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的出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毋庸讳言，《末梢变前沿——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纪实》确实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各个章节的内容不太平衡，有的太过详细，甚至略有繁琐之嫌，而有的章节内容又过于简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研究时间不够充分，研究对象纷繁复杂，在资料的收集、取舍等方面有一定的难度有关。尽管参与本书的研究人员在写作过程中尽力兼顾事件描述的纪实性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既突出纪实的通俗性与可读性，又注重材料、理论与数据应用的准确性，但由于研究时间与水平的限制，仍然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错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该书毕竟是全景式解读云南40年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瑕不掩瑜，应该是对它的基本判断。
到了团部，向阳花把头巾取下来，捏在手中，朝全身抽打，她的上下左右前后立即腾起一圈尘雾。闪开尘雾，把头巾依然折成三角挂在肩上，两角在胸前打个结。田志芳照样做了，俩人挽着手臂一块迈进团部会议室。一露面，一片掌声，一片叫喊。“志芳，你来了。”田志芳看到满房子人，站着坐着挤成堆。几个一块来的同乡一窝蜂挤到她身边，拉手搭肩的，又说又笑又哭。
中图分类号： D8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4—0136—14
收稿日期： 2019-05-31
作者简介： 黄玉霞(1971～)，女，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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