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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6241(2006)03-0033-05
2006年4月28日，日本小泉内阁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并提交国会审议。5月初，众院成立特别委员会开始进入审议程序，当局打算今秋召集临时国会审议通过。《教育基本法》是日本1947年本着和平宪法精神制定的，被称为“教育宪法”。从50年代起，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即开始活动谋求修改“教育宪法”，焦点是要在该法中加入“爱国心”一词，以便依法对青少年进行“爱国心”教育。鉴于“爱国心”在日本是一个敏感字眼，在修改案起草过程中，自民党经与反对直接使用“爱国心”一词的执政伙伴公明党反复磋商后，将该词表述为：“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孕育了这些传统与文化的祖国与故乡，同时培育尊重别国、为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态度”。
力图将“爱国心”塞进《教育基本法》
一般而论，“爱国心”并无其他特殊含义。然而，在日本“爱国心”一词出现在《教育基本法》中却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前的《教育敕语》及其所体现的“忠君爱国”思想。《教育敕语》是1890年以天皇“敕令”形式颁布的钦定文件，与1882年以同样形式颁布的《军人敕谕》是一对孪生兄弟。《教育敕语》继承《军人敕谕》衣钵，极力鼓吹“忠君爱国”思想，要求日本人“克忠克孝，亿兆一心……重国宪，守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的颁布对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起了很大作用，影响了日本几十年、数代人。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其大加吹捧。2000年5月，当时的首相森喜朗在一次各党党首讨论会上声称：“战前的教育诏敕（敕语）具有超时代的普遍哲学意义”。①
日本投降后，鉴于《教育敕语》在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所发挥的恶劣作用，于1947年3月颁布《教育基本法》以取代《教育敕语》。翌年6月，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决议，宣布废除《教育敕语》、《军人敕谕》及其他有关“诏敕”，从而排除了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对日本教育阵地的占领。《教育基本法》贯彻和平宪法的精神，将“人格健全”、“尊重个性”、“机会均等”等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将“民主、自由、平等”作为教育基本理念。《教育基本法》颁布后，日本根据该法又制定了《学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从此，《教育基本法》成为日本政府和各界必须遵守的“教育宪法”。
然而，自《教育基本法》颁布以来，日本当局、保守政党以及其他右倾保守势力一直对《教育基本法》表示不满，攻击《教育基本法》“不健全”，把学校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该法，并为修改《教育基本法》开展活动，力图将“爱国心”塞进该法，以便对青少年进行旧日军国主义的道德观念教育。
日本是从上世纪50年代重整军备时开始强调对青少年进行“爱国心”教育的。1966年10月，当时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一份供“所有日本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及其他担任人格形成教育任务的人员参考”的咨询报告，强调：作为日本国民必须具有“真正的爱国心”，声称所谓“真正的爱国心”就是要“对国家忠诚”。该报告还进而引申“敬爱日本就要敬爱日本的象征”，“敬爱作为日本国象征的天皇与敬爱作为其实体的日本国是一致的”。②该报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应。教育界纷纷指责该报告“复古主义”浓重，违背《教育基本法》，是“回归《教育敕语》”。上世纪80年代，改宪论者中曾根康弘执政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他把“教育改革”作为其三大改革的重点之一（另两项是行政和财政改革），要求教育要立足于“转变国民意识”，“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③目标显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心”教育。为此，他专门成立内阁直属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该审议会从1985年6月到1987年8月先后提出4次咨询报告，无非是一再强调日本应该“有爱国心”，必须对青少年进行“爱国心教育”，以提高其“正确的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的自觉性”，使之努力“继承、创造和发展”日本文化与传统。④但此次教育改革设想同样因遭各方反对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又先后有两个政府咨询机构发表有关咨询报告。与前几次咨询报告不同，这两个报告，尤其是2003年发表的《关于制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育基本法与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明确提出修改《教育基本法》，并为修改该法确立了基本框架。小泉内阁与公明党于2006年4月正式抛出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的。
“爱国心”教育早已在进行
鉴于《教育基本法》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具有“教育宪法”的地位，同修宪一样，日本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图谋一直遭到各界抵制而未能如愿。为此，多年来，它一面开展修改《教育基本法》活动，一面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加紧对日本青少年进行“爱国心”教育。
首先是将国旗国歌法制化。1999年7～8月，日本众参两院相继通过国旗国歌法，将“日之丸”定为国旗，将“君之代”定为国歌。众所周知，“君之代”是颂扬天皇万世一统的赞歌。战前，它与“日之丸”一起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象征。当年，与《教育敕语》一样，它们也是被用作对青少年进行“忠君爱国”教育的工具。1889年2月10日，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前一天，文部省发布“训令”，要求全国中小学在各种节日和每天早晨举行升“日之丸”旗、齐唱“君之代”的仪式，对青少年进行“忠君爱国”的思想熏陶。鉴于两者在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方面曾发挥十分恶劣的作用，日本投降后，本应像战后东西德废弃纳粹旗帜和歌曲那样予以废除。然而，日本当局不仅未予废除，反而从上世纪50年代起便仿照战前的做法，力图在全国中小学恢复升“日之丸”旗、齐唱“君之代”的仪式。1950年10月文部省向各级教育委员会下达通知，要求各学校在“国民节日”悬挂“日之丸”，齐唱“君之代”。1958年9月，文部省制定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各学校在“国民节日”庆典上，“除向儿童讲解这些节日的意义外，还要悬挂国旗、齐唱‘君之代’”。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制定过将“日之丸”、“君之代”定为国旗、国歌的法律。日本教育界出于对战前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厌恶与反对，对文部省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后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逐步右倾化，日本当局加大了对学校管理的力度。1977年6月，文部省制定“新学习指导要领”，将过去只提及“悬挂国旗、齐唱‘君之代”’的说法，改为“悬挂国旗和齐唱国歌”，第一次明确将“君之代”称作“国歌”。1989年2月文部省第5次修订“新学习指导要领”，明确规定学校“必须指导”师生在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上“悬挂国旗、齐唱国歌”。⑤1999年2月，广岛县一所高中的校长在该校即将举行毕业典礼前夕自杀。据报道，其原因是，他在“日之丸、君之代”问题上身处县教育委员会与反对派县高中教职员工会之间左右为难而自寻短见。此事轰动整个日本。当时的小渊内阁遂乘机于当年6月制定“国旗国歌法案”，并获国会通过。目前，在日本公立学校“挂国旗、唱国歌”的比率接近100%，反对派已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从而实现了日本当局50多年前预期的目标。
其次是通过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战争罪行，对青少年进行“皇国史观”教育。战后，日本教育界为了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防止日本未来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基本上能本着和平宪法与《教育基本法》精神，较为客观地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叙述日本对外侵略及其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然而，日本当局、保守政党和其他右翼保守势力对此一直不满，大肆攻击上述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是“偏向教育”，是“片面的自虐式的历史观”等等。为此，他们曾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发动三次攻击和围剿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高潮，同时加大审定历史教科书的力度，力图通过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战争罪行。且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程度一次比一次激烈。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当局除进一步要求各出版社淡化、删除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描述外，还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审议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是一部彻头彻尾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的教科书，书中不仅不提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反而极尽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之能事。其主要观点：一是把日本的侵略战争描绘成在“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包围”下，日本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进行的“自存自卫战争”，是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亚洲的战争”。二是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受害方，谎称“满洲事变”是由“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导致的，暗示卢沟桥事变是中方挑起的。三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如称伪“满洲国”成立后，在“五族共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指引下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四是赞扬日本士兵英勇善战，宁为“玉碎”，却不向敌人投降的爱国精神等。该右翼团体的活动得到了自民党、财界以及社会上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大力支持。
第三，向中小学生发放“心灵笔记”，在小学推广“‘爱国心’通知表”，力图潜移默化地向青少年灌输“爱国心”和“道德观念”。“心灵笔记”是文部科学省邀请11名心理学教授、28名中小学校长组成的一个机构精心设计印制的一种“道德教育”辅助教材。从2002年春季开始，由文部科学省作为“人生道路上的心灵礼物”免费向全国1，200万中小学生发放。“笔记”分小学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和初中用4类。尔后，每年4月向小学一、三、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生发放一次。这种笔记由个人修养、同他人的关系、同自然和崇高事物的关系、同集体和社会的关系4章组成，并按不同年龄组的接受能力，用不同的颜色和语言，配以插图和照片印制。其中每一两页设立一个主题，并围绕该主题进行语言提示，让学生按照语言提示填写自己的心理活动和看法，从而逐步由浅入深，把学生的道德观念引向关注集体、热爱国家的方向。“‘爱国心’通知表”是福冈市所属69所小学从2002年度开始实行的。其目的是对即将毕业的小学6年级学生的“爱国心”进行评价，以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心”。评价的内容是按A、B、C三级，就“有珍视我国历史、传统与爱国心情，有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日本人的自觉性”给学生打分，然后制成“通知表”在中学入学考试时，供中学作为接受学生入学的“判定资料”使用。⑥资料显示，到2005年度末，采用“‘爱国心’通知表”的地区与学校已达13个都、府、县的190所学校。⑦以上做法因有“直接侵犯思想、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之嫌，遭到各界有识之士的抨击和指责。
推行“爱国心”教育与扩充军备密切相关
回顾战后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推行“爱国心”教育与日本重整与扩充军备密切相关。战后日军（即自卫队），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侵朝战争需要，一手扶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迄今已发展成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日本重整军备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自卫队的建立和发展曾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自卫队被骂为“私生子”，青年人拒绝当兵，从而导致日本军备扩充政策面临巨大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日本当局从50年代起便把开展“爱国心”教育、提高国民“防卫意识”提上政治日程。1953年10月，日本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派前通产大臣池田勇人访美，同美国签订《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MSA协定）。在协定中日本承诺：“将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增强本国防卫能力”；“日本政府将通过教育与宣传，促进日本国民爱国心与自发的自卫精神的成长”。⑧为寻求提高国民“防卫意识”的途径，1957年2月，日内阁调查室发表了一份题为《日本人的防卫意识调查》的报告。该报告在结论中说，“今后，如何在一般国民中，尤其是在青年中提高对国家的关心，鼓舞他们具有旺盛士气，是形成日本人防卫意识的核心问题”。⑨这里所说的“提高对国家的关心”，不言而喻是指“爱国心”教育而言。同年5月，在内阁会议决定的《国防基本方针》中，便把“安定民生，发扬爱国心”列为重要的国防方针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提出“教育改革”也是在主张“在防卫问题上堂堂正正走王道”⑩的背景下提出的。中曾根是强烈的“自主防卫论”者，主张建立“自主防卫为主，日美安全条约为辅”的“自主防卫体制”。他上台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把防卫问题置于首位。在任期内，他一再强调要废除三木内阁确定的防卫费不得超过1%GNP的限制（1987年1月中曾根内阁决定废除此限制），多次暗示他的长期目标是修改宪法。他提出“转变国民意识”，“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企图改变国内“防卫体制”的政策考虑。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财团法人协和协会”就教育改革向中曾根提出的题为《关于爱国心的教育内容及其培育》的报告，就直接反映了中曾根及部分政治势力的心声。该报告称：《教育基本法》“需要做以下补充：(1)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2)培养爱家庭、爱乡土与爱国心；(3)养成尊法精神；(4)明确规定在国民节日，学校庆祝活动时升国旗、唱国歌；(5)养成权利与义务均衡意识；(6)培养责任感与保卫祖国的精神”。(11)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日本政府的教育咨询机构所提出的有关咨询报告大多继承和发展了上述观点和提法。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着手修改《教育基本法》，要将“爱国心”塞进该法，具有更为明显的军事色彩。目前日本防卫政策正处于新的转折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防卫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今日本扩充军备的重点已经开始由以往的国土防御为主转向在海外用兵为主。为彻底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修改宪法进程，以便尽快删除第9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取消宪法对日本扩充军备和军事行动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启动《教育基本法》修改程序与修改宪法进程是同步进行的。1999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国会法修正案》，决定2000年1月在众参两院成立“着手修改《教育基本法》”。从日本历史看，制定宪法与教育法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后，第二年即颁布《教育敕语》，以对青少年进行“忠君爱国”教育。二战后，1946年颁布和平宪法，第二年就制定《教育基本法》，以贯彻和平宪法精神。由于修改《教育基本法》的门槛较低（国会议员1/2通过即可，修宪需2/3议员通过），将早于宪法修改，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容忽视。如果说修改宪法的目的是要解除自卫队头上的紧箍咒，那么修改《教育基本法》的作用则在于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日本青少年进行“爱国心”教育，以待其成年后，便于动员他们积极支持、参与日本海内外的军事活动。
“爱国心”教育可能把日本引入歧途
2006年4月《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公布后，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右翼势力对该法案没有直接使用“爱国心”一词深表不满。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成员称：“自民党的立党精神就是要恢复爱国心，应该将‘心’字写进法中。这一点绝不能退让。”(12)
然而，在教育和知识界却响起一片反对与质疑之声。4月28日，《读卖新闻》调查了11名老师，有9名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当天，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委员长森越康雄发表街头演说，联系福冈市就“爱国心”给小学生打分的事例指出：一旦该法通过，这种打分做法“将会在全国一齐推广”。(13)著名作家加藤周一、辻井乔、教育评论家尾木直树等发表声明，指责该法解决不了教育中现存的问题。29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对将“爱国心”写进《教育基本法》提出质疑，担心该法通过后，强制推行“爱国心”教育会“歪曲爱国心”，给那些“不中意者”贴上“反日”、“卖国”的标签。需要指出的是，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看，以上担心和质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两年前，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日本人，称他因反对派自卫队去伊拉克，就被自民党议员在国会上大骂他们为“反日分子”。在与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上，如果有人表示“软弱”，就会有人发表评论骂他们“卖国”。
当前，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员在国会超过半数。今年5月，民主党提出一个将“爱国心”写进该法前言的修正案，表明它也同意将“爱国心”写进《教育基本法》。这表明，国会中支持将“爱国心”写进基本法的议员已占绝对多数。可以预料，如果《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在今年秋天临时国会上继续审议，将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日本当局正在加快宪法修改进程。2005年10月，自民党抛出了一个全面修改现行宪法的《新宪法草案》，打算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将“自卫军”的任务扩大为可参与“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如果两法先后得到修改，日本国内政治和防卫体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日本的前途。日本未来走向何方实在令人担忧。
（本文完稿于2006年6月30日）
注释：
①（日）《每日新闻》2000年5月17日。
②（日）《法律时报》增刊：《修改教育基本法批判》，2004年4月20日，第211页。
③（美）倍利：《日本的问题》（中译本），台湾金禾出版社，第105、107、108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所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02页。
④同注②第216、218、219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编：《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论文集。
⑥同注②，第12页。
⑦（日）《朝日新闻》2006年6月10日。
⑧(11)同注②，第24页。
⑨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97页。
⑩（日）《自由民主》月刊1985年9月号。
(12)（日）《朝日新闻》2006年4月21日。
(13)同上2006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