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训诂材料与汉语动结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东汉论文,材料论文,动结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宋亚云(2005b)将有关动结式产生时代的意见大致分为四派：早出派（先秦说）、中间派（汉代说）、晚出派 （六朝隋唐说）和折衷派（“准动补结构”说）。表面上看来，关于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四派分歧颇大，前后相差一千多年。其实，这忽视了早出派和晚出派的侧重点不同。早出派讨论的是动结式产生的上限，认为动结式最早产生于先秦；晚出派讨论的是动结式产生的下限，认为动结式最迟产生于唐代，上限和下限相差一千多年，也是可以理解的。宋亚云(2005b)还举出《论衡》和《汉书》中一千多例动结式（包括动趋式）的例子，证明动结式在东汉已经产生。本文将结合东汉时期的两部训诂著作《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释名》以及郑玄注释语言，试图进一步证明动结式在东汉就已经产生。
2 东汉训诂材料中的动结式
2.1 V干、V熟、V燥、V烂
先看“V干”的例子：
洪波(2003)说：“考先秦两汉文献，‘乾（干）’用作‘干燥’义时，没有使动的例子，因此出现于东汉《说文》里的‘浚干渍米’显然是及物动词加形容词加宾语的动结式。”他试图通过考察“干”在先秦两汉没有使动用法来论证此例是动结式。但“干”在先秦两汉是有使动用法的，如《吕氏春秋》中就有5例。如：
(4)《顺民》：“三年苦身劳力，焦唇
。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
2.2 V去、V来
“V去”的用例比较多，（注：有关“V去”的部分例子取自张能甫(2000)。）我们从《说文》、《释名》及郑玄注释语言中共找到25例。如：
(20)《说文·蓐部》：“薅，
田草也。”
其他如“刮去恶创肉”（《说文·刀部》）、“治去其毛”（《说文·革部》）、“舂去麦皮”（《说文·臼部》）、“渫，除去也”（《说文·水部》）、“薅去荼蓼之事”（《诗·周颂·良耜》郑笺）、“旱既不可移去”（《诗·大雅·雪汉》郑笺）、“洗去垢浊”（《诗·唐风·扬之水》郑笺）、“刮去脓血”（《周礼·天官·疡医》郑注）、“斫去次地之皮”（《周礼·秋官·柞氏》郑注）、“禬犹刮去也”（《周礼·天官·女祝》郑注）、“割去柢”（《周礼·春官·鬯人》郑注）、“振去尘也”（《礼记·曲礼上》郑注）、“拂去尘”（《礼记·曲礼上》郑注）、“刷去垢也”（《礼记·玉藻》郑注）、“缩去滓也”（《周礼·春官·司尊彝》郑注）、“扬去前年所芟之草”（《周礼·地官·稻人》郑注）、“排去也”（《释名·释言语》）、“割去垄上草”（《释名·释兵》）、“攲，持去也”（《说文·支部》）、“僊，长生仙去”（《说文·人部》）、“
，水裂去也”（《说文·水部》）、“上去”（《说文·至部》）。以上25例中，前22例中的“去”是“去除”之义，“拔去、刮去、治去、舂去、除去、彻去、薅去、移去、洗去、斫去、割去、振去、拂去、刷去、缩去、扬去、排去”可以看作是动结式；最后4例“持去、仙去、裂去、上去”中的“去”是“离去”之义，可以看作是动趋式。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一方面，纵观“去”的历史发展，我们发现“去”的使动用法尽管一直存在，但到东汉时期已大大减少，自动用法已远多于使动用法。《左传》中，“去”的使动用法次数占总次数的62%。《史记》“下”（注：为使语料能更准确地反映西汉时期的语法特征，我们把《史记》分成《史记》“上”和《史记》“下”。《史记》“上”包括《本纪》中载秦及秦以前历史和人物的那部分内容，《世家》中载周初所封诸侯和战国之世以暴力纂夺而得诸侯的那部分内容，以及《列传》中传三代人物和春秋战国时代人物的那部分内容，共51篇。《史记》“下”包括《本纪》中载近世及今世史的那部分内容，《世家》中载当世刘姓宗室王和汉初功臣的那部分内容，以及《列传》中叙楚汉相争人物、辅汉功臣义士、勤于王室的人物和其他各类专人专题的那部分内容，包括53篇。具体篇目见宋亚云(2005a)“绪论”部分。
）、《论衡》、《世说新语》中，这个比例依次是：13.1%、19.8%、2.3%。由此可见，即便是遵循传统的“
自动词化标准”，“去”也比较接近这个标准，至少比“断、破、裂”等带宾语较多的词更符合这个检验标准。
另一方面，“V去”用于连动式也越来越多。下面分别论述：
《左传》中，“去”有139例，只有1例用于“V去”的格式，即“越去王都”（昭26·9）。
《史记》“下”中，“去”有249例，“V去啊”有49例，分为带宾语3例，即“除去秦法”、“斥去之”、“谢归去之”；不带宾语45例，即“亡去”10、“引去”5、“遁去”3、“驰去”3、“解去”3、“罢去”3、“持去”2、“免去”2、“别去”、“醉去”、“怒去”、“辞去”、“趋去”、“起去”、“出去”、“绝去”、“还去”、“走去”、“逃去”、“弃去”、“毁去”、“将去”；三动字连用1例“汉王遁出去”。
《论衡》中，“去”有255例，“V去”有28例：带宾7例“变去蚕形”、“免去皮肤”2、“灭去《五经》文书”、“删去复重”、“徙去三舍”、“流去无疆”；不带宾21例“亡去”7、“止去”、“留去”、“九国畔去”、“必恚怒而畔去”、“龙乃上去”、“封禅已仙去”、“得道仙去”、“仙去”、“精气消去”、“蜚徙去”、“蜚去”、“还去”、“殃祸除去”、“旧故叛去”。
《世说新语》中，“去”有133例，连用29例。其中“V去(O)”25例，带宾语（V去O）2例：“掷去之”（德行）、“掷去五木”（忿狷）；不带宾语（V去）23例：“将去”3、“舍去”3、“放去”2、“载去”2、“掷去”2、“解去”2；“弃去”、“窃去”、“脱去”、“随去”、“委去”、“起去”、“持去”、“飞去”和“卖去”各1例。“VO去”4例：“出户去”（赏誉）、“上车去”（任诞）、“摄面去”（豪爽）、“随温去”（任诞）。
《齐民要术》（注：《齐民要术》比较独特，全书构成颇有特点，每一篇都分为三部分：解题、正文、引文。“解题”和“引文”引用了很多前人的材料，不宜和贾思勰本人所写的部分放在一起研究，应该删掉。此外，正文中的双行小字部分既有贾氏本人的注释，还有后人加入的注释，这一部分也应该酌情删掉后人加入的内容。我们共删去约80，000字，未删的文字约58，000字。这样做，也是为了使语料更为纯粹。）中，“去”有193例，“V去(O)”多达120例，即：“漉去”10、“斫去”7、“掐去”7、“削去”5、“泻去”5、“洗去”5、“拔去”4、“扫去”、“绞去”4、“接去”4、“剪去”3、“锄去”3、“择去”3、“斸去”3、“掸去”3、“引去” 3、“淘去”2、“挼去”2、“剶去”2、“舂去”2、“飞去”2、“搦去”2、“飏去”2、“簸去”2、“断去”、“决去”、“捩去”、“截去”、“渫去”、“烧去”、“振去”、“拨去”、“切去”、“剥去”、“裁去”、“刈去”、“芟去”、“摘去”、“简去”、“解去”、“斩去”、“剜去”、“刮去”、“倾去”、“澄去”、“拣去”、“迮去”、“剔去”、“掠去”、“脱去”、“滤去”、“弃去”、“卷去”、“筛去”和蔼“来去”各1例。
从《左传》到《史记》“下”，到《论衡》、《世说新语》、《齐民要术》，“V(O)去”用例数占“去”的动词用法总数的比例依次是：0.7%、19.7%、11%、21.8%、62.2%，总体趋势是“去”和其他动词连用不断增多，而且“去”多位于的位置，用来表示
的结果或者趋向。
综合以上两方面表现，我们可以判断，东汉时期的“去”的及物性已大为降低，用于连动式越来越多，绝大部分“V去”都可以重新分析为动结式或动趋式。
下面3例的“来”是“到来”义，“招来、徙来、赍来”也可以看作是动趋式：
要证明“V来”为动趋式，也可采取上面证明“V去”为动结式或动趋式的方法。限于篇幅，此从略。
2.3 V出、V入
“V出”的例子，共找到11例，下举3例：
其他如：“引出万物”（《说文·示部》）、“提出万物者”（《说文·示部》）、“挺出万物”（《说文·雨部》）、“水流出”（《说文·泉部》）、“扬出”（《释名·释疾病》）、“水泱出”（《释名·释水》）、“气跃出”（《释名·释乐器》）、“流出” （《诗·小雅·斯干》郑笺）。其中的“浚出、驱出、引出、提出、挺出”均带宾语，“流出、溢出、泆出、跃出、抽出、扬出”均不带宾语。此外，《汉书》中的“V出”共有62例，《论衡》中的“V出”有28例，这些都表明“V出”在东汉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组合形式。当“V出”带宾语时，“出”表示宾语的趋向；当啊“V出”不带宾语时，“出”表示当事主语的趋向，趋向也是一种结果，而V则表示动作的方式，故“V出”既可以看成动趋式，也可以说是广义动结式的一种。
再看“V入”。例如：
虽然连动式
和动趋式“V入”可以并存，但在连动式占主导地位的先秦时期，我们还是应该将“V入”看作连动式；在动趋式大量使用的唐宋时期，我们还是应该将“V入”看作动趋式。（注：梅广(2003)指出：“从中古以后，对于汉语的AB形式，只要能用动补加以分析的，就一律看作动补结构。跟着相反，上古汉语的AB形式，只要能从并列去解释的，就一律看作并列结构。”宋亚云(2005b)曾指出，宋代文献中，同一个动词，既可以和前面的构成连动式，也可以构成动结式或动趋式，如：推而广之（朱子语类）～推广之（朱子语类），四散而去（五灯会元）～散去（五灯会元），放之而去之（敦煌变文）～放去（五灯会元），振而起之（朱子语类）～振起（朱子语类）、振起国势（朱子语类），等等。每一组前者是连动式，后者是动结式或动趋式。在动结式或动趋式大量存在的宋代，我们不能因为连动式的存在就说“推广、散去、放去、振起”等还不是动结式或动趋式。）东汉时期“V入”已经大量产生“V(O)而入(O)”开始萎缩，此时的“V入”无疑是动趋式。
2.4 V起、V落
“V起”的例子在《说文》、《释名》及郑玄注释语言中共找到8例，下举3例：
其他如：“吹起”（《说文·欠部》）、“转起”（《说文·雨部》）、“展起”（《释名·释疾病》）、“厥起”（《释名·释疾病》）、“肿起”（《释名·释丧制》）、“警起”（周礼·春宫·鸡人）。
从“起”的使动用法的历史发展来看，东汉正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从先秦四部文献到《史记》“上”和《史记》“下”，再到《论衡》、《世说新语》和《齐民要术》，使动用法占“起”的动词用法总次数的比例依次是：40.8%、31.5%、12%、3.1%、2.9%，大体趋势是越来越低。至此，我们可以说，“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使动用法。
从“V起”的历史发展来看，东汉也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起”在先秦很少连用，四部文献（《左传》、《国语》、《论语》、《孟子》）中只有《孟子》中有1例：兴起。《史记》“上”中的“V起”只有1例：跪起。《史记》“下”中的“V起”有5例：修起礼乐、跪起、卧起3。到《论衡》中，“V起”有13例：拜起2、兴起2、生起4、就起其气、生起盗贼、作起厌胜、发起殊处、灾变发起。《世说新语》中，“V起”有4例：招起屈滞、冩起人形、扶起、驚起。《齐民要术》中，“V起”有2例：发起香气、以铁杷耧起。先秦、《史记》“上”、《史记》“下”、《论衡》、《世说新语》和《齐民要术》中，“V起”的用例数依次是：1、1、5、13、6，大体趋势是越来越多。总之，一方面，“起”的使动用法越来越少，另一方面，“V起”越来越多，“起”的动作性显著减弱，经常位于的位置，对进行补充，“V起”可以看成是动结式。
“V落”只找到一例，例中“推落”并不是“推之而落之”，而是“推之使落”。东汉时期的“落”并无使动用法，即使严格遵守“自动词化标准”，“推落”也是动结式。《汉书》中的“震落、剥落、毁落”是动结式，“堕落、徂落、散落、僵落、雕落”是并列式。
(42)《说文·山部》：“嶞，山之堕堕者。从山，从憜省声。读若相
之憜。”
2.5 V开、V穿
“V开”、“V穿”的例子如：
例(43)带宾语，例(44)、(45)不带宾语。“侈开皮肤”的“开”不能和“皮肤”构成述宾关系。证据是《释名·释言语》：“发，拨也，拨使开也。”“拨使开”的“开”一定是不及物的，如果去掉“使”，就会形成为“拨开”。有人会说：“侈开皮肤”的“开”和“拨使开”的“开”不是一个“开”，前者是使动用法，后者是自动词。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例(47)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启开”后面没有宾语，只能是动结式。有人可能又会说，“启开”是并列式，可以理解为“因启而开”。但是，这是分析出来的，实际语言中没有这样的表达。
再看“射穿”。东汉时期的“穿”已经分化出两个词项来：1)“打穿、打通”，是及物动词。如《汉书》中的“穿复土、穿漕渠、穿渠、穿窬、穿堑、穿井、穿舍后墙、穿褒斜道、穿九河、穿其冢旁、穿一门、穿石、穿塞、穿地、穿昆明池、穿长安城”等。2)“破了、出现了孔洞”，引申为“破败”，是形容词。如《汉书》中有“木城穿、衣又穿空、革鞜不穿、衣尻带后穿、其衣后穿”等等，《论衡·论死篇》中有“囊橐穿败”和“囊穿米出，橐败粟弃”等。“射穿”的“穿”应该是取“打穿、打通”义还是“破了、出现了孔洞”义呢？我们发现，取前一义时，“穿”的宾语基本上不搭配表示“衣物、鞋革、袋子”之类的东西；取后一义时，搭配的主语一般是表示“衣物、鞋革、袋子”之类的东西（仅1例“木城穿”例外）。例(49)“
甲革”中，“甲革”正是鞋革之类的物品，故“穿”是“破了、出现了孔洞”义，是形容词，这样“射穿”就是“及物动词＋形容词”类的动结式。
2.6 V灭、V破、V断、V伤
以“V灭、V破、V断、V伤”这4个动词充当的组合比较多，下举6例：
前两例中，“拭灭”和“烧灭”做定语，“烧灭之余”不能理解为“烧而灭之之余”，“拭灭貌”也不能理解为“拭而灭之之貌”，“灭”只能理解为补语。第三例“族灭”后面也没有宾语，“族灭”早已见于《史记》，共6例，3例带宾语，3例不带宾语。《论衡》中也有“族灭”和“烧灭”，可以和《释名》互证。《释名》中还有“夷灭”、“平灭”、“殄灭”、“损灭”、“毁灭”等形式，和《史记》、《论衡》中的例子也可以互证。这些书中，“灭”的自动用法都超过了使动用法，“灭”的语义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结果义更为突出，用在连动式的位置更多，因而“V灭”可以重新分析为动结式。
不少研究者认为，因为“灭、破、断、伤”等在汉代带宾语还很常见，及物性还很强，所以“V灭、V破、V断、V伤”如果带宾语，还是动词连用带宾语，而不是动结式带宾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动词的使动用法大量减少，逐渐自动词化，“V灭、V破、V断、V伤”也相应地变为动结式。（注：代表性的学者有太田辰夫(2003)、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赵长才(2000)、刘子瑜(2004等。）我们认为：
1)“灭、破、断、伤”等动词直到唐代还有大量带宾语的例子，但是同时已经产生了大量“V灭、V破、V断、V伤”式的动结式，如果按照“自动词化”标准，那么这些组合就不能看作动结式，因为其中的的及物性还很强。因此，这条标准太严格。符合这条标准的，固然可以判断是动结式；不符合这条标准的，就要进行综合判断。详细论述见宋亚云(2005b)。
2)“灭、破、断、开、伤、动、定、下、尽”等动词的使动用法和用于动结式的补语可以并存，比如现代汉语中，下面成对的说法都存在：灭火～扑灭大火，破记录～打破记录，断电～切断电源，开门～打开门，伤了脚～摔伤了脚，动桌子～挪动桌子，定方案～拟定方案，下玻璃～卸下玻璃，尽力～用尽全力。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动词还有带宾语的所谓“使动用法”，就说“扑灭大火”等形式还是动词连用带宾语。因此，例(50)中的“裁断”，例(51)“陷破虏敌”中的“陷破”，例(52)中的“划伤”，尽管“破、断、伤”等词在东汉还可以单用带宾语，即还有使动用法，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充当动结式的“结”，二者可以共存。
2.7 V满、V尽
先看“V满”。并列结构的“充满”在先秦已经开始萌芽，《庄子》2例（“充满天地”），《韩非子》1例（“内不充满于名实”），《吕氏春秋》2例（“充满天下”）。汉代多见，除上面9例外，还有《淮南子》1例（“充满以实”），《论衡》3例（“充满殿堂”、“充满宫殿”、“充满手足”），《汉书》2例（“上林既充满”、“充满山谷”）。并列结构“充满”在东汉时期亦比较常见。如：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V满”更为常见，有：“肤躯充满”、“填满瓮为限”、“肉未充满”（以上见《齐民要术》）、“充满其中”、“悉皆充满”、“盛满香水”、“盛满金钱”（以上见《杂宝藏经》）、“积满舍内”、“财宝积满”、“盛满净水”、“盛满香汤”、“盛满钵来”、“长满一丈”、“补满”（以上见《贤愚经》）。毋庸讳言，《论衡》和佛经中，“满”带宾语、义为“布满、充满”的例子还很多。如：
这两例中的“满”虽然都带了宾语，但是动作性很弱，倒象是对宾语的修饰和说明。“满道”、“满钵”中的“满”都是强调宾语所代表的事物“道”、“钵”是满的，而不是强调正在使它们满。“满”带宾语多半是这种类型。
在《论衡》和东汉佛经中，“满”还可以做定语。如：
这些用例显示出“满”的修饰性很强，“满”是形容词，“满NP”在东汉一般不是使动用法，因此“充满、填满、塞满、实满”就相应可以理解为动结式，而不是动词并列连用。
再看“V尽”。东汉以前的“尽”主要有三种用法：1)作状语，如例(61)；2)作宾语，如例(62)；3)作谓语，如例(63)。
“尽死”是状中式，“死尽”则是动结式。《齐民要术》中有“落尽、消尽、研尽”等组合。《世说新语》中出现了“瞰尽”和“食豚尽”。《祖堂集》中有“杀尽、吞尽、吐尽、度尽、脱落尽、吸尽、除不尽、用不尽”等。《敦煌变文》中有：“饮尽、饮不尽、说尽、说不尽、干枯尽、用尽、吹尽、分散尽、检尽、倾尽、归尽、化尽、消散尽、写尽、告尽、死尽、读尽、折损尽、受尽、过尽、看不尽”等。《朱子语类》中有“除尽、识尽、说尽、杀尽、取尽、催尽、打尽、去尽、注尽、消尽、擒尽、销磨尽问不尽、说不尽、包不尽、说得尽、知得尽、吃得尽、包括得尽、断得尽”等多种动结式。同时，《朱于语类》中“尽”单用带宾语比比皆是，如“尽此生之力、尽心尽职、尽公之诚意、尽之、尽其言、尽其意、尽天下之事、尽死节、尽忠极力”等，由此可见，即便到了宋代，“尽”带宾语还很常见，根本没有“自动词化”，如果用这条标准来判断“V尽”是不是动结式，那么宋代的“V尽”就会被排除在动结式的大门之外。“自动词化”标准只适用于部分动词，不能用于所有动词，因为很多动词根本没有自动词化，或者说自动词化没有彻底完成。（注：有的动词甚至还他动词化的趋势，比如“治”，在先秦时期既可以带宾语，也可以不带宾语，到东汉以后，“天下大治”之类的自动用法消失了，“治”演变为一个他动词。
）总之，作补语的“尽”萌芽于西汉，扩展于东汉至魏晋，唐宋时代“V尽”式动结式大盛。
2.8 V大、V小
“大”和“小”在先秦时期使动用法并不多见，到东汉基本消失，且“V大”和“V小”一般不带宾语。
“瞋大、转大、长大、缩小”等组合中，均表原因，均表结果，不是动词并列。如果是动词并列，应该可以倒转为“大瞋、大转、大长、小缩”，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组合。因此，“瞋大、转大、长大、缩小”是动结式，不是并列式。
2.9 V活
“V活”的例子如：
(69)《诗·邶风·击鼓》：“于嗟阔兮！不我活兮！”郑笺：“女不与我相救活。”（注：此例为汪维辉(2000:303)所出示，汪先生还列出《吴越春秋》中的“救活民命”，可以和郑笺互证。）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的使动用法次数和用例总数情况如表1。（注：先秦10部文献指《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其中《墨子》一书，我们淘汰了《备城门》以下11篇，以及《亲士》、《修身》2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主要调查了五部：《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百喻经》、《杂宝藏经》、《贤愚经》。）由表1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活”的使动用法所占的比重已大大降低，但还没有完全消失。直到唐宋时期，“活”一直都可以带宾语。但这种用法已不再是一种能产的句法手段。同时，“活”做定语的用法，也即形容词“活”的用例不断增多。这样，“活NP”由动宾关系逐渐变为以偏正关系为主，尤其是当NP是没有生命的事物（如“理、路、水、句”）时，“活”永远不能使它们再活，“活理、活路、活水、活句”只能是偏正关系。但是，如果“NP是有生命的事物 （如“人、命、雀”等）时，“活”的使动用法又被激活，在《敦煌变文》、《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以及《朱子语类》等唐宋文献中，“活人”、“活雀儿”、“活饥民”、“活命”等动宾组合形式还很多。同时，“活”做状语的用法逐渐增多，如“活埋”、“活捉”等。我们不能因为“活”的使动用法没有消失就否认“V活O”是动结式的可能性。动宾式“活NP”和动结式“V活”可以并存。
先秦10部文献 史记论衡魏晋南北朝 合计
使动用法25 9
67
47
总次数 41 13 14
94 162
百分比 61% 69% 42.9%
7.4%29%
表1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的使动用法使用情况
2.10 V成
“V成”的例子如：
(70)《说文·纟部》：“绲，织成带也。”（按：“成”字依段注补。）
在汉语史的各个发展时期，“成”一直都有很多带宾语的例子，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去充当动结式的下字。下面是五部文献中“他动／动词总数”、“自动／动词总数”、“连用／动词总数”的百分比表：
左传吕氏春秋 《史记》“上”《史记》“下”论衡世说新语
他动／动词总数 36.4
35.0 43.4 35.2
31.0 31.6
自动／动词总数 25.2
60.1 48.4 48.1
41.9 56.1
连用／动词总数 0.51.2 0.6 11.1
14.1 8.8
表2 五部文献三种用法百分比
大致趋势是：1)自动用法所占比例在上升，《论衡》略低于《史记》“下”，一方面是因为《论衡》的存古性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成”用于连用式计算在内，所以自动／动词总数的百分比稍低；2)他动用法的“成”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3)“成”和其他谓词连用从《史记》“下”开始增多。
如果把《论衡》中“成”的用法同先秦以及西汉相比，“成”的演变有两个特色：1)“成”的自动用法和他动用法都很常见；2)与其他动词连用显著增多。《左传》中仅有一例“成为”，《吕氏春秋》中仅有2例“养成”和“长成”，《史记》“上”无，《史记》“下”只有“成败”6例，而《论衡》中连用达40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复合结构“成立、成败、成就、成熟、成为”等，它们后来都能凝固成词；当“成”充当下字时，“V成”就有可能形成动结式，如“学成、就成、奉成、具成、凝成、生成”等。“成”的意思比较多，复音结构的形成使得“成”的义项逐步分化出来，并用复音形式固定下来，表义更为明确。
综上可知，“成”在东汉时期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固定的补语构成动结式“V成”。
2.11 V中
《史记》“上”中，“V中
”5例，即“射中小白带鉤、射中公股、射中楚共王目、射中共王目、射中王臂”，后四例由《左传》的“射共王中目”、“射之，中股”、“射王中肩”合并而来。《史记》“下”中，合并为N，“V中N”3例，即“射中汉王”2例，“射中上林苑门”1例。《论衡》中有3例“射中”，即：“气射中人”、“射中人身”、“然后射中”。《汉书》中有5例“射中”，即“射中汉王”、“射中獲多”、“射中单于鼻”、“射中苑门”、“射中军北台”。“射”和“中”经常搭配，逐渐复合化，“射”主要表示动作，“中”表示结果，“射中”由此成为动结式。尽管“射中”已经成为动结式，但是“中”仍然可以单独带宾语，换言之，“中”还有及物用法。“射中NP”与“中NP”在汉代以后一直可以并存，这是对“自动词化”标准的最好反驳。
2.12 V正
最后看“V正”。
(76)《释名·释典艺》：“法，逼也，莫不欲从其志，
使有所限也。”
《左传》中，用作谓词的“正”共38例，其中及物性的“正”23例，占60.5%。《史记》“上”中，用作谓词的“正”有51例，其中及物性的“正”11例，占21.6%。《史记》“下”中，用作谓词的“正”有39例，其中及物性的“正”8例，占20.5%。《论衡》中，用作谓词的“正”有16例，其中及物性的“正”131例，占12.2%。从《左传》到《论衡》，及物性的“正”与用作谓词的“正”之百分比依次是：60.5%、21.6%、20.5%、12.2%，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也就是说，及物性在减弱。与此同时，“正”充当“”增多，作定语和状语增多，修饰性更为突出，“V正”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转变，成为动结式，这个转变的时期就是东汉。
3 “自动词化”标准的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论证东汉以后使动用法能够与动结式并存，我们挑选了“破、断、坏、灭”等4个动词，分别观察他们在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用于使动的情况。如果这些动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宋代还有相当数量的使动用法，按照“自动词化标准”，由这些动词充当
式就不是动结式，而是动词并列式。面对语言材料，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或唐宋时期，不少先秦的两用动词仍然有大量的使动用法存在，如果严格执行“自动词化标准”，那么魏晋南北朝或唐宋以后相当一部分动结式都将被否定掉，这绝非危言耸听。
经调查，发现“破、断、坏、灭”4个动词在从六朝到宋代的六部文献中共使用2426次，使动用法有409次，占17%。也就是说，它们的使动用法一直没有消失。统计列表见表3（注：各时期引用文献分别是：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储料不够时补充《贤愚经》、《百喻经》）；唐代《敦煌变文校注》（简称《变文》）、《祖堂集》；宋代，《朱子语类》（选25卷：卷104、卷108-121，卷127-136)、《五灯会元》。）。
表3 “破、断、坏、灭”用于使动用法、动结式次数和总次数统计表
如果坚持运用“自动词化标准”，这意味着从六朝到宋代，由“破、断、坏、灭”4个动词充当构成的“V破、V断、V坏、V灭”就不是动结式，而是动词并列式，因为它们还有使动用法，而且不是个别的。进言之，表中的473例动结式都将被否定，汉语动结式直到宋代还没有产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根源就在于“晚出派”认为使动用法和动结式不能并存，同时，他们过于相信“破、断、坏、灭”等动词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发生了自动词化的演变，认为它们在唐代就固定为自动词了。其实，这些动词在自动用法不断增多的同时，其使动用法（或称他动用法）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一直存在，和动结式并存。这些动词，用于使动时是一个意思，用于自动时是另一个意思，当它充当
中的时，用的是表示自动的意思，但并不意味着它表示使动的致使义就完全消失了。当然，有一些动词确实彻底自动词化了，但是这样的动词非常少见，大部分先秦时期的两用动词到唐宋仍然是两用，只不过自动用法增多，作定语增多，用于位置增多。因此，如果我们把“自动词化”理解为“使动用法频率下降、自动用法频率上升”，而不是理解为“使动用法消失、彻底变为自动词”，这可能更符合此类动词的演变趋势。鉴于此，我们在判断动结式时，就不能使用那种严格的“自动词化标准”，否则，动结式将会被一笔勾销。
我们认为，在判断动结式时，除了要统计出每一个从先秦至唐宋时期使动、自动频率变动曲线图之外，还要注意观察另外几方面的表现：1)作定语的情况；2)用于“使／令+NP+”结构的情况；3)式出现的频率。对比，宋亚云(2005b)予以了探讨，此不赘述。
4 结论
本文以《说文》、《释名》和郑玄注释语言等东汉时期的重要训诂著作为研究语料，对其中存在的100多例动结式进行了探讨，论证了“V干、V熟、V燥、V烂、V去、V来、V出、V入、V起、V落、V开、V穿、V灭、V破、V断、V伤、V满、V尽、V大、V小、V活、V成、V中、V正”等由24个不同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下字的
组合式已经演变为动结式[VC]。在论证过程中，我们不仅全面调查了这三种训诂著作，有时还结合这些在东汉时期的其他文献材料（如《论衡》、《汉书》、佛经）中的表现，以及这些在先秦的经传诸子、西汉的《史记》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世说新语》、唐代的《敦煌变文》、《祖堂集》、宋代的《朱子语类》等不同时期文献中的表现，发现东汉时期这些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使动用法剧减，自动用法占绝对优势；有的虽然使动用法还占有一定比例，但是自动用法增多，修饰性突出，作定语和状语增多，和其他动词连用时用于补充的用法增多。综合这些的历时发展及共时表现，我们可以判断由它们充当的到东汉时期已变为动结式[VC]。我们还发现，目前为学界所广泛采纳的“自动词化”标准在判断动结式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只适用于那些为数极少、彻底自动词化了的，对于那些自动词化趋势不很明显，或者根本没有自动词化的，这条标准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将这些关键的的来龙去脉和各种表现一一弄清，准确把握其句法语义特征在汉语史各个不同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然后再做结论，就会逐步逼近语言事实，使动结式的研究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更进一步。
附注：
本文调查并引例的语料文献：《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国语》，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韩非子集释》，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汉书》，班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论衡校释》，王充著，黄晖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译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史记》，司马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释名疏证补》，刘熙著，王先谦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世说新语译注》，刘义庆撰，张万起、刘尚慈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版；《说文解字注》，段玉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五灯会元》，普济著，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荀子集解》，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战国策》，刘向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庄子集解》，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朱子语类（全八册）》，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版；《祖堂集》，静、筠二禅师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版；佛典据《大正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No.184；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No.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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