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以西方“马克思学”文本学成果在中国的接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如何正确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9)05-0006-05
MEGA版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入中国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已经为国内学界所关注，但并没有被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意义上加以讨论。近些年来，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在国内影响的渐渐消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思想潮流纷纷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开始了自身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成果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就西方“马克思学”以及研究成果来说，从七八十年代很多老一辈的学者主要从其意识形态本质方面加以批判，到有学者开始介绍、翻译并进行全面的批判、研究，再到今天因为“中国马克思学”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此种变化不可谓不大。期间，西方“马克思学”对于文本的关注和MEGA版的文本研究成果逐渐为国内学界自觉加以利用。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基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不可以被轻易的忽视和简单的否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仍然漠视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版的相关文本学研究成果，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学者携洋自重，唯MEGA和西方“马克思学”马首是瞻，甚至将其当作了衡量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尺。这样两种对待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成果的态度和倾向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与此同时，学界有关学者也形成了对待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的正确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本文试图就以上三种态度和倾向作一分析。
第一种态度和倾向：漠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
任何针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以一定的文本为依据。随着马克思的大量手稿的发现和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于新的文本而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朗格的《青年马克思：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梯尔的《青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费切尔的《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阿隆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本得尔的《对马克思的背叛》、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卡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也形成了几种颇有代表性的、颇具争议的观点，如：“两个马克思”、“马恩差异对立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最高峰，马克思后期的思想是一种倒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科学主义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等等。
很明显，如果不是建立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相关研究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的。当然这些成果有些是带有明显的问题的，因此，很多是打引号的“成果”。但它们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西方“马克思学”及其相关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不得不对其有所关照、与其进行对话和论争的力量。但就在这些研究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国内却仍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方法、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没有给予必要的关照，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以《手稿》研究为例，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的存在。有学者在著作中谈到了麦克莱伦、罗森、科尔纽等人的相关著作，但对他们的文本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却没有丝毫的体察，即便在谈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时，也没有注意这些研究的方法、问题和意义，而是简单地否定或者一笔带过，如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把马克思划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做法时，只是草草地说了一句“如果不是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话，那就只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有意的歪曲了”就完事了，而根本没有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对话和论争。事实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从文本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处在作者的理论意识之外的。再如有学者在谈及《手稿》发表后学界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如“青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发现”等这类观点时，不是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剖析，而是用一句话就打发了，即“一句话，对《手稿》的评价太高”。另外，从这一类研究的章节标题——如“三个范畴和三个基本阶级”，“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初步研究了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等——也可以看出相关作者没有与最新的文本学研究成果形成任何关照，更谈不上对话和批判了。这样一些研究者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视阈来抽象地解释，结果只能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如有学者在谈到马克思在《手稿》中用“异化”概念分析问题时，竟然简单地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普遍联系(反对孤立看问题)、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从异化到扬弃异化)的辩证法思想，代表了一种辨证的发展观”，而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方法论实质和理论本质没有相应的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相关研究对话、论争，并形成了一些“新”观点，但实际上是在简单否定的基础上对现有文本学研究成果的另一种形式的漠视。如有学者在谈及海内外有关《手稿》的研究时指出，西方学者的“《手稿》最高峰论”和苏联及我国一些学者的“《手稿》不成熟论”都仅仅着眼于异化劳动观，特别是带有人本学色彩的异化观，并认为贯穿《手稿》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红线是酝酿之中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手稿》的庞杂内容是被实践观这一思想红线贯连起来的，“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这才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真正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实际上，这一观点并没有认真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实质和问题，与之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争锋，而只是在简单否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观点。同时，这一“新”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忽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国内外早就有学者指出了《手稿》的复调逻辑，即人本主义理论逻辑的逐渐解体和实践逻辑的不断生成强化，两条逻辑交织互变，而根本不是人本主义逻辑贯彻到底，也不是实践逻辑贯穿全手稿。②相关研究早就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具体过程，而“新”观点却自认为“弥补以往研究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过程中的逻辑缺环，全面体认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脱胎而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这样一些漠视现有的文本学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而闭门造车型的研究，不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比照，不与国内学术界交流，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应对各种相关挑战，也不能真正地促进相关的研究。
第二种态度和倾向：携洋自重，以文本考察取代理论研究
与上述态度相反，国内学术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态度，即在对待西方“马克思学”文本学研究成果问题上，有些学者携洋自重，把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研究简单等同起来，甚至是把其中的一些结论当作教条，一味放大。当然，这些学者对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视和介绍对于国内学界是有重要意义的，其出发点也是好的，在客观上也方便了国内学界利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和加速了国内相关研究的进程。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有些学者那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研究的方法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相应的，MEGA的成果不仅被照抄照搬，而且被作为了教条，很多研究未能上升到哲学的解读，而仅仅成为了一种琐碎的考据，当然，对于隐藏在西方“马克思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性则也是毫无察觉。我们不妨做一具体说明。
首先，有学者一味以MEGA特别是陶伯特的“新”成果为标准，甚至把陶伯特的观点无批判性地当作了教条，在陶伯特的“新”成果之前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左的研究都被认定为“过时的”，因而都是被放弃之列的。譬如在谈到《评李斯特》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不同写作顺序时，有学者强调，“依据MEGA2/Ⅳ/4(1988年出版)的导言，《评李斯特》是紧接着1845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国之行之后写成的”，并且仅根据这一点，就得出了如下的感叹和结论：“基于过时的文献学信息做出的解读结论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有学者则更是把陶伯特的“新”成果当作了唯一真理，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没有采用陶伯特的“新”成果的研究，则都被视为对陶伯特的“新”成果的无视。如针对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入口”这一观点，有学者就简单地依据“陶伯特等人的最新研究”——《提纲》与《神圣家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就认为上述观点“无视”陶伯特的“研究成果”，并质问道：“这样的解读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有学者言必称“陶伯特”，而且仅仅是无批判、无反思、无思想、圣经式地对待“陶伯特”。有些学者自己也明确地承认：“我根本不是以‘我认为(I argue)’”与其他学者的“‘我认为(I argue)’商榷，而是依据陶伯特的版本考证新成果”。
上述态度把陶伯特版本研究的新成果称为了“宝贝”，没有注意到同一文献研究背后的思想方法的差别以及文献依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距离，甚至把文献研究及其结论与作为自然科学的“相对论”、“物理学”、“数学”等相提并论，把它视为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科学”；并且认为在“思想解读”的结论在与“新的文献学结论”相冲突的时候，“思想解读”的结论应该向“新的文献学结论”“低头”。事实上，这种观点把文献学研究及其成果绝对化了，在文献学研究及其成果和思想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把文献学研究及其成果错误地提高到了评判是非的标准的地位，只相信纸张大小、材质、墨迹颜色、字体大小和笔法等纯“文献学”“事实”，这实际上是把实证主义的文献学研究“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思路”对立起来。
其次，作为上述态度的结果，出现了把文献学研究不恰当地放大，忽视思想考察，甚至把无聊当作有趣的情况。有学者特别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圣麦克斯”章拿出来解读，用来说明施蒂纳的以精神来把握世界的探究是有意义的。并把此作为一个“新的发现”和成果写了几篇专题文章来专门讨论。但是，事实上，从论者依据此材料所做的分析和解读来看，对这一材料的研究对于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提供多少新的观点，因为论者主要是在讨论施蒂纳，即使把施蒂纳和马克思做了比照，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那些见解通过对学界普遍认为更为重要的《费尔巴哈》章和其他材料的研究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研究说到底是对“新”文献的研究的一种放大。更有甚者，在有些学者那里，有的只是来自他人的文献学信息的堆砌，而没有任何文献学基础上的思想研究和解读，这主要表现为一些学者以多篇长文对同样的几个文献学考据上的写作时间先后问题进行毫无思想性的重复介绍、“研究”，自得其乐，自认为价值重大。
再次，一些学者无视或没有意识到MEGA2研究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而不加思考、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如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学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只是文献学家之间不同考证结论和学术观点的分歧，根本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对既是马克思研究专家又是马克思文献学专家的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在研究过程中的有关争论，也被简单地称为了以文献学家的身份出现的作为MEGA2的编辑者间的文献学而不是“思想”争论。这种观点把一个文献学家从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完全隔离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处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人。对于有学者指出的MEGA2的编辑工作“国际化”之后，随着一些西方马克思文献学家以及带有西方“马克思学”色彩的学者的加入，已经带有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色彩，可能会有“解构马克思”的倾向时，有学者则认为，要求注意文献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是“在文献学研究问题上开创性地引入‘党性原则’，既会使陶伯特惊异，也会让巴加图利亚错愕”。而对于陶伯特确实可能存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该种观点则干脆“抛开陶伯特所谓‘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对马克思进行哲学的解构’这句话不谈”，仅仅大谈其文献考证工作严肃、认真，并且进而认为：“在目前中国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存在的只是研究的扎实与不扎实、治学的严谨与浮躁的区别”。
第三种态度和倾向：科学、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已形成了一种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及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的共识，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反对以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方式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献学的研究和考证确实是不可以缺少的，但不能以此来代替和否定思想研究和文本研究，更不能以此来代替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加强文献学的研究的同时，绝对不能无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不能唯西方“马克思学”的马首是瞻。因而在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介绍的同时，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同时要处理好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
基于这种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应该充分吸取“马克思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文献研究和学术史考证方面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以“马克思学”奠基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因为，作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产物，“马克思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潜在的理论旨趣和方法上存在着本质差别。因此必须坚持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吸收，同时反对执着于外在的文本考证而忽视了文本学研究的做法。③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考证、校勘都非常重要，从事这种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的拓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决定性标准是实践的检验。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高使命的学派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一些蛰居书斋的学者脱离甚至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同解读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学派，只能称之为马克思学学派，而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学派，因为它们的根本宗旨和研究目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无关。④因此，对西方“马克思学”及其文献学研究成果必须批判地借鉴。
毋庸置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不能缺少文献学的基础，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的考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发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版本考证工作的严谨并不能保障解读的客观性，并不一定能推进思想研究的深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动辄就是‘依据陶伯特的描述’、‘陶伯特指出’是不足取的”。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进展，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是必要的；对国外马克思文献学亦步亦趋，过于迷信和盲从，唯西方“马克思学”马首是瞻，则是矫枉过正、过于殷勤，大可不必。⑤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马克思研究中，文献学考证是前提和基础，文本学解读是中介和核心，思想史诠释则是结果和目的。不能全盘否定“马克思学”及其“文献学”的研究，而是要批判地吸收其研究成果，不能陷入西方“马克思学”的“零度化的意识形态”的陷阱，即，在充分吸收“马克思学”、MEGA2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其范式和结论中可能带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审慎的批判态度。⑥
在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问题上，国内学者也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论述。有学者认为，强调西方“马克思学”及其成果的“科学”性的冲动是在阉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是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限制在意识形态的安全阀之内，从而解除马克思对20世纪工人运动和当代激进理论的责任，从而把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一笔勾销。因而不能撇开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不能撇开历史性的文本解读。⑦马克思研究的科学化，并不等于学术化、学院化，我们必须把思想史的研究与创建具有当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结合起来。⑧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关照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也可以“文本逻辑历史分析”的方法进行系统解读，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尤其是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方法在当代语境中自己呈现出来，以服务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时代的批判性认识。⑨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假借纯粹学术和思想的名义以捍卫所谓的纯正性，则会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大开方便之门。⑩
总的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中西方“马克思学”的激发和刺激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目前在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及其文本学研究成果的态度和倾向问题上，部分学者尚有偏颇，但大多数学者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以辩证的方法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相信在这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西方“马克思学”的遭遇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坚持自己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MEGA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简写，在本文中涵盖了MEGA1和MEGA2。20世纪20年代开始，梁赞诺夫主编了13卷MEGA1，但中途夭折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以原文文字刊出的MEGA2。1989年苏联和民主德国政权更迭后，该计划暂时停滞，后来经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努力又重新组织开展起来。但新的MEGA2编辑原则在去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带有了西方“马克思学”色彩。在本文的讨论中，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常常并列，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意义上说的。至于二者背后的学术史官司，已经由另外两篇文章加以说明。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表明自己的出发点：在文本研究的意义上，西方“马克思学”有同MEGA版工作一样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吸收；而MEGA研究既不等于西方“马克思学”，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
②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周嘉昕：《“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
④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⑤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⑥⑧姚顺良：《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⑦胡大平：《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
⑨张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⑩吴晓明：《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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