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高管论文,绩效论文,资本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一项对《财富》500强企业管理层的调查发现，成功的企业管理者花在与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官员、社会公众、媒体、顾客等）打交道的时间更多（成功的管理者是根据在组织内部的晋升速度来衡量）[1]。正如一些企业家坦承，他们30%-50%时间用于处理与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事项[2][3]。在企业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价值连城的信息，摄取稀缺资源[4]，并通过“关系”将一系列独特的资源集中在一起进行机会挖掘[5]。
虽然企业经理和学者们都意识到社会资本的价值，但大多数停留在理论探讨层次。值得关注的是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于1998年在广州做的一项研究[4]。他们将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应该说，他们的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建议。然而笔者认为两位教授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可以做进一步完善。(1)他们将“人均总产值”作为测量企业经营能力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均总产值是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可以考虑用其他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能力；(2)他们虽然实证验证了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并给出了可能的结构解释，但缺乏实证研究结果来支持结构解释是否合适；(3)他们的研究是以广州企业为样本，其研究结果代表性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工作不仅有助于完善他们研究中的不足，也在社会资本的领域中做了实证性的探索工作。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构成
在这里，企业高管界定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者。本文采用Gabbay & Leenders(1999)来界定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6]：它是企业高管的一种无形资源，通过这种资源可以有助于企业获得物质的、信息的和感情的帮助，从而实现企业目标[7]。关于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构成，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李路路(1995)用两个指标来测量，即企业家所选择的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以及这个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和在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中的职务地位[8]。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设计了三个指标来测量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包括其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其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等，[4]。但是这两种衡量方式存在过于笼统、模糊等不足。另外，周小虎 (2002)、杨鹏鹏等(2005)等学者按照企业所需资源的类型将社会资本分成企业家政府社会资本、市场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等[9][10]。然而这种构成方式的不足在于：在中国，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在经济转型的今天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正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改变）[11]，但“大政府、小社会”仍然是主要的模式，政府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12]。而且制度经济学理论将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分成市场环境（也称为技术环境）与非市场环境（也称为制度环境）[13]。因此，笔者认为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可以分成基于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和基于非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具体是指企业高管与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质量。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1]：企业高管社会资本是由基于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和基于非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两部分构成。
2、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已经验证了企业法人代表社会资本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因为社会资本主要影响的是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而不是内部管理、技术水平或分配取向[4]。然而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应该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首先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基于政府角色来探讨的。政府除了与企业是一种明确的税收关系之外，还会以消费者、供应者的身份与企业发生相互关系。政府作为一个供应者，就是把它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源售给企业。政府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是从企业那里购买产品和服务，包括办公设施、电子计算机、电话以及军用物资等[1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面影响。
其次，企业高管作为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键“接点”，必须有能力为企业获取所需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政府行政与法律资源、生存与经营资源、管理与经营资源、精神与文化资源等[15]，更重要的是信息资源。在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每一获取资源渠道的连接方式都是双层的，第一层是公务关系连接，即组织与组织、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渠道接通；第二层是私人关系连接，即企业高管与资源提供单位的负责人（或资源的主要掌管者）之间的渠道接通。企业高管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互动，收集外部环境状态及其变化的相关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适应能力包括被动适应能力与主动适应能力两种类型。在主动适应能力中，强调企业能够准确预测外部环境要素（例如政府政策、社会公众的偏好等）的变化，从而做出及时、有效调整的能力。从这个视角来看，更需要企业能前摄性地收集到相关信息，并正确地做出解释，为企业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和支撑。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败，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1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显著正面影响
H[,4]：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
根据上文的阐述与研究假设，图1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研究方法
1、变量的定义与衡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与信度，本文的问卷设计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首先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设计了一份初步的调查问卷，根据这份初步的调查问卷，笔者于2005年 4月至9月期间，与华中科技大学3名EMBA、3名有长期管理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和8名在职MBA学员就调查问卷的内容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与这些有工作经验的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当面试填、讨论的结果，对问卷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正，最终确定了问卷的调查内容。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1)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参考周小虎(2002)、杨鹏鹏等(2005)等学者的量表[9][10]，本文设置问题如下：Q1企业领导每年拜访或者联系顾客（包括经销商）的人数；Q2企业领导每年拜访或者联系供应商的人数；Q3企业领导每年与同行业其他企业领导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次数；Q4企业领导每年与中层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沟通交流的次数（任何交流方式都可以）；Q5企业领导每年参加政府或行业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例如会议、论坛等）的次数；Q6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如何；Q7除在企业任职外，贵企业领导的社会职务（例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协会理事长等）；Q8企业领导获得的企业之外颁发的社会荣誉（例如五一劳动奖章、优秀企业家等）。
(2)企业经济绩效。在战略管理领域，学者们常用的财务绩效指标包括ROA、ROE、Tobin's Q、利润额增长率等[17]。基于与MBA、EMBA学员的讨论，笔者认为通过问卷很难真实地获得企业关于ROA、 ROE、Tobin's Q等方面的信息。因此本文主要用销售额增长率、利润额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等问题来衡量企业经济绩效。
(3)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适应能力相关的研究表明[18]，有三个领域的组织活动能够反映企业的适应能力：企业对产品—市场的机会的反应；对这些机会做出反应的营销活动；抓住这些机会的反应速度。然而在以前的研究中，适应能力的概念主要集中在适应特定产品－市场环境的组织能力[18]。因此，除了在市场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之外，笔者增加了另一个纬度，即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主要表现为其对非市场环境中事项（例如政府政策、环境保护事项等）预测与反应的能力。
2、研究样本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及问卷调查的内容，笔者于2005年9月至2005年11月期间，选择湖北、广东、河南、江西、广西等地的华中科技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的EMBA和在职MBA学员作为问卷调查的主要对象。而且他们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卷调查主要是通过在课堂上当场填写并收回问卷的方式，这样确保调查问卷的高回收率。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20份，回收515份，回收率为83.1%，问卷回收后，剔除填答不全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38份，有效率为85%。样本中，来自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江西等五省的各占35.4%、16.7%、14.4%、14.4%和 13.5%，其他省份的问卷占5.6%。在438份问卷中，传统国有企业占30.8%，国有控股公司占28.3%，外资企业占20.5%，民营企业占20.3%。
3、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以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变量的信度，见表1。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都在可接受的范围。这表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本研究的初始调查问卷是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得到的。然后就这份初始调查问卷的每个题项与课题组成员、其他专家学者、企业高管人员等进行深度访谈，逐一讨论、审阅、修订题项，从而使得调查问卷的题项能充分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文在做因子分析之前，使用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企业经济绩效、企业适应能力等三个构面数据的KMO值分别为0.75、0.71和0.82，均大于 0.6。而且各构面数据的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均拒绝 HO，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而且，各构面累积因子贡献率均大于Hair等人(1998)所建议的0.5[19]。这说明本研究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1 Cronbach's α系数
4、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研究假设。这是因为本研究涉及的变量都具有主观性强、难以直接度量、存在度量误差等特点。为验证研究者构建的理论概念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常用的指标有χ[2]/df、RMSEA、NFI、TLI、CFI、GFI和AGFI。由于 GFI、AGFI、NFI等三类指数常被批评受样本容量的影响，且在不同情况下，有各种程度的误差出现[20]。因此本研究将选取χ[2]/df、RMSEA、TLI和CFI四类指数作为评价模型的拟合指数，判别标准分别是当χ[2]/df＜5，或者RMSEA≤0.08，或者TLI≥0.9，或者 CFI≥0.9均可认为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潜变量的组成信度应该在0.7以上以及潜变量的萃取变异量应该在0.5以上。对于与路径系数相应的临界值C.R.，当其值大于1.96时，表明该路径系数在 p≤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具体数据处理工具包括SPSS10.0和AMOS4.0等软件。
研究结果
1、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构成
本文通过SPSS10.0作为分析工具，使用最大方差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做因子分析，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有两个衡量标准：这个项目在此因子上有最大载荷；此最大载荷大于或等于0.5。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1命名为企业高管基于非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因子2命名为企业高管基于市场环境中的社会资本。表2的结果说明因子1和因子2有相同的贡献率，分别为28.470%和27.450%，同时这两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55.920%。表2的结果支持了假设1。
2、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
(1)整体分析模型。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参数结构如图2所示。潜变量用椭圆形表示，观测变量用矩形表示。
(2)整体理论模型的检验。首先通过AMOS4.0验证本文的初始模型（如图2），结果表明从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到经济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111，而且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558)。因此修正初始模型，即删除从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到经济绩效的路径。删除这条路径可以从理论解释中得到支持。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直接影响的假设主要是基于政府作为消费者身份提出的。然而企业高管社会资本是企业一项重要的资源，当运用这项资源去获得经济绩效时，其也被看成是企业投入的成本之一，成本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得到了“负面影响(-0.111)”的结果（然而负面影响并不显著）。
图2 本文的理论模型与参数结构
再次验证修正模型，修正模型的拟合度结果见表3，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见图3。
表3 整体模型适配指标
注：χ[2]/df=3.944,RMSEA=0.08,TLI=0.99,CFI=0.996，所有参数估计值在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3的结果说明修正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可以接受该模型。图3的结果支持了H3和H4，不支持 H2。
结果讨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与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形成和发展其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在以市场为核心的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中，企业强调的是高管在市场环境中的社会资本，即高管要加强与顾客、供应商、经销商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交流。本文的研究结果拓展了这个观点，认为高管不仅要关注市场环境，也要关注非市场环境及其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官员、媒体、社会公众等。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是同等重要的。同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高管社会资本不会直接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却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显著、间接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市场、企业、政府的决策均是依据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来相互影响的。现实生活中，三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21]。如果企业高管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则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获得需要的信息资源，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来适应外部环境。例如笔者与深圳某公司经理的访谈中，他谈到，“深圳政府为鼓励企业创新工作，每年会给部分企业提供一笔科技创新基金。我们公司每年都可以得到这笔基金。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了解这笔基金的信息，因为我们和政府官员很熟悉，所以他们会告诉我们相关信息，然后我们会积极申请，并能获得基金资助。”
图3 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
注：图3中的路径系数为标准路径系数，***表示该路径系数在 0.01水平下显著。虚线表示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
本论文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了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的研究不足[4]，主要表现在(1)本文将“适应能力”来衡量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将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指标综合起来作为衡量企业经济绩效的指标，从而详细探讨了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2)从实证角度支持了他们对“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研究结论的结构解释；(3)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于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江西等不同省，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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