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科学：对科学本质的另一种追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直观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7)02-0005-03
通常，科学哲学是在正统的方法和理论视域内进行研究的。也正因此，学界常常忽视了另一视角的研究，即以现象学的方法和理论对科学进行的分析。实际上，现象学思潮虽然首先奠定的是哲学研究的新的基石，但同时，它也开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的平台，即从科学外部来“直观”科学的方法论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科学哲学思想和理论。正是通过这样不同于正统的方法视角和洞见，科学的真正本质即科学于人的意义、科学的价值理性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这种“直观”科学的研究启发科学哲学视域的进一步扩展。
现象学的方法奠定了哲学研究的新的基石，当它被用来分析科学的相关问题时就为科学哲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新的研究传统。在此，科学被看作一种存在方式，看作是此在的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直观”、“还原”、“沉思”、“朝向事情本身”等方法范畴，便形成了显然不同于正统的崭新的视角。
“直观”，“朝向事情本身”，是以无主观随意性的自我直观“看”所要看的现象，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摆脱传统主客二分方法的局限，摆脱现有的理论的影响，将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把价值和意义问题作为研究的视点。直观科学，即从科学外部来“看”科学、并将人与科学内在地联系起来，而不再局限于科学理论本身来看待科学。传统方式将主客予以二分，在此，人与科学被还原为一体。胡塞尔指出，科学的专门化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科学起源于生活世界这一事实，所以，我们只有使用生活世界的素朴的说话方式，才能从科学的观念化的世界回归到活生生的直接经验的世界中去。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性方式则不同，它容易使人褊狭，它将科学唯一地局限为实证理性，却排除形而上学，排除人的文化的其他价值，沉醉于自然主义和“纯粹事实”之中，这种实证主义理性和自然数学化观念的两种极端倾向都导致了人与其“生活世界”的远离，这种实证理性是不健全的。胡塞尔提出，从我们普遍感到悲哀的文化危机以及科学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出发，我们就会想到完全有必要对一切科学的科学性作严肃认真地和十分必要地批判，以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建立严格的科学的哲学。
“沉思”是海德格尔对科学存在“直观”的进一步发挥。“沉思”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存在者的表象，通过沉思，事物的自在本性可得以显现。如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认识中，日常操劳中原始的“视”变成了一种限定性的纯粹观看，原来的“上手器具”也变成了纯粹限定性观看的现成对象，并在其现成状态中获得一种确定的现成属性[1]，这样，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这是整个现代文明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在一定范围内，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正当的，但它的无限扩张，却是现代科学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在技术时代，人们已经被科学分析理性和技术利用意志蒙蔽了双眼，完全看不到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存在着的天性了，唯有一流的思者或诗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对时代偶像的顶礼膜拜中解脱出来，使我们重新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海德格尔是在强调，人们“看”现代科学的方法就在于对科学存在的“沉思”，实际上，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直观”，它将“直观”科学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直观”存在的方法被伽达默尔以“理解”范畴予以进一步的阐释。伽达默尔“在方法上是立足于现象学基础上的”，其哲学解释学以理解为核心概念。他提出，理解在根本上是一种凭借内心体验去把握直接呈现在意识面前的现象的直观[2]，就是在这种直观中，理解过程的历史与现在、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达成视域融合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无论是什么样的文本，“不仅先要肯定它，而且要建设性地重新产生它，否则就谈不上理解。”[3] (P91)正是以这种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立场，伽达默尔对科学、文化、社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把科学和技术、把历史上的各次启蒙运动，都是放在广大的视域中加以阐释的，并由此说明科学这个文本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否定自然科学方法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方法，认为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是多种复杂的世界观中的一种、是多样语言中的一种。显然，这种广大视域融合中的“理解”，实际上将直观、沉思的方法作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如果以此对科学予以内心体验、建设性地把握，可能将得到触及科学本质灵魂的理解。
其实，如何“直观”、如何“还原”在现象学里要想得到一个更为确切的阐释还是一个困难，但这种思考科学的视角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这种思考的方法完全不同于正统的科学哲学。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逻辑分析是至尊的手段，科学与人是相对立的两极，主客二分的立场和方法将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去做严格的逻辑审视，对科学理论本身作深层次的结构分析。而在现象学的方法背景下，哲学家们不再主要地在理论内部探寻科学的本质，而是从外部把人与科学联系起来去“看”、“沉思”、“理解”科学这种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形成了现象学视域中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理论和观点。
在现象学视域中对科学内涵的追思，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种拓展和延伸，这种拓展与延伸形成的理论和思想涉及到的恰恰是科学哲学的核心理论，总结起来可以看到，主要有这样的几个核心问题：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理性、科学的本质问题。然而这些关于科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与传统研究，以及历史主义或社会建构论等明显不同，前者使科学的深刻意蕴得到了新的诠释。
“哲学即形而上学”[4] (P1243)是现象学科学哲学的逻辑起点。现象学认为，形而上学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础，科学是在哲学所开辟的视界内产生和发展的，哲学先于科学并包含于科学之中。例如胡塞尔首先就提出，实证理性排除形而上学、排除人的文化的其他价值的观点是狭隘的。海德格尔说，我们忘了，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4] (P1244)。任何一门科学都依赖于范畴来划分和界定它的对象领域，每一门科学都依赖于有关其存在者领域的命题，它的任何研究都遵循并操作这些命题。这些关于存在者是什么的，用以设立和界定其领域的命题，都是形而上学命题。哲学已经在社会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可见，现象学科学哲学既从历史也从内涵去追寻科学与哲学的内在本质的关系，从而追寻得更为原初。
科学理性是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但这个主题并非在科学理论内部而是与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去分析科学理性的，这样，在一定范围内实证理性是正当的，但却不能无限扩张。真正科学的本质是理性，但是，科学并不是固执于实证理性本身的，而是承载着多样的文化价值。
首先，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的，但实证理性并非唯一的理性。例如胡塞尔认为，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理性与一切存有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世界以意义，他维护精确科学的确定性的地位，认为，“物理学不管被牛顿，或爱因斯坦，或普朗克，或将来的任何其他人所代表，它过去一直是，今后将依然是精确科学。尽管人们有理由认为，一个总的理论构造的绝对的最终形式永远也不能被指望或被求得，但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确科学。”“所有这些学说的科学的严格性，他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他们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5] (P4)但是，由于实证理性拒绝承认人的文化的其他价值，因而它是不健全的。伽利略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理念世界但却使得自然数学化，这种数学自然观“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负有的文化特性。”实证理性和自然数学化观念的两种极端倾向便都导致了人与其“生活世界”的远离，于是，真正的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5] (P5-6)。
因此，理性应予以重建，并且应回到人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提出，理性不能再局限于自然主义和“纯粹事实”之中。伽达默尔指出，哲学家必须研究自由和理性的问题，因为“人类自由之谜和理性之谜——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保持怀疑，而作为思想存在物，我们又必然不得不要求拥有自由和理性。”[3] (P46)他的哲学解释学力图对当代人类理性给予一种重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以权威自居，变得专制而成为绝对理性观。实际上，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绝对理性观是指实证科学的理性观，他捍卫实践理性，反对自然科学的绝对理性，认为要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到理性之中，但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走出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泛滥的理性迷失的时代，重建被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分裂了的理性观，走向“视界融合”。现象学对于科学理性的分析，逻辑主义过分强调逻辑理性的缺陷，恰好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得到了某种弥补。
科学的本质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另一种层次的阐释。海德格尔在不同的场合和行文中，论述了现代科学本质的不同方面：科学的数学特征、科学的研究本质、科学的技术本质、科学的“现实之物的理论”。这些对科学本质的描述遵循现象学的一贯传统，即把科学与被正统科学哲学忽视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正是在这种视域中，海德格尔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本质乃是研究，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建立为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通过“追问”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实际上“看”到了科学和技术的内在关系，揭示了构成技术本质的要素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支配作用，他又说，可以用简单扼要的一句话来陈述科学的本质：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现实之物就是起作用者、被作用者，进入在场的产生者和被产生者；科学竭尽全力来纯粹地把握现实之物，现实之物是自身表明的在场者；现实之物在其对置性中被确定了，在场者在其对象性中表明自身，科学与此相一致地成为一门根据对置之物和在对置之物中对现实之物进行确定的理论[4] (P965-966)。海德格尔艰深的语言要说明的是，对置性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所在，一旦对置性被抛弃，科学的本质也就遭到了摈弃。可见，新一代的哲学家们不再主要地在理论内部寻找科学的本质，而是把科学和人连为一体、在消解了主客二元论的前提下来探讨科学的本质，因此，科学与“生活世界”，即科学与人的关系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或者说，现象学以其独有的“直观”、以与实证主义或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明显不同的方式来考察科学与“周围世界”的本质关系。这样，科学显示出其数学的因素、研究的本质、技术的本质，成为现实之物的理论，科学显示出人的文化的特性。
与社会建构论和人本主义殊途同归，现象学的几个核心问题都直接涉及到了科学的价值理性。而这正是现象学“直观”科学的意义所在。
现象学对科学的价值理性的凸现，使得在逻辑主义那里被忽视的、除了实证理性之外的科学最重要的本质意义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逻辑主义那里，实证理性是唯一的，甚至“形而上学”被拒斥，这种冷酷的理性褊狭地让人们将关注的问题都限于实证科学，因而看不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科学的本质实际上也就陷于科学本身。现象学的方法则提示，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授予的，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于由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因而，在现象学的视域中，人多样的文化价值便显现出来。科学当然也建立新的东西，但它本身的理性是有界限的，可是却固执于自身[6] (P62)。而一旦将“生活世界”与科学联系起来，科学便不再是纯粹逻辑和冷酷的，而是以全部存有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关意义、价值和理性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不仅是“事实的研究”，科学还是“理性的启示”[5] (P8-9)。伽达默尔评论道，生活世界这个词“使人想起存在于所有科学认识之前的前提”。这种对科学的价值理性的凸现由于并不否认科学的逻辑理性，使得它与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完全不同，反而，它赞美理性，倡导科学和人的各种文化价值，因而使得科学的各种意蕴更能得以生动展现。
“生活世界”概念的意义与历史主义的范式的意义又不同。范式概念强调科学过程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因素，而“生活世界”使得人们又超越这个概念，不再把目光局限于对科学本身的探讨，而是通过科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将人的科学活动的本质最终都归结到了社会和人生的价值主题中，而这正是曾经被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忽视的重要的人生价值导向，这样的价值是我们发现其重要性之后正在试图要找寻回来的价值，实际上，它才指引人的生活方向和目的，它也就是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体现主观价值引导和关注终极价值的理性倾向，这种价值得到真正实现，才可能实现科学的终极价值。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现象学通过以消解主客二元论的视角来探讨科学的本质，从而显示出了更丰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内容以及关于科学的本真意蕴。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极端逻辑理性的蔓延无情地扼杀了科学价值的多样性，而现象学将科学拉回到似乎早已经远离了的人世间，让科学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科学是人的科学，科学应将展示其终极的价值和意义。
借助于现象学的“直观”，科学哲学也迈出了从“科学的哲学”到“关于科学的哲学”的重要的又一步。虽然，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如如何建构“生活世界”，如何“直观”、“还原”，哲学的科学化，等等。但不论怎样，超越逻辑主义、朝向人的生活世界的还原这一分析视角，导致科学哲学突破正统的限制而直接触及科学的内在本质和终极价值，对科学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开辟新的道路。逻辑分析方法的科学哲学，可以揭示科学的一些特征，而从现象学迥异的方法和不同的风格看待科学，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观点、启迪和借鉴。人们对科学的哲学关注不能也不可能再局限于科学内部。也只有如此，科学哲学才能长盛不衰。
现象学产生于20世纪初，现象学运动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开始，但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在国内的研究却开始得比较晚，在20世纪的90年代才有比较多的关注，其实这种开始不久的关注和研究对当代中国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是恰合时宜的。国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正统的科学哲学兴旺发达，而现象学的方法和理论曾经在科学哲学领域被忽视，内在的原因是，科学的逻辑分析一度尚未充分，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尚不透彻，而一旦科学哲学内在视角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以往被局限在传统界限内的目光便不再褊狭，新的合时代需要的方法论便会指出人们看问题的又一个不同的视角。这样，现象学的方法和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