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陶霞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文章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生育率的变化及世界人口政策的演变趋势，并以总和生育率1.5、1.8以及2.4为界限，将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类，从中挑选出韩国、中国、印度和加纳，对其生育率的变化及人口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分析。同时，还选取了2016年生育率上升至1.5的德国，对其90年代以来家庭政策的发展及生育率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探究家庭政策和生育率的关系。对比分析表明，人口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动态双向关系。人口政策是一个地区极端生育率的制度反应，同时影响生育率变化。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作用较为明显且稳健，而刺激生育的政策作用较微弱。作为一个长时段跨区域研究，对生育率与人口政策的分析横跨了所有生育率类别国家，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国家的人口政策与生育率关系，揭示了生育率与人口政策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人口政策 生育率 家庭政策 国际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卫生的进步，世界人口经历了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 亿到2011 年的70 亿（United Nations，2011）[1]，短短半个世纪增长了近2 倍。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方式经历了从自然增长到人为干预的转变，影响人口过程的人口政策愈发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世界人口总量不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逐渐放缓，世界平均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各国人口政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国际人口政策重点的转变。
人口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与人口相关的政策，是对人口发展的正式制度反应。它既包括直接影响人口过程的直接人口政策，也包括间接影响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和移民政策等。它既是人口增长模式变化的制度反应，也可能是人口增长变化的原因之一。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为推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制定和推行了人口政策，以影响和控制人口过程。然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政策的效果却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伴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而有些国家的人口政策作用却不明显。这些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作用究竟如何，学界尚无定论。不同学者针对不同国家的人口政策实践的研究，得出人口政策对生育率不同影响的多样性结论。例如Silva和Tenreyr（2017）[2]认为尽管各国的人均GDP、人均教育水平、城镇化率以及妇女就业参与率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生育率下降的一致趋势说明了人口控制政策在生育率下降中的核心作用。韩国（Haub，2010）[3]、新加坡（Yap，2003）[4]以及中国和孟加拉国（Wang，Sun；2016）[5]的经验也表明，人口控制政策作用非常明显。然而Pritchett（1994）[6]认为，这些国家的生育率的显著变化是生育意愿的变化，而非政府提供的避孕药具或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与此同时，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进入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发展现代阶段，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并没有颁布明确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然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有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下降到1.5以下，陷入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当中，对人口负增长的忧虑萦绕在欧亚大陆。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不断改革完善家庭政策，旨在通过家庭政策来平衡女性生育和工作，降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负担，从而刺激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21世纪，部分欧洲国家的超低生育率开始慢慢回升，并逐渐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很多学者认为，人口（Bongaarts，2012）[7]、社会、经济及文化因素（Ouedraogo，2018[8]；Kalwij，2010[9]）作用显著，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家庭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吴帆，2016[10]；Wesolowski、Ferrarini，2018[11]；Kalwij，2010[9]）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刺激作用。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高收入国家生育率的提高可能是因为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这一点并不必然是国家政策的结果（Feyrer、Sacerdote、Stern，2008）[12]。而且有部分国家仍陷在低生育率陷阱的泥淖中一时无法脱身，生育支持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甚至有学者（Popenoe，1988）[13]认为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削弱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支持了非传统家庭模式，因而导致了家庭生育率的下降。还有研究认为家庭政策对生育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生育时间而非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Gauthier，2007）[14]。
对比抑制生育政策和生育支持政策，二者在目的、手段以及效果上大有不同。如前所述，已有的抑制生育政策多少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影响却微弱或不显著。Ouedraogo（2018）[8]等人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根据实证研究得出抑制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有显著的相关，而鼓励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和稳健。然而学界对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缺乏从历史分析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什么样的生育率会引发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又如何不同，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本文以总和生育率来建构国家类型，并从中挑选典型代表，梳理他们生育率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发展历程，并对比不同国家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关系，来厘清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相互作用。由于国内带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影响，国内对国际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非常缺乏。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由此带来了我国的人口政策了新的转向。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研究人口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能够为我国人口政策转向提供借鉴。
本文以小波变换为基础,通过小波系数能量元与改进双阈值函数对微流控芯片信号进行去噪处理。其具体算法流程如下:
二、世界人口政策及平均生育率演变
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国，为了促进其经济与人口的和谐发展，二战之后一直推行家庭计划以抑制过高地生育率，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人口政策的成效有限。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人口政策的国家，学界普遍认为印度的国家人口政策开始于1952年。但是早在1947年印度刚独立时，印度政府就开始推行基于健康原因的国家家庭计划项目，以提高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Robinson，2007）[21]303-305。然而由于政治分歧和实施力度，效果甚微。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印度的人口政策走过了探索—拓展—强制—修订—重新定位—重大转向等多个阶段。政策的主要目标也经历了提高夫妇的健康水平（Srinivasan，2007）[22]—控制人口—关注健康和家庭福利三次转变，采用的方法也经历了基于诊所的家庭计划方法—教育和延伸服务方法—提高教育水平和延长生育间隔—提供全面的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四个阶段，同时过程中用以降低生育率的具体措施又包括先后批准宫内节育器—推行输精管切除手术—合法化堕胎等。在探索和拓展阶段，印度的生育率几乎没有下降，从1950年到1965年，其生育率一直在5.9左右（United Nations，2017）[16]，人口政策的效果较差。1970年之后，生育率才开始缓慢下降，此后不管是如何修订以及改变人口政策手段和内容，其生育率一直保持稳定地下降速度。2016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2.33，但仍有望在2050年人口总数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United Nations，2011）[1]。虽然印度的人口政策开始地最早，历时最长，但是历经几个阶段，过程较曲折，除了最初十几年基本没有起到降低生育的效果，70年代之后一直发挥着平缓且稳定地降低生育率的效果。
中国外交官在一线的努力，不该被“键盘侠”们如此伤害！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驻外使领馆所肩负的领事保护责任愈来愈多。
图1 世界人口生育率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使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特别是在高生育率带来了快速的人口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的必要性。1952年是国际人口“运动”的开端，这种运动在未来40年内引起了各国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在这一年两个重要的国际机构诞生了——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和人口理事会，这两个国际组织在未来20年内推动了全球集体行动（Bongaarts，1994）[15]。同年印度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人口政策，旨在通过全国家庭计划降低出生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然而由于当时家庭计划在国际上较低的覆盖率以及人口政策效果的滞后性，这之后的十年内世界平均生育率并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从1950年的4.96上升至1965年的5.03（United Nations，2017）[16]。20世纪60年代末，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才开始慢慢蔓延扩散开来，与此同时，世界平均生育率开始下降。20世纪70年代，主张降低生育率和减缓人口增长的观点已成为主流，以限制生育为目的的家庭计划迅速在全球蔓延，世界平均生育率加速下降，并在90 年代初下降至3 以下（United Nations，2017）[16]。作为对该生育率的反应，世界人口政策的特点也开始转变。199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是全球人口政策的另一个里程碑，在这场会议上形成了全球共识：包括承认各国在充分尊重人权的前提下制定人口政策的合法性（United Nations，2011）[1]、妇女的赋权、妇幼保健、个人生育权利的保障、自愿的家庭计划、消除贫困等，这些被称为开罗共识。自此人口政策从自上而下国家意识形态的贯彻转变为自下而上个体生育权利和生殖健康的保障，限制生育的核心地位让位于生殖健康。进入21世纪来，世界平均生育率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是相比较20世纪，下降的速度逐渐放缓。此时从内容上看，世界人口政策主要可分为三个重点：一是发展中国家致力于降低生育率的家庭计划，二是发达国家应对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移民的政策，三是对HIV和艾滋病以及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疾病的控制，特别是在撒哈拉地区（May，2012）[17]。本文主要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生育率的家庭计划政策以及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以揭示生育率与人口政策（包括家庭政策）的相互关系。
三、基于总和生育率的国家分类方法
二战结束之后，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经历了从超高下降至更替水平，然后继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急剧转变，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剧烈变化离不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鼓励生育阶段到后来的限制生育阶段的转变，从实行一孩政策转变到2011年的二胎政策再到全面二孩政策。具体阶段和历史事件如下表5。中国人口政策的推行和变化是受生育率变化的推动，建国后过高的生育率催生了计划生育出台，在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的作用下，生育率迅速下降，下降至过低水平之后，又开始放开二胎并鼓励生育二胎。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生育抚养子女成本和压力的增加，放开二胎后的中国生育率并未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1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9，2011 年也是1.59，2012 年以及2013 年都是1.6，2014 年为1.61，2015年以及2016年都是1.62（United Nations，2017）[16]，放开二胎之前与之后，总和生育率变化并不明显。总体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发挥作用较晚，政策强制色彩强烈，主要以生育控制为主，从人口控制的效果上看是拔群的。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以及国际上争议已久的人权问题等。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并且近些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逐渐从政治强制转向经济手段控制，从生育控制转向生殖健康发展，人口政策重心也逐渐转向关注人口老龄化和高水平的老年抚养比问题上。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下降，直至1990年降至最低谷（1.30），随后开始缓慢爬升。根据联合国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德国总和生育率为1.5，刚刚达到低生育率陷阱的界限，与1990年代的1.30相比是非常大的进步。这近30年来德国生育率的缓慢爬升和德国的家庭政策的不断调整不无关系。德国是世界上首个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国家，也是现代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立法发源地，是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二战之后，德国被划分为东德与西德，自此东德与西德的社会政策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柏林墙倒塌后，东德西德统一，社会政策也走向合并。随着生育率持续地降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的萎缩以及家庭结构的转变，德国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上陆续出台相应的家庭政策以刺激生育率的提高。包括对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现金补助和税收优惠，为儿童和家庭提供优质的看护服务，为有工作的母亲扩展儿童照顾和护理的基础设施，延长和拓宽产假的时间和对象，提供时间灵活的兼职工作等，为推动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平衡家庭和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Blome，2016[24]；Liechti，2017[25]）。德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是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赚钱养家，女性负责在家照顾子女操持家务，其传统的家庭政策也是有利于维持这样的家庭模式。近些年来其社会政策开始慢慢向着“社会民主”的方向调整，男性养家的家庭模式也向双职工家庭转变（Fleckenstein，2011）[26]。
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过高。为了遏制高死亡率以及降低生育率，国际上关于人口和发展的关系渐渐达成了共识。毛里求斯是非洲第一个采取人口政策的国家（1958），肯尼亚是第二个（1967），加纳是第三个实施综合人口政策的非洲国家（Cofie，Stephen；2015）[20]。但是不像毛里求斯和肯尼亚，加纳的人口政策的效果比较有限，特别是1970年国家家庭计划项目启动之前的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加纳的生育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1970年启动国家家庭计划项目之后，生育率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小。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纳的生育率仍保持在5以上。由于该政策未能成功地使加纳的生育率下降，因此加纳政府对其进行了修订，并于1994年推出修订版——1994年人口修订政策（1994 Revised Population Policy）。1994年的修订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反应在后来加纳生育率的转变上。21世纪初，加纳人口生育率下降到5以下。2010年，加纳的总和生育率为4.18（United Nations，2017）[16]，2016 年加纳的总和生育率首次下降到4 以下（3.98）（United Nations，2017）[16]。加纳的人口政策实践和生育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长时段内人口控制政策对过高生育率的抑制作用。
智朴和尚是清初名僧，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 智朴身世曲折，《清人词话》写到：“释智朴，号拙庵，江苏徐州人。 明崇祯时为俾将，曾随洪承畴与清军战于松山、杏山之间，败后逃至盘山为僧四十余年。”[1]38 1642年明军败于松山，随之杏山等地也相继落入清人手中，而智朴北游盘山、卓锡青沟是康熙十年(1671年)。 二十九年的时间，智朴的经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目前查知两处资料可作补充，如下：
表1 2016年世界人口生育率分类（未完全列出）
从表1可以看出，非洲很多国家仍处于高生育率行列，拉美、印度、美国以及北欧部分高福利国家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伊朗、加拿大、部分北欧国家以及部分东欧国家生育率较低，而部分西欧国家以及东欧国家仍陷在超低生育率中短期内无法走出。本文从这四种国家类别中分别选取了一个个案——高生育率的加纳、正常生育率的印度、低生育率的中国、超低生育率的韩国——对其生育率以及人口政策的发展历史及现状进行梳理分析。本文选取的这4个国家二战后都经历了超高生育率阶段，并且都先后制定且推行了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21世纪的今天，这4个国家的生育率分化明显，分属于四个不同的生育率类别中。这些生育率的分化，离不开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同时也折射出不同国家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率不同的影响。对这四个国家人口政策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生育率与人口政策之间的动态双向关系，从而揭示出一些普遍的规律。
图2 四国生育率演变历程
推门，进来，往桌子上放茶壶，放茶杯，放茶盘，放茶托，放茶洗，放茶针，放茶勺，放茶夹，放保温壶，静秋头也不抬。楚墨盯着近在咫尺的静秋，他看到碎发，伤疤，雾蒙蒙的眼睛，细蒙蒙的汗滴，红唇，均匀的脖子，微微翘起的下巴，长长的睫毛在眼睑处投下的小小阴影。他看着静秋，既不动，也不说话。心中瞬间云水掩映，烟波浩瀚，一叶轻舟驶进云水深处，渔歌唱晚，彩霞满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欧洲国家的生育率陆续步入了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的泥淖，其中部分正在或已经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部分仍在其中挣扎。根据May（2012）[17]和Demeny（2013a）[19]等人的划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大于1.8，介于1.8到1.4之间，以及小于1.4。因此针对这部分曾经陷入或正在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本文以1.4位界限，将它们划分为正处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生育率小于1.4），正在努力走出生育率陷阱的国家（介于1.4到1.5之间）和走出了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大于等于1.5）。
表2 曾经或正处于生育率陷阱的欧洲国家（以2016年生育率为准）
从表2中可以看出，曾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一些东欧国家已经成功走出，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奥地利以及罗马尼亚、乌克兰等仍在走出的努力中，而波兰、西班牙等短期内仍看不到走出来的希望。为了探究发达国家为了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提升本国的生育率所做的努力，本文将以2016年生育率为1.5（United Nations，2017）[16]的德国为代表，考察其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政策。虽然家庭政策一般属于社会政策的范畴，但是由于它有刺激生育的作用，也属于间接人口政策，因此本文认为对家庭政策进行梳理分析也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四、国际比较：五个典型国家生育率及人口政策的演变
（一）高生育率国家：加纳的生育率及人口政策演变
具体来说本文操作如下：因为总和生育率1.5为学界公认的超低生育水平界限，2.1为更替水平标准，2.5是2015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因此本文将选取1.5以及1.5和2.1的中间值（1.8）作为划分标准（同时1.8也是学界用来划分发达国家生育率类别的界限之一（May，2012[17]；Demeny，2003a[19]），并选取2.5作为高生育水平界限，从而将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分为超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1.5）、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介于1.5到1.8），正常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介于1.8到2.5）和高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大于2.5），具体情况如表1。
从图2可以看出，这4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差异较小，只有加纳生育率接近7，另外三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在6左右。随后四个国家的生育率出现了分化，加纳和印度保持平缓地下降趋势，韩国和中国的生育率演变曲折且剧烈。这四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生育率变化特点不同，这当中既有社会经济以及人口本身要素的影响，也有人口政策影响的作用。
图3 加纳生育率演变
表3 加纳人口政策演变重大事件表① 本文对四个国家人口政策重大事件的梳理信息主要来源于Robinson 和Warren 的《The global family planning revolution》[21]、May的《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Their Origin，Evolution，and Impact》[17]以及联合国的《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07》[27]。
图4 印度生育率演变
表4 印度人口政策演变重大事件表
（三）正常生育率国家：印度的生育率及人口政策演变
人口政策是对人口发展的制度反应。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从19 世纪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学界对人口增长的态度也可分为三个流派：以马尔萨斯为先驱和代表的马尔萨斯主义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人口的过快增长将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包括资源紧张、环境破坏以及政治不稳定，他们在人口政策中被称为限制生育党（anti-natalist）；以凯恩斯、汉森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学者认为人口增长刺激经济发展，他们在人口政策中被称为鼓励生育党（pronatalist）；最后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人口数量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他们重点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认为是制度的不平等导致了部分人口的贫困境地，主张改革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这三个流派在不同时期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低生育率国家：中国的生育率及人口政策演变
按照国际传统，可以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根据人类发展指数分为高发展指数国家，中高发展指数国家，中低发展指数国家和低发展指数国家。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生育率较低，而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生育率较高。但是生育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类发展指数并不是直线相关，一个地区的生育率除了受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该地区推行的人口政策影响，而人口政策往往又是一个地区生育水平的政策反应，生育率与人口政策之间是复杂的双向动态关系。本文感兴趣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生育水平背后，是怎样的人口政策在起怎样的作用。因此本文拟从总和生育率入手，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为划分指标来划分国家或地区的类别，然后从划分的类别中选取典型个案，对其人口政策及生育率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
图5 中国生育率演变
表5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重大事件表
（五）超低生育率国家：韩国的生育率及人口政策的演变
图6 韩国生育率演变
韩国作为东亚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以来，其人口的生育率经历了从过高到过低的转变，其人口政策也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变。在抑制生育阶段，其人口政策经历了从侧重计划生育教育和现代避孕方法的普及到推广避孕药，放松堕胎限制再到增加财政和社会激励措施的转变。韩国的人口政策的效果是明显的，1960年，韩国的生育率为6.33，1990年，韩国的生育率为1.57（United Nations，2017）[16]，短短三十年内生育率下降了3倍多，下降趋势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政府为了应对过低的生育率，开始实施新的人口政策以减轻生育率降低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家庭政策以提高家庭福利，同时缩紧人工流产的范围，以刺激和提高生育率。然而这些政策只是起到了延缓了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几乎没有起到提高生育率的效果。2016年，韩国生育率下降至1.17（United Nations，2017）[16]，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表6 韩国人口政策演变重大事件表
（五）德国的生育率及家庭政策演变
欧美发达国家在一战之前生育水平已经接近更替生平，因此二战后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取而代之，提高家庭福利以鼓励生育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共同努力的方向。尽管欧美发达国家总体生育率都比较低，但是其内部仍具有一定的差异。北欧国家、法国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生育率一直属于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比较稳定的状况，其生育率被称为“最高的低生育率”（the highest of low fertility）（吴帆，2016）[10]。西欧很多国家生育率长期处于缓慢下降阶段，并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陆续逐渐步入“低生育率陷阱”。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其生育率经历了低—超低—低的转变，有打破“低生育率陷阱”预言的趋势。虽然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的推动，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德国等国生育率在本世纪的缓慢爬升一方面是人口队列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其逐渐完善的家庭福利政策的刺激和推动（杨菊华，杜声红；2017）[23]。
图7 德国生育率演变
联合国《世界生育模式2015》（World Fertility Patterns 2015）（Mihigo，2015）[18]中以1.5、2.1以及4为划分界限，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介于1.5到2.1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2.1和4之间的中间国家，以及总和生育率大于等于4的高生育率国家。此划分标准客观性较强，因为1.5是学界公认的低生育率陷阱的界限，2.1是更替水平。然而本文认为该划分标准也有一些不足：首先是1.5到2.1以及2.1到4之间的这两组的生育率水平的性质不明显，组内差异较大，组间差异不明显，分组的有效性不高；其次是鉴于世界平均生育水平持续下降，该分组的标准与当前各国政府对生育率的追求以及学术界对生育率的认识不同，4作为高生育水平的起点标准过高，而2.1只是一个更替水平，在现实社会中用来划分生育水平的意义也不大。因此本文拟在联合国生育模式划分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应生育率普遍下降的21世纪，并更好地对各国的生育水平以及人口政策进行分析。
表7 德国家庭政策改革重大事件表① 本文这部分对德国90年代以来家庭政策重大事件的梳理主要来源于Fleckenstein（2014）[26]、Honekamp（2008）[28]、Ostner（2010）[29]以及Trzcinski（2014）[30]的相关文献，具体见参考文献
这一系列的家庭政策有利于减轻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负担、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动女性就业参与。加上人口队列因素和社会经济长期稳定的保障，德国的生育率从上世纪末开始缓慢爬升。虽然爬升的幅度较小，但是一直都保持着上升的趋势。根据联合国2017年发布的数据，德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大有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希望，同时也说明了在社会经济稳定的情况下，高福利的家庭政策具有一定的刺激生育的作用。
刘婷婷(199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微波光子. Email: 16120015@bjtu.edu.cn
2011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加快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切实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四、总结与反思
本文的分析表明，人口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基于对当前以及未来人口增长的判断而实施的影响人口过程的政策，是生育率的制度反应，体现了人口增长的国家态度，并且往往出现在生育率极端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基于对当前生育率判断的人口政策的实施影响之后的生育率，然而影响的大小受其它因素共同作用，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作用不同。本文在全球的范围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平均生育率以及人口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同时选取了四个不同生育水平的国家个案进行个案分析。
表8 本文选取的5个国家人口政策与生育率的对比
本文选取的前四个个案——加纳、印度、中国以及韩国在二战之后总和生育率都过高，并都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尽管下降的速度不一致，但这四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了人口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一致性。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政策实施力度等的差异性，21世纪的今天，这四个国家分别属于不同的生育水平类别，这说明了人口政策对生育率影响差异性，受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其他因素共同影响。加纳和印度由于人口政策实施地相对一贯性，其生育率变化的趋势和速度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中国由于政策的实施带有强制性，因此效果非常明显，加上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生育率下降速度剧烈。韩国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也使得生育率下降的幅度明显。针对德国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状况下，高福利的家庭政策具有一定的刺激生育的作用。而对比韩国和德国家庭政策的作用，本文认为，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刺激作用因社会环境以及家庭政策本身而定，有利于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家庭政策对生育率有积极的影响，而传统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明显，这也进一步呼应了Wesolowski 和Ferrarini（2018）[11]以及Kalwij（2010）[9]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通过对比韩国限制生育的政策以及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以及韩国和德国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与其它三个国家抑制生育的政策的效果相比，本文认为，限制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作用相对比较明显且稳健，而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作用相对比较有限且不稳定，这与Ouedraogo（2018）[8]的实证研究发现一致。
总而言之，人口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动态双向关系。人口政策是对极端生育率的制度反应，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抑制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而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作用较微弱且不稳定。本文在对20世纪中期以来这5个典型国家的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基础上，试图分析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属于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做了一定的补充。本文的研究对理性看待我国当下低生育率以及我国人口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政府调节当下过低生育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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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Policy and Fertility Rate：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O Xia-fei
（Zhou Enlai Government School of Manage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average fertility r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policy since the 1950s，and classifies countries and regions based o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s line of 1.5，1.8，and 2.4，and selected South Korea，China，India，and Ghana for a review of their fertility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policies.Addition to this，this research also selected Germany，whose fertility rate rose to 1.5 in 2016，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policy and the change of fertility rate since the 1990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rate.The analysis i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policy and fertility rate is a complex dynamic two-way relationship.Population policy is an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regional fertility rate，and the change of fertility rate is affected by population policy. The function of anti-fertility policy is obvious and robust，while the influence of pro-fertility policy is trivial. As a long-term cross-regional study，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fertility rate and population policy across all kind of fertility countries. By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policy and ferti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ries，it reveal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policy.
【Key words】 Population Policy；Fertility Rate；Family Policy；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5.008
【收稿日期】 2019-01-18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5-0080-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12JZD022）。
【作者简介】 陶霞飞，女，江西景德镇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人口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人口政策与生育率，流动人口。
标签：人口政策论文; 生育率论文; 家庭政策论文; 国际比较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