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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5)01-001-10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出来 予以讨论：这就是它的写作模式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和写作面对的读者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是为何种群体的人研究和写作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何 种人的关注?得到何种人的阅读?希望与何种人产生理论上的共鸣?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理论旨趣、思考路向、问题深度和研究风格。但这个 问题长期以来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似乎要么压根儿就没 想过这个问题，要么习惯性地预设了一个同质的、普遍的、固定不变的读者群体作为我 们这些“作者”的永远面向。但实际上这样的群体或者早已不存在，或者早已发生了分 化。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
一、面向民众的三种写作模式
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对谁说话、为谁而作就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与民众协调、如何调解与民众的冲突成为哲人的麻烦问题。哲学似乎有了一种难以 与民众协调甚至总与民众冲突的传统。按张志扬的说法，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哲学的最 高问题，而哲人与民众的关系却是哲学的本质问题。从最高问题过渡到本质问题就是真 理性过渡到权力性[1]。这个过渡必然蕴涵着哲学为谁而作、哲学如何面对民众的问题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思考不变之本质，而其后的哲学把哲学与人民的关系看作第一性 的，哲学于是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也正是在类似的意义上，阿尔都塞才说，“从柏拉 图以来，所有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谈政治的。甚至大资产阶级哲学家……他们或多 或少地都承认搞哲学实际上都是在理论领域中搞政治。”[2](P83)但哲学的政治性遭遇 一开始就是非常尴尬和紧张的。因为政治、民众都依赖于某种具有神性的权威、习俗或 祖先遗训，而哲学却总要理性地拷问、质疑这些东西的合理性存在权。哲人力欲脱离甚 至挑战民众赖以为生的神的权威、祖先和习俗，以便理性地追求善的知识，这就势必与 民众的生活发生冲突。哲学也就势必首先以这种尴尬和紧张的方式与依赖于权威、习俗 和祖先遗训的政治发生了关联。但这并不是哲学与政治发生关联的惟一原因。更为重要 的原因在于，(在柏拉图看来)哲人具有完善社会的使命。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就必须致 力于哲学与政治结盟，让追求完善的知识的哲人成为王，完善的社会才有可能。追求完 善的世界，清除世间的邪恶，是哲人使命的关键。如此看来，哲人在面对民众时就必然 面临着一种颇为矛盾的境地：他的本质生存要求自己必然要质疑民众赖以生存的精神信 念与知识，又要把自己发现和致力于阐明的知识、善以某种方式传达给民众生存于其中 的社会，甚至最高理想就是通过政治把这些善贯彻和实现于自己和民众一起生存于其中 的社会之中。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为哲人的基本要求，而后者是哲人的最高理想，那基本 要求驱使他与民众保持距离，最高理想驱使他走近民众、接触民众甚至改造民众。就基 本要求来说，与本身无需追问善的知识的先知跟百姓打成一片不同，哲人的生存是孤独 的。他只对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话。哲人精神与先知精神的冲突在哲学的诞生初期就表 现得非常明显。刘小枫先生说：“先知精神的生活方式与民众打成一片，因而是一种关 于美好生活的稳健的传统方式，人民依照先知传达的神喻来生活，生活的道德秩序将是 稳妥的；哲人精神的生活方式是孤独的智性疯狂和一小撮人之间的争吵，人人成为哲人 不可能”。[1](P55)哲人精神与民众的信仰常常是冲突的。显然，总要质疑和拷问民众 信仰之合理性的哲人在面向大众写作时就会遭遇到与民众生存和信仰抵触和不理解的窘 境，从这种窘境出发，如果要面对大众选择写作模式，哲学家具有的选择大体就有以下 几种：
1.最极端的选择就是不对大众说话和写作。大众理解不了哲学，所以哲学家最好不要 幻想让大众也理解自己，甚至用哲学改造民众。哲学的话语和写作最好只在专业人士的 圈子里流传进行。这种意见的反面例证就是处于古希腊贵族民主制中的苏格拉底。这个 苏格拉底想启蒙民众，希望民众能理解和接受他，可最后终归被民众拥护的民主制度处 死。在贵族民主制中尚且如此，在现代大众民主背景下生存的哲学就更难达到苏格拉底 希望的目标了。这在尼采看来是很自然的事，而苏格拉底的死属于活该。因为苏格拉底 做了不该去做的事——大众压根就不会理解刺猥哲人的哲学。
2.把公开的说辞与隐微的说辞结合起来。哲人不可能完全脱离大众独自生活，他们只 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现行的制度律法和习俗，按照现行 的规则程序来行事。处处与民众作对是不现实的。现实的做法是，在坚持自己的哲人精 神的前提下，在面对民众时懂得隐藏自己的观点与智能。这就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写作方 式。这种方式要求面对公众要隐匿自己的真实观点，在面向公众诉说时要注意与社会流 行观点保持一致，不刻意对抗；而对少数能理解自己的同行小搔子言说、写作时则可以 自由放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公开与隐秘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汛作方式。施特劳斯 说，“哲学家以隐秘的写作方式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也为了付清他欠城邦的债； 他知道自己的危险性，也知道他所享有的闲暇是自己欠城邦的债，因此他要审慎地写作 ，以有利于城邦。”[3](P308)就是说，城邦与哲学本来是对立的(城邦依赖于意见、习 俗与宗教，依赖于大众化的东西，而哲学则要理性地拷问这些民众坦然接受的东西)， 但哲学的生存依赖于城邦，所以哲人的写作必须考虑到城邦生活的现实性，考虑到在城 邦中生活的民众的既定性和自然性，以及城邦对自己的恩惠，把面向大众的言说、写作 与面向同行或面向自己的写作区分开来，结合起来，以求得双方的相安共存。
3.哲学创作的服务对象就是民众。哲人必须且只能为民众写作。对哲人的这种要求已 经以某种方式蕴含在上述哲学的最高理想之中。但这种写作意向只是在近代启蒙思想中 才得到了充分的伸张和表达。在它看来，上述所谓哲学的基本要求与最高理想之间并没 有矛盾，而只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质疑和批判民众赖以生存的精神信念与知识，是 把自己发现和致力于阐明的知识、善传达给民众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用符合理性的、完 善的知识训导、教育、感化民众原有的不可靠知识、信念与习惯，才能达到哲人理想的 实现。这就必然对哲学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哲学与民众的结合，而是哲学知识、真理 与政治权力的统一。哲学要走出书斋迈向自我实现，就必须通过启蒙的方式实现与民众 的结合。当然，对启蒙思想家来说，启蒙民众的内容首先是科学，应该首先让民众接受 的是科学真理，是如何推理的方法，如何使用科学的通用语言等。就像孔多赛当时所说 ，需要造就的不是制造商、工程师、几何学家和学者，也不是农民，而是“受到启蒙的 人”，即知识普及中的对知识懂点皮毛的年轻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可以不懂古典语言 与知识，却必须有普及化的、不必精深的科学知识，必须接受初等教育。狄德罗计算过 ，如果某人不愿被一门无用的专业所限，学习几何学中一切必须的东西只需半年时间， 余下的纯粹是好奇。[4](P191)当然，仅仅懂得几何学之类的科学只是远远不够，必须 建立一种致力于把社会性的观念、思想、社会都科学化的学科，通过把这个学科的知识 启蒙给民众，而“把民众从幻想、观念、教条和虚构的事物等这样束缚他们的枷锁下面 解放出来”。这正是第一种写作模式的对立面：民众赖以生活的幻想、神话、习惯、教 条等等都可以被科学所替代，甚至哲学也要成为科学。科学可以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最 懂得科学的特拉西们与能够接受和理解科学的普通民众们虽然具有层次的差异，但终归 可以划归到同质化的某种主体类别之中，同属于一种理性主体的范围。鲍曼指出，1795 年成立的法国国立研究院所描绘的那种科学照亮一切的理想社会，就“是指哲人统治的 社会”。[5](P132)而这个社会也正是力欲把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 理想国”，而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科学知识也就是“意识形态”。出于构建这 种正面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最终要消解到科学中的哲学也就必须面对民众写作。与 王阳明那“心有良知谓之圣”所以“满街都是圣人”的逻辑相似，近代启蒙也普遍地假 设了“心有理性谓之人”所以“每个人都能成为‘理性人’”的普遍假定。按照这种普 遍性假定，每个民众都是潜在的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的接受者和学习者，每个民众都有 理解、接受真理的兴趣和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让民众变成理解和掌握各种科学真理的 准理性主体，进而促使这些主体应用这些通过启蒙学来的科学知识对各种社会事业进行 设计，使任何实践变成“简单而确切的原理的轻松运用”，并最终改变不合理的自然世 界和社会世界，就构成了这种写作的惟一目的。希望民众都能通过启蒙变成哲学的理解 者、支持者甚至实现者。启蒙式的哲学写作就这样担负着如此重大的历史任务。
二、大众社会的哲学写作
不管在索雷尔看来被启蒙后的民众所具有的知识是多么半吊子，多么肤浅，第三种写 作模式却影响深远。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 改变世界”所要表达的，也正是特拉西们对哲学不言而喻的规定。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这里要说的是，从古典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启蒙式写作，驱使很多哲人走向了对这种写 作模式的反思与批评。越来越世俗化的启蒙精神使古典的哲人精神遭到了毁灭，也摈弃 了传统的神圣启示，并开始宣扬一种基于自身的世俗化的启示。知识分子成为世俗的先 知。以世俗化为首要特征的现代化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信念和生活的普遍化。从社会分层 的角度看，作为文化信念的现代性起初并不是一种一般性和普遍性现象，它其实只是近 代文化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与信念的普遍化，只是世俗知识分子代为表达出来，代表新兴 的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群的心声、希望、感受和信念的知识与理念。“至少从17世纪开始 ，尤其是到了20世纪，西欧及深受西欧影响的其他各州的文化精英们，把他们自己的生 活方式看作为世界历史的一场根本的转折。由于坚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比所有其他 的(无论是当代的，还是过去的)生活方式优越，因此，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作了阐释历史之终极目的的标准。”[5](P148)按鲍曼的这种看法，文化精英们的“ 进步”信念其实来自于对自己生活方式和欲望的感受与自信，即从“自己在对其他群体 (不是对他们自己)的训戒、操练、教育、疗治、惩罚和感化作用的体验中，塑造了人类 本性的可塑性观念，塑造了人类本性可以接受社会的铸造的思想。在面对所有其他社会 群体时，文化精英们承担了‘园丁’的功能，他们的这种集体性的经历被重建为历史理 论。”[5](P149)按照这样的思路设想，启蒙以来科学家和世俗哲人所具有的知识和理 想就是与政治权力混同在一起的知识与理想，他们所想象的“美好社会”，“必然是， 且正是其成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集体经验的推而广之”[5](P132)。
世俗知识分子显然无法将所有的民众都变成与他们一样的理性人。在启蒙的逻辑中， 必然蕴涵着理性主体的层次分别。处在最高层面的是专家知识分子，或者说确切地说是 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专家知识分子；然后是接受了启蒙培训因而具有了一些不精深 知识的索雷尔所说的“半吊子型”“理性人”；再次是尚未接受完整的启蒙培训的人群 ，如儿童等；最后是尚未进入文明圈子的“野蛮人”。按照启蒙的逻辑，处在更低层次 的人将随着启蒙教育的推进和文明的拓展(这种拓展会难免经常采取血与火的方式)逐步 都进入第二层次，成为抽象的理性人、自主个体、具有同等法权的公民。这是近代启蒙 哲学设想的先验主体从认识论层面贯彻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必然结果。但让他们在经验 层面上始料不及但在理论层面应该预料得到的是，随着理性主体从认识论层面向社会— 政治层面的贯彻，千人一面式的、雷同的抽象的“理性人”终于诞生了。但这与启蒙思 想家们设想的具有理性自治权力和能力的自主个体不同，这些越来越雷同化的个体成了 日益没有个性，在话语、思想、行动等各方面都日益趋同化雷同化，也就是在这些方面 日益失去自主能力的个人，成为靠数量取胜、模仿社会性的他者、追求密集的社会认同 的“大众人”(mass man)。对此(撇开形而上描述与形而下描述区别不论)，克尔恺郭尔 称之为“样品”人，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加塞特与欧克肖特称之为“大众人”。 认识论哲学和社会政治哲学对抽象、普遍和必然的先验主体的建构，大众民主政体对抽 象公民的塑造，市场经济体制中基于抽象数量的等价交换机制，所有这些方面共同导致 了这个被欧克肖特视为“近代一切革命中最重要深远的革命”的“大众人”的出现和扩 大。这个从近代欧洲历史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大众人”日益影响甚至左右现代社会：“ 人们相信他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标准和我们政治活动的样式。有时人 们也遗憾地承认，他是趣味的主宰人，政策的独裁者，近代世界的无冕之王。”[6](P8 6)
启蒙致力于造就的理性人至少应该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其言行举止必定符 合理智，判断人和事物必定冷静客观，行动时必定胸有成竹，接受他人的观点时，必定 深思熟虑，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方面的理由，而不是屈从于权威或者大多数人的 判断。我们期望每个人都三思而行，期望他无论作为单个人，还是与其伙伴同在时，都 能受到理智及其利益的指导。”可是，现代社会实际造就的大众人却与此相距太大：“ 经验观察表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时不时地被迫服从其领导和上级的决定。 他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其朋友、邻居或者政党的观点。他还常常采纳周围人的观点态度 、语言和品味格调。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族群，深陷于一个群体之中， 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惊慌、热情或者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道德良心相抵触，与其利 益也违背。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已变成了另一个人。”[7](PP.25-26)于是，从克尔 恺郭尔、特别是尼采以来，大众与哲人的隔阂、对立之声在现代哲学中重新出现，与古 典哲学中哲人与民众生存的冲突之音遥相呼应。近代启蒙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填平哲 人与民众之间鸿沟的努力受到了重新的审视与反思。用加塞特的话说，“社会总是由两 部分人——少数精英(minorities)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 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大多 数人，群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组成群众的个人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 ”[8](P6)就是说，大众是那些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个人生活、更没有能力统治社会的 人；是不谦逊，不会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和才能，“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个人完全 相似’”的人。[8](P6、3、7)当然，这个大众并不就是社会底层阶级，因为底层中也 有精英，而所谓一般被列为精英层面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伪的，即大众型的人。在加塞特 、雅斯贝斯等思想家看来，在当今这个大众时代，大众日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 领域走向历史的前台，成为社会的统治性力量。在这些领域，他们也日益取得成功。与 之相适应，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与大众人相适应的政治领袖(欧克肖特、熊彼特)，经济领 域中出现了泯灭企业家个性的例行化管理人员(熊彼特)。而思想文化领域是精英的最后 堡垒，一旦这个领域也失守，伪精英甚嚣尘上，那将意味着某种灾难的降临。
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到哲学的写作，使得一些作家自然而然地把写作对准大众，把大 众当成了自然的、甚至惟一的读者对象，以为大众就是哲学的理解者和阅读者。于是， “今天的作家在他提笔着手处理一个他素有研究的主题时，首先得考虑的就是对这一问 题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并且他总得想到这样一个读者，其读书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 从他这里学到点什么，而是要对作者的思想是否与自己大脑中的已经存在的陈词滥调相 一致作出判断。”[8](P10)这些作者们总想象存在着一个具有大量人员组成的读者群体 ，这些人员不具备多少哲学专业知识，甚至根本就没有一点哲学专业知识，哲学写作就 是为了这些人服务的。这些作者总以为哲学就像白居易的诗作那样可以也应该为不识字 的老太所理解和品味，一定要把哲学作品写得让没有多少哲学专业知识甚至没有多少文 化更甚至不识字的人理解，并且这被当成了惟一的写作标准和写作意向。这种写作驱使 吉登斯所谓各种“专家系统”更加凌驾于民众之上，使大众的依赖性更强，大众更加大 众。加塞特因而非常非常反对这种哲学写作模式，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并不需要大众 的呵护、关注、同情和垂怜；它坚守着自己无用之用的本性。”[8](P79)从这种本性出 发，哲学专业的写作必须也只能面对小范围的专家群体。那些专家群体早已知晓的内容 没有必要浪费地出现在哲学专业的写作中。
当然，以普通民众为惟一读者对象的写作模式与坚持高深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为了 向民众普及哲学专业知识而写作一些雅俗共赏的普通读物的写作方式不同。后者十分清 楚并十分注意反思自己那面向不同对象的不同写作。他明白，一旦把民众当成惟一的受 众面向，那就等于放弃自己的高深学术研究，并因此导致哲学写作就出现了那么多重复 基本常识、毫无创建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作者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其实属于普及 读物之列，却又没有真正的普及读物那么精彩和脍炙人口；以为自己属于学术研究论文 之列，却又不知真正的学术研究之作应该怎样，从而使自己成了既不像普及读物、又不 像学术之作的无意义作品。
三、马克思的写作模式
我想，以上的描述已经为探索马克思的写作模式以及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写作模式 提供了较为充足的铺垫。当我们转向对马克思哲学写作模式的探索时，不难发现，马克 思采取的大体就是上述第三种写作方式。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表明，马克思继承了特拉西及法国国立研究院以关于社 会的科学启蒙民众、并以此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以至于鲍曼断定这句话的前半句“不 过是启蒙运动对哲学及其使命的普遍看法的迟来的重新表述而已”，而在孔多赛、特拉 西、卡巴尼斯及国立研究院之后再批评以前的所有哲学都只解释世界，显然是不甚严谨 的，因为这些启蒙哲学家早就在致力于改造世界了。就是说，后一句话中，“马克思只 是表达了这些哲学家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太显而易见，太无可非议， 以至于不需要特地去明确地阐明它。”[5](P135)
在我看来，马克思继承近代启蒙哲学的思路致力于通过对民众的启蒙来改造社会，并 不意味着他与古典希腊哲学中关于哲人与民众对立的主张相冲突。他关于通过哲学与无 产阶级结盟来消灭或实现哲学的著名见解，跟哲学与民众冲突的古典观点并不矛盾。就 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写作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典型的第三种模式。民众与哲人的古典对 立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为什么这么说?
问题在于怎样理解马克思哲学视域内的“民众”；怎样理解作者马克思与读者“无产 阶级”之间的写作——阅读关系。
索雷尔把文人与资产阶级区分开来，不像以前那样径直把两者等同，把资产阶级时代 构筑意识形态的文人看作是资产阶级不折不扣的代表，两部分人穿一条裤子。的确，实 际上这是极为简单的同一性思维，是把异质性群体同一化了。在索雷尔的笔下，文人与 资产阶级的等同只是更大等同化的第一步，余下来的更大一步是第三等级以至于整个大 众都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原型的复制品。(小)资产阶级代表了整个大众，是 整个大众的普遍性典型性代(科学、大众文化更多是由小资产阶级倡导，大资产阶级还 有些具有高贵些的文化。不过大多更多地、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启蒙文化、小资产阶级文 化的影响)。这个见解会在二战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更多的赞同，泰勒在《 自我的根源》中也探讨过无产阶级与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价值道德观念的根本一致性。 但马克思对此肯定不会同意。他会从索雷尔和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观点主张的普 遍性资产阶级大众群体中划出一个特定群体来，强调这个群体不会那么世俗、短视，不 会遗忘富有革命精神的哲学，并因而与大众群体不一样。其他群体越来越大众化，越来 越成为偏见、(与科学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奴隶，唯独这个群体不会。
马克思的个性本来使他倾向于强烈的主体性——他是个不愿轻易屈服于某种社会性力 量的强迫和压制的、具有强烈个性和独立追求的哲学家。他的本性里具有一种强烈的不 向自己不认可的东西屈服的个性特点。这种特点本来可以把他导向与大众社会的对立或 者对大众社会的批判性的。但他那拯救大众的弥赛亚情怀和以理性来武装和解救大众的 启蒙理想驱使他把大众的拯救与解放当作是自己奋斗的最高理想目标。他从黑格尔那儿 继承来的历史逐阶段进步论使他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一时代都有一种主体性力量来 担当历史进步的天职、承担历史进步的功能完成。当他对与哲学对立的那个以前往往是 被称为“大众社会”而今却要称为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愤恨与不屑当作是哲学实现自身的障碍时，也就意味着把这个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当成了类似苏格拉底、尼采意义上的大众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与大众社会对立论的主张者。只不过这种对立论与历史逐阶段进步论结合起来之后，当时实际上比Buergertum(市民阶级、资产阶级)更 “大众化”、但却与Buergertum对立的Proletariat(无产阶级)被马克思看作了拯救他 不喜欢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的主体性力量。而与Proletriat相适应的下一个 历史阶段的社会也就成了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不同的、更理想化的社会。
Proletariat随之也就成了完成哲学家历史功能的合作者，而被划归到与俗气的“大众 社会”对立的“哲学家”一边。是否能摆脱沉重的功利性和世俗性、是否陷入货币拜物 教不能自拔是判断是否构成“大众”的基本标准。马克思眼里的“大众”是资产阶级和 其他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能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理解辩证法、拒斥拜物 教和异化的社会拯救力量。这个阶级不是自古以来与哲学对立的“大众”；只有资产阶 级或其他阶级才是那样的“大众”!由此而言，作为致力于把哲学与某一特殊主体群体 结盟的哲人，马克思显然不喜欢对一般民众写作。在他看来，民众不会理解他的哲学。 只有那些拒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对富有革命性传统的德国古典哲学怀有兴趣的特 殊“民众”，才会引起马克思的兴趣。在他看来，也只有这部分民众才会对自己的哲学 感兴趣，经过努力也能够理解自己的理论。
至于马克思的哲学写作是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这个问题，显然只能作肯定的回答。但 问题在于，是直接为无产阶级写作，还是只能通过中介才能使无产阶级理解?由此我们 就可以把马克思的哲学写作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直接给无产阶级看的，和通过中介环 节才能传达给无产阶级看的。这两种著述在马克思那儿都存在。大体说来，《共产党宣 言》属于前者，而《资本论》属于后者。马克思自己曾说过，自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以 至于人类的解放而工作，他“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9 ](P135)虽然这两个方面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但在马克思心目中还是有直接区别的 。他有时放下他心爱的理论研究工作而投身于“党的工作”，有时为了党的工作而写作 一些东西，与按照理论工作的标准要求写作的东西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它要考虑可读性 ，要适应工人阶级政党的战术或政治上需要、思想的宣传性需要、甚至有时要迎合特定 的历史政治形势而写作。而理论研究工作就不能让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和左右了。一旦静 下心来从事“理论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是很高的，绝没有因为考虑党一时的 实际需要而匆忙出版或发表不成熟的作品。马克思写就的文字按现在我们的出版标准足 可以出版上百卷，但马克思一生却只出版了区区几本著作。无论怎么算，著作出版数量 也不超过两位数。多少我们现在认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在马克思自己的眼里都是不够出 版水平的，不能不负责任地匆忙出版的。
马克思学术写作的严谨性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并不赞同他观点的人都赞同他的这种学 术精神和态度。William H.Blanchard在《革命道德》一书中写道，“只有当他头脑中 的思想能像小溪一样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的时候，他才准备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10](P178)“不把问题完全弄明白，他是不会对那个问题撒手的”。[10](P171)拉法格 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克思：“他从来不满足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 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11](P10)“而且在他尚未彻底 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 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11](P12)“他从不 满足于间接得来的资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11](P11)用 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书虽为工人而写，但其写作态度却是“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 每一分钟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12](P197)对于一个坚持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哲学家来说，也只有以这样的境界和态度来写作，才能写出有这样地 位的著作来。在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恩格斯传》中，作者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在 研究、写作的严谨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明显区别：“马克思在没有确信自己已经把有 关某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全部读完并把各种反对意见反复考虑之前，绝不认为这个问题已 经获得解决。恩格斯是深知马克思的这个脾气的。因此他常常极力劝他不要过于严谨。 ”[13](P296)幸亏马克思没有听从恩格斯的意见，没有像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较 为随意地改写他人的文字那样欠严谨，仍然坚持这么严谨地研究和写作，否则，如果听 恩格斯的，马克思以至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会取得成功并有这样的学术 地位?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写作态度上的明显区别； 知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首先靠的就是马克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和即使为工人写作也决不因此丝毫降低一点学术水准的精神；知晓正是靠着这种精神， 除了从事党的工作之外几乎把所有工作时间都用于理论研究和著述的马克思一生却只出 版了区区几本著作，明显不如长期从事商务工作的恩格斯出版的著作多(但就学术地位 和影响力而言恩格斯却无法与马克思相比)。而且，还可以明显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理论合作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明显的学术分工。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 写作出版问题上，这一点就非常明显。
马克思对社会上“通俗的”舆论一向挞伐批判不遗余力，他曾拒绝库格曼要把《资本 论》的出书广告刊登于家喻户晓的《Gartenlaube》杂志上的建议——这也为马克思并 不想为一般民众写作提供一个理由。恩格斯所写的一篇评论《资本论》的书评遭到《半 月评论》杂志的退稿，原因是该文科学性太高不适合英国大众阅读。可以想象，连当时 的知识分子都嫌艰深，何况一般的工人呢?这说明，《资本论》不可能是直接为工人阶 级而写的，这样的学术著作必须通过介绍性的中介环节才能确切地到达工人的心中，被 他们所理解。这个中介就是恩格斯等人的工作。实际上，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在许多著 述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之间存在着一种较为明显的学术分工和工作分工。这种分工 除了各自守持不同的研究领域之外，主要是指，在两人共同密切关注和从事的研究领域 ，如何与他们的主要读者——无产阶级保持一种葛兰西所谓的“有机联系”而进行的分 工。众所周知，作为实践哲学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作为著述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力主与 作为他们面对的主要读者——觉悟的无产阶级之间，保持一种“有机联系”。凭借这种 “有机联系”，他们两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在许多著述方面，这 种分工十分明显。处于这种有机性链条顶端的是马克思颇具创新性的高水平理论研究， 中介环节是恩格斯高水平的阐述发挥甚至经常是富有自己独创性、创新性的论述，顶端 的创新成果以非常学术的方式存在，甚至很多都没有发表(因为马克思对发表水平的要 求很高)。这样的成果很难直接交给(即使是觉悟了的)工人阅读。于是，恩格斯那语言 优美、颇具水平的阐发论述对于他们思想的传播就至为重要了。实际上，鉴于《资本论 》如此艰深，恩格斯就想“以如此精确而通俗易懂的方式去阐释”这部著作，以“致力 于使这些发现在思想上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掌握。”[13](P299)通俗易懂的阐释才 能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握!未经阐释的原作怎么直接给一般工人阅读呢?普通工人肯 定不能理解。于是，“恩格斯原来打算为工人们写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去说明《资本论》 的最重要的思想。可惜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仍然在1868年4月给我们写下了一部详 细的、把该书近三分之二的内容包括进去的提纲。”[13](P304)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作 品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的，也只有按照这样的精神和态度，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 被高度认可的学术声誉。
由于上述原因，恩格斯在著述时，对适应工人阶级政党的某种战术上或政治上对世界 观的需要就考虑得更多一些。为了思想的宣传、传播并迎合特定的历史政治形势而写作 的东西与给专家看的高深学术著述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地同等看待。自 然，从严格的学术水准上来说，对恩格斯哪些阐释性的著作挑一些不足或缺陷，也就更 容易一些。这一点，费切尔、莱文都做过类似说明。而后来，特别是现在，我们大都不 愿像马克思那样做那么精深的学术研究，不愿意做默默无闻地艰苦创新、长时间不发表 学术论著，即使写出了那么多早已超出后继者、超出现今学术著作水平很多的“手稿” 也不去发表，即使按照现今标准来说足以出版数十卷全集、但有生之年自己却只是拿去 出版了不超过8本学术著作。相比之下，后继者、特别是现今的我们都想做类似恩格斯 的工作，但又远不如恩格斯当时做的那么出色，倒只是想撰写发表出版更多的文字、拥 有更大的读者群、成为受更多人拥泵的“学术明星”。当大家都这么做，长此以往理论 出现滞后时就把责任一概归罪于恩格斯，而作为后继者的众多“我们”“自己”却毫无 过错和责任，还心安理得地在学派的学术地位方面仍然主要依赖马克思。“我们”的这 种自私相比于马克思的无私和献身性，显得多么可悲甚至可恨!当我们都想以恩格斯为 榜样做具有更大读者群的“学术明星”，大家都想做阐释性工作，都想做把已成的艰深 理论系统化和通俗化、因而相对普通读者来说更多出头露面的恩格斯，不愿意做默默无 闻地艰苦创新、长时间不发表学术论著的马克思。由此导致思想家与所属阶级之间的有 机性联系就会因为缺乏高端性创新而断裂，丧失了有机性联系的理论就会随之枯萎和问 题百出。这怎么行呢?
四、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模式的反思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理念和思考路向。给谁 看不仅决定了作家的写作风格，也会逐渐决定其文章的立意、知识依托甚至水平。
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诉求中，有一种声音常常被放大。这种声音传达的是 这样的意思：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的途径之一就是力图回到某种纯粹的语境中与 马克思展开对话，并通过对话领悟大师的问题、高度与境界。的确，与大师对话是锻炼 哲学思考、提高思想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与大师的对话 空间中绝非只有对话双方两个人，因为谁在听、听众是那些人这一点对于追求理论与实 践统一目标并且面对着大师的发问者来说是必须考虑的，甚至经常是首先予以考虑的。 发问者希望被潜在的听众群体中的那些人理解、倾听甚至反过来向他再发问，对面向大 师的最初发问者来说可能更为关键。于是，对话空间中就旁坐着许多无名的、影响甚或 左右发问者的听众群体。而这些听众并不一定是学人，更不一定是哲学专家，因而他们 也不一定按照学术性的标准来倾听和发问。社会性的一些因素于是就会介入这个对话空 间。到底是大师理论逻辑本身的问题在引导对话还是现今某大师的新问题引导对话，抑 或来自听众席的某些社会性力量、社会性问题在引导对话和提问，对于对话和发问的质 量与水准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当然并不是说，哲学的思考、面向思想大师的 提问如果被现今的新问题或者来自听众席的社会性因素所左右，就会导致水平的降低； 而是说，如果我们把哲学思考看作是一种与历史上各位哲学大思想家之间展开的持续的 对话过程，那就必须达到或接近这些大思想家所达到的思考水准和高度，必须首先把握 到这些与之对话的哲学思想家的“问题结构”(阿尔都塞)和我们所要追问的新“问题结 构”，不能为现今人们的一些世俗性需求和非哲学性的世俗性问题遮蔽住思想的眼睛。 把现今时代人们面临的问题纳入对话过程和思想过程是应该的，但这个问题必须是哲学 层面的思想问题而不能是非哲学层面的世俗问题。
社会世俗力量左右哲学的思考与提问，对此尼采可以不管这些，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相 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管。尽管如此，对学术著作来说，任何哲学毕竟都首先是 专家的思考与操作。达到相当的思维高度是它的一个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 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像马克思那样，把听众和提问者首先定位为专业知识已经达到 了相当水平的专家、或自己，而不是直接的阶级兄弟；然后立足于时代高度进行自己独 特的发问。听众和提问者必须首先应该是专家、大师、自己。不能一开始就讲给民众— —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作者心向往之的特殊民众——听。然后才能考虑通过他人或自己 的中介性阐释工作，传达给非专业的民众。我们现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忘记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合作所蕴含的诸多内涵和要求，忘记了学术创新必须像马克思那 样拥有那样的心境、态度、境界方可，也忘记了必须有恩格斯那样的精神和态度才行。
我们经历过全民学哲学的时代。哲学在那样的年代所面对的听众、读者基本上是没有 哲学专业知识的，多数没有起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甚至没有多少文化或者干脆不 识字。这样的听众与读者决定了哲学写作的理念和风格：哲学文章要写得让没有文化的 读者能看懂，不能太深，不能让读者为了看懂这篇文章先要去了解一些必备的专业背景 知识，更没有必要有多少创新；于是，对专业人士说来属于常识的知识就可以堂而皇之 地进入哲学专业论文之中，就可以把专业人士基本都懂的东西以翻新的形式多次重复写 作，形成类同性的多篇论文。这显然不是面向专业读者的专业写作，离马克思的差距有 十万八千里。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文章当然什么时候都需要，但问题在于，这种写作 模式甚嚣尘上日益渗透进专业写作，并由此导致专业写作不像专业写作、普及读物不像 普及读物时，问题就严重了。民众学哲学的时代早已结束，我们的哲学作品已经全然没 有了庞大的读者群。面向一般民众和外行的普及型写作因为读者群的日益萎缩而早已不 需要那么多了。但深受普及型写作的深远影响，现在我们的许多写作仍然在无意识地面 对着、寻找着那早已不再的普通读者群，而没有睁大眼睛面对应该认真面对的本专业同 行和临近专业的同行。就像一个人总在痴迷地等待着其实已在海啸中死去的朋友而全然 不顾他周围与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一样，这种面向和等待是单相思的、无结果的。这样久 而久之，众多的哲学写作因为对象的早已不在和作者对对象的麻木和无意识而成了无对 象性的写作。这些作者没有或不再思考自己是为谁而写的，成了无对象的盲目写作。其 写作动机可能是只想凑数、完成单位考核指标和为扩大或保持社会影响力而给自己规定 的任务。是写给谁看的?谁会看?这些问题就不管那么多了。其实可能只是本科学生、至 多是硕士生在完成作业时参考和抄录时能用上，而合格的专家同行是不会看的——因为 看了也没有收获。于是，低水平的重复，简单的梳理，伴随着误解和偏差的写作就这样 不断地横空出世。文章与著作的数量很多，但真正有创新、有学术价值的却少之又少。 特别是，鉴于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使得这些从事无对象写作的作家把评价非 专业性写作的标准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以面向民众写作的评价标准充作面向专家写作 的评价标准，甚至乐此不疲，热衷于在社会上出名，被更多的非专业人员认同。不愿意 像马克思那样严谨治学和写作、绝不追求在一般民众中出名、为了从事的伟大事业以最 高的学术水准严格要求自己，更谈不上像马克思那样在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不惜牺牲 世俗的幸福、健康和家庭了。这样长此以往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的独特读者群体 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样因为高端处的创新而丧失。仅仅只是直接为最普通的读者写作，重 复那些老话，跟不以他们为对象写作、不关心他们一样，甚至比这样的写作更容易丧失 与其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
我们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写作理念和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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