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的轻音和语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轻音论文,北京话论文,语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法化是语言发展变化的总的趋势，是语法成分、语法规则和语法系统形成的过程。就总体来看，北京话是汉语发展变化最快的方言。北京话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轻音（包括轻声和语句轻音）是极为重要的形式标志和变化动因。本文拟就北京话轻音和语法化相关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汉语构词平面的轻声始于何时，目前还难以回答。我们曾细致地研究过北京话的“巴”类后缀（周一民，1991，2002），这类后缀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轻声。“巴”类后缀在整个官话方言甚至更广泛的区域中都存在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派生构词的产物。从历史文献上考察“巴”类后缀可以追溯到元代甚至更早。例如元曲中有“揣巴”一词：“我揣巴些残汤剩水，打叠起浪酒闲茶。”（李文蔚《燕青搏鱼》一[大石调六国朝]）而元曲中的“撮补”、“撮哺”其实就是“撮巴”。《中国语文》杂志曾有多篇文章讨论过历史上的“搜牢”一词，例如《后汉书·董卓传》：“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我们认为此词的“牢”并无实义，当属后缀，也就是《水浒全传》110回中的“搜掳”， 今北京话的“搜罗（喽）”。其后缀也构成了元曲中“兜罗”、“厮罗”、“数落”，这些词在今天的北京话中都存活着。从记录形式的不稳定上看，它们很早便是轻声。追寻“巴”类后缀源头就是追寻汉语轻声的源头。我们找到的最早的一个书证是西汉扬雄《方言》卷六：“舒勃，展也。东齐之间，凡展物谓之舒勃。”这个“勃”很有可能就是后缀“巴”。俞敏先生认为“巴”是原始汉藏语的遗留。（俞敏，1984）“巴”类后缀若是原始汉藏语的遗留，那么便是古已有之，而并非后世虚化的产物。顺带说一下，有论文认为北京话的轻声是受清代满语的影响产生的，未免有些太晚了，也不大可能。也有研究者通过考察贵州方言，认为贵阳话的“粑粑”其实和“巴”尾同源，“巴”尾的“附着”义是由实词虚化来的。（黄伯荣，1996，92页）“巴”在北京话里，也是名词后缀，如“尾巴、泥巴、锅巴”等，也确有“附着”义。北京话动词的“巴”类后缀主要是起表情表势作用，形容词“巴”类后缀也有表情作用，从这些作用看不出虚化的痕迹。“巴”类后缀没有实义，记录汉字只起表音作用。虽然“巴”类后缀总体来说属于方言，进入普通话的不多，但是对于我们认识汉语构词机制是十分有意义的。汉语双音化进程中的这种派生构词被表意汉字掩盖了，“提拔、找补、撝易、挤兑、撺掇、翻腾”等词的后缀“实化”是人为的。只要考察一下汉语方言就会了解，汉语方言中的派生构词还是相当丰富的。
北京话的后缀与轻声有着天然的联系。“子、儿、头”等后缀是由实词虚化得来的，它们都与轻声有关。这从北京话的静态描写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莲子、虾子、鱼子”的“子”为重音，均有实义。轻声的“子”为后缀，多数很虚。不过“儿子”“小子”的“子”，其中的“子”多少带有实义。“子”后缀中也有的是类化。普通话里有一个“妻子”，“子”为轻声，这个“子”是不是后缀就值得讨论，一般认为这个词是“妻”和“子”的复合，现在是复词偏义。北京人一般不说这个词，念的时候“子”也不像其他的“子”后缀那么短而含混。北京话里有“儿”化和“儿”尾两种“儿”后缀，北京胡同名“土儿胡同”、“炭儿胡同”、“菊儿胡同”中的“儿”都是自成音节的轻声“儿”尾。京剧《窦娥冤》中的“张驴儿”也是轻声儿尾不是儿化，这个“张驴儿”在元曲中就有了。“儿”化是“儿”尾和前一音节的并合，北京话的共时差异正反映出历时语法化的过程。轻声是后缀的标记，是语法化的动因，有时也和语义有矛盾。北京话的“窝头、砖头”的“头”不是轻声，“馒·头、石·头”的“头”是轻声，从语义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而东北话就有后重的“石头”，山东话就有后轻的“砖·头”。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们认为另有原因。“窝头”北京话也说成“窝窝头（儿）”，由于三音节词的语音模式，“头”不可能说轻声。北京话把半块“砖头”称为“半头砖”，无论整块半块都叫“砖头”。“头”含有一定的实义。这与山东话的“砖头”只指半头砖不同。北京话“砖头”常与“瓦块”并举为“砖头瓦块”，多指碎砖，半头砖。故此造成了这种差异。
轻声音节语音上的含混，必然导致语义上的含混。许多北京话轻声词，轻声音节书写形式多样，其确切意义难于认定。例如：
附图
动换，动撼
附图
归置，归着，归周
语音的不确定性最终便导致语义的虚化。北京话的“音轻义虚”原则甚至体现在实语素上。在北京话的轻声词中，多数词的语义重心是在重读音节上。例如：
棉花—棉 月亮—月 狐狸—狐 冤枉—冤 富裕—富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有。轻声词是熟稔的表现，老资格的词才有可能成为轻声。轻声也是对一个双音节整体词化的认定。有人对《现汉》中“月亮”是轻声词而“太阳”不是提出质疑，我们推测这就是编者的“音轻义虚”心理所致。在北京话里，“太阳”也是轻声词。不过在更老的北京话里，“太阳”是说成“老阳儿”的，“老阳儿”不是轻声词。北京话里的轻声轻到极点便有可能失落，我小的时候听北京郊区的人把顺义县说成“顺县”，把密云县说成“闷县（音）”，把怀柔县说成“怀儿县”，是典型的失落并合。
轻声既是语义虚化的形式手段，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话的虚词大多数都是轻音。北京话的介词在句法平面多为轻音，它们的一个特点是语音形式的变异性，例如“把”也说成[pai[214]]，“比”也说成[p‘i[214]]。 动词“把”“比”是没有变体的，这正是同动词“把”“比”相区别的标志，是语音弱化，即语法化的产物。北京话的介词“往”有[uan[214]、uaη[214]、uan[51]、uaη[51]]四个变体。表起点的介词“且”也说成“解”：“且（解）这儿到那儿”。北京话介词中尤以“在”变体最多。“在”古为浊上，今天去、上两声并存。在动词前可说成[tsai[51]、tsai[214]、tai[51]、tai[214]]，在动词后可说成轻声[tsai、tai、t
]，动词后的“在”有后缀化的倾向。北京话的“在”为什么会有t变体，应该说这也是历史现象的遗留。方言是古代语言的活化石，在属于闽南方言的福建漳州话里，“在”就说成[di]（黄伯荣，1996，633页）。轻音弱化是造成北京话介词变体众多的直接动因，也是由动词转化而区别于动词的形式标记。
北京话的助词“的、得、了、着”，语气词“的、了、呢”，代词后缀“么”均收央[]，明显是轻声音变，央元音化的产物。它们的来源是复杂的，有的的确与记录文字的实义有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听大人读报，他们把“的”都念成[ti[51]]，把“了”都念成[liau[214]]，把“得”念成[t
[35]]，把“着”念成[
uo[35]]或者[au[35]]。今天唱歌的歌词中仍然是这么处理的。文语既然能如此转换，应该说，在说者的心理上是认可的。《广雅·释诂四》：“了，讫也。”今天把助词“了”的语法作用解释为“完成”是有道理的，语法上的“完成”体与“V完”不完全是一回事。方言语法事实也可以为助词“了”来源于“了”[liau[214]]提供佐证。例如相当于北京话表完成“了”的成分，湖北浠水是[liu[44]]，河北昌黎是[liou[3]]或[lou[3]]，山西洪洞是[lio]，山西交城是[l
[53]]（黄伯荣，1996，178～180页）。从中可以看出表完成的“了”的虚化过程。北京话本身也存有虚化的“了”[liau[214]]，作为可能补语的“得了”和“不了”便是。在多数汉语方言里，助词和语气词两个“了”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语气词“了”应该是另有来源，我们认为它就是方言中的“咧”。例如河北昌黎：“我看戏咧[lie[3]]。”山西岚县：“刮风咧[liε][33]。”江苏丹阳：“下则班就走咧。”（黄伯荣，1996，178页，593页，180 页）北京话轻声发达促使它变成与助词同形的“了”。至于“咧”是由什么演变来的，目前尚不能回答。
学界一般认为结构助词“的”来源于近代汉语的“底”或更古老的“之”。我们认为语气词“的”与“的”[ti[51]]或[ti[35]]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肯定语气由“的确”义虚化而来是很自然的。在与北京话有密切关系的东北话里，“形+的”中“的”都说成[·ti]，例如“甜滋儿的”、“敞亮儿的”（尹世超，1997）。还有“咋整的[·ti]”、“咋的[ti[51]]不咋的[ti[51]]”中的“的”都处于句末语气词的位置。北京话“的”应该是由这种[ti]轻音化形成的。
助词“着”来源于“著”，它在近代汉语早期的用法和今北京话的“着”[au]相似，例如“衔泥点寖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杜甫绝句漫兴之三）北京话的“着”[au]是表结果的补语，也可以说是表完成或实现的后缀。例如：“他打着我了。”否定式一定是重音[au[35]]，例如：“他打不着我。”还有一种“V着[au[35]]了”，表示伤害很重或收获很大，例如：“这下儿可摔着了我了！”，“今儿我算是来着了！”这个“着”[au[35]]音要强调得很重，表示的意思很实在。北京话表持续的“着”[]应该是由“着”[sau]轻音弱化后变来的。因为一个动作完成或实现后就是持续，像“了”就是可以表完成，也可以表持续。“着”也一样。
助词“得”来源于当“能”讲的“得”，也是轻音虚化造成的。北京话表可能的“得”可以用在动词前后，如“得看”、“得瞅”是“便于看”、“便于瞅”的意思，“吃·得”、“吃·不·得”是“能吃”、“不能吃”。轻音虚化使“得”变成一个无实义的结构助词。北京话“什么”、“怎么”、“这么”、“那么”的“么”都是轻声[m]，“麽”音“麻”。北京人在骂人时说：“你是什嘛[ma[214]]东西！”强调时“么”就变成了“嘛”。汉语方言的疑问代词多数收[a]，例如天津话的“嘛”，东北话的“干哈”，山西话的“咋”，常州话的“嗲”，上海话的“啥”。北京话的“麽”不能不说是轻声造就出来的。
副词是属于实虚之间的词。凡是语义较虚的词，在语句中说得就比较轻。不过副词本身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北京话的副词“才、都、就、还、也”等随着语音的轻重，语法意义不同。一般来说，重音含有一定的实义，轻音意义比较虚化。例如：“你怎么才来呀？”“才”表示时间晚，说得较重；“他·才不来呢！”强调“他”，轻说的“才”只起陪衬、连接作用；“他才不来呢！”“才”重说，表示语气，义为“根本”不会来。再如“他们·都来了”表示“连他们都来了”的意思，“都”起连接表示语气的作用；“他们都来了”的“都”重说，表示范围，是“全部”的意思。“你去我就去”，“就”起连接作用；“我就去”，“就”是“马上”的意思；“我就去！”的“就”说得很重，是“一定要”的意思。
在北京话里，语音轻重是极为重要的语法手段，北京人对轻重音极为敏感。语句的轻重音格式一般是固定的，也是语法化的产物。北京话趋向动词的轻重音格式也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
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汉语方言里普遍存在着形容词的“A里AB”重叠式，“A里吧唧”生动式，北京话一律把“里”说成“了”。例如“糊了糊涂”[xu[35]l[3]xu[35]tu[55]]、“傻了吧唧”
。这也是南北方言的一个区别。北京话“里”的轻音常常变成“了”，“屋儿里坐”也说成“屋儿喽坐”或“屋儿了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