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的产业升级：趋势、风险与对策(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对策论文,产业升级论文,趋势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30年来我国产业升级的历程
(一)三次产业间的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大体遵循了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即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2％、47.9％和23.9％。到2007年，第一产业占比就下降到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却分别提高了0.7个百分点和16.2个百分点。就业结构也呈现出和产业结构大体相同的变动趋势。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70.5％、17.3％和12.2％。到2007年，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比就下降到40.8％，下降了29.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比却分别提高了9.5个百分点和20.2个百分点。①
概括起来讲，三次产业间对比关系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调整阶段(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初期，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农业凋敝、经济关系严重失衡、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此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就作出了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
在农村地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再加上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快速增长，使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1984年，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33.4％，高出1978年5个百分点以上。
在城市地区，为了缓解知青返城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国家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以方便城乡居民生活，由此带来服务业的恢复性发展。市场供应的改善，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也有力地推动了商贸、流通业的发展。198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28.7％，吸纳就业人口16.8％，分别比1978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
2.快速工业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快速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85年到2001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8.4％下降到14.4％，吸纳就业人口占比也从62.4％下降到50％，分别下降14.1个百分点和12.4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从28.7％上升到40.5％，吸纳就业人口占比也由16.8％上升到27.7％，分别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和10.9个百分点。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吸纳就业人口占比，第二产业都维持了稳中趋升的态势。从1985年到2001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2个百分点；吸纳就业人口占比上升了1.5个百分点。
2002年以来，汽车、住房、电脑资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汽车、住房等产业具有生产链条长、对中间产品和设备投入需求大的特点。在汽车、住房等产业的带动下，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产业持续快速增长(如表1所示)。从2002年到2007年，扣除价格因素，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9％。在短短5年时间内，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从44.8％上升到48.6％，其中，制造业占比由39.4％上升到43％。由于第二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第三产业虽然也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但其占GDP的比重却由41.5％下降到了40.1％。
(二)三次产业内的结构变迁。
在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各次产业内部也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1.第一产业内部：农业地位相对下降，牧业、林业、渔业相对上升。在1978年以前，由于长期受粮食短缺的困扰，林业、渔业、牧业的发展都要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让路。“以粮为纲”导致了农业生产占比畸高，而副业生产则极度萎缩。1978年，我国农业、牧业总产值在第一产业中分别占80％和15％，而林业和渔业合计，所占比重才只有5％。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和调整，到1990年，农业占比下降到64.7％，而牧业占比则提高到25.7％，林业和渔业占比也提高到9.7％。进入90年代以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成为第一产业发展的主线。在经济杠杆的调节下，到2000年，农业占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55.7％，2007年更是下降到50.4％，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而牧业、渔业占比则出现显著上升，2007年，牧业、渔业占比分别比199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如表2所示)。
甚至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内部，也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以农业为例，经济作物，特别是蔬菜瓜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持续增长；而粮食生产面积则稳中趋降，优良品种日益得到推广和普及。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调整涉农政策，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土地经营权流转稳步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迅猛。这些变化，预示了我国传统农业将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发展新趋势。
2.第二产业结构变动活跃，展现了新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由于国家大力发展纺织、食品、家电等轻工业，导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甚至一度达到与重工业“平分秋色”的程度。这是和霍夫曼定律不一致的发展趋势，它既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调整工业发展战略的产物，也从侧面反映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带来的经济扭曲。
90年代以来，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市场对钢铁、化工、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导致重工业发展再次加速。进入21世纪以来，钢铁、水泥、冶金、能源、机械产业快速发展，充分展现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特征。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是从2000年的60％持续攀升到70％(如表3所示)。
伴随着轻重工业对比格局变化的，是工业部门内主导产业的快速更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是国内最大的工业部门；但它们很快就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所取代；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到2002年，我国前五位的工业行业分别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如表4所示)。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反映了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工业化提供的新机遇，其余四个部门全部为重工业(以能源、原材料、化工为主)。这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已进入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事实。
3.第三产业结构升级明显，但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自1991年到2003年，第三产业突出的结构性变化就是邮电通讯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占比，教育、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占比显著上升，而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零售和餐饮占比显著下降。以邮电通信业为例，得益于信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打破行业垄断激发的活力，邮电通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短短12年内提高了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对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性领域支出的影响，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如表5所示)。2004年以来，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等行业增加值迅猛增长，占比显著提高(如表6所示)，反映了居民消费向住房、汽车升级的客观现实，反映了居民财产增加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也反映了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经过艰苦调整，日渐活跃的事实。
但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反映了我国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法律、管理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不发达的基本国情。
二、现阶段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
(一)我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
前面提到，2002年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呈现出重化工业带动阶段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在2006年(如表4所示)，按附加值计算，我国排前五位的工业分别为：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汽车产业(家用轿车)的增长速度虽然超过钢铁、水泥、电力、煤炭等产业的发展，但与2002年相比，其排名反而退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大幅上涨，从而拉高了相关行业的利润。
随着本轮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重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调，钢铁、水泥等行业的附加值将会受到挤压；与此相对应，汽车、机床等产业在我国工业中的地位和排名将显著提前。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呈现出由重化工业阶段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渡的阶段性特征。因为汽车、机床等复杂机械产品制造在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工业化先行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典型特征。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工业化过程中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轨迹：首先，在工业化初期，伴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其吸纳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运输工具的需求快速增加，导致工业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此后，随着大规模建设的结束，随着居民消费向享受生活和个人发展升级；随着企业将生产性活动外包出去，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吸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当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时，后工业化阶段就来临了。根据2006年世界人均GDP与制造业占GDP比重的数据，②假定人均收入与制造业占GDP比重存在二次线形回归关系，那么，按汇率法测算，在人均GDP达到37 500美元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最高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则是在30 000美元时达到最高点。假定人均收入的对数与制造业占GDP比重存在二次线形回归关系，那么，按汇率法测算，在人均GDP达到84 000美元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最高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则是在11 000美元时达到最高点。总而言之，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判断，我国都没有达到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的区间。也就是说，我国制造业乃至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尚没有达到由升转降的转折点，都还有上升的空间。
与日本、韩国的简单对比也表明，我国制造业乃至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尚未达到工业化的峰值。日本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是在1973年达到最高点，分别为36％和46.8％。同年，日本的人均GDP为20 536美元，城市化率为55.3％，反映工业水平的钢铁和轿车产量分别为人均钢产量1104公斤、每千人保有轿车107辆。韩国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于1988年和199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而在1988年，韩国的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为7169美元(2000年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9136美元(2005年国际美元)。同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为62.1％，人均钢产量为508公斤，每千人保有轿车26.6辆。③而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4.9％，人均钢产量370公斤，每千人保有轿车15辆。这些显著的差距决定了我国的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制造业、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二)现阶段我国产业升级的发展趋势。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产业升级将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1.劳动力供求格局的变化，推动着产业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转型，同时也启动了二元经济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2001-2007年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9.5％，而职工人均实际工资年均上涨13.2％(其中国有单位上涨13.9％，城镇集体单位上涨12.1％)，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速超过GDP增速3.7个百分点。④这是和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发展趋势。在整个90年代(1991-2000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9.3％，职工人均实际工资年均上涨6.6％(其中国有单位上涨6.2％，城镇集体单位上涨4.2％)，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速低于GDP增速2.7个百分点。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更是加大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力度，对更多依赖灵活就业的中小企业用工成本带来显著影响。
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根本原因是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改变。早在2003年，珠三角就开始爆发“民工荒”；随后，“民工荒”迅速蔓延到长三角地区。“民工荒”、“技工荒”的出现表明：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持续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逐步结束。近年来，无论是政府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快破除城乡壁垒，更有力地保障职工权益；还是企业提高职工工资，改善职工福利，改进安全生产条件，背后都有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影子。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推动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在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环境下，企业要取得发展，就必须眼光向内，将着力点转到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上来。技术进步成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国际经验(如表7所示)。从国内情况看，由于前一时期重化工业(钢铁、有色、水泥、造船、能源)快速发展，导致生产迂回程度提高、对中间产品需求增加，这就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装备工业、复杂产品(如汽车等)制造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社会积累的快速增长也为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对住房、汽车等10万元级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能力显著增强。以汽车为例，2007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已超过了629万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消费国。在473万辆的轿车销量中，由私人购买的比例更是超过80％。汽车正在快速进入城市居民家庭。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轿车工业起步晚，2007年我国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仅拥有轿车6辆！汽车消费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预示着传统生产部门即将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预示着二元经济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变。正像刘易斯模型所概括的那样，工业化过程就是现代生产部门不断发展、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生产部门转移的过程。当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移出去以后，现代生产部门要进一步扩张，就必须与传统生产部门争夺劳动力。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也是传统生产部门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经营原则、并逐步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的过程。随着对传统部门改造的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也就完成了。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严重制约农产生产结构的升级；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产业竞争力低下；粮食安全问题突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重大变革的极端必要性。
2.外部成本显性化，为节能环保型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与资源利用的关系，大体经历了“S”形的发展路径：最初，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较传统社会不断上升；随后，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基础原材料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再后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乃至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则呈稳步下降趋势。工业化后期出现这种转折，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比重上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对废旧物资的循环利用等。而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则大体经历了倒“U”形的发展路径。最初，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活动规模小，向自然界排放的废弃物数量有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有限；随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强度迅速提高，工业废弃物快速增加，大大超出自然界的自净能力，造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再后来，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会采取措施保护自然环境。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生产工艺的进步以及废旧资源再利用的增加，则会导致全社会废弃物排放量的下降。于是，环境污染问题逐步得到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得到缓和。
近年来，我国基础能源、原材料使用量快速增长，带来了废弃物排放的增加，给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呼声。中国政府顺应社会潮流的变化，早在2003年就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了“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的奋斗目标。近年来，一些制约人们节约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体制性弊端逐步革除(如提高资源税标准、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环境准入门槛等)；政府用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投入大量增加；环境执法力度也在不断加强。从企业角度看，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家政策的改变，继续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排放废弃物”的生产方式，为企业带来潜在经营风险、招致巨额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急剧上升。国外许多大公司因为环保问题而栽跟头的前车之鉴，更是为国内企业敲响了警钟。“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理念正在成为经营时尚。许多国内企业更是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获取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它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发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大量的事实来表明：它们致力于减少环境污染，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它们高度重机员工权益，积极改善职工生产和生活条件，推动实现劳资和谐；它们积极回馈社会，是良好的社区公民；它们不断加强内部管理，使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政府、企业、公众就环境保护形成普遍共识，为推广和应用节能、环保新技术，为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为发展循环经济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钢铁、电力等行业采用新工艺、新装备，有效降低能耗和废弃物排放；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快速发展；绿色消费、健康生活成为社会时尚，都是典型的例证。
3.经营成本的结构性改变，为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提供强大动力。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有力地改变了企业的成本结构。首先，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导致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等基础物品和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增加。在强劲需求的拉动下，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正像许多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过去。其次，由于国家强化环境执法、调整相关税费标准、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变化，企业在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支出也在显著增加；再次，由于沿海一些地区建设用地基本用尽，当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供应只能借助于“腾笼换鸟”方式予以解决；也由于国家完善土地利用的政策，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再次出现“招商引资大战”的可能性已显著下降，廉价供应工业建设用地的局面也在改变；最后，也是前面提到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
企业经营成本的上述结构性变化，对企业的竞争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开展污染物处理和废弃物综合利用，使资源利用率高，加工精度深、设备利用率高的大型成套生产设备的竞争优势凸显出来；土地使用价格提高，有利于开展集约化生产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则使开展生产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变得有利可图，使资本替代劳动力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大企业发挥竞争优势的。这就为“大鱼吃小鱼”、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为业内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了难得机遇。
西方一些学者曾参照产品周期理论，分析了产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律，指出：在新产品、新服务被导入市场，逐步获得市场认同的产业育成阶段，市场集中度通常较高；在产业成长阶段，由于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受到吸引的潜在进入者大量涌入该产业，导致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而在产业成熟阶段，由于市场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份额会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一些劣势企业则会被淘汰，于是，产业集中度再次提高。如果我们把2002年以来钢铁、有色、造船、水泥等产业的高速增长看做是这些产业进入成长阶段的标志，目前的经济调整则可以被看做是这些产业步入成熟阶段的开端。可以预料，随着市场需求增速的放缓，这些产业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市场和资源也会进一步向优势企业集中。
应当看到，作为上轮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钢铁、有色、能源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关企业的规模也很庞大，是国家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这些产业市场结构的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我国产业集中度偏低、竞争无序的局面，显著提升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
4.收入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急剧扩张，夯实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收入持续快速提高，使居民有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改善出行、居住条件、追求个人发展和生活享受。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食品支出占消费中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从39.4％下降到35.8％；农村居民家庭从49.1％下降到43％。与此相对应，城乡居民用于教育、通讯、旅游等领域的支出，则持续快速增加(如表8所示)。从2000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项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上升了4.6个、0.8个和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用于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居住等项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提高了4.6个、1.5个和1.1个百分点。而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等项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是服务性的。
在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居民大量购买耐用消费品和高额的社会储蓄率，使居民持有的社会财富急剧扩张。从2000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20.3平方米增加到27.1平方米，每百户拥有家用轿车从4.32辆增加到6.06辆。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4.8平方米增加到30.7平方米。目前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电话在城镇地区已经基本普及。在农村地区，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也在大幅提高(如表9所示)。居民持有实物资产的快速增长，衍生出使用、养护、维修、租赁乃至回收利用这些资产的社会服务需求，为服务消费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也在快速增加。2007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72 534亿元，较2000年增长了168％，更是1978年的818倍！居民持有的股票市值(A股流通市值)，即使考虑2008年的剧烈波动，到2008年11月也仍有42 946亿元，较2000年12月增长了167％。⑤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增加和过分依赖存款的金融资产结构，带来了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使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巨大压力。随着资本市场深层次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居民金融资产中股票、商业保险、投资基金的持有比例将会显著上升，这就为金融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股票市场的扩容，则会借助实物资产虚拟化增加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并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增加对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和消费，增加对教育、旅游、咨询、金融类服务的需求。
从企业角度看，社会财富的急剧扩张则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41.6％。从历史角度看，如此高的投资率，通常是和经济高涨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从国际经验看，这样高的投资率，即使是在起飞阶段的日本、韩国也没有出现过。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运行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带来了企业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采用先进的组织形式，并将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建立在专业分析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这就为研发外包、管理咨询、会计法律服务、广告与企业形象设计等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还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经济衰退则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产能利用不足、生产性资产估价偏低，为绩优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实现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企业的并购活动、资产重组交易，则会派生出对会计、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的社会需求，从而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5.在开放条件下开展进口替代，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对外开放，使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1 737美元，占GDP的66.8％。从贸易格局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电视机、收音机、电话机等)具有显著的比较竞争优势；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钢材、造船、机电等)竞争力快速提高，也开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但在关键技术装备、高科技产品等领域(如金属加工机床、汽车及零配件、高科技产品等)，我们并没有比较优势(如表10所示)。秦皇岛四期煤码头和黄骅港煤码头建设，我国企业提供了占设备总重量70％的装备，其价值却只占设备总价值量的30％；进口装备占总重量的30％，其价值却占总价值的70％！⑥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就是“中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据着“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顾名思义，就是进口主要零部件和原材料，进行加工和组装，再向国际市场出口成品。中国从事的生产性活动，正如图1显示的那样，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以苏州罗技公司为例，该公司生产的一款无线鼠标市场售价40美元，其中，零部件费用13美元，流通费用15美元，罗技公司总部拿走9美元作为研发、管理等费用，苏州工厂所能得到的，只有3美元！因此，要应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局面，可行的对策就是依托国内既有的加工、组装能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从国外进口的关键零部件、重要原材料、高档耐用消费品，乃至产品研发设计等开展进口替代，以提升国内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改善国内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按价值量计算，目前我国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于连续多年大量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三资企业在国内制造业中已占有一定比重。近年来，无论是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实现利润总额，乃至从业人员角度看，三资企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都超过了1/4。在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以及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三资企业所占比重甚至更高。与国内企、业相比，三资企业在企业组织形式、生产技术水平、人才资源储备、基础管理水平、经营理念等方面，都占有一定优势。这种差距，为国内企业提升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开展产品创新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国内企业赶超三资企业的过程，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逐步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过程。
三、产业升级面临的潜在风险
(一)产业升级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面临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
1.经济持续发展，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持续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经济规模显著扩大，钢材、煤炭、水泥、日用家电、棉布等工业品产量都已居世界首位。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经济部门种类更加齐全。产业布局分散、产业同构化的现象得到很大改变。优势产业和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中国制造”赢得良好国际声誉的基础上，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出口迅猛增长。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以交通为例，2007年，我国共有等级公路358万公里，民航里程234万公里，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3倍和14.7倍。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迅猛发展。2001年，我国还只有高速公路1.94万公里，到2007年，就增长到了5.39万公里，增长了1.78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我国的高等级专业人才供给(以博士、硕士、留学归国人员为代表)快速增加，快速发展的职业教育又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合格的一线工人，从而极大地缓解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智力和人才不足的制约。
图1 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引自卢中原等《世界产业结构变动研究》内部文稿。
2.社会安定、政策连续性强，为投资和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07年的18 934元，扣除物价因素，共增长了9.9倍。居民生活显著改善，先后实现了温饱和基本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现在正在为全面实现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勇夺51金21银28铜共100枚奖牌，位居世界金牌榜首位。从1984年新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奥运会到2008年实现金牌夺冠，中国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在体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著名社会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生活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满意度，远远超过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位居24个被调查国家之首。⑦居民对现行政策和发展方向的高度认可，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创造了重要前提。
3.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需要大量投资，拓展了产业升级的回旋空间。工业化与城市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政策，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扭转。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只有44.9％，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3％)，而且明显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9％)。仅仅是消除城市化领域的发展差距，就会在道路、通讯、交通、给排水、环保等领域带来巨额的投资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拉大。目前，即使是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之间，道路、给排水、供气供暖、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领域的差距都已十分明显，更不用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了。要消除这种差距，需要有大量的公共投资。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加速，与东部地区差距呈现缩小态势，但这种缩小主要来源于资源、矿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来源于区位优势对钢铁、有色、能源等产业发展的带动。在一般的加工、制造领域，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伴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对低端制造设备、落后生产工艺的淘汰、改造，也将创造出庞大的市场需求。
4.经济、社会体制不断完善，为产业升级奠定制度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早在世纪之交，我国即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深化经济体改革作出部署，勾勒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全会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这些战略性的蓝图，为我们顺应社会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完善相关体制机制，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扭曲和社会矛盾激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产业升级也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作为后来者，受到先行者的打压。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固然有大量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但在技术、市场、话语权都由发达国家把持的情况下，我们要突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例如，发达经济体人均资源、能源消耗远超过中国，只是因为中国进入特定发展阶段，资源、能源消耗增长加快，国际舆论就指责中国威胁到了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履行超出国力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大跨国公司更是将低附加值的、标准化的生产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成本，同时大力加强研发工作，强化核心竞争能力；它们还借助专利保护等手段，打压、阻挠国内公司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的提升。
2.市场机制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只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残余、封建主义的传统，使我国经济运行在微观层次上仍然存在大量的行政干预。具体如，人为压低土地出让金以刺激投资；对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的商业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意志的影响；在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公共交通、电网、铁路等)，将行业管制混同于对企业微观经营决策的干预，甚至为保护“国有企业”利益而牺牲社会总体效率；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不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选拔、国有资本运营受制于行政性考虑；等等。
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资本市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把股票上市作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工具，导致上市公司股权长期分割，流通股东难以对董事会发挥有效制约作用，企业的资产重组交易受到严重阻碍；在确保金融安全的旗号下，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准入门槛奇高；建设用地出让价格(特别是工业用地)受到政府的强烈干预；人才流动受到户口、养老金管理制度的制约等。
3.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市场容量受到制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86∶1上升到3.33∶1。2007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按十等分法计算)的8.7倍，是5％贫困户家庭的11倍。农村居民高收入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按五等分法计算)的7.3倍。如果计入灰色收入的话，我国的真实收入差距则更高。
适当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发社会活力，高收入群体的领先消费活动也有助于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但是，由于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储蓄的资金越多(如表11所示)，过高的收入差距则会抑制消费。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与广大民众为基本生活艰难奔波尖锐对立，则会导致消费出现断层，使企业发展面临市场瓶颈。
4.企业发展后劲不足，适应外部环境能力较差。由于市场经济发育较晚，也由于国内市场庞大等原因，国内企业发展普遍遵循了注重生产规模和销售渠道建设、严重依赖引进技术和专利的道路。由于技术受制于人、产品同质性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只能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激烈的价格竞争在使“中国制造”价廉物美的同时，也挤压了企业利润，使企业难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展研发，这就使国内企业普遍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甚至被人贬称为“泥足巨人”。目前，我国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企业生产规模也十分可观，但企业竞争力和国际同行相比较弱，发展后劲不足。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便有可能面临严重困难。
(二)产业升级面临的潜在风险。
上述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我国的产业升级面临一系列风险，主要包括：
1.过度依赖外需，固化既有分工格局的风险。近年来，我国外贸顺差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巨额贸易顺差，不仅带来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也导致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合理水平。外汇储备的增加，使中央银行管理流动性面临巨大困难，增加了国民经济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需要改变严重依赖出口的局面，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增长的基础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依托，大量向发展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与此同时，着眼于构建核心竞争能力，不断强化研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国外直接投资(FDI)的特定背景，决定了“三资企业”、加工贸易依附于发达经济和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体系的本质。即使如此，与国内同行相比，其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也要处于优势地位。在国内某些行业，国外资本甚至占据着主导地位。凭借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拥有的优势，“三资企业”能够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个人发展前景，确保其在争夺国内高级人才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并以此来保证其在开拓我国国内市场方面占有持续优势地位。这样，民族企业就面临着因长期受跨国公司市场打压而沦为二流企业的风险。
2.生产资源“超前”转向非生产领域，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与产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性高，市场竞争不充分，价格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如果监管不力，大量资金持续进入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在资产价格破灭后，股市、房地产乃至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社会财富急速缩水，积极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的企业、家庭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维持生存已经不易，哪还有力量来提高技术和加工水平、完善内部管理！东南亚危机前的“东亚四小虎”、20世纪90年代初的我国台湾、泡沫时期的日本，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教训。近年来，温州“炒房团”、“炒煤团”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原因很复杂。除了高度崇拜“一夜暴富”、浮躁心态弥漫于全社会之外，金融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社会资金不能被有效疏导到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投资领域，也是重要原因。
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目前，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已严重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道理很简单：面对巨额物质财富和大规模的生产设施，要避免边际生产效率下降的局面；面对有限的劳动力供应，要把发展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轨道，就必须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和无形资产市场，使有市场前景的创意、优秀的研发和经营管理人才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加速社会创新的步伐。而创新的创造性破坏，从本质上看，就是发展过程，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反之，如果创意、优秀人才与社会资金不能实现有效结合，社会就不能为财富的积累(大量的生产能力和资金)创造出足够的投资机会。大量财富出于逐利目的，必然会转向奢侈性消费，转向房地产、股票等非生产领域，从而为资产泡沫化埋下祸根。
3.公司治理不完善，制约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风险。拉动本轮经济增长的钢铁、有色、汽车、能源等产业，是传统意义上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代表。在这些行业，市场化改革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严重制约。目前，这些领域的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为主；在企业组织形式上，以国有独资、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使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政府机关与企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政企不分仍然是制约当前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国有资本管理体制长期不能理顺，制约了这些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都会受到严重制约，资源配置效率也难以有效提升。
4.创新动力不足，专利、知识储备不足的风险。研发活动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只有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的支持力度，才能使研发活动保持在社会合意的水平上。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增长很快，科研队伍不断扩大，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基础差，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仍比较低。200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足1.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在政府资金的支配和使用、研发活动的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我国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创新是发展之源。我们只有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才能为产业升级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5.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尖锐冲突，市场空间被挤压的风险。应当看到，市场机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会拉大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巨大的收入差距，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品出口的依赖度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生产能力；而重化工业带动就业增加的效应较弱，这就使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与社会购买力增长相对滞后的矛盾更加尖锐。要稳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到主要依靠消费增长上来。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争夺、瓜分殖民地来缓解这个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制度，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如完善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金融创新(如发展消费信贷等)等手段来缓解这个矛盾。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村建设”运动，都发生在该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起到了缓和社会对立、拓展国内市场的重要作用；我国台湾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收入差距较小。反观巴西、阿根廷等国，伴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抑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削弱了产业升级的基础。在石油价格上涨、美元升值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为了渡过危机，巴西、阿根廷等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大力精简公共支出，推行激进的结构改革(如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等)，不仅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还使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超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结果，“欲速则不达”，拉美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正反两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6.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风险。产业升级需要有稳定的外部环境。面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一国管理当局不能审时度势、主动解决国内错综交织的政治经济矛盾，那么，政策性失误和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大的起落。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经济深度调整、汇率急剧变动甚至政治动荡)，政府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居民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不用说企业推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了。
目前，我国工业化正处在重化工业带动的发展阶段，钢铁、有色、水泥、能源等产业规模效益明显、上下游联系紧密，并且具有自我循环的特征(即钢铁生产为电力创造市场，而电力产业发展又会带动对钢铁业的需求)。在产业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一旦供需失衡达到一定限度，很可能会引发宏观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当前经济运行出现困难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热降温→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对钢铁、水泥、建筑机械等产品需求下降→电力、煤炭等需求下降→基础原材料、能源价格暴跌→企业经营恶化→向其他行业领域扩散。在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迅速变动的条件下，只有密切跟踪运行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才能防止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推动产业顺利升级的政策选择
产业升级是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有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适当干预和积极引导。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专利法和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以电动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现代公司制度和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则使美、德等国崛起为工业化强国。以公司实验室为代表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将生产链条中附加值低的生产活动转向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构建核心能力，专注于关键零部件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是本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点。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如：以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纳米技术、新材料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快速进展；原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市场经济，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真正成为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回归和强化核心业务，推行扁平化管理；各主要国家将政策重点转向激发创新潜力、推动技术进步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保护知识产权、创业投资、中小板股票市场才受到全社会(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今后一段时期，要推动我国产业升级顺利进行，也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保障能源资源供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以全球视野布局资源产业，保障能源资源可靠供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借助国际市场来布局资源产业，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禀赋相对贫乏的缺陷。我们不仅要加强国内资源勘探，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强度；还要积极“走出去”，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和资源勘探开发，来保障国内资源需求。即使所开发的能源和资源并没有直接供应国内市场，也有助于改善世界能源、资源供应格局，缓解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为我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应当看到，勘探开发资源，是风险很高的事业，而从事国际能源勘探开发面临的风险更高，国家应当在资金、信息、外交政策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大力扶持。
2.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持续发展。能源和资源使用的增加，也带来了废弃物排放的增加，给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变化，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顺应社会对环境的关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消除潜在经营风险；但也可能使企业面临短期利益与长期盈利、追求经济利益与兼顾社会效益之间的困难抉择。应采取措施消除这种不一致性，具体如：改变资源、能源价格偏低的局面；提高排污费收取标准；对企业用于“节能减排”的研发和资本投入、超出国家标准的生产安全和环境治理投入，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加强舆论监督，督促企业改正不讲公德、唯利是图的形象等。
(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密集的比较优势。
1.改变资源性产品大量出口局面。近年来，我国资源型、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既有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的因素，也有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乃至安全成本被人为压低的原因。应尽快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乃至税费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使产品成本全面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扭转逆资源禀赋出口的行为。
2.树立“科技立国”理念，提升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全社会用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不断增加。大量高级人才的培养、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为国内产业快速提升科技实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奠定了坚实基础。应牢固树立“科技立国”的理念，加大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从事研发活动；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开展产品创新。
3.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长期以来，许多人将现代化进程混同为工业化，过分强调发展第二产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服务业的发展。近些年来的“招商引资热”、政策优惠基本全部落实到了工业项目身上；在用水、用电等收费标准上，第三产业甚至也明显高于工业。要改变对第三产业的“政策歧视”，加大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扶持力度，鼓励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要积极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大力发展软件、数据处理、商务中介、工业设计、研究开发等服务外包，改善外贸结构，降低外贸发展对国内资源和原材料供应的依赖。
4.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有效利用农村劳动力。当前，农业生产分散，组织化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结构升级。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有效克服农村劳动力老化、劳动技能低下与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升级之间的矛盾；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拓宽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生产的渠道；才能将政府扶持与发挥农民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应认真总结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指导和扶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巩固农业生产基础，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应在发展规模经营过程中，鼓励农民从事农产品深加工，不断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三)推动企业资产重组和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1.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前提和关键。目前，股票全流通改革已经为国内上市公司加快兼并重组步伐，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广阔发展前景。但这些公司绝大部分为国有控股公司，而国有股又直接掌握在各级政府(国资委)手里。对国有资产流失等因素的顾虑，使国有企业的资产交易受到有形和无形的制约。钢铁业重组面临的重重困难，就集中反映了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在弊端。目前风行的企业整体上市，固然是对既有政策(即企业只能将部分优良资产重组上市)的矫正，但也带来了企业资产质量下降、核心业务被模糊的潜在风险。应进一步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有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同时建立以市场价值、增加值为主导的国有资本运营考核体系，以加快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步伐，推动国有企业剥离非核心资产、强化核心业务，不断强化其市场优势地位。
2.振兴装备制造业，为产业升级提供先进生产设备。发展装备制造业，用“高、精、尖”设备装备国内生产企业，是提升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摆脱对国外技术依赖的根本要求。要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鼓励骨干制造企业以系统设计技术、控制技术与关键总成技术为重点，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要以重点工程为依托，推动国内骨干企业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实现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和重要基础装备的自主制造；要加快建设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人才培养基地，推动产、学、研相结合；要落实有关支持和鼓励性政策(如修订产业标准、制定重点领域装备政策、鼓励使用首套设备、调整进出口政策等)，引导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
3.协调大企业与小企业良性互动，加快创新推广步伐。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许多大企业将非核心的产品和零部件生产分包出去，这样，核心企业与周边企业的协作关系就转换为系统集成商与标准化零部件生产商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核心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固然依赖于周边中小企业提供的零部件的质量和性能；但核心企业更可以通过制定、发布产品标准、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传播质量控制技术，引导和带动周边中小企业发展。我们要超越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一方面围绕强化核心竞争能力和开发关键技术，着力引导、支持核心企业发展成为提供系统设计、技术集成和综合服务的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和支持核心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实现技术进步。
4.加强对政府科研投入的管理，提高公共资金使用绩效。目前，政府资助的许多共性研究开发机构(如工程中心、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开发基地等)都设置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但由于科研院所转为企业化经营，大学盈利性倾向加强，就产生了科研机构运行机制与功能错位的问题。应进一步澄清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明确政府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基础性、共性和长期性的研究任务。同时，要逐步完善与非盈利科研机构定位相适应的法人制度、税收制度和监管制度，以促进非盈利性科研机构的发展，壮大社会研究力量。
要切实加强对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的管理，增强科研计划项目与产业发展战略的联系。要以重大项目为龙头，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指导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统筹规划，集中力量突破重点，使重大技术创新成为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扩大国内需求，为产业升级拓展回旋空间。
1.降低人口流动门槛，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应切实解决事关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如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子女入学、入托问题，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应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和房屋使用权流转，便利农民进城生活和定居；要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完善社会保障的跨区接续、发放工作，便利人员跨地区流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资源性收入，各级地方政府应更多地将其用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加强失地农民技能培训和就业援助，援助外来人员在城市定居，以及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等方面，以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2.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改变基础设施滞后的局面。要结合技术进步和管理手段的发展，对铁路、邮电、自来水、公共交通等行业的价值链开展深入分析，明确哪些是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哪些是可以引入竞争的；即使可以引入竞争的环节，也要明确其特定的市场竞争结构，并确定相应的监管架构。在此基础上，要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将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环节，以缓解其长期以来面临的投入不足问题；对于可以引入竞争的环节，则要开放市场准入。要加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力度，为不同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开展经营创造公平条件。
应改革、完善垄断产业服务定价制度，明确垄断行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地位，保障其正常经济利益，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企业利用金融市场开展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公共事业，提供良好外部条件。
3.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金融、能源、传媒等“关键产业”领域，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民航、能源、传媒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要多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有序进入，以强化市场竞争，改善服务质量，提升产业竞争力。要不断完善对这些产业的行业监管，将监管重点转向维持竞争秩序、维护公众利益上，减少对企业业务创新的行政审批；应明确、细化市场准入标准，切实落实备案制；要加快新闻、出版等领域市场主体的规范化改造；要完善这些“关键产业”的价格形成机制，发挥经济杠杆在调节供需，引导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
随着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需要为巨额国民储蓄寻求稳定、高效的投资渠道。应着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挥其筛选项目、引导社会投资的功能。应逐步放宽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利用国外的人才、管理、研发和市场资源，培养壮大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要在严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居民投资国外证券市场，扩大居民财产配置空间，使我国居民能够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4.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国内消费。30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既有市场化程度加深的影响，也有市场化改革滞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影响。要理顺收入分配秩序，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遏制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需要加强反腐倡廉力度，遏制贪污腐败现象；需要切实保护职工权益，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
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是遏制收入两极分化，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要强化所得税征管管理，堵塞税收流失；要完善消费税政策，加大对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调节力度；要完善社会捐赠管理办法，鼓励高收入群体捐赠收入，回报社会；要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同时，要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保障弱势群体获得基本的生活水准；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提供公平发展机会，以增加社会流动性，充分发挥家庭成员互助互济的积极作用。
(五)完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金流动性日益加大。依靠控制信贷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需要更多利用利率、汇率杠杆来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需要加强银行、证券乃至保险等监管部门的相互配合，以防范规避性金融创新活动侵蚀货币政策效力；需要切实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需要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增强货币管理当局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特别是加强对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的监测，以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的特点和实施空间，合理搭配政策组合，以提高政策效果。
实践表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要依赖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手段遏制经济过热，并不能彻底消除需求膨胀的根源，相反，还为房地产、股市的急剧泡沫化埋下了伏笔。今后，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切实消除片面追求高速增长的倾向；要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以避免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注释：
①资料没有注明出处的，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网站、世界银行网站、联合国网站。
③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④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整理。
⑤如果以股价更高的2007年12月进行计算，居民持有的股票资产则增长了468％，增速更是惊人。
⑥转引自郑新立：《“十一五”间努力振兴装备制造业》，http://thoery.poeple.com.cn/GB/49154/49155/3825582.html。
⑦转引自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7/23/content-16055825.htm。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能源消费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能源结构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城市gdp论文; 农业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第二产业论文; 钢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