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形势下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发展层次与规模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合作论文,新形势下论文,层次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科技合作是我国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发挥的作用是任何其它活动所不能替代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体系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形成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国际科技合作工作必须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创新局面，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
1 国际科技合作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目前，世界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实际上科技竞争力决定着国家的综合实力。据预测，世界科学技术可能在未来20～30年出现重大突破，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将带动传统产业全面技术升级。信息技术革命使我们面临一个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促进了国际分工大规模重组。竞争与合作的广度、力度和深度都大大地加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同时合作更加注重实效，以利于吸引技术、资金和人力。
当前，我国已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使我国由原来半封闭状态向全面开放的局面转变。这些转变一方面对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有利，在开放的条件下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使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竞争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安全问题。
国际、国内新形势使国际科技合作在任务、内容、重点、要求显示出与以往显著不同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实力上了几个新台阶，基本实现了由量向质的转变。尽管国际科技合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今天看起来，大部分项目是基于我国经济实力弱而选定的，政府间合作项目规模普遍较小，有的还不如民间项目，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体现国家意志和目标。
科技合作是双向交流，科技合作不等于技术缓助。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实践当中，我们发现，我方往往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我国科技水平较为落后，我方学习成分多，而外方传授成分多，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高技术产业化方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些方面已接近世界发达水平，已经有能力由被动变为主动，应更多地开展以我方为主的合作项目。
今天，市场要素的流动特点有了显著改变，以往是“资本追市场，人才追资本”，而今天，更多的是“资本追技术，技术追人才，市场追资本”。人才在市场流动中的作用明显上升。以前，科技合作往往以项目为主，重点放在引进技术上；今天国际科技合作应当更多地关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以往国际科技合作经费中用于考察的差旅费和设备引进所占比重相当大，这实际上是合作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之一。现在，国际科技合作经费的用途正趋于多元化，比如用于尖子人才引进的支出比重上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合作层次正趋于提高。应该通过战略调整，国际科技合作经费的支出比例进一步向提高合作层次的方向改变。
经费需求的规模已大不相同。随着国际科技合作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一方面项目规模在扩大，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经费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经费与合作规模和层次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经费制约战略选择，经费影响合作双方的地位。目前我国科技合作经费明显偏低。比如说，科技部掌握的科技合作经费仅占到中央R&D经费的0.3%。而发达国家，如美国研究发展国际合作(ICRD)1995年就达到33亿美元，占政府R&D总经费（700亿美元）的4.5%，以色列为12%，印度为6.0%，巴西为2.1%，韩国这个数字也达到2%～3%。目前，国际科技合作面临十分复杂的新形势，这种经费比例是显然不足的。
2 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国际科技合作发展新框架的设想
在国际科技合作实践当中许多外事工作者明显感到，科技合作的基础条件不配套，科技合作项目散，缺乏战略统筹考虑。尽管经费是制约国际科技合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长期以来缺乏具有战略高度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才是根本的问题。
国际科技合作本身不应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应是通过合作促进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如推动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推进政府战略目标的达成以及解决全球问题等。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尽快构建以“开放式的国家创新体系”为中心新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框架内的必须“有所为”，而框架外的必须“有所不为”。
我们对新形势下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总体框架进行了思考，希望为国家决策提供思路。该框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打基础”、“走出去”和“引进来”。
1)打基础和创建环境。
“可持续发展”应不仅仅指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应当包括事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为此，基础性工作牵动全局，是国际科技合作事业能否持续、稳定、有效开展的基础平台，也许远比某个项目本身更为重要。下大力气打好整个科技合作框架的基础是只有在国家层面才能做的事情，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构建国际化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首要工作，应当成为今后国家科技合作任务当中的重中之重的工作。
但是，在目前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体系下，基础性工作有许多不足。如：
保障国家安全及与国际科技合作有关的法规、机制没有或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经费进行战略政策研究及法规研究，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十分落后，往往导致政策缺乏整体性，不连贯一致，以及较散。
而美国非常重视专门的国别战略研究，它具有专门的战略研究人员和经费，其战略研究对于其科技合作的成效十分显著。如冷战结束后，1994年美国选择同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阿根廷和巴西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其实是经过充分的研究才作出的决策。其战略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四条标准：①该国的稳定是该地区稳定的核心；②该国具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③该国具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基础吸引长期贸易和投资；④该国是美国商品和服务业具有潜力的新兴市场。美国选定中国，除了上述原因外，其他原因还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诱人的市场前景，并在大气、土地、海洋、环保、物种资源等方面与美国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美国对于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主要出于以下三个目的：①从经济利益出发：看重中国潜在的技术需求和市场，为美国的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创造条件；②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希望通过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中国施加影响，在一些全球性问题、设计美国国家安全及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取得中国的支持和配合；③从基础科学领域出发：利用中国的特定地理特点，获得品种、资源及其他研究条件及挖掘我国优秀人才为美国从事研究。
在以上战略研究的指导下，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如下一些科技合作战略：一方面加强具有贸易前景的科技合作项目，例如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在高技术领域，如航空、空间及大科学项目的合作，对中国采取控制和封锁，如材料、能源、电子等高新技术领域以及与国防有关的领域，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不同中国开展合作。如限制中国科技人员对于这些领域有关的中药实验室和研究基地进行访问。
俄罗斯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科技合作伙伴（1991～1996年，美国政府在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活动中的花费是25亿美元，美国私人部门投资约2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对有关对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政策研讨十分重视，如1997年就召开了《前沿伙伴：美俄科学和技术合作》研讨会。
专业科技外事人员及小语种人才的正规培养工作空白。目前我国有一些专业人才由专业学校培养。如机关行政专业人员由行政学院培养，外交学院专门培养外交专业人员。而科技外事实际上是十分专业化的工作，目前科技外事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渠道：院校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普通院校培养的理工科学生。这两种渠道培养的人员实际上都不能立刻胜任工作，若被安置在科技外事岗位，需要自己在工作中摸索。
另一方面，今天“英语”大行其道，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以及学生对自身前途的考虑，普通院校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只会讲英语，学小语种的越来越少。而在科技合作交往当中，有相当一批工作需要非英语专业人才，而显然普通院校培养的学生是不能满足科技外事的需求的。
因此科技外事人才的专门培养应该成为基础性工作当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一批能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有国际竞争力的杰出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国际科技合作管理专家，甚至是一批开放型、国际型的科技帅才或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家，以增强我国科技界同国际同行对话、平等及主动参与的能力。如通过设立科技外事专业人才的正规培养计划和学校／及小语种人才培训基地。
2)引进来。
有效地引进人才、技术，有助于避免重复研究，少走弯路，节省资金以及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是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国际科技合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国家“引进来”战略的具体实施。但是，目前我国在实施“引进来”战略当中存在许多问题，如：对引进概念的理解偏狭，认为引进仅是引入有实体的人才和设备等，实际上无形的组织结构也应纳入引入范畴，如在建立中国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组织；引进结构不尽合理，如设备引进在合作项目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偏高，对人才和技术的引进不足。为此，新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旨在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的引入结构，如：
人才引进。目前，由国家财政出资吸引人才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政府行为。许多国家把人才基金与国家科研资助计划、研究基金捆绑在一起。如一些西方国家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奖学金、留学基金等，实际上许多是由外交部直接拨款支持的，是政府行为。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有意识地引进尖子人才，也是许多国家人才引进的重点。如西班牙，重点已由引进西班牙裔科学家转向了引进外国科学家。我国目前的重点还是引进华裔人才，但是对于尖子人才的引进明显不足。
一方面，尖子人才的引进花费非一般人才能比，引进人才花费在各国科技合作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事业留人”才是最有效的引进人才方式，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些重大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让人才觉得他们在国内更有前途。
缺少由中国牵头的国际合作组织或计划。国际合作组织设立在哪个国家往往那个国家就对组织活动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更多地倡导对本国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计划或项目。但是目前由中国牵头设立的国际合作组织仅有一个——即“国际竹藤协会”。而对于大部分中国参加的国际合作组织，中国仅是参加国，各组织所倡导的活动往往以牵头国家为主，中国的声音并不响亮。以前我国在这方面考虑不多，做的工作也不足。
实际上我国有一些领域，如农业、中医药、生态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比较优势，可以考虑建立由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合作组织或计划，以我为主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利用国际力量更好地促进我国在这些优势领域的发展及实现自己的目标。
3)走出去。
美国非常重视“走出去”战略，大多数科技合作往往都与其促进本国贸易相关，为拓展其商品和服务“打前站”。“走出去”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我们的技术走出去，二是我们的人员走出去。但是我国在这两个方面无论从战略部署上，还是对经济贸易服务的实际操作上都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而新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拟重新调整战略结构，发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科技援外。“科技先行，为经济铺路”应成为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服务的主导策略。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增加援外经费份额。
有意识地将中国人派往国际组织。全世界目前共有与科技有关的国际组织96个。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提高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对于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使国际组织更多地开展符合自己目标的研究。我国参加的与科技有关的国际组织数目达到了51个，然而至今我国仅有600多名科学家曾在国际组织中任职，而且仅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联合会、国际噪声控制工程学会、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国际生物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三世界科学院等少数国际科技组织曾担任过领导层职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国际组织当中说话的分量相当不足。因此，应当有意识、有计划地将中国人派往在国际学术组织机构中任职，以提高中国人在国际机构中的数量。
参与国际大科学项目。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大科学研究——无论是大科学设施，还是大的协作项目——都已成为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虽然整个科学领域还分布着广泛的小科学研究，但是大科学已稳稳地占据了科学事业舞台的中心。
在一些领域，大科学为小科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例如，中子源和同步加速器是小科学的平台，它们为许多学科（例如，材料科学、固体物理）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工具。
大科学研究具有投资巨大、需要众多科学家合作和“只有世界第一”三个特点，决定了发展大科学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这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一方面大科学项目需要国际合作来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可以避免大科学项目不必要的重复；再者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共享资源，不仅共享资金，而且共享智力资源。参与大科学有很多好处，如知识共享、专利优先等。
有资料称，当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大科学研究项目多达100多个，我国参与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51项大科学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中的21项。如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的参与改变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国际格局，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受到了国际同行的称赞。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已掌握生命科学领域中最前沿的大片段基因组测序技术，在结构基因组学中占了一席之地。因而，我国理所当然地分享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全部成果与数据、资源与技术以及有关事务的发言权，形成了接近世界水平的基因组研究实力。大科学项目应成为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面。
3 建议
按照新的国际科技合作框架尽快调整国际科技合作经费结构和经费规模，逐年增加经费并形成稳定增长渠道。在国家财政支出中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费；设立科技外事人才培养专项经费，以建立专门的科技外事人才学院或在普通院校中设立科技外事人才常规培养项目；设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专项资金；增加国际科技合作经费的管理弹性；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基金，多渠道吸引国际科技合作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