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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制生产前的诸形态》一文中，曾经指出：共同体型社会（包括村落共同体）解体后产生近代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明治政府实行的是偏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发展的畸形经济政策，地税改革虽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但它同时也确立了封建性极浓的寄生地主制，使日本农业的近代化始终未能实现，在农村地域社会旧的村落共同体一直持续下来。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管理下实行的农地改革，消灭了寄生地主制，确立了现代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开始实现，农村的地域社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
一、战前日本的村落共同体
战前日本的近代化重点集中于工业，而忽视了农业。1873年的地税改革是近代日本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最重要的改革。其基本内容是：1.国家承认土地私有。2.土地所有者向国家交纳占地价3%的地税，丰年不增，欠年不减。3.地税以货币形式交纳。地税改革虽然否认了土地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近代土地私有制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近代日本的农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明治政府在确定地价时，所遵循的是不低于旧年贡的原则，因而政府所核定的地价过高、地税过重，使农民无法承受。地税改革初期，农民反对地价过高的斗争不断，使政府不得不有所让步。
地税改革对近代日本农村的影响是深远的。重税使自耕农日益破产，失去土地，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手中。因而在农村的阶级关系中，总体上是自耕农人数逐渐减少，佃农人数不断上升。例如1883～1908年自耕农从37.3%降至32.9%，而佃农则从20.9%上升至27.2%，使近代日本形成了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寄生地主制。“技术的发展本身深受体制的方式制约”②，事实上，战前日本的农业始终无法实现近代化，落后的农业同工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对比，这种经济的畸形化尽管曾经为后发的日本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和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但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商品销售市场，使日本的商品只能走一条跟随大炮打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道路。尤其是到了昭和时期，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日本农业的恐慌也发展到了极至，农村成为法西斯形成的阵地之一。因而可以说，战前日本农业的落后，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战前日本农村的贫困化，使旧的村落共同体始终未被打破，而是保留下来。这种村落共同体，是从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如同原始社会的共同组织，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而无法自主经营，是为了再生产而存续下来的。”③一般说来，村落共同体以个别农家的经营地为中心，具有共同利用的用水、农道、林野等物质的基础。为了共同体物质基础的管理运营，还形成了种种的规约、惯行、制度和组织。在人际关系上，是以家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而且加上地缘的结合关系，形成了强固的相互扶助的性格。同时还形成了共同的劳动组织和村祭等共同体的意识。这种村落共同体的目标即是：促使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人际关系，确保农业生产的永续再生产。可以说，它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补助组织，而且是日常生活的规范，是居民一体性的象征。具有非近代的、迟发的特性。
当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村落共同体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除地税改革之外，户籍法、历制、征兵制、以及大小区制——郡区町村编制法等一系列法令的实施，将日本的农村地域纳入到近代的天皇制统治之下，已成为地主名望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日本行政统治的末端组织。因而也有学者将战前日本的村落共同体同中世的共同体区别开来，称作“近代地主的村落共同体”。④
二、战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对其进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的民主改革，其中农地改革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美国占领当局认识到，日本的寄生地主制是战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根源，因而决定对农地的所有制进行改革，彻底消灭寄生地主，扶持小农的发展。1946年日本政府和盟军总部发布《农地改革法案》，其基本内容是：(1)由国家收购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在村地主每户超过1町步的土地、自耕农每户3町步以上的土地；(2)国家将收购的土地转卖给“可望成为精于农业的自耕农”；(3)残存的租佃地以货币地租形式交纳（米价降低，不利于佃农时除外），及规定最高地租等内容。1947年到1950年所实行的农地改革，不在村地主被完全消灭，在村地主也绝大部分自耕农化，日本战前的地主制被废除，自耕农及以自耕为主的兼业佃农在农户中超过80%，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体制。
1952年继承它的农地法亦在第一条明确指出：“农地以其耕作者所有最为适当，此法以促进耕作者的农地取得，保护其权利，调整其他土地上的农业利用关系，以确保耕作者的地位的安定和农业生产力的增进为目的”。这在农地法上常被称为“自耕农主义”，或所有、经营、劳动的“三位一体主义”。它对于农地权利的转移、农地转用、租佃地所有、佃租、由国家进行农地的强制收买等农地制度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彻底防止寄生地主制的复活。
从农地改革到农地法带来的土地所有形态的变革，促进了现代小农的诞生，成为战后日本农业生产力上升的主要因素。它强烈地刺激了小农的生产欲望，“在低米价、高租税、公共投资激减等各种恶劣条件下，日本农业能以相当快的速度实现了生产的扩大这同土地所有形态的变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⑤。从1953年到1974年，日本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日本的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农业机械化的彻底完成。从主要农机具的普及来看，从1960年到1973年，动力耕耘机和农用拖拉机从51万台激增至360万台，动力喷雾器从23万台增至121万台，农用卡车从10万台增至113万台。⑥此外，联合收割机、插秧机、农用升降机等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新型农用机械设施也都迅速普及开来。
由于机械化体系的彻底完成，也改变了农民的生产观念，带动了传统经营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把全部劳动都投入到田地中以求土地生产性增大的家族劳作经营向以追求效率为基轴的机械化经营转变。机械化经营使农村的劳动力出现剩余，劳动力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转移，即兼业的盛行。从 1960年到1973年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从1196万人锐减到618万。⑦专业农户从208万户占34.3%锐减至68万户占13.2%，兼业农户从389万户占65.7%激增至443万户占86.8%。总农户的约90%成为兼业农户。⑧除了兼业的飞速发展之外，在专业经营农地的农户中，经营作物也日益单一化，出现许多单一作物农家。据农林省统计，如果把特定作物占年销售额的60%以上定义为单一经营，此外为复合经营的话，日本的单一经营从1960年的255万户占63%急增至1974年的363万户，占91%的绝对多数。同时在同一农户，其生产经营内部的自我完结性也在日益消失，即将生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委托给外部的形式增多了，出现了委托组组、共同利用组织、承包、农业法人等新事物。这是机械化和兼业化的必然归结。即机械化的彻底完成，带来了农民生产经营方式和观念的大转变。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提高。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农村同城市的差距都在日益缩小，农村的都市化进程加速。到1972年甚至出现了人均消费水平农村超过城市的局面，这虽同兼业收入增加和出卖农地的资金流入等非农业因素有关，但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的百年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的经济复兴也反过来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因为农村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也为城市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农产品、资金和土地，并成为工业商品的广阔的市场。因而有人甚至说“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死回生是建筑在农地改革基础之上的。”⑨
三、农村地域社会的变迁
日本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使旧的以村落共同体为特征的农村地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这种变迁被称为“个别化”的发展⑩。
首先，作为农村地域社会主体的农民的意识和行动的个人主义化。这在经济观念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金钱的追求，金钱成为制约农民日常意识和行动的基准。经济合理主义，经济个人主义的行动方式抬头。同时由于民法的改正，促进了旧的家族制度的解体，核家族化的发展，都市的生活样式、家族、社会关系也确立起来。个人主义的意识已成为一般化。原来的传统规范被打破了，农民有了自己个别的生活空间，由集团无法侵入，这就使原村落共同体的种种规制发生变化，在思想意识上促进了共同体的解体。
第二，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都市化的进行，工场住宅向农村发展，农村的成员迅速增加，并呈多样化趋势，村落渐渐从单纯的农业地域变成一种混住社会。从1960年到1970年，一个村落的平均户数从64户增加到81户，其中农户所占的比重从60.9%降到45.7%，从平均数看来，农户已经不占村的半数。[11]由此可见，农业虽然仍是地域社会的生活基础，但在工业化都市化的进展中，已不是唯一的目的。即农村地域混住社会化的发展，剥夺了农村的共同目的，使农村地域变为多目的的社会。持有复数地域目的，成为各种异质要素复合体的农村地域越来越向个别化、多样化、分散化的方向发展，作为地域的统合性开始丧失。
第三，农民内部各种异质化的进行，已很难找到地域社会内部利害的一致性。如前所述，在农户内部，不仅兼业农户增多，而且经营单一作物的农户也增多了，农民内部的地域连带性正在崩溃。在许多农村，作为村中共同事业的道路、桥梁的修筑，消防、警防团、共同山林的管理等公共事业越来越难以以旧有的形式维持下去。村中传统的行事也日益形骸化。总之，尽管有地域差别，但整个日本农村地域确实在发生着变化。
总之，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最终促成了旧的村落集合体的解体，农村地域社会开始发生着激烈的变迁。然而，随着旧的地域社会的瓦解，许多新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尤其是70年代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宣告终结。处于变动期的农民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周围的地域社会，对高速增长以来农村地域产生的新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如在技术方面，现代的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农业固有的物质循环体系受到破坏，使能源生产性低下，食料受到污染，而且产生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地力低下等诸多问题；在社会方面，由于都市化的发展，农村的生活也变成了能源浪费型，由于废弃物增多使生活环境恶化，生活费用上升。开发资本对农村地域的蚕食，带来了地价的上升和农用地的荒废、流出。使农业的生产条件恶化，农民的生产意欲低下；在思想意识方面，在个人主义和利已主义的倾向加强的过程中，农村地域居民的欲求内容也多样化起来，由此不仅失去了地域的共同目标，同时也丧失了地域特有的生活文化等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日本农民开始转变盲目追求现代化的思想，力求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农村地域社会，能够最大的为人们带来福利。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也必将经历旧的村落体系的破坏和新的农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因而，研究日本农村地域社会的变迁，对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