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183;人情#183;历史——《豆棚闲话》中的江南文化因子及生成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风土论文,因子论文,闲话论文,人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小说的文化内涵往往是很复杂的，作者的身份经历、知识背景、地域文化等，都会在作品中留下印迹。对《豆棚闲话》而言，江南文化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① 这从本书第一则的开篇即可看出：
江南地土洼下，虽属卑温，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浃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凉亭水阁，摇扇乘凉，安闲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发披襟，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方可过得；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素，周围结彩的相似。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
由于这个江南“豆棚”是作者有意设定的一个小说叙述场景，因此，它的存在与变化对全书有着一种多方面的隐喻作用，它是悠闲的、众声喧哗的，也是季节性的或者说临时的。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浸淫其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历史等江南文化因子，得到了或隐或显的表现。
一、解惑豆棚
《豆棚闲话》的康熙写刻本题“圣水艾衲居士编”、“鸳湖紫髯狂客评”，而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刊本题“圣水艾衲居士原本”、“吴门百懒道人重订”。胡适《〈豆棚闲话〉序》中说：“鸳湖在嘉兴，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即杭州西湖。作者评者当是一人，可能是杭州嘉兴一带的人。”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此书的《出版说明》则说：“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比胡适的“杭州嘉兴一带”又进一步缩小到了杭州。而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提到此书“或云为范希哲作”，不知所据，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因为范为杭州人。美国学者韩南则提出另一个杭州小说家王梦吉可能是《豆棚闲话》的作者。③
上述推测主要是围绕“圣水”即杭州这一说法衍生的，但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问题。杜贵晨就指出：“‘圣水’指‘明圣湖’和‘圣水池’未免过于牵强；倘确指此二处，则作‘圣湖’、‘圣池’较为自然。”“若以‘圣水’指‘明圣湖’，恐古今皆不知所云，‘圣水池’的情况当亦如此”。他还以清初孙学稼自号“圣湖渔者”为证，说明“明圣湖”的省称。④ 而范希哲一号“西湖素岷主人”，径以“西湖”标榜的小说家也极多，取意于“明圣湖”又改作“圣水”，确实过于缠绕。
有鉴于此，杜贵晨据《水经注》及《豆棚闲话》中有“在下向在京师住过几年”语等，认为“圣水”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而作者的籍贯也应是房山县。不过，这一说法也存在问题。即以“圣水”论，有此称者不只一处。比如绍兴就有一处圣水，宋代嘉泰间曾任绍兴府通判的施宿撰《嘉泰会稽志》在介绍秦望山时说：“秦望山在县东南四十里，旧经云众岭最高者，舆地广记云，秦望在州城南，为众峰之杰……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谯，岘中有大城王，无余之旧都也，句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山有三巨石屹立如笋，龙池冬夏不竭，俗号圣水，傍有崇福侯庙。”⑤ 秦望山为会稽名山，与府治相对，又称南山。其中提到“龙池冬夏不竭，俗号圣水”，令人关注。这一记载在后来的《会稽县志》中也可见到，如明张元忭撰《会稽县志》卷二“山川”即有类似文字，⑥ 说明这一称谓源远流长，久为人知。如果杭州的“圣水池”可以为艾衲居士择取，绍兴的“圣水”也有同样的理由用来冠名取号，甚至可能性更大。
说艾衲居士为杭州人，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明清之际另一部小说集《跨天虹》题署“鹫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由于艾衲居士（老人）并非显赫人物，这不太可能是托名。所以，这个“鹫林斗山学者”应与艾衲居士有某种关系。《古本小说集成》影印《豆棚闲话》之《前言》（曹中孚撰），在提到艾衲居士时，除了明确说“从署名前所冠之‘圣水’，可知其为浙江杭州人”外，还进一步推测：“这种署法与另一种小说《跨天虹》卷前署名中之‘鹫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鹫林”当指杭州灵鹫峰，即飞来峰），在手法上，有它的共通之处。”按，“鹫林”一词并不多见，《全唐文》卷一八三中录王勃《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文中有“痛鹫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芜”。此处“鹫林”非指地名，当指佛寺而言，如同“鹫山”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灵鹫山的省称，因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居住和说法多年，因代称佛地。而作为寺庙名的“鹫峰”则屡见不鲜，各地均有，如《全唐文》卷七四三录裴休《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序》中有“有大禅师，法讳希运，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北京西城内原来也有一处鹫峰寺。所以，仅据“鹫林”，就认定指杭州鹫峰寺，证据是不足的。何况即使此“鹫林”就是指杭州鹫峰寺，也不足以证明艾衲居士的籍贯。《跨天虹》与《豆棚闲话》在文体、语言、叙述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别，作为小说作者的“鹫林斗山学者”应该不是艾衲居士的另一化名。
值得注意的是，《豆棚闲话》的评点者是“鸳湖紫髯狂客”，重订者是“吴门百懒道人”。“鸳湖”为嘉兴鸳鸯湖省称，“吴门”则为苏州，或特指江苏吴县，这些地方都距有“圣水”的绍兴不远。这其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倒是值得求索的。
这里，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下豆棚。豆棚本身没有地域性，北方也常见，连清代帝王诗中，也可见到这种民间风物，如《御制诗集》初集卷四三《村行》：“韭圃松畦生意足，豆棚瓠架叶声乾。”同书三集卷六○《西直门外》：“匏架豆棚一例好，豳风图里课农行。”⑦ 不过，杜贵晨先生却认为小说中的豆棚“不是著书的当时当地（指江南）习见之物，触发作者的应是北方的豆棚”。这可能就有些绝对了。他的一个根据是《豆棚闲话》的《弁言》所引的一首诗，艾衲居士是这样交待的：
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其所咏古风、律绝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脍炙人口，惜乎人遐世远、湮没无传，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诵其一二联句，令人神往。
余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以补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诗曰：
闲着西边一草堂，热天无地可乘凉。
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
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反生香。
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
照杜先生看来，“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所描写的“正是北方少雨，池塘水浅，林木懒长的状况”。其实南方伏旱时节，池塘水浅并不足为奇。实际上，所谓《豆棚吟》中的这两句诗，又见于钱塘僧人止庵的诗作，正是南方写实。据杭州人郎瑛记载：“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钱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业者也，遭时不偶，遂□首而肆力于诗云……止庵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⑧ 这一故事流传较广，明万历年间进士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中也记载钱塘僧德祥止庵被诏至京，以赋诗含讥讽被戮事，所引诗与《七修类稿》相同。⑨ 这一材料不但说明“池塘”二句所描写的情景是南方的，还表明《豆棚闲话》将此诗说成徐菊潭作，有几种可能：第一，历史上确有一个徐菊潭，止庵化用了他的诗句。第二，有关止庵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编造者借用了徐菊潭的作品。第三，止庵可能就是“徐菊潭”的法名。如此，由于艾衲居士称其为“吾乡先辈诗人”，则此诗可为艾衲居士是钱塘人作旁证。第四，徐菊潭是艾衲居士杜撰出来的，在杜撰时化用了止庵的诗。此四种可能性中，我倾向于最后一种。
关于豆棚，还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那就是小说中写的是什么“豆”。除了前文所引“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外，第八则又写：
若论地亩上收成，最多而有利者，除了瓜蔬之外，就是羊眼豆了。别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随人践踏也不计较。惟有此种在地下，长将出来，才得三四寸就要搭个高棚，任他意儿蔓延上去，方肯结实得多；若随地抛弃，尽力长来，不过一二尺长，也就黄枯干瘪死了。
第九则云：
只有藊豆一种，交到秋时，西风发起，那豆花越觉开得热闹。结的豆荚俱鼓钉相似，圆湛起来，却与四、五月间结的瘪扁无肉者大不相同。俗语云：“天上起了西北风，羊眼豆儿嫁老公”，也不过说他交秋时，豆荚饱满，渐渐到那收成结实，留个种子，明年又好发生。
从上述引文可知，艾衲居士写的是藕豆，又称羊眼豆。此豆原产印度尼西亚，15世纪初引进我国，以其实形酷似湖羊之眼而命名。各地均有出产，但江南一带似乎更盛产，特别是湖州、乌程一带，尤为著名土产。明成化《乌程县志》卷四豆类下介绍：“羊眼豆，一名黑稨豆，架棚蔓生。”⑩ 乾隆《乌程县志》卷一三“物产”：“白稨豆，又名羊眼豆，有赤白二色，俗又呼沿篱豆，亦名蛾眉豆。”(11) 清顺治四年张履祥的《补农书》上记载：“予旅归安，见居民水滨遍报柳条，下种白扁豆，绕柳条而上，秋冬斩伐柳条，可为制栲栳之用。每棵可收豆一升。”(12) 这也是江南一带种植白扁豆的实况。另外，《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四卷中则对这种豆类有更详细的描述：“扁豆二月下种，蔓生延缠。叶大如杯，团而有尖。其花状如小蛾，有翅尾形。其荚凡十余样，或长或团，或如龙爪、虎爪，或如猪耳、刀镰，种种不同，皆累累成枝。白露后实更繁衍，嫩时可充蔬食茶料，老则收子煮食。子有黑、白、赤、斑四色。一种荚硬不堪食。惟豆子粗圆而色白者可入药，本草不可入药，本草不分别，亦缺文也。”《豆棚闲话》第十则中引《食物志》对扁豆的记述，与《本草纲目》的上述记载几乎完全相同。(13)
这里，我还想补充讨论一下“豆棚”的象征性或隐喻意义。从古代文学作品来看，“豆棚”首先是农村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花木”中即有“豆栅菜圃，山家风味”的说法。对于小康人家，“春韭秋菘转瞬过，豆棚雨足麦风和”，“雀舌宜烹竦雨夜，豆棚欲话晚凉天”是一种安逸的生活景象。(14) 但对贫寒人家来说，种豆却可能是赖以为生的一种手段。《郎潜纪闻三笔》卷二“沈徵士不以贫窭废学”介绍吴江沈彤冠云，虽家计贫甚，但精揅六经，“尝绝粮，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斋絮衣，纂述不倦。其所著《周官禄田考》诸书，皆有功经学。所遇如此，所诣如彼，孤寒牢落之士，无自摧颓矣”。
在明清小说中，有关豆棚的描写也时常可见，如《欢喜冤家》第八回叙东阳县中一人姓崔去杭城途中投下宿店，其中就有“牧子牛衣，避在豆棚阴里”等描写。《八仙得道》第六十九回叙湖南省内，宝庆、常德一带地方“诚夫因不耐孩子们烦躁，独踞短榻，在那豆棚之下躺着，离开众人约有百步之远。躺了一会儿，清风顿起，神意俱爽。诚夫不知不觉跑到梦里甜乡去了”。文言小说中也有类似描写，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叙王生“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
其次，豆棚也是江南文化的一个意象。虽然各地都有豆棚，但在与江南有关的文学创作中，其出现的频率似乎更高一些。在明清江南一带的诗人笔下，经常使用豆棚的意象。如明代浙江嘉善人钱继登有［浣溪沙］词：“蝉避浓炎静未哗，东邻伊轧缲丝车，豆棚瓜架野人家，翠荚嫩堪浮茗气，黄鸡肥欲待姜芽。闲搔短发日西斜。”(15) 清初江苏宜兴人陈维崧的［城头月］《月下》词云：“冰轮偏向城头挂，河汉寥寥夜，一片关山，千秋楚汉，万帐更齐打。何如移向东湖舍，照豆棚架，草响溪桥，水明山店，儿女追凉话。”(16) 清初杭州人厉鄂有一首专写扁豆的［河传］词：“风飐月暗曲廊斜，别梦依依谢家，牵牛篱落挂青花，天邪，豆棚闲着他，豆花八月吹凉雨，秋深处，剪响裁吴纻，犀镇帷，换袷衣，依稀，一檐香又肥。”（扁豆又十五首见《灵芬馆诗话》）(17) 清代浙江海宁人查慎行的《豆棚为风雨所坏》则全面地描写了搭棚种植丝瓜扁豆的情形：“平生乏鲜肥，肉食非所慕，偶然营口腹，蓄念计必误。春种瓜豆苗，爱养邻孩孺，插竹就茆檐，缚绳使之固。初看弱蔓引，渐喜众叶布。丝瓜夏蚤结，落蒂甘于瓠。藊豆开独迟，白花待秋露。及兹绿垂荚，采摘在晨暮。夜来风雨狂，倾倒莫支拄。老饕自安分，物理庶可悟。托名得蛾眉，吁嗟难免妬。”(18)
第三，由于田园生活一直为文人所向往，所以，豆棚有时又成为体现文人闲散生活情趣的象征。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八载：“陈一夔，华亭人，与苏去二百里，于赵栗夫固乡人也。两人交甚厚，若兄弟然，无一会不俱者。一夔好作诗，酝藉典则，时有真诣语……田园意屡见。时各有互相赠答诗，一夔赠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豆棚瓜蔓共萧疏。胸中富有书千卷，谁笑家无儋石储。’栗夫得诗，仰面抚掌大笑，连称妙甚。众客传观，皆赏以为雅制。栗夫答云：‘风流故与时情别，樗散偏于酒趣深。未老便为投绂计，知公天性在山林。’君谦笑云：‘一夔未去，若据君言，则是一夔即今就去也。’栗夫戏曰：‘吾欲促其去耳。’筵中为之一噱。”(19)“豆棚瓜蔓共萧疏”中流露出来的潇洒之气，油然而生。
明代茂苑叶舟校《镌钟伯敬先生秘集》十七种之《谐丛》中有一条记载：“张灵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张方坐豆棚下，举杯自酬，目不少顾，其人含怒去。复过唐伯虎，道张所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讥我’。”(20) 豆棚下张灵的高傲，正是当时一些文人共有的情态。
《豆棚闲话》继承古代文学的传统，又有所发挥，在这部小说中，“豆棚”同样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学意义：
其一，它是书院与书场的结合。作品第一则有一个人物说道：“今日搭个豆棚，到是我们一个讲学书院。”可见其书院性质。但同时，这个空间更是一个书场，所以，第二则云：“再说那些后生，自昨日听得许多妒话在肚里，到家灯下，纷纷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说一遍。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第八则云：“昨日，主人采了许多豆荚，到市上换了果品，打点在棚下请那说书的吃。”第十一则云：“今日还请前日说书的老者来，要他将当日受那乱离苦楚，从头说一遍。”第十二则云：“自从此地有了这个豆棚，说了许多故事，听见的四下扬出名去，到了下午，渐渐的挨挤得人多，也就不减如庵观寺院，摆圆场、掇桌儿说书的相似。”这些说法，都显示了豆棚作为一个书场的特点。
不过，小说中的豆棚又不是一般的书院或书场，它还是作者虚拟的一个饶有新意的公共舆论空间，第一则还有这样的描写：“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在接下来的各则中，我们看到，豆棚下不仅有讲故事的，也有围绕故事展开的思想交流。话题广泛，议论风生。来这里的人既是听众，也是讲者，有着平等的言论权利。显然，这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舆论空间。作为理想，它又与中国古代无是无非的桃花源境界相通，第九则众人道：“我们坐在豆棚下，却象立在圈子外头，冷眼看那世情，不减桃源另一洞天也！”
其二，在《豆棚闲话》中，作者还随时将豆棚与特定题材的主旨联系起来，用豆棚作为阐释与叙事的引子。如第四则《藩伯子破产兴家》事涉果报，故一开始就写道：
古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分明见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根，积得一分阴骘才得一分享用，人若不说明白，那个晓得这个道理？今日，大家闲聚在豆棚之下，也就不可把种豆的事等闲看过。
第八则的开头，则是作者借题发挥：
若论地亩上收成，最多而有利者，除了瓜蔬之外，就是羊眼豆了。别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随人践踏也不计较。惟有此种在地下长将出来，才得三四寸就要搭个高棚，任他意儿蔓延上去，方肯结实得多；若随地抛弃，尽力长来，不过一二尺长，也就黄枯干瘪死了。譬如世上的人，生来不是下品贱种，从幼就要好好滋培他，自然超出凡品；成就的局面也不浅陋。若处非其地，就是天生来异样资质，其家不得温饱，父母不令安闲，身体不得康健，如何成就得来？此又另是豆棚上一样比方了。
第十则批判苏州浮华空虚的社会风气，作者又写道：
这也是照着地土风气长就来的。天下人俱存厚道，所以长来的豆荚亦厚实有味。惟有苏州风气浇薄，人生的眉毛尚且说他空心，地上长的豆荚，越发该空虚了。
从这些描写看，豆棚不只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作者还尽可能使之与情节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其三，在《豆棚闲话》中，作者的描写还与豆类生长相联系，从而赋予了作品一种既有写实性，又有象征性的时间感。我们看到，第一则所写二月中旬搭棚种豆，与前引《本草纲目》所写“二月下种”一致，随意中体现出一种生机与期待。第三则的描写是：“自那日风雨忽来，凝阴不散，落落停停，约有十来日才见青天爽朗。那个种豆的人家走到棚下一看，却见豆藤骤长，枝叶蓬松，细细将苗头一一理直，都顺着绳子，听他向上而去，叶下有许多蚊虫，也一一搜剔干净。”第六则的描写则是：“是日也，天朗气清，凉风洊至。只见棚上豆花开遍，中间却有几枝，结成蓓蓓蕾蕾相似许多豆荚。那些孩子看见，嚷道：‘好了，上边结成豆了！’”到了第九则：“金风一夕，绕地皆秋。万木梢头，萧萧作响，各色草木临着秋时，一种勃发生机俱已收敛……豆荚饱满，渐渐到那收成结实，留个种子，明年又好发生。”第十一则继续围绕“秋”叙述：
所以丰年单单重一“秋”字。张河阳《田居诗》云：“日移亭午热，雨打豆花凉。”寒山子《农家》诗云：“紫云堆里田禾足，白豆花开雁鹜忙。”
为甚么说着田家诗，偏偏说到这种白豆上？这种豆一边开花，一边结实。此时初秋天气，雨水调匀，只看豆棚花盛，就是丰熟之年。可见这个豆棚也，是关系着年岁的一行景物。
到了第十二则，作者进一步写道：
老者送过溪桥，回来对着豆棚主人道：“闲话之兴，老夫始之。今四远风闻，聚集日众。方今官府禁约甚严，又且人心叵测，若尽如陈斋长之论，万一外人不知，只说老夫在此摇唇鼓舌，倡发异端曲学，惑乱人心，则此一豆棚未免为将来酿祸之薮矣。今时当秋杪，霜气逼人，豆梗亦将槁也。”众人道：“老伯虑得深远，极为持重。”
不觉膀子靠去，柱脚一松，连棚带柱，一齐倒下。大家笑了一阵，主人折去竹木竿子，抱蔓而归。
从搭棚种豆到拆棚去蔓，时序上经历了羊眼豆的一季完整的生长期，兴致勃勃的开始，小心谨慎的结局，又扣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有趣的是，《豆棚闲话》问世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有一部文言小说集《小豆棚》体现了作者的效仿之意。而“豆棚闲话”本身，也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如《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中有“当下那尹先生便把这段公案照说评书一般……那些村婆村姑只当听了一回‘豆棚闲话’”。不知文康是否是袭用了《豆棚闲话》书名。但在顾震涛《吴门表隐》前面所引的诗中，也有“赢得村翁传故事，豆棚闲话晚凉天”的诗句，这种江南情景，却是与《豆棚闲话》相近的。
总之，盛产于江南的羊眼豆及豆棚的建筑，加上前面提到的会稽“圣水”以及“吴门”、“鸳湖”等，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地域范围。如果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与这一地域也有重叠之处。虽然《豆棚闲话》涉及的地域较广，作者在第三则中也说到书中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不可过于指实，但其间隐约还是有一定的方位感的，如第一则“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第四则“在下去年往北生意，行至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地方”，第六则有“那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与那河南信相州交界地方，叫做恨这关”，第八则“中州有个先儿，那地方称瞎子”，第九则“在下向在京师住了几年”。这些表述都显示出叙述者以这些地方为外地的口吻，而其叙述立场显然是基于南方展开的。进而言之，十二篇作品中，只有一篇提到西湖，并没有以杭州背景的作品；与苏州及相邻地区有关的题材、描写与语言，则在在提示我们，艾衲居士及其同好们，当在狭义的江南一带寻找。
二、数落苏州
《豆棚闲话》第十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最后的总评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艾衲偏游海内名山大川，每每留诗刻记，咏叹其奇，何独于姑苏胜地，乃摘此一种不足揣摩之人？
很可惜，我们无法查证艾衲居士遍游海内名山大川的诗句。但是，这篇小说对苏州社会风气的辛辣讽刺，在整个《豆棚闲话》中确实相当突出。作者在开篇通过人物之口提到苏州风气浇薄时，这样确定了此篇故事的目的：“姑苏也是天下名邦，古来挺生豪杰，发祥甚多理学名儒，接踵不少。怎见得他风气浇薄？毕竟有几件异乎常情、出人意想之事，向我们一一指说。倘遇着苏州人嘴头刻薄，我们也要整备在肚里，尖酸答他。”这使我们想到第二则有一个与此相对的说法，当西施故里的“乡老”称西施只不过是个“老大嫁不出门的滞货”，大扫了一个来此寻美选女的“吴中”士夫宦的兴，众后生拍手笑道：“这老老到有志气占高地步，也省得苏州人讥笑不了。”时刻防备着应付“苏州人嘴头刻薄”。这种有意与苏州不良风气区隔的叙述立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作者就是苏州一带的人，这样的叙述与篇中所引的苏州竹枝词一样，体现了作者的刻意自嘲。这是可以找到旁证的，例如冯梦龙生于苏州（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天许斋本《古今小说》又是在苏州刊印的。此书卷九《吴保安弃家赎友》中，在“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处有一眉批：“苏州人尤甚，可恨可笑。”这一批语是借题发挥的，与作品所述人物的籍贯及活动范围并无关系。而我们知道，如果这一批语出于冯梦龙之笔，(21) 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下笔之际似乎也是针对着当地的读者群。事实上，艾衲居士对苏州的认知可能相当深细，如《豆棚闲话》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描写了空青产生的传说及其治眼疾的神奇功效。所谓空青，据说是一种碳酸盐类矿物蓝铜矿的矿石，成球形或中空者，在传统医学中经常使用，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明目。早在宋词中就有“明眼空青”（黄庭坚），“休觅空青眼自明”（向子諲）的词句，《普济方》、《本草纲目》等书也有记载。但《豆棚闲话》此则故事由苏州城展开，却令人想到《吴门表隐》卷一中的一条记载说：“空青膏治目疾如神，东白塔子里赵渊世传。其九世祖瑢，正统初遇仙所遗。”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作者生活在离苏州不远的乡间，对苏州人怀有某种“敌意”。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就是上面提到那个有着“圣水”的西施之乡或盛产羊眼豆的乌程等地。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这篇小说也是全书地域色彩最为鲜明的。这首先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上，虽然在其他各篇也时有方言词汇，但本篇苏州方言的运用，却极为突出，如下面一段：
却不知老一早已梳洗停当，正在厨房下就着一个木盆洗脚，连声道：“不要进来。”强舍早已到了面前，吃了一惊道：“老一，我向来在你个边走动，却不晓得你生了一双干脚。”老一道：“小乌龟又来嚼蛆哉！那亨是双干脚？”强舍道：“若勿是干脚，那亨就浸涨子一盆？”老一挠起脚来，把水豁了强舍一脸。骂道：“臭连肩花娘，好意特特送个孤老把你，到弄出多呵水来！”老一道：“真个？”即便拭子脚，穿上鞋与那衫子，出来接着。我不懂吴语，从相关文献中得知，“那亨”、“若勿”之类都是苏州方言。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有意将方言、方音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刻画巧妙地融为一体，如篇中有这样一段：
马才道：“咱也不耐烦呷茶，有句话儿问你，这里可有唱曲匠么？”和尚语言不懂，便回道：“这里没有甚么鲳鱼酱。若要买玫瑰酱、梅花酱、虾子鲞、橄榄脯，俱在城里吴趋坊顾家铺子里有。”马才道：“不是。咱今日河下觅了一个船儿，要寻个弹弦子、拨琵琶、唱曲子的。”和尚方懂得，打着官话道：“我们苏州唱曲子的，不叫做匠，凡出名挂招牌的，叫做小唱，不出名、荡来荡去的叫做清客。”
马才是“西北人”，他与本地和尚的对话反映了不同口音造成的误会，而这种误会不但增强了叙事的本真性，而且点出了和尚的油嘴滑舌，突出了马才作为外地人而受骗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说，作者在引述苏州竹枝词时说的“略带吴中声口，仍是官话，便于通俗”，也可以看作本篇最基本的语言风格。也就是说，作者在运用方言的分寸上掌握得较好，而运用方言的主要目的则是强化地域性。
对于这篇小说来说，地域性更突出地表现还是在入木三分地刻画苏州的世态人情上。作者以虎丘为背景，这是苏州最为著名的景点，但在艾衲居士看来，这一景点多少有点名不符实：“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一时也说不尽。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实际上，其他小说家也有类似的批评，如清代李百川《绿野仙踪》第十回也描写人物“后到苏州，又看了虎丘，纯像人工杂砌，天机全无，不过有些买卖生意，游人来往而已。心中笑道：北方人提起虎丘，没一个不惊天动地，要皆是那些市井人与有钱的富户来往走动，他那里知道山水中滋味”。虽然景致不足为奇，这座虎丘山却“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砑光的人”，他们的买卖“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仅外地人称之为“空头”，《豆棚闲话》还特意引用了20余首“本地有几个士夫才子”所作的竹枝词，“数落”虎丘山沿岸商家。姑举3首，以见一斑。如《茶叶》诗：“虎丘茶价重当时，真假从来不易知。只说本山其实妙，原来仍旧是天池。”《相公》诗：“举止轩昂意气雄，满身罗绮弄虚空。拚成日后无聊赖，目下权称是相公。”《和尚》诗：“三件僧家亦是常，赌钱吃酒养婆娘。近来交结衙门熟，篾片行中又惯强。”竹枝词讽刺了苏州虚多实少的社会风气。这是一个背景，也是一种态度。在做了上面的铺垫后，作者的笔锋转向了重点讽刺的对象：
更有一班却是浪里浮萍，粪里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块，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叫做老白赏。这个名色，我也不知当初因何取意。有的猜道说这些人，光着身子，随处插脚，不管人家山水园亭，骨董女客，不费一文，白白赏鉴的意思。一名蔑片，又叫忽板。这都是嫖行里话头。譬如嫖客本领不济的，望门流涕，不得受用，靠着一条蔑片，帮贴了方得进去，所以叫做“蔑片”。大老官嫖了婊子，这些蔑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就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叫做“忽板”。
就情节而言，本篇并不复杂。作品叙西北商人马才到苏州寻欢作乐，与清客们发生冲突，将清客们打落水中。老清客贾敬山得知此事后，欲筹组清客联盟，恰好有人通报，谢任回家的通政刘谦，路过苏州，有意买些古董和唱戏的小子丫头。贾敬山当即凑上去，要将外甥女和邻家小囡假意卖给刘公。又有一个叫顾清之的清客主动要求为刘谦所买丫头小子教戏。贾敬山揭露顾清之行为不轨，刘谦得以发现顾与自己宠好的小子在行苟且之事，于是更加信任贾敬山，贾由此深得刘谦信任，赚取不少好处，但所得银子竟为贼所盗偷。因交不出刘谦要买的两个丫头，以致赔了亲生女儿，并与顾清之一同发配京口。
对于所谓的“苏空头”，作者是十分轻蔑的。这在《豆棚闲话》第二则就有表现，其中嘲笑吴王夫差是苏空头：“（西施）学了些吹弹欲舞，马扁的伎俩，送入吴邦。吴王是个苏州空头，只要肉肉麻麻奉承几句，那左右许多帮闲篾片，不上三分的就说十分，不上五六分就说千古罕见的了。”
实际上，这也不只是作者个人的态度，在一些明清笔记文献与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苏州社会风气浮华的记述与讽刺。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三有所剖析：“姑苏虽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
在众多记载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苏空头”的制假贩伪，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假骨董”条就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不但骨董如此，日常交易也如此。明代叶权《贤博编》说：“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挦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前引假茶叶竹枝词，在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六一回还有详细的揭露：“近来，吴门有数百家以泡过茶叶晒干，妄加药料，诸般制造，竟与新茶无二。”
“苏空头”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据《绣谷春容》所录“金陵六院市语”记载，“言说谎作‘空头’”。对此，在明清文学中也常有描写，如《陶庵梦忆》卷二《鲁藩烟火》记载一苏州人，自夸其州中灯事之盛，人笑其诞。这似乎成了外地人心目中苏州人的一个形象特征，《笑林广记》卷一二有一个“两企慕”的笑话，就嘲笑苏州人的夸口：“山东人慕南方大桥，不辞远道来看。中途遇一苏州人，亦闻山东萝卜最大，前往观之。两人各诉企慕之意。苏人曰：‘既如此，弟只消备述与兄听，何必远道跋涉？’因言：‘去年六月初三，一人自桥上失足堕河，至今年六月初三，还未曾到水，你说高也不高？’山东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看敝处萝卜，也不消去得，明年此时，自然长过你们苏州来了。’”(22)
所以，在《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苏州人文若虚，在荒岛上看到一个巨大龟壳，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世上人那里曾看见？说也不信的……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与人看看，省得空日说着，道是苏州人会调谎。”
明代以来还有不少笑话对“苏空头”加以讽刺。如明代“陈眉公先生”辑《时兴笑话》卷下有一则“苏空头”：
一帮闲苏州人，谓大老官曰：“我为人替得死的。”一日，大老官病将笃，医生曰：“非活人脑子不能救矣。”大老官曰：“如此我得生矣。”遂谋之苏人，苏人曰：“非是我不肯，我是‘苏空头’，是没有脑子的。”(23)
值得称道的是，《豆棚闲话》在讽刺艺术的运用上，也有创造性，如作品描写贾敬山得知有个刘谦要在苏州买些文玩古董，寻添几个小子丫头，“不觉颠头簸脑，不要说面孔上增捏十七、八个笑靥，就是骨节里也都扭捏起来。连声大叔长、先生短，乘个空隙，就扯进棚子里吃起茶来”。而他的介绍人向刘谦称扬道：“他技艺皆精，眼力高妙，不论书画、铜窑、器皿，件件董入骨里。真真实实，他就是一件骨董了。”但是，当刘谦叫书童取那个花罇来与贾敬山赏鉴时：
那书童包袱尚未解开，敬山大声喝采叫好。刘公道：“可是三代法物么？”敬山道：“这件宝贝，青绿俱全，在公相宅上收藏，极少也得十七、八代了。’”刘公笑道：“不是这个三代。”敬山即转口道：“委实不曾见这三代器皿，晚生的眼睛、只好两代半，不多些的。”刘公又取一幅名公古笔画的《雪里梅花》出来与看，四下却无名款图书。敬山开口道：“此画公相可认得是那个的？”刘公道：“宋元人的。不曾落款，到也不知。”敬山道：“不是宋元，却是金朝张敞画的。”刘公又笑一笑，道：“想是这书画骨董足下不大留心。”
这一段描写极为生动，活现出贾敬山的“空头”本质，其讽刺手法也富有创造性。
苏州的世态人情当然不是孤立的，作者在小说中写道：“俗语说的甚好—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都是有名无实的。”这一俗语又见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见虚诈不实的风气相当普遍，因此，本篇虽是针对苏州的不良风气有感而发的，但它的意义却不限于一时一地。
三、唐突西施
如果说《虎丘山贾清客联盟》反映了现实的世态人情，《豆棚闲话》的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则是以历史人物及故事为题材，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阐发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是文学史上的热门题材。据记载，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人。其地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但《范少伯水葬西施》却强调“即今吴江县地方，原自姑苏属县”，意在拉近主人公与苏州的联系。范蠡出仕越国。公元前494年，句践伐吴，范蠡谏阻，不听，遂遭失败。范蠡随句践质吴三年，夫差劝其弃越投吴，委以重任，范不为所动。含垢忍辱，卑辞厚赂，终使句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及归国，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句践奋发图强，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越灭吴，完成句践称霸大业。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乘舟浮海，离越适齐，化名“鸱夷子皮”，经商治产，获利千万，受任齐相。后弃官散财，间行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逐什一之利，复赀累千万，自号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和《货殖列传》及《越绝书》、《吴越春秋》均有记述。
西施，姓施，名夷光，又称西子。春秋末期越国句无（今诸暨市）苎萝村人，以家住村西而得名，秀媚出众。句践自吴归国，卧薪尝胆，誓报吴仇。闻吴王淫而好色，乃使相者于苎萝山下得西施，“饰以罗觳，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吴王大悦，认为“越贡二女，乃句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对西施宠爱有加。西施身在吴国，一心向越。句践灭吴班师回越，携西施而归。一说被越王视为亡国不祥之物，沉于江中；另一说为西施归越后随大夫范蠡驾扁舟入五湖（今太湖），不知所终。(24)
与《介子推火封妒妇》《首阳山叔齐变节》一样，《范少伯水葬西施》也是一篇历史题材的翻案小说。作者在展开叙述之前，特别提到了此一题材的经典作品《浣纱记》，但作者只将其看作是“戏文”，却自我作古地通过人物之口说：
我却在一本野史上看见的，却又不同。说这西子住居若耶溪畔，本是一个村庄女子。那时做官的人看见富贵家女人打扮，调脂弄粉、高髻宫妆，委实平时看得厌了。一日山行，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就道标致之极，其实也只平常。又见他小门深巷，许多丑头怪脑的东施团聚左右，独有他年纪不大不小，举止闲稚，又晓得几句在行说话，怎么范大夫不就动心？那曾见未室人的闺女就晓得与人施礼，与人说话？说得投机，就分缕所浣之纱赠作表记？又晓得甚么惹害相思等语？一别三年，在别人，也丢在脑后多时了，那知人也不去娶他，他也不曾嫁人，心里遂害了一个痴心痛病。及至相逢，话到那国势倾颓，靠他做事，他也就呆呆的跟他走了。可见平日他在山里住着，原没甚么父母拘管得他，要与没识熟的男子说话，就说几句，要随没下落的男子走路，也就走了。
接下来的故事框架虽然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但人物的动机、行为方式与作者的叙述方式都有了变化。特别是“功成身退”之际：
那知范大夫一腔心事，也是徼悻成功……到那吴国残破之日，范大夫年纪也有限了，恐怕西子回国，又拖旧日套子断送越国，又恐怕越王复兴霸业，猛然想起平日勾当有些不光不明，被人笑话……故此陡然发了个念头，寻了一个船只，只说飘然物外，扁舟五湖游玩去了……平日做官的时节，处处藏下些金银宝贝，到后来假名隐姓，叫做陶朱公。“陶朱”者，逃其诛也。不几年间成了许多家赀，都是当年这些积蓄，难道他有甚么指石为金手段，那财帛就跟他发迹起来？许多暧昧心肠，只有西子知道。西子未免妆妖作势，逞吴国娘娘旧时气质，笼络着他，那范大夫心肠却又与向日不同了，与其日后泄露，被越王追寻起来，不若依旧放出那谋国的手段，只说请西子起观月色。西子晚妆才罢，正待出来举杯问月，凭吊千秋，不料范大夫有心算计，觑者冷处，出其不意，当胸一推，扑的一声，直往水晶宫里去了。
在上述描写中，西施不仅不美丽，而且是“一个老大嫁不出门的滞货”；范蠡的清高形象也受到了玷污，而范蠡谋害西施，更彻底颠覆了《浣纱记》中的爱情叙述。虽然作者的这种描写可能更符合历史的事实，但这并不是作者的目的。作者的目的是与本书的其他篇目、特别是那几篇历史题材作品一样，是为了“解豁三千年之惑”，启发人们以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我在《一队夷齐下首阳——谈〈首阳山叔齐变节〉》（《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一文中曾说：“艾衲居士正是力图以常人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将被时间过滤成观念和符号的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于是，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悖谬、真实的虚伪和人性的矛盾，而这可以说是超前的逆向思维所赋予作品的深刻的启发意义。”他对西施故事的重塑，也是如此。
其实，本篇的翻案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为了给翻案作注脚，艾衲居士借老者之口称：“《野艇新闻》有《范少伯水葬西施传》，《杜柘林集》中有《洞庭君代西子上冤书》一段，俱是证见。”这两篇作品也无从查证，不知是作者的狡狯之言，还是确有这样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徐石麒的杂剧《浮西施》，居然也描写了范蠡将西施沉于湖中的情节。可惜他的生卒年也不详，所作与《豆棚闲话》之先后及是否有影响关系，难以遽定。不过，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考察，范蠡与西施的故事确实存在着翻案的基础。
如上所述，西施的结局中，历史上就有两种说法，而本篇也可以说正是捏合这两种说法，又加以发挥而成。而艾衲居士很善于在历史叙述的缝隙中寻找想象的空间，与《首阳山叔齐变节》一样，他也追溯至传统的经典。《孟子》卷八《离娄章》下孟子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对此，作者加以曲解，说这是因为西施“葬在水里，那不洁之名还洗不干净哩”。另一个曲解是：“他若不葬在水里，当时范大大何必改名鸱夷子？鸱者，枭也；夷者，害也。西施一名夷光，害了西施，故名鸱夷。”
实际上，在历史文献中，还存在一些对此一本事的更明确的异说，尤可注意的是，这些异说也与江南一带有关，它们也可以说构成了艾衲居士翻案的又一思想基础。如周密《齐东野语》卷七《鸱夷子见黜》记载：
吴江三高亭祠鸱夷子皮、张季鹰、陆鲁望。而议者以为子皮为吴大讐，法不当祀。前辈有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盖深非之。后有戏作文弹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今有窃高人之名，处众恶之所，有识之士，莫不共愤，无知之魂，岂当久居。”又云：“范蠡，越则谋臣，吴为敌国。以利诱太宰嚭，而脱彼勾践，鼓兵却公孙雄，而灭我夫差。既遂厥谋，反疑其主。鄙君如乌喙，累大夫种以伏诛，目己曰鸱夷，载西施子而潜遁。”又云：“如蠡者，变姓名为陶朱，诡踪迹于江海，语其高节则未可，谓之智术则有余。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境之土，岂应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
虽然吴地有祭祠范蠡的，但从周密所引批评诗文可知，也有不少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并由此对范蠡的品节加以质疑。
张岱的《夜航船》卷四《考古部》有“女儿乡”条则提到：“吴败越，句践与夫人入吴，至此产女而名。今误传范蠡进西施于吴，与之通而生女，殊为可笑。”从这一记载我们可知，民间甚至有范蠡与西施私通而生女的传说，不论其倾向性如何，至少它表明范蠡、西施的故事在历史上是有附会和改动的。
在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变异以及发挥改造的可能。翟灏《通俗编》卷二二《妇女》引《复斋漫录》云：“情人眼里有西施，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其答益公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斯为得。’”(25) 这一流传久远的谚语与黄庭坚的诗，无非是说西施之美，出于主观。《豆棚闲话》中说：“那时做官的人看见富贵家女人打扮，调脂弄粉、高髻宫妆，委实平时看得厌了。一日山行，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就道标致之极，其实也只平常。”强调的也是这种主观性。李渔《十二楼》之《奉先楼》第一回中更有一段否定西施的言论：“当初看做《浣纱记》，到那西子亡吴之后，复从范蠡归湖，竟要替他羞死！起先为主复仇，以致丧名败节，观者不施责备，为他心有可原；及至国耻既雪，大事已成，只合善刀而藏，付之一死，为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依旧随了前夫？人说她是千古上下第一个绝色佳人，我说她是从古及今第一个腆颜女子。”这一说法，与艾衲居士的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清况周颐《餐樱庑随笔》第十一则提到“大底刻溪之士，好为翻成案杀风景之言，往往莛可以楹，西施可以厉”。不知况周颐是否有所指，但也说明“西施可以厉”在翻案文学中是不足为奇的。
在《范少伯水葬西施》最后，还有一段对苏轼西湖诗的评论，这一评论，我们在明嘉靖进士唐时（浙江乌程人）人的《与徐穆公》信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翻案之论：“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为誉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则寓乎其间乎？可见古人比类之工，寓讽之隐，不言西湖无有丈夫气，但借其声称以誉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耳。”(26)
对艾衲居士来说，对西施故事的翻案不仅有一定的基础，也许还有现实的意义。甲申之变以后，明朝官员降清者不计其数，《豆棚闲话》中说范蠡“以吴之百姓，为越之臣子代谋吴国，在越则忠，在吴则逆。越王虽在流离颠沛之中，那臣子的本末、君臣的分际，却从来是明白在心里的”。这样的议论，在清初是发人深省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作者影响较大的可能还有另一种来自民间、传之久远，而且与江南有关的文化传统。作者为了“证明”范蠡水葬西施的真实性，又说：
至今吴地有西施湾、西施滨、西施香汗池、西施锦帆泾、泛月陂，水中有西子臂，西施舌、西施乳，都在水里，却不又是他的证见么？
本来，据历史文献记载，绍兴一带有大量越国遗迹，其中又有很多涉及西施故事。它们都可能强化作者的认识、触发作者的想象，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嘉泰会稽志》等书记载“苦竹城”为范蠡子之封邑；“美人宫”则是句践教习美女西施、郑旦之所。此外，还有“西施山”等。但是熟悉江南一带自然环境的作者，却没有提及上述地名，而是有意罗列了与上述“水”有关的地名与名物。
这些与水有关的地名，有些是名胜，如锦帆泾。《吴郡志》卷一八：“锦帆泾，即城里沿城濠也。相传吴王锦帆以游，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间为民间所侵，有不通处。”袁宏道《锦帆集》中也有一篇《锦帆泾》专记其地。但西施湾、西施滨、西施香汗池等地，未于文献中查证，不知是否确有其地。至于艾衲居士提到的那些名物特产，虽出于后人的附会，却也屡见记载，如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称：“天下凡物之尤美者，皆托喻西子，如称藕为西子臂，吴人呼河豚腹腴为西子乳，吾乡海错有西子舌是也。”
所谓“西子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六云：“‘一弯西子臂，七窍比干心。’咏藕诗也。相传卫文节公作，未知是否。”可见此一说法早已产生。
所谓西施舌，实为一种海产品，似蛤蜊而长，壳白，足突出长二寸许，如人舌，肉鲜美。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四引《诗说隽永》云：“福州岭口有蛤属，号西施舌，极甘脆，其出时，天气正热，不可致远。吕居仁有诗云：海上凡鱼不识名，百千生命一杯羹，无端更号西施舌，重与儿曹起妄情。”（又见《诗话总龟》后集卷四九）西施舌甚得食客发好评，如明周亮工《闽小记》卷二载：“画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闽中海错，西施舌当列神品。”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也说：“所谓‘西施舌’者，状其形也。白而洁，光而滑，入口咂之，俨然美妇之舌，但少朱唇皓齿牵制其根，使之不留而即下耳。此所谓状其形也。若论鲜味，则海错中尽有过之者，未甚奇特，朵颐此味之人，但索美舌而咂之，即当屠门大嚼矣。”清代词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九还有一首［清波引］专咏西施舌。
所谓“西施乳”，实为河豚腹中肥白的膏状物。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四称河豚“吴人珍之，目其腹腴为西施乳。予尝戏作绝句云：‘蒌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时，甘美远胜西子乳，吴王当日未曾知。’虽然，甚美必甚恶。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丧其躯；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国。兹可以为来者之戒。”（又见《诗话总龟》后集卷四九）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李时珍《本草纲目》鳞部卷四四、谢肇淛《五杂俎》卷九物部一、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七、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等也都有记载和描写。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还说：“夫西施，一美妇也，岂乳亦异于人耶？顾千载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则夫差之亡国非偶然矣。”
有关这些物产，梁辰鱼《浣纱记》第三十四出《思忆》有一段插科打诨：
［净］不要说大王爷见了娘娘欢喜。就是我前日娘娘要我做嘴。我勉强与他做得一做。满口儿都是香甜的。［末］说谎。难道娘娘要你做嘴。［净］你不晓得，福建前日进一种海味，唤做西施舌，被我偷些尝尝，妙不可言，这就是与娘娘做嘴一般了。［末］好话。［丑］娘娘前日乳痒，也央我搔乳，我便吮他一吮，不觉满身都麻瘼了。［末］又说谎，难道娘娘要你搔乳？［丑］不瞒你说，前日吴淞江进上河豚白来，唤做西施乳，大王爷吃剩了，也被我尝得一尝，妙不可言，这便是吃娘娘的乳一般了。［末］一发好淡话。若依二位这等说，我也曾枕娘娘的臂哩。［净、丑］却怎么？［末］前日金坛进上莲花藕，白又白，嫩又嫩，唤做西施臂。常时伏侍大王爷在水殿上，到夜间困倦打盹，就把他来做个枕头，这就是枕娘娘的臂一般了。(27)
这段台词充满戏谑的意味，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上述材料，意在说明，西施早已成为古人的一个“意淫”的对象，而这种轻漫、随意，也形成了对其故事加以改造乃至颠覆的氛围。《世说新语·轻诋》有一句“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施也！”可见，“唐突西施”是古已有之的，只是有的唐突可能是无意的低水平的，或是狎玩的，鸳湖紫髯狂客在第二则、第七则的评语中，两度使用“唐突西施”一词，却表明了这是艾衲居士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追求。
综上所述，豆棚之设展示了江南的自然特点及文化基础，对“苏空头”的批判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江南特定区域的世态人情，而西施的故事则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历史传统，正是风土、人情、历史，构成了《豆棚闲话》与江南文化的不解之缘。换言之，没有江南文化的影响，就不会有《豆棚闲话》这一富有特色的小说产生。
注释：
① 关于“江南”的范围，历史上有变动，其政治、经济、文学、气象、地理意义也不完全一致，本文指今苏南、浙北一带，参见《江南到底在哪里？》，《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3期专辑中诸文。
②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4页。
③ 参见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1、225页。顾启音在中华书局2000年版《豆棚闲话·醒梦骈言》前面的《豆棚闲话序说》中，持相同观点。
④ 参见杜贵晨：《论〈豆棚闲话〉》，《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除本文涉及的作者地域性问题外，杜贵晨有关小说中陈斋长与作者的关系论述，富有启发意义。
⑤ 此据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嘉庆刊本。
⑥ 此据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万历三年刊本。
⑦ 《御制诗集》，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参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另据《明史》，德祥有《桐屿诗》一卷，未见。
⑨ 《豆棚闲话》中第二则提到《野艇新闻》、《杜柘林集》等，均无从查考，可能也是作者杜撰。又第十一则引寒山子《农家》诗云：“紫云堆里田禾足，白豆花开雁鹜忙。”亦未查得出版。元剧《四丞相高会丽春堂》第二折曲词有“紫云堆里月如眉”句。《高启集》卷一七《偶睡》中则有“白豆花开片雨余”句。
⑩ 此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26辑影印本。
(11) 此据《续修四库全书》七○四史部地理类影印本。
(12) 此据《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八○册影印本。
(13) 《豆棚闲话》所引《食物志》未详何书，李渔《闲情偶寄》中也曾提到过《食物志》。
(14) 两诗分见《天咫偶闻》卷九、《履园丛话》卷八。
(15) 此据见《明词综》，又见《御选历代诗余》卷七。
(16) 《陈迦陵文集》，《四部丛刊》本。
(17) 《樊榭山房集集外词》，《四部丛刊》本。
(18) 《敬业堂诗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按，《本草纲目》中白藕豆—名娥眉豆。
(19) 《列朝诗集》丙集第六、《明诗综》卷二九均录有陈章此诗。《列朝诗集》丁集第十六引邹迪光《沈长山山庄绝句三首》有“豆棚欹侧侵书架”句，宋荦《西陂类稿》卷九《过北兰寺四首》有“豆棚连曲牖，竹径转虚堂，图史心无着，茶瓜味总长”句，都表现了相同的情趣。
(20) 此据陈维礼、郭俊峰主编：《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1卷，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6页。按，张灵，字梦晋，明中叶苏州画家，与唐寅比邻相善，又同为府学生员，故交谊最深。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子”，性落拓嗜酒，好交游，醉即使酒作狂。
(21) 胡万川《三言叙及眉批的作者问题》（台湾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认为，“三言”的编、叙、评、校均系冯梦龙。袁行云《冯梦龙“三言”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和陆树伦《冯梦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也认定，“三言”所署评校者“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无碍居士”、“墨浪主人”都是冯梦龙的化名。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杨晓东《〈古今小说〉序作者考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就认为“绿天馆主人”应是江南名士叶有声。另外，从话本小说来看，提及苏州的作品不少，《喻世明言》5篇、《警世通言》9篇、《醒世恒言》5篇、《初刻拍案惊奇》8篇、《二刻拍案惊奇》9篇，“三言二拍”合计有36篇，这在话本小说中数量属多的。
(22) 此则笑话《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4卷所收《笑林广记》未录，待查。
(23) 陈维礼、郭俊峰主编：《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1卷，第771页。另，这一则笑话又见于游戏主人辑《笑林广记》卷七“借脑子”，《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4卷，第149页。
(24) 关于西施的下落，历代说法不一，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八《范蠡西施》有辨析。而在宋元以来的戏曲当中，西施也有“妖姬”、巾帼英雄、覆国罪人等不同形象，清代徐石麒《浮西施》还有西施被斥为妖孽而沉江的描写。参见金宁芬：《我国古典戏曲中西施形象演变初探》，《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25) 据《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94册影印本。另按，或谓《复斋漫录》即吴曾《能改斋漫录》，但今本《能改斋漫录》未见此条。
(26) 周在浚编：《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赖古堂刻本。
(27) 《梁辰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