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说”与当代中国方程式的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程式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对50年代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复归。提出“复归说”，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尤其是要把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放在一个更为广阔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思考。在延安窑洞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峰。其中含蕴着当代中国及其发展的重大方程式最基本的解。
当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一文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发表以后，我的老师， 中国经济史学界著名学者赵德馨教授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犹可，何必要用“复归”一说呢？我想告诉赵教授的是，我的这个“复归说”是想为中国当前的这场改革，寻找一个科学的参照系。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中，不仅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且还要借鉴历史上的和外国的已经发生过的变革，并以此为参照系，预计和编制我们未来的改革方案，测试和评价我们已完成的改革实践。
参照系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到社会变革的模式选择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这场变革最后成败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教训真是太多了。历史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路线，不就是以十月革命中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为参照系吗？1953年开始，全面搬抄苏联的经验，提出“一边倒”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不就是以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为参照系吗？1979年开始的中国体制改革，一开始有许多人主张要以南斯拉夫为参照系，接着又有人主张要以匈牙利为参照系；当东欧发生巨变后，许多学者又转向欧美，“公司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不就是以欧美为参照系吗？
无论是战争年代，或者是建设时期，我们在参照系选择上的最大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了中国实际，一味地模仿外国，以外国人眼中的是非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是非。
这不是说不要向外国人学习，但是，正如鲁迅说的，学习外国经验，最终是要走“中国化”的道路，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其中，当然有从外国学来的东西，如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如党组织建设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等，都是我们中国原来没有的。但是，当毛泽东劝导攻打长沙的部队向井岗山进军时，这已经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已经有了中国古代农民英雄“啸聚山林”的影子。从井岗山→瑞金→延安→北京走过的路，很容易使人想起刘邦是怎样听从张良计谋，“火烧栈道”，精心经营汉中根据地；后又听从韩信计谋，“暗渡陈仓”，夺取三秦，扩大根据地；接着又让韩信带兵深入敌后，拿下魏、赵、燕、齐广大地区，对项羽形成侧面迂回包抄之势；再让彭越在梁地搞游击战，切割项羽的粮道；最后在垓下让项羽在面对着“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的不利形势下，迫使他进行战略决战，一战定乾坤，建立起刘汉的四百年基业。当然，我们不能说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以古代的楚汉相争为参照系的，但是有它深深的影子。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呢？说明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注意到刘邦这些成功的农民领袖，也注意到黄巢、李自成这些失败的农民领袖。他没有拒绝外国的经验，但他自始至终是以中国的历史为参照系，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道路。
邓小平作为这次中国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一开始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他虽然也提出了对外开放，但是他自始至终以自己民族的传统，以自己国家的特色，以自己党组织的基本原则来设计和指导这场改革，从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从他第二次复出到今天，可以说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对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1976年为止的所有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一方面，它使多年来被扭曲的党内外政治生活恢复了正常，使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出现了一种安定的和祥和的气氛，所以，在发生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时，中国则显得特别平静。另一方面，对1957年到1976年的冤假错案平反过程，也是一个对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的批判继承过程，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什么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这里，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渐从毛泽东晚年错误影响中摆脱出来，表现为向50年代初期以前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复归。
第二件就是对那个从1953年到1956年形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翻版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这场体制改革中，第一件重大的举措就是在农村通过推行联产承包制，重塑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第二件重大的举措就是在“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重新培育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机制和发挥价值规律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件重大举措就是在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密集地区开设窗口式经济特区，并使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与国外经济开始接轨；第四件重大举措是逐渐放开物价，取消价格上的双轨制，真正发挥价格杠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调节作用；第五件重大举措是承认国有企业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承认发展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这些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改善了中国经济结构，激发了经济单位的活力，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做到“未雨绸缪”，赶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前，从根本上改变了1953～1956年形成的那个以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为样板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这个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避开了一场灾难性的动荡。当然，伴随着从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表现为对1953年以前的那个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五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复归。
也许有人会问：从1977年开始的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都表现为一种明显地向50年代初期复归的趋势呢？其中的底蕴是因为只有50年代初期的中国发展模式才能充当我国当前体制改革的参照系。为什么要以1953年以前的发展模式为参照物呢？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发展过程就明白了：
（一）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从产生到成熟，并被全党接受时期；
（二）1935年遵义会议～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是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处于顶峰时期；
（三）1953年“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由科学向非科学的转化时期；
（四）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76年毛泽东逝世，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处于晚年的错误时期。
所以，从1977年开始，之所以从思想认识上表现出一种向50年代初期的复归，说明中国人民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摆脱了出来；从1979年开始，之所以在经济体制上也表现出一种向50年代初期的复归，说明我们当前这场改革正在以50年代初的发展模式为参照物。
中华民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古代成就，但是，进入近代我们落后了。对于15、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和文艺复兴运动，对于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进入一个觉醒的时期。发生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一方面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为中华民族的奋进排除了一个政治羁绊；另一方面，满清政府的倒台，也使中国过早地失去了一个能使中国统一起来的政治重心，推翻了一个满清皇帝，在全国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个土皇帝，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重内耗的军阀混战时期。这些军阀“外战外行”，使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中华民族信心丧失殆尽，这些军阀“内战内行”，使国计民生陷入一片凋敝。可是，有谁能想到，就是这个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则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关头，出现了转机。不仅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一直未能实现，而且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强盗的四大强国之一，成了联合国的创始者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梦。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国民党再象以往举起内战内耗的剑时，“团结就是力量”的声音，构成了当时中国的最强音。尽管当时国民党在实力上处于明显优势，但败局已定。由于坚持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共产党的胜利，使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人心开朗、团结奋进、共建国家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标志着中华民族从互相厮杀的内耗中走出来，开创了一个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局面。这是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天空上现出的曙光；当然，这也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赢得了荣誉。抗日战争胜利后，首先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珍惜这一切，又急忙扬起祸乱民族的内战之剑。由于共产党反对内战和高举和平建国的旗帜，由于共产党反对一党专制和坚持多党合作路线，从而赢得了全民族的信任。
去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庆祝了这个日子。但是， 遗憾的是， 我们并没有就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机，对抗日战争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必要地研究和探讨。其实，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真正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转折，不仅使我们民族从心理上找回了长时期以来曾经丢失的自己，使自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救亡运动，第一次结出了硕果；而且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为以后振兴中华民族准备了条件。为什么长期被执政的国民党追捕剿杀的共产党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主动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称号，而叫“边区政府”？为什么“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能把“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胜利到来的那一天？为什么被屡战屡败搞得毫无自信心的民族，能提出一个坚持“持久战”的口号？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却提出了一个宣称为“新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为什么这个发展模式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的全面实施，会取得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成绩，至今还让人怀念和称道？为什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在经济体制上倡导的一系列改革，都表现出对50年代初期的强烈复归趋势？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的思想在抗日战争的前后，进入了一个最活跃、最富有生气的鼎盛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有些人可能会说：既然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已经由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设计好了，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其错误有两点：第一，要真正做到按邓小平设计的办，必须要领会邓小平思想的实质和精髓。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学生，邓小平不仅使全党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而且对科学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地继承和发扬。所以，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思想放在一个宽广的历史背景下，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在从十月革命到如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演变的斑驳图画中，来研究和领会邓小平的思想，否则，就不能把握邓小平思想的真谛，就有可能把邓小平的思想研究引上庸俗化的道路。第二，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思想当成我们今后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成一种教条。我们必须把邓小平与毛泽东放在一起，找到他们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并以此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如果我们把未来的中国看成是一个数学上的联立方程的话，有五个大的问题正等待着我们去求出它的解。
中国这个“联立方程”需要求出的第一个解，是如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和重建12亿中国人民的信仰
从远古走出来的中华民族，曾遭受了一系列劫难：有如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的那种内部分裂和互相厮杀；有如秦始皇时期，当一个文化水准较低的集团在行使全国的统治权时，由于缺乏自信心，而采取诸如“焚书坑儒”式的对较高水平中原文明的摧残；有如魏晋时期，当一个思维高深缜密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国，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发生强烈碰撞，从而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思想迷惘过程，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中华民族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强的内聚力或向心力。这种内聚力和物理学上讲的那个“场”不同，你离它越远，反而对你的吸引力越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么强大的内聚力呢？就是那个经天纬地、包容一切的“大一统”思想。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大一统”思想是中国特有的大河文化哺育的。其实，世界的古代文明，除了古希腊是与地中海联系在一起的，其余的文明古国都是与大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古埃及文明与尼罗河联系在一起，巴比伦文明是与两河联系在一起，古印度的文明与恒河联系在一起。但是，那些河流都不象黄河长江这样，从西到东，从高向低，一以贯之，几乎流经了全部中国的腹地。所以，“大一统”，正是母亲河流——黄河、长江对中华儿女的启示。什么叫“龙”，龙就是黄河、长江的形象；什么是“龙的传人”，就是用黄河、长江哺育起来的中华民族。对于我们这个自古以来都是以农业立国的民族，什么最重要，是水。北方缺水，旱天望云霓；南方多水，“人或为鱼鳖”。而黄河又是百害，一决堤就是危害大半个中国。民以食为天，能够给民提供衣食之源的是农业，中国的农业自古就是一种“水利农业”。这种水利农业，期望着有一个象黄河长江一样，能够居高临下，一以贯之的中央政府；期望着这个中央政府的负责人能以大禹为榜样，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能够象汉武帝那样，亲自到治黄工地指挥堵塞缺口的工作。
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也是由历代反侵略的斗争所锤炼出来的。以长江、黄河为发祥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过着“百亩之田、十亩之桑”的耕织结合的日子，他们心中向往的只是那种自足、恬静、祥和的“桃花源”式的生活模式。按照这种生活模式，也许更适合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政治。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黄老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有人说老子的这种小国寡民思想是一种倒退行为，这是不对的。面对着春秋战国的连年战祸，他的学说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个学者的良心，老子的“无为”实在是一种“无奈”。为什么呢？因为在黄河流域的北方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孩子是在马背长大的，他们的帐篷是驮在骆驼背上的。一旦到了秋冬草枯季节，就需要向南方农业区域游动，并且对农业区域造成严重破坏。这时就特别需要一个有为的中央政府，能够训练军队，构筑防御工事，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扰乱。
一个是农业生产对水利的需要，一个是农业立国的民族对社会安定的需要，才产生了中华民族这种“大一统”思想。
能真正反映中华民族这种“大一统”要求的学说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所以，那部以发现孔子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己任的《春秋公羊传》最早喊出了：“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孔子为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可以说设计了一个庞大的和精密的体系。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孔子的学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是为上者、尊者、强者们设计的，一点都不曾为下者、卑者、弱者着想。孔子的学说之所以敢蔑视下者、卑者、弱者，这是因为这些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以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小农们，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只是象一个个的“马铃薯”，微弱、分散、保守，而又互相封闭，形成不了一个阶级，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力量出现。但是，随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自给体的瓦解，随着在小农瓦解基础之上新的阶级的产生，儒家学说的恶运到来了。因为，这些阶级不会象广大小农那样，安于这种低下的、卑微的地位。这就是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背景。
打倒孔家店，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一派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为代表，提出用改造后的“新儒学”取代过去旧儒学的地位；另一批人，包括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张引进一种外来的学说取而代之。
如果说，佛教是在东汉时期被引进到我国的，中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一直到两宋，才逐渐被我们民族消化，从而完成了儒、道、释三家之间的互相吸收和改造。那么，“五四”运动前后引进到中国的外来学说，也必须有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
第一个提出来对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消化过程的人是毛泽东，他在1930年就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后来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复强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个提出不能搞“两个凡是”的人是邓小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是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样的前提出发的，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的问题。从而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过程，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
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和数国首先取得成功的论断，并身体力行，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十月革命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忽略了俄国的国情，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2〕，于是，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几乎是按图索骥来设计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第一，列宁不顾俄国广大农村“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的统治”〔3〕的现实， 勿勿忙忙地要建立一个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他在1917年11月8日， 即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宣布，一切土地，包括“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的等等土地，一律无偿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权”〔4〕；甚至提出“全部的土地以及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5〕。
第二，他不顾广大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立即要在俄国消灭商品货币交换。如果不搞商品交换，当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和原料后，拿什么给农民呢？那么只有苏维埃政府打给农民的一张白条。农民若是不给呢？就派武装工人下乡硬性去收。这样以来，就把农民赶到了残余的沙俄军官那一边。所以，1918～1920年长达三年的内战，实际上是暴动的农民和武装的工人在打。用列宁的话说：当时“农民的暴乱是经常的事情”，那些要推翻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拿破仑之流和克芬雅克之流，“是在这种小私有制土壤上生长起来的”〔6〕。
总之，十月革命后三年内战是工农联盟遭到破坏的结果，破坏工农联盟基础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列宁的错误土地政策和粮食政策。但是，一直到1921年3月，列宁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触发这个问题的是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炮台的红军叛乱。 这次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极为重要的军事要塞上的红军集体叛乱，极大地震动了列宁。迫使列宁不得不对1917年11月～1921年3 月苏维埃政权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最后他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7〕。
列宁的伟大，不是说他不犯错误，而是一旦发现自己犯了错误，能够立即改正错误。1921年4月他写的《论粮食税》，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著作。以这篇著作为分水岭，把十月革命后的列宁主义划分为两个时期：1917年11月～1921年3月，为非科学的或错误的列宁主义；1921年4月～1924年1月列宁逝世，为科学的或正确的列宁主义。
1921年4月～1924年元月列宁逝世， 在俄国历史上称“新经济政策时期”。其实，这个名称与这段历史事实不相符，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政策”的范围：
第一，这个期间发生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列宁说：“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许多过渡阶段”〔8〕。 也就是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在十月革命后，不应该直接进入纯粹的社会主义阶段，而是要先经历一个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统计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
第二，在这个期间，重新调整了社会发展战略。列宁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另一种改良主义方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制度。所谓改良主义方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的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9〕。
斯大林对列宁的这些论述是有意识的回避的，对列宁反复讲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在1926年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说：“当时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当时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设想为我们经济工作可能的基本形式”，“因为从那时起，情况改变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培植到所预期的那种程度”。〔10〕其实，斯大林说这些话时，距列宁逝世仅两年，距列宁写《论粮食税》时，还不到五年，当然，斯大林后来几次也谈到不允许取消新经济政策，但是，他心目中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用货币为手段获取农民的粮食。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基础有两点：
（一）构成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反复批判过的那个“暴力论”。
斯大林有一段很有名的话：“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11〕。就是说，杜林先生认为，飘泊在荒岛上的鲁滨逊，凭着一把利剑使星期五臣服于他，在荒岛上建立起了奴隶社会；那么，斯大林要凭着苏维埃政权这把剑，在一片白茫茫的“空地上”，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926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什么是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斯大林说：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12〕这就是说列宁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革命成功以前，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在革命成功以后，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这是对列宁主义的严重歪曲。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确实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可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为基本问题和出发点。
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这个定义，在以后的苏联、东欧和中国，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时期普遍地奉行阶级斗争为纲，无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二）构成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经济体制基础的，是早被列宁在1921年春抛弃掉的又被斯大林稍加改良的余粮收集制。
1929年2 月由斯大林决定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会上决定“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13〕。如果农民不积极缴售怎么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926年本中第107条明文规定：若把粮食卖到他处的农民将没收其粮食， 并判处有罪。即使这样，还是不行。政府只一个，农民千千万万，防不胜防。只有一条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了让广大宗法小农一步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斯大林提出了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经济的论断，虽然小农具有天生的自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但是只要有了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把他们拉向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既不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也不能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但是它解决了国家收集农民余粮时面临的困难。
不难看出，农业集体化后的苏联，实际上是对1917年11月～1921年3月的余粮收集制的一种明显复归， 是一个改良型的余粮收集制：（一）农民已不再作为独立的余粮生产者和交换者；（二）交换过程中是由国家单方面定价，国家在定价时，有意识地让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三）交换过程中不是自愿的，向农民收多少，用什么样价格去收，拿出多少工业品给农民，都是由国家确定的。
总之，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它使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找到了一条获得资金的捷径，使这些国家在早期的工业化建设中，都明显地表现一定的成效。但是，它愈向后发展，它自身的问题会愈明显地暴露出来：
（一）由于长期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纳入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范围之中，从而使国民经济表现出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倾向。当然，重工业也可以用来制造民用机械，但是由于农业和轻工业资金长期流向重工业，造成了轻工业和农业无力更新设备的局面，从而带来国民经济的严重结构失调。
（二）由于长期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看成是全部社会活动的中心，必然会把“阶级斗争”看成是统率一切的“纲”，使全体国民生活在高压气氛之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三）由于长期实行一种改良型的余粮收集制，农业、轻工业一直处于向重工业流入资金的地位，从而严重挫伤农业和轻工业部门中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农副产品、工业生活消费品处于长期的匮乏之中。
第一个起来否定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毛泽东。他在1945年4 月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上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他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14〕。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俄国制度”，当然是指当时俄国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探索出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一方面，明显地表现为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表现为对列宁在1921年4月～1924年1月实行的那种“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复归：
（一）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列宁认为，俄国在进入纯粹的社会主义之前，要经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而毛泽东也认为，中国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二）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上，列宁认为要采取一种渐进的、改良主义的办法，不是消灭它们，而是要它们接受无产阶级国家的统计和监督，并充当国家和宗法小农之间的桥梁；而毛泽东也认为，要实行“节制资本”的方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一种“利用”和“限制”并用的政策。
（三）在社会经济成分上，列宁认为，一端是由进入到社会主义入口处的国家垄断资本转化来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一端是宗法式的小农经济，中间是小企业的个体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直接受国家调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在1923年的病中，又提出一个既是私人又是集体的合作社经济；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一个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5〕。
（四）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式上，列宁认为，应采取一种市场经济的形式：农民缴纳粮食税后，应鼓励他们的自由贸易；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要学做一个欧洲式的“文明商人”，国家的一些职能部门，要成为精明的“批发商”。而毛泽东非常重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市场。他在江西根据地就指出：“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又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并且还会有一个劳动力市场，“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有一个变农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1953年“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对新民主主义模式进行全面否定。当然，这个否定过程，也是对列宁在1921年4 月～1924年1月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其另一面， 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和在全中国的推广。
从1977年开始的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又表现了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否定。当然，其同时，又表现为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
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6〕。
但是，俄国的路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有1917年11月～1921年3 月的“余粮收集制”的路，有1921年4月～1924年1月的“新经济政策”的路，又有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路。这里不仅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即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还要有一个科学化的问题，即准确性的问题。
现在，人们非常重视民族化，即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但这是不够的，还有一个科学化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1977年4 月给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信中说的那样，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而且，民族和科学化比较起来，科学化是基础，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在当前的某些时期会出现一些思想上的混乱现象，甚至会出现一种所谓的“信仰危机”呢？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科学化问题。1921年4 月以后的列宁是对1917 年11 月～1921年3月的列宁的否定，1924年1月以后的斯大林又是对1921年4 月～1924年1月的列宁的否定， 而毛泽东在延安探索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又是对斯大林搞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1953年以后的毛泽东又是对延安时代毛泽东的否定，等等。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果笼统地把马恩列斯毛等人的话都说成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怎么会不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怎么能形成一个保证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呢？
总之，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过程中，既存在着一条科学的路线，又存在一条非科学的路线，二者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表现出一种“肯定——否定——再肯定”或“否定之否定”过程。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为对那个自195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又表现为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模式的复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模式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又是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模式的复归。这样来看，两条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发展路线，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舍弃那条非科学的，保留那条科学的，就不愁在全民族中形成一个新“大一统”思想。
中国这个“联立方程”需要求出的第二个解，是如何正确评价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较好的发展时期，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明智地选择
在当前人们心目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两个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是20世纪的50年代，二是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而且人们常常把前者说成是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后者被说成是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自从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以来，就开始对城乡的消费品实行定量的票证供应，物资长期匮乏，人民生活非常清苦。但是，当时党风端正，民风很淳朴。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等级不严。再加上对未来社会发展目标充满希望，全党全民都有一种思想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正常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缩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党内滋生出严重的腐败现象，社会生活中许多50年代绝迹的丑恶现象再次死灰复燃，地区的发展差别、人们富裕程度差别、社会的等级差别，都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
对这两个时期的比较，表面上看起来是件小事，它仅仅是激发起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的一种怀旧情愫。但是，这里也潜伏着一种危险。这会引起人们对当前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和不满，甚至会产生再回到50年代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那种念头，使十多年的改革前功尽弃，使中国再次经历一个模式转换的动荡时期。
从197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在经济的长期景气环境中，一方面，使社会养成了追求富裕的风气，习惯于生活水平年年提高；另一方面，对影响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例如物价上涨、失业等问题，常常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但是，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景气，主要不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资本的增量部分，主要是用在资源的开发上，而不是用在设备的更新上。同时在资本的流向上，流向生产领域，特别是流向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一种明显地逐年减少的趋势。
一方面，根据现代经济发展周期原理，快速增长的景气现象过后，必须要有一个调整中的停滞状态；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运动中沉积的问题太多，可能会使这种调整时期拖得更长，停滞更严重。另一方面，国民们对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清苦生活已经淡忘。社会再生产周期运动中铁的规律和国民的被娇惯了的脆弱心理之间的反差，必然会成为当今社会愈来愈受到重视的问题。
同时，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许多传统的认识还在起作用，还会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
（一）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仍然会根深蒂固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一旦他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受挫，会反转过来对社会的分配不均和等级差别产生强烈的不满，甚至再次把毛泽东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阶级斗争的话奉为至理名言。
（二）孟子的“利”与“义”之说，传统的轻商、鄙商思想，当然会促使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更多地重视社会公益事业。但也会导致人们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成果的评价过程中，产生一种负面效应，低估经济改革的社会意义。
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为数不多的企业家和广大的从业人员生活水平都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二者之间的分配比例是不一样的。从事资本运作决策的企业家要明显地高于一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当企业经营失败，企业家受到威胁的只是他手中掌握的资本，而工人面临的是失去饭碗，二者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是制定规则的人，工人是执行规则的人，企业家的自主权越大，工人受的约束越多。这一切，当然使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怀念50～70年代中，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所处的那种社会中心地位。
以上这一切，说明了中国要想在未来新的一个世纪中，继续进行市场取向改革，不再发生模式的大转换，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复归说”虽然无法立即使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这些不安定因素立即消失，但是，它可以避免中国人民在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彷徨，避免再次发生发展模式转换中的动荡，坚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信心。
按照“复归说”，1953～1956年是一个由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向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时期。50年代早期出现的那个令人向往的良好发展时期，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结出的硕果，决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功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仅标志着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向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的最后完成，也标志着那个令人怀念的50年代的国民经济良性发展时期的结束。从此，中国进入一个三年的大跃进时期，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五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这个“联立方程”需要求出的第三个解，是如何在今后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准备了条件，从而促进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两个崭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出各自的政治要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必然从国外引进它们各自需要的政治思潮或学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是随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炮舰，沿着一条水上路线，从海上登陆进入中国的。由于它的传入是伴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和中国主权的沦丧，所以大多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开始是对它拒之千里之外，后来也是将信将疑的。再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性很强，从而不敢正视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所以这种思潮一直未曾深入到全体国民之中。
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思潮则不同，它是随着世界革命重心的东移过程，穿过欧亚大陆，从俄国走陆进入中国的。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7〕。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仅立即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和以这些知识分子为骨干而成立的共产党，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处于涣散状态的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 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18〕。
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能够合作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信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但是它所处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
第二，中国国民党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信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但是它要想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唤起民众”。开始，孙中山对这个问题若明若暗，但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心中开始明朗起来，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那个著名的《遗嘱》中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而这个“民众”中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阶级。
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任务一致性，以及在农工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1924年～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发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其实早在孙中山逝世前，导致两党关系走上公开分裂的原因已经形成了：
首先，孙中山之所以提出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为两党统一战线机关，其原因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包含在他的三民主义之中了。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共产党也一直未曾向孙中山先生澄清，这就为以后那些要“溶共”“限共”的人们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是在土地问题上两党产生的严重分歧。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曾指出：“两党的争议，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19〕为什么会在土地问题上引起了国共两党的反目，并且导致了1927～1936年和1946～1949年的两度血战呢？
这里边牵扯着两个对立的法权体系问题：
一是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它的基础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之上的。产权和债权构成了全部民法的两大板块。根据这个法权体系，没有土地的杨白劳，要想耕种土地，或者是从大土地垄断者黄世仁手里买断土地的永久所有权，或者租赁土地的临时使用权，而买地要出地价，租地要缴租子，借债要还本付息。
二是无产阶级法权体系。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创造世界信念之上的。黄世仁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楼房，统统是工农劳苦大众劳动的产物。可是劳动者成了“白劳”；盼望着有个“喜儿”，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下的杨白劳们联合起来，把黄世仁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
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当然是遵循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但是，他们也处在一个矛盾之中：如果农业生产者把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都变成地价或地租给了土地占有者，一方面农村中的原始资本积累就会无法进行，农民中就很难出现新式富农或农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处于赤贫状态的广大农民就会无力购买工业品，从而影响城市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所以，国民党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口号，尽管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实行，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实行。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当然是遵循无产阶级的法权体系。但是，这里也有许多问题，而且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毛泽东在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信中就曾说到：打倒土豪以后，土地怎么分配？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对于一些种田大户（富农和富裕中农）来说，就会“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20〕，这对根据地农业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国民党军队一来，农村的中间势力纷纷反水，徒增了根据地斗争的残酷性。而且，这种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政策的消极作用，是在共产党进城，特别是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才充分地表现出来。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结果，使中国农村“中农化”了，或者按列宁的说法是“更加小农化”了。其结果是长期以来供应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商品粮大户消失，而广大小农把他们在土地上的新增加部分用于自己的生活改善。一边是农村经济的恢复和粮食产量增加，一边是城镇食品和原料粮的供应紧张。于是，不得不在1953年在全国推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当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在今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倡导这一政策的陈云来说，当时却是捏着一把汗的。他形容自己是“挑了一担炸药”，一头是黑色炸药，它连着农村，一头是黄色炸药，它连着城市，而且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为什么土改后出现这种局面呢？这说明按人口来分配土地的政策，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土地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为什么呢？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发展方向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式小农经济向着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商品性农业经济的发展。而能够代表这个发展方向的是那些从事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的经营地主、新式富农和商品率较高的专业农户。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一方面消灭了农村封建地主，满足了广大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平均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使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经营地主、新式富农和专业化农户消灭殆尽，使农村出现了清一色的小农，从而强化了农村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1926年以后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两党合作的基础，即使在最敏感的土地政策上，两党还是有可能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案，仍然会是一种“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局面。但是，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党派，都没有能把握着这一点，从而导致了十年内战，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打进了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又给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再次合作的机会。这次合作与上次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走上了成熟，而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
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到来的那一天，是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与国民党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主动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而改为“边区政府”，而且让自己控制的军队主动地放弃“红军”的称号，并纳入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另一方面，又捐弃前嫌，不记旧恨，对有利于抗日的事情，共产党主动去做，而且一定做好，对于不利于抗日的事情，共产党不能听之任之，但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不仅维护了民族统一战线，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南京汪伪集团破坏抗战的阴谋，而且也为共产党、为边区政府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最大的理论贡献基本上有三点：
第一，早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之前，即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买办大资产阶级中的英美派，以及封建地主阶级中有民族正义感的开明分子之间，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从而使全党从狭隘的左倾空谈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彻底摆脱出来，高瞻远瞩，从人类社会和民族前途的斗争大局出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即1938年5 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一书，不仅从战略的高度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而且从策略上全面论述了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三种战术在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战略阶段上各自所处的地位。特别是提出了逞敌之隙的问题，即在战略的相持阶段，在日本人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广大农村处于政治上真空状态，派一定的干部和部队到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敌人腹背受敌的战略思想；这一切，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面地奠定了战略和战术思想。
第三，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相对稳定的局面下，统一战线内部因分岐而发生争吵和磨擦，统一战线中的动摇分子因经受不住考验而投降变节。很多人认为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暂时性的，一待日本人失败退出中国，国共两党又会兵戎相见，团结建国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说，抗日战争开始前，必须说清楚，共产党和由它代表的工农大众，有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那么，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必须说清楚，共产党以及由它代表的工农大众，有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抗战胜利以后实行民主团结建国的可能性。否则，就会打不破反共声浪，就无法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认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21〕。
于是，毛泽东首先是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接着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最后是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从理论依据和建国方略上，全面论述了在抗战胜利后，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民主团结建国的可能性。
如果说，列宁在1921年3月以后才认识到，象俄国这样的国家， 应该先经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再进入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分两步走，”“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22〕，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应该搞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23〕。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它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24〕；它的经济基础，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退出多党合作的民主建国的统一战线，并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但是，这不能掩盖毛泽东在两党合作思想上的光辉。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于共产党仍然坚持多党合作的民主建国路线，终于出现了那个至今还令人向往的五十年代。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当前还不能建设一个“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所以，“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5〕。目前，我们还只能说是处于一个与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基本一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制经济，但也有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发展中，当然要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仍然是我们今后与国民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经济基础。
中国这个“联立方程”需要求出的第四个解，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一国“两制”或“数制”的问题
抗日战争中，一边有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一边有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当时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一国两制”局面。
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实行分封制。诸候王在天子那里受封，然后按照天子规定的范围建国；大夫又在诸候那里受封，然后按照诸候王规定的范围建家。只有做到大臣服于诸候，诸候臣服于天子，以保证天子的“大一统”，至于诸候或或大夫在自己的领地实行什么制度，天子或诸候，都不去干涉。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郡县制，但是改变的只是“政体”，即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管理办法。只要地方表示对中央的服从，并在赋税、兵员和徭役上满足中央的要求，至于地方怎么治理，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什么体制，中央是不加干涉的。
在清代，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控制加强了。但这毕竟是在早期，而且主要为了对付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地区。而对非汉族集中的边远地区，则是完全尊重他们在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原有的习惯与方式。
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就只能是搞“一国一制”，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只推行一种整齐划一的模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体制差别，以及文化和习俗的差别，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别决定的。同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中心地带与边远地区，生产力水平都不一样，应允许它们各自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有所差别。
第一个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应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是列宁。
1917年9月在列宁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 提出真正到了社会主义“入口处”的只有一种经济形式，那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也就是说，真正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其他经济形式，包括私人垄断资本、私人自由资本、小商品经济、自给和半自给的宗法式小农经济，都没有到社会主义入口，甚至与社会主义隔着几个时代。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 “设法把这种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情况下必须发生的非国营的私人交换的一切发展，即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一概加以禁止，加以封闭。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27〕列宁又说：“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一国”，这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谁也不能改变；“二制”或“多制”，这是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物之不齐，物之理也”，企图搞整齐划一的“一国一制”，其结果都证明是不好的。
中国这个“联立方程”需要求出的第五个解，是必须用崭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抗日战争给我们最大启迪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即使象有深仇大恨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即使象长期对峙的英美与苏联之间，都可以联手建立起一种国内或国际的统一战线。
国内有阶级矛盾，但是还有超越阶级矛盾之上的民族矛盾。“兄弟阋于墙”，但对外可以“共御其侮”，携手对付共同的民族的敌人。国际间有民族矛盾，但是还有超越于民族关系之上的生存矛盾。当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生存问题时，也会携起手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全人类的距离拉近了；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脆弱起来。如果当年德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赶在英美之前最先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那么，至今直接向人类头顶上投下的核弹头或许不只有两颗。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二战的历史将要重新写过。
国际形势究竟是趋于缓和，或趋于紧张？当今的世界究竟是趋于安全，或者是走向危险？这决定于人类的理智是否能战胜狭隘的利益的引诱。从“热战”到“冷战”，再从“冷战”到“冷枪”，再从“冷枪”到“冷言”，斗争也许永远不会间断，可是应该相信人类的理智能够约束人类感情的发展，这个世界应该是朝着一种缓和和安全的方向发展。
从贩卖黑奴和殖民掠夺开始，世界都面临着一个强国、富国对弱国、穷国军事侵略和政治欺凌的问题。二战以后，随着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在转变。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企图通过宣扬武力和政治上的霸道行为，达到目的，将会越来越困难。
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是一个如何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问题。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穷与富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与发达的问题。人类的发展也有一个“少数先富”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如果实行民族的利己主义，让贫富的差别日益扩大，那么，世界决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全世界的人类不分贫富，不分种族，都必须在同一个大气圈呼吸，都必须在同一个岩石圈立足，都必须在同一个地球上为自己和后代解决生存条件。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给我们最好的教益就是要学会用理智代替感情，学会沟通，学会妥协，携手预防人类共同灾难，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第89页。
〔3〕〔7〕〔8〕〔9〕〔27〕《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0、598、601、544页。
〔4〕〔5〕〔6〕《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361～362、402、561页。
〔10〕〔12〕《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41、226页。
〔11〕〔1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42～543、149页。
〔14〕〔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61～1062、1073页。
〔15〕〔16〕〔17〕〔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1471、1470～1471、147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21〕〔22〕〔23〕〔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62、683～684、666、677页。
〔26〕《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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