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与“考试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学”是“科举考试学”的简称。而本文的“考试学”指的是考试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学科。随着“科举考试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与考试学的关系问题也就凸显出来。对此，有必要对它与考试学的关系作些理论上的探讨，以进一步深化对“科举考试学”以及考试学的认识。
一、两个概念的提出在目的意义上的求同与存异
（一）就求同的方面看。科举学与考试学两个概念的提出，皆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即它们的提出都是着眼于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并力图使学科研究走向理论化与系统化，更好地为现实的考试与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科举学与考试学的提出，都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因为很长时期以来“中国载籍言及考试者，几乎无书无之”，但缺乏全面系统的考试理论。
科举学是1992年厦门大学高教所刘海峰教授首倡的（注：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2(4)。）。科举学因“科举制”名“学”，科举制是科举学的特定内涵。它“不仅仅是考试，但却是以考试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和读书备考、出身授官都是围绕考试这个核心进行的”（注：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1)，第6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科举考试史，实际上讲的就是何时考、何地考、何人考、如何考、考什么、有何考事的历史。在20世纪，科举研究大致经过了世纪初的唾弃，世纪中的清理与批评、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三个阶段；90年代初，在国内外学者多学科多视角零散、分散研究科举的情况下，科举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科举研究新阶段的来临，即科举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与系统化之路，且研究开始注重为现实考试服务。
考试学这个命题是华中师大教科院廖平胜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来的。1988年他与另外两位学者还出版了《考试学》专著（华中师大出版社），对考试基础理论及学科建设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力图使考试有更加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考试理论，一般而言大体包括三个部分：(1)考试社会学，主要探讨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关系；(2)考试认识论，主要探讨考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如命题、试卷编制、考试统计与测量等；(3)考试管理学，主要探讨考试管理的目标、职能、机构设置、法规建设以及方法与技术等。科举学与考试学的提出则都有致力于此的目的。
现行考试活动离不开考试学的理论指导，但也离不开科举学。因为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一项以选拔官员为主旨的考试制度，它同时也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它是中国古代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现代各种考试制度“差不多都能在其复杂多样的形式和性质中找到自己的雏形，想要追溯自己的历史渊源，就不得不回到科举那里去”（注：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关照》，《厦门大学学报》，2000(4)，第90页。）。这里暂且不论科举学与考试学在学科性质上的差别与相似之处，单以现实的考试实践即可说明。
先说高考。除了选拔目的不同，高考与科举同为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都是社会的分流制度，都为国家举办的权威性考试，一定意义上都导向着学校教育教学的发展，甚至时人关注的高考焦点问题也都与科举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关于高考的存废之争、高考竞争与“减负”、高考改革中的系列两难问题，等等。它们的解决，如果联系科举历史，就不难明白：高考不能被轻言废除，只要国家需要对人才进行“选拔”或者“选择”，只要知识还是整个或全部教育的基础，“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尽管它仍有弊端，甚至伴随着悲剧或丑恶现象，但这比以父母的身份、财力、权力、社会关系等为标准的“推荐”来，考试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才制度。历史与现代测量等理论还同样表明，“考试这种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因为学生的学习和素质发展得怎么样，最终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无论怎样改进考试，也不能完全克服其局限性。同时，在教育领域中，由于教学内容基本是已经确认的东西，运用以一斑窥全豹的原理，用考试的办法，来代替实践的检验，它用的时间短，收效快，结果确定。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优于实践的检验，这是考试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科学依据”（注：王策三：《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北京师范师大学学报》，2001(5)，第73页。）。关于高考竞争与“减负”问题。历史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在马克思所言的人对物的依赖的现阶段，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时代，现在的“学而优则富”的思想与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入人心的观念有着同样的“魔力”，高考竞争实质是社会竞争的“缩影”。至于真正的“减负”，在竞争的情况下，则只能依靠社会的进步，教育资源的增加，教育教学水平特别是教师水平的逐步稳步提高，从而教育者更有利于按“教育内部规律即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办事。这是教育历史前进的方向。说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诸如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科举与高考历史显示的解决之道是，“只能在兼顾两端的情况下求得相对的平衡”（注：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高等教育研究》，2000(3)，第38页。）。
再说自考。中国建立高教自考制度是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但据学者的研究，自考包含的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三个要素，自考者的年龄与考试内容，自学与助考的风气，考试的开放性、权威性和考教分离等特点，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高教自学考试在一定意义上有如古代科举”（注：刘海峰：《科举：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高教自学考试》，1998(1)。）。这样，研究科举就可为高教自考提供历史借鉴。
最后说公务员考试。历史的真实面貌是，“科举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更为深远，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留存，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注：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关照》，《厦门大学学报》，2000(4)，P93页。）。科举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从其积极的影响看，科举制以考试为基础，选任标准比较严格而客观，它“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学问这种成就取向的因素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使官职的世袭变得困难了……科举制的首要意义是在于，它形成了一种生产精英并维持精英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注：孙立平：《科举制：一种精英再生产的机制》，《战略与管理》，1999(5)，第41页。）。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义”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客观上助长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对科举千秋功罪的评价是困难的，但无论是对其正面还是反面的透析，皆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就存异的方面说。科举学与考试学在提出目的意义上不同的地方在于：科举学的创立“有助于认识中国的传统、国情，有助于正确评价科举的作用，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明，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创立科举学，“还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注：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第18页。）。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20世纪初科举一度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腐朽落后的东西。世纪末，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冷静反思历史，清理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明。结果发现尘封的科举制度，尤其在政治学界与教育学界，有很多闪光的地方，可供借鉴的地方，值得我们自豪的地方。比如有学者言：“如果说‘学而优则仕’不好，是否‘不学而优则仕’就好呢？”（注：何怀宏：《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战略与管理》，1996(4)，第9页。）。在教育学界，“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以及其它许多启示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在精神领域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甚至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也不为过。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明确，“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注：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5)。）、其根本的原因是科举制“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另外，日本、朝鲜、越南在历史上曾长期实行科举制，以至于形成了历史上的“东亚科举文化圈”（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此外，科举学还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日本、韩国、越南、法国、英国、美国等皆有学者对科举进行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学科性质上的差别与相似
（一）学科性质上的差别
首先，科举学在学科性质上主要属于史学范畴，或者说它主要属于专门史。严格意义上它属于“专学”，即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考试学则是不同于教育测量学和教育评价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相对于考试科学中的分支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注：廖平胜等：《考试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是不属于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当然，这里主要是因为考试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学校考试，又有社会系统的考试，以至于它不能完全被教育科学所涵盖。
一门学科的性质为它研究的对象所决定。说科举学主要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理由有三：其一，科举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为公元606年至1905年，还可延伸至广义科举的起始年代西汉，甚至上溯西周的考选，下至民国时借鉴科举实行的文官高普考；空间范围由科举影响广泛来决定，包括东亚和欧美国家。其二，它是各学科回避不了的历史。随便翻翻现在的研究成果便可知道，除了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政治学界、甚至军事学界与经济学界也都非常重视对科举的研究。由于科举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已经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教育史、政治史、文学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有些还是各学科共同的热点和公案，如关于“科举的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制的功过得失、八股文的评价”等等。其三，科举学的研究对象不全是历史，它还包括现存的科举遗风、遗俗，科第名目与术语、成语谚语以及社会心理等精神文化。总的说来，“作为一门专学，‘科举学’与朱子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或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朱子学以一人名学，红学则以一书名学，敦煌学以一地名学，甲骨学以一物名学，‘科举学’则以一制名学”（注：刘海峰：《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其次，二者学科性质差别的主要表现是：科举学可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考试学则有基本的理论体系。
科举学成“学”的主要原因是其在国内外的重大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科举学有其学科体系，则主要源于其研究领域涉及到科举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方面面。所以根据研究领域的划分，结合学科的综合性特点，科举学的理论体系大致有基本理论研究与分支领域的学科研究两部分。前者主要是：科举学概论，它主要在于阐明学科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与体系、历史发展、研究意义与方法；另外就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如科举与社会发展，科举与人的发展，科举功过论，科举考试规律论，科举考试管理论，科举国际影响论等。后者主要是：科举发展史，主要探讨科举制度变迁、思想演变、重要人物及其活动，等等；其它各分支学科，如科举教育学、科举文化学、科举社会学、科举政治学以及科举与社会心理、经济、军事等的关系等（注：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科举学概论，随着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身的基础理论建设，各分支学科则主要从丰富的历史材料中吸取精华，不断走向成熟。
一般而言，考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考试的历史发展轨迹及演变成因；(2)考试与人才、考生等的关系，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关系；(3)考试的实施，如命题、试卷编制、考试统计与测量等等。总之，考试学是一门研究考试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它以人类测度、甄别人的德、学、才、识、体个别差异的考试活动为研究对象。探求考试发生、发展的演变成因，研究考试的内在结构、外部关系及功能，揭示考试的客观规律，论述考试的基本理论、原则程序与方法，以指导实践（注：廖平胜等：《考试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二）学科性质上的相似
从上述科举学与考试学服务现实考试实践的强烈现实意义可知，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强烈的实践性。同时，它们都有社会科学的性质，服务于一定阶级的考试实践，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此外，科举学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考试学有基本的理论体系（如上所述），说明二者皆具有学科综合性的特点。
三、研究内容上的交叉与分野
由于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考试学中也涉及到中国考试的发展历史，这就决定了科举学与考试学在研究内容上有交叉的一面：第一，科举学中有关中国科举考试史的研究内容，本身就构成了考试学中考试史的研究内容。简言之，中国的科举考试史是中国考试史内容的一部分；第二，对科举考试发展规律的总结，是考试学理论的来源之一。例如，“统一考试是利弊并存的，其最大的优点是公平合理，而局限是无法测出个性及具有某方面特长者，选拔专才需要另辟途径；从选择性考试的命题来看，理论上最好是用一些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来选拔有有之才，但考试制度实行较长时期后，几乎是必然要出偏题怪题，以维持区分度，挑选少量中试者；从考试的发展史来看，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教育机会逐渐下移，而且在考试日益走向公平的同时，却又出现为照顾地区平衡而实行的区域定额录取制度，使考试公平向区域公平倾斜；考试组织越来越严密、考试程度越来越复杂规范、防止作弊的方法越来越精细、处罚作弊越来越严厉，这些都是统一考试尤其是选拔性考试的发展规律”（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高教自学考试》，1998(10)。）。全面地看，科举考试史在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关系方面揭示了许多规律，应该说远不只上述几条。当然，1300年间也尚有大量的史料，尚待研究工作者去整理、去归纳、去做理论的升华工作，以更好地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到此，大家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科举学的提出有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考试理论的来源一般有三个：一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二是从现实的实践中提炼出来；三是从国际的比较中概括出来。是故，考试理论的研究很强调“论从史出”。而在中国从事考试理论研究，这其中的“考试史”，主要的就是“科举考试史”。中国的科举考试历经1300年的沧桑巨变，其间几多浮沉，它不是先验的，而是实践过的；它不是外来的，而是本土的；它不是静态的死气沉沉的，而是动态的生动的；它是过去的，但又是留存的。加上其漫长的历史长河间，涉及到历史上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中国所有地区，影响遍及社会细胞的内核，这就有更大的可能使研究的规律性结论，符合中国的国情为我所用。从学科建设上说，则更可能催促科举学的成熟，同时为中国考试社会学及管理学的成熟添砖加瓦。事实上，“科举学直接促进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它有助于深化对教育学原理及规律的认识，加深对教育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兴衰消长的认识；它对当前的教育学科建设也能提供一定的支持；它有利于对教育改革整体方向的把握；它有助于促进考试改革的进行”（注：王岚：《科举学的教育研究价值》，《教育世界》，2001(1)）。
“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注：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1)，第66页。）。但不论如何，科举学的特定内涵是科举制，科举制虽以考试为核心，但不仅仅是考试，它还包括科举礼制和选官制度，与考试学关系不大，在此就不多述。
以上只是对科举学与考试学关系的简单勾勒，但已足以看出科举学与考试学的提出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是科举学的提出由于其具有专门史的学科性质，还有助于认识中国的国情、传统，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科举学与考试学一样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具有应用性、实践性、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具有博大的研究空间。不同的是，科举学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考试学主要表现为一门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科举学中的中国科举考试史属于考试学中考试史的一部分，但也是主要部分，不过科举学中还有不属于考试部分的内容；对科举考试发展规律的总结，是考试学理论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