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论文,建置论文,繁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河西走廊的战略位置
河西走廊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南边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惟有河西走廊是一马平川，东起西汉核心地区，西接西域门户，同时又南“接陇、蜀”①，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历史上，这里水草丰茂，气候宜人，向来有所谓金张掖、银武威之美誉。六国以来，这里长期为匈奴所占据，他们在获取丰富给养的同时，又与西羌联手，不断地骚扰中原。秦始皇曾派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设防戍边，还将原来秦、赵、燕北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丹东)，绵延万里。尽管兴师动众，并没有遏制住匈奴向内地扩张的野心和实力。
楚汉相争格局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刘邦曾想在平定内地的同时，也能解决秦始皇以来一直困扰中原的边患问题，但在当时，国力不济，心有余而力不足。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又率兵追击韩王信，铜鞮(今山西沁县)一仗，韩王信大败，逃到匈奴。刘邦乘胜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步兵未尽到，冒顿率精兵四十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幸亏陈平设计，刘邦得以狼狈逃出②。面对匈奴如此强大之势，刘邦接受刘敬建议，确定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基本内容是“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③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予单于。
刘邦死后，冒顿派遣使者送给吕后一封书信，颇多侮辱之词。如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读信时樊哙在场，义愤填膺，扬言“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结果叫季布喝止，说“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平城之歌》，余音在耳，所有的人都感气短。在这种情况下，吕后只得屈辱回信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④只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别无选择。
文帝刘恒起于代王，戍边多年，深知匈奴问题的复杂尖锐。时间再往前推几年，也就是在刘邦临死头一年曾发布《择立代王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⑤最后四句说得很沉重，由此可见这里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文帝即位三辅后，面对着“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⑥的严酷现实，他也别无长策，还是得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在《与匈奴和亲诏》中称“和亲以定，始于今年”。尽管退让再三，就在文帝死的头一年，匈奴还是派三万兵骑侵入上郡，三万兵骑侵入云中，杀略无数，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匈奴与汉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朝廷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匈奴。双方军队，遥遥对峙。从当时双方军事部署来看，这显然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匈奴凭借着强大的骑兵优势，转战游移，灵活多变。而汉朝军队的每一次调防，动辄数万，大兵深入，除了兵源问题而外，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补给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被动防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景帝刘启初年也曾派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解决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⑦”这一建议得到景帝高度重视。《汉书·晁错传》：“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⑧车、马、人，匈奴有其天然优势。为弥补自己短处，景帝开始处心积虑，充实兵马。从近年发掘的景帝阳陵陪葬坑所发现的数以万计的车马俑来看，虽然只是实物的三分之一，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较大的尺寸差异，但是这里透露出强烈的信息，即汉景帝已经把兵马问题摆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兵马。显然，景帝已为此作了积极准备。据《汉书·景帝纪》注引《汉仪注》，在长安附近设养马场，养马多达三十万匹。后继者武帝所以能够与匈奴连续作战多年，除经济后盾外，其父汉景帝也为他在兵马上作了充足的准备。
汉武帝上台时不过十六岁，意气风发。从现存史料来看，汉武帝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尽早解决边患问题。为此，他作了精心的准备：第一，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消解地方王侯的势力，迅速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朝廷的强枝弱干的格局。譬如，缩小诸侯王国的疆域，他们自行任命官吏的特权被取消。第二，在经济上，启用大商人桑弘羊，逐渐实行盐铁政府专营的经济政策，与民争利。铸钱之权，收回中央朝廷。第三，在思想上，倡导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武帝即位之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⑨这一建议得到武帝的认可。这是整治思想界的开始。当然，由于窦太后的干涉，这项举措很快就夭折了。倡导者之一的郎中令王臧也为窦太后所逼杀。六年后，窦太后死，汉武帝亲政改元。十一月，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对策。公孙弘再度出仕。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拜为博士。董仲舒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提出了建立太学的构想。从此，儒学思想便成为当时为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解决匈奴问题再次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 河西四郡的建置
其实，汉武帝对于匈奴的关注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根据《资治通鉴》卷十七的记载，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诏问公卿是讨伐匈奴，还是执行和亲政策。当时，王恢力主讨伐，而韩安国则倡言和亲。鉴于当时国力，武帝还是听从了韩安国的建议。但翌年又改变主意，转从王恢之议，使马邑人聂壹亡入匈奴，以马邑“城降，财物可尽得，”诱使匈奴至马邑而击之。当然，这只是牛刀小试。在他即位的最初六年，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武帝。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建元中，“汉方欲事灭胡”。但是，如何“灭胡”，武帝心里并没有底；马邑之战，无异于玩火。
从前面的论述知道，汉高祖七年确定的和亲政策，确保了边境八十余年无大事。马邑之战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汉与匈奴的关系却严重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⑩汉武帝当然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大月氏来使求援，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颅作为饮器。大月氏愤怒异常，恳请汉朝共击匈奴。汉武帝正在考虑如何“灭胡”，闻知此讯，乃招募使者前往西域探听虚实。张骞应命前往，一去十三年，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到京城，带回来大量的西域信息(11)。在这期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打响。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六月，汉武帝派遣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率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战争。
张骞回到汉地不久，就以校尉身份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由于对前线多所了解，出征比较顺利，张骞也因此得封博望侯。这一年，为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也就是张骞回到汉地的第三个年头(12)。武帝也从这次战事中看到了解决边患问题的途径，他终于下决心讨伐匈奴，并从大规模拓展西域开始他的壮举。又过两年，即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与霍去病出击匈奴，后期当斩，赎为庶人；而霍去病则越战越勇，“出北地二千余里……斩首虏三万余级”，击溃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追至祁连山下。这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这是汉朝与匈奴之间实力较量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受到这次战役的鼓舞，汉武帝初步决定建置酒泉郡、武威郡以打开西域门户。当然，河西四郡的建置，《史记》、《汉书》的记载颇多分歧。陈梦家先生《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梳理排比资料，论证较详，但是依然不能视为定论，因为所据史料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之处。尽管具体年代有较大分歧，但是总体来看，武帝是在讨伐匈奴的征战中，逐渐将河西四郡建置起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当然，诚如颜师古所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13)。就是说这里还保持着匈奴的国号，属于藩属国的性质。十年以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4)。这依然为属国性质。
武帝当然不会以此为满足，他的目标是完全掌控西域乃至全国。就在凿通河西走廊的同时，又南北出击。建置张掖、敦煌那年，先是大兵东南直下，灭掉南越国，将岭南地区分为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等九个郡，归交州刺史部所监察。同时，在河西走廊西南，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兵力，平定西羌反叛(15)。河西走廊的西南地区也已经为汉兵所掌控，西汉后期，西海(即今青海大部)得以最终归附(16)。这个时候的武帝有些志得意满。就在河西四郡建置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登上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仪式。由此不难推想汉武帝对于自己开通西域后的欣喜程度(17)。
这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北部尚存匈奴威胁。为此，汉武帝又开辟居延要塞，直插匈奴腹地。《史记·匈奴传》：“汉使光禄徐自为……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而据《汉书·武帝纪》，这一年是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18)。居延要塞为汉兵控制以后，匈奴主力被迫远遁大漠，而留下来的也已经与当地汉人完全融合。从此，河西走廊就不再是匈奴属国，而完全由汉人所接管。其监管范围包括今甘肃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及青海部分地区。《汉书·地理志》所载，酒泉、张掖两郡均“武帝太初元年开”。武威是“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就是指河西四郡的正式建置时间。
河西四郡最初议置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1年)，至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最后正式建置敦煌郡，前后长达三十四年。实际上，在这三十四年间，汉武帝的功绩当然不仅是“列四郡，据两关”，还包括开发西南，平定百越、征服朝鲜等战役。在这些拓边战争中，河西四郡的建置，是西汉与匈奴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武帝在太初四年曾下诏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19)这只是就复仇的层面而言。事实上，河西走廊的开通，其意义远不止此。《汉书·西域传赞》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氐，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牆、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宾，作《巴渝》都庐、海中《碭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20)这段文字，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武帝建置河西四郡的意义。
从政治意义上说，一个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四周局势，而对于汉天子而言，控制河西走廊尤其重要。这条走廊集战略、贸易、信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西汉时期，汉武帝选择了军事手段。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是匈奴草木水源丰盛的牧地，其中的焉支山和祁连山为两个天然的屏障。《史记·匈奴列传》之《正义》、《索隐》引《西河故事》记载：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更重要的军事意义还在于，以河西四郡为中轴，北至居延，南下西海，屯兵移民，也就有力地控制了西域诸国。早在文帝时代，晁错就认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乃“当世急务二事”。文帝深知其利害关系，“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这里所谓“塞下”主要是指代北等地。而武帝则把这项徙民政策扩大到整个河西走廊。故《汉书·地理志》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盐泽，即鄯善，已经将军事设施修筑到新疆地区。这样，西域三十六国便在掌控之中。
从经济意义上说，开通河西走廊之后，打通了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诚如贾捐之《弃珠厓议》所云，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
可惜的是，《汉书·西域传赞》对于文化方面的意义几乎没有涉及。其实，从文化上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也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
三 流寓西北的文人
河西四郡设立后，移民计划随之而来。《汉书·食货志》：“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些移民中，很多是贫民和罪人。如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迁移贫民“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其罪人中，不乏持异端政见者，“或以抱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这些移民的到来，就军事意义上说，主要是起到了屯兵的作用。当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西汉后期，三辅战乱骤起，“唯河西独安”(23)。更始元年(公元23年)，天水成纪人隗嚣逃亡乡里，倾接文人，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一时名震西州，闻于山东。隗嚣曾为刘歆幕僚，喜好经书，也算一介书生。刘歆死后，隈嚣回到家乡。汉末战乱之际，他接受了周围文士的建议，遂与季父隗崔等起兵于陇西，并为此而发布《移檄告郡国》(24)。这篇文章气势很盛，被后人视为名文，《汉文归》引钟惺评曰：“翟义起兵讨莽，不克而死。当时惜无若骆宾王讨武曌檄，而平林新市兵起，汉宗室目之，义声虽震天，而文采未宣。固当以是篇为东汉文弁冕也，岂以隗嚣之事不终而少之？”
根据现存资料，依附于隗嚣的文人群体主要来自两个地区：一是西北文人，如天水冀人周宗，陇西上邦人杨广。但更多的是来自三辅地区，“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如长安人谷恭，平陵人范逡，扶风人申屠刚、杜林，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均为一时之选。这些人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如王元《说隗嚣》建议他拥兵自重，称霸河西：“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其政治见解的是非曲直，这里姑且不作评议，即以文字而论，也称得上霸气十足了。再说郑众，虽籍贯是河南开封人，但在三辅地区游学。初习《公羊春秋》，晚年转而研究《左传》，曾受刘歆之命而撰《左传》条例、章句、传诂，并校《三统历》。归附隗嚣后，也多次为文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申屠刚，质性方直，常慕史鳅、汲黯之为人。隗嚣据陇右称雄，申屠刚作《说隗嚣》、《将归与隗嚣书》，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杜林好学深思，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东汉之传授《古文尚书》实始自杜林。《汉书·艺文志》著录《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又云：“《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证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惟作训故，并列焉。”王莽败后，杜林与弟杜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携家眷俱客河西。此外，还有扶风茂陵人方望，曾作《辞谢隗嚣书》(25)，《汉文归》辑录此文，引钟惺评：“豪杰之气，不能自静，逼出纸上”。琅琊人王遵也以著《谏隗嚣谋杀来歙》而著名。扶风人班彪，二十二岁即西去追随隗嚣。作《北征赋》，收入《昭明文选》；又著《王命论》以救时难(26)。
就在隗嚣据陇右称雄之际，扶风平陵人窦融也开始经营河西诸郡。更始二年(24年)。辩士张玄游说窦融，欲约纵连横。建武五年，窦融入据金城，自称河西大将军，并作《与隗嚣书》，称“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其对于悲惨现实的描写，可谓惊心动魄。故光武帝答书说：“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慄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朦。”《秦汉文钞》辑录此文，题作《责让隗嚣书》，又引陈古迂评：“光武得以收复陇、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绝则势孤矣。夫隗嚣、窦融皆附光武者也。窦融本心向汉，而隗嚣终叛，盖融知天命之所属而嚣不知者也。窦氏数世荣贵而嚣戮身，宜哉。”在这期间，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27)。梳理相关资料，在建武十二年窦融被征回京师洛阳之前，云集在窦融幕下的文人主要有：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遭王莽之乱，孔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孔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28)。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后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梁又有《王隆集》二卷、《小学汉官篇》等(29)。
在隗嚣和窦融两个政治集团中，由于幕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其文人境遇也全然不同。建武五年，隗嚣欲脱离中原而归附自立于西南的公孙述，申屠刚作《说隗嚣》、《将归与隗嚣书》等文多加劝阻，但未奏效，隗嚣仍执迷不悟，最终自臣于公孙述。此后，很多文人如郑众、申屠刚、班彪等纷纷离开隗嚣。郑众回到京城，因为不信图谶也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冷落，潜心著书。班彪虽又曾投奔窦融做幕僚，但从此对政治心灰意冷。建武十二年窦融回到中原后，曾推荐班彪出仕，拜徐令。班彪婉拒，潜心于《汉书》的撰著工作。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事有必然，班彪的这段西北经历为他的后人开辟了西行的道路。他的后人班固、班昭、班超、班勇等，也都与西域结下不解之缘。汉和帝永元初(89年)，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窦宪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其文即出于班固之手。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三十年。子承父业，班勇亦扬名西域，曾协作《西域传》。(30)班昭著有《西征赋》描写西行的经历。窦融集团尽管自立于河西，但与占据中原的光武帝刘秀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权衡各种利弊得失，窦融终于在建武十二年回到京城洛阳，归顺刘秀。对刘秀而言，窦融的归附，其作用可谓“举足左右”。因此之故，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也多受到重用，譬如汉明帝刘庄永平三年(60年)，图二十八将于云台，窦融即其一。又如梁统，这一年也随同晋京，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这个家族也因此而成为东汉最著名的外戚之家，累代为官，数世封侯。
在扬声西北的众多文人中，还应当特别提及伏波将军马援。他曾与隗嚣交往多年，曾在隈嚣自立时作《上书言隗嚣》，劝其归降刘秀。《汉文归》辑录此文并引朱东观评曰：“伏波文章，极峭婉蕴藉之致，于西汉一种严整之气、东京一种疏简之势，各有其美，而又自成一家，不复牵拘行墨，如炬波澹宕，舒卷万端，已开晋人风味也。”另外一篇名作是《与隗嚣将杨广书》，写得颇为通俗，可谓别开生面。马援而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重要文人，即战死西北疆场的杜笃。他原本是京兆杜陵人，与扶风马氏联姻，后随马援之子马防击西羌，战死于北地射姑山。所著赋、诔、书、赞、七言、女箴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可惜文已不存。《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车骑从事《杜笃集》一卷，其中的代表作是《吴汉诔》和《论都赋》。诔文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文心雕龙·诔碑》曾给予赞誉，认为“杜笃之诔，有誉前代。”陈留边韶，曾任北地太守，也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久佚。今存文四篇。
流寓西北的文人主要集中在两汉之际，大体考述如上。从政治上讲，刘秀凭借着流寓西北的窦融等军事力量统一天下。叫他没有想到的是，终结刘氏家族统治者的还是西北军阀董卓。这也是东汉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大势演变。从学术文化上讲，正是这种文人的迁徙，一方面带动了西北文人的崛起，另一方面，又为魏晋文化的发展保存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 西北文人的崛起
西北地区，秦汉时称山西，主要指太行山以西的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地，向来崇尚武功。诚如《汉书·赵充国辛庆忌赞》所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因此，这里发迹的历史人物，多以武功扬名，如陇西李氏、赵氏、辛氏等，皆有将帅之风。而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传统可言。当然在民间也有例外。《陇头歌》就是秦汉时期流行于西北的一首优秀的民歌。余冠英、曹道衡分别编注的《乐府诗选》并将《陇头歌》列入北朝民歌，但是两位先生均认为这些歌辞“风格和一般北歌不大同，或是汉魏旧辞。”这种推断颇有道理。《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引《通典》：“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曰陇山，即汉陇关也。”又引《三秦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可惜未引古辞，而是始于陈后主《陇头》。事实上，《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均引述了《三秦记》，并且在征引上述文字之后，又引“俗歌曰”：“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云云。《三秦记》未见《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但是，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及梁代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有所征引，而所记又都是秦汉都邑地理风俗。因此，著名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推断此书“当出于汉时人士手笔”(31)。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否定这种说法。《陇头歌》既已为《三秦记》所引录，则出于汉人之手。此书记载的《陇头歌》至少是在汉代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民歌。
有文献可考的西北文人，最初多以军功起家，文学才能不过是其陪衬而已。如北地义渠人公孙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曾率军参与平定吴楚之乱的战役，以军功封平曲侯。史传载其著书十余篇，《汉书·艺文志》诸子阴阳家类著录十五篇，当即此，惜已亡佚(32)。其孙公孙贺亦从军数有功。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贺氏由此发迹。北地郁郅李息，景帝和武帝时为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亦为当时词赋创作的名家。与此同时稍后的还有陇西名将李广后人李陵，身为将军，而在与苏武告别时所唱的那首“楚歌”为他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声誉：“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文选》及敦煌石室中还保存有李陵与苏武往返信件若干，虽学者多以为伪托之作，但由此不难推想李陵的文学影响。西汉后期的赵充国也是以“将帅之节”著称于西北，宣帝于麒麟阁为十一功臣画像，其中之一就有赵充国。这样一位将军，今也存文六篇，其中《先零羌事对》、《上书谢罪陈兵利害》为其名篇。其时赵充国年已七十六岁，尚思尽忠匡辅，感人肺腑。《上屯田奏》、《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等文，比较“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克尽厥职，论其得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称：“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当然，赵充国之奏，也很有可能出于幕僚之手，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确证。
两汉之际，随着内地文人向西北的流动聚集，迅速带动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东汉时期，“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等人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出了这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最初业绩。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既是当时名将，又在学术与文学方面卓有成绩。蔡邕《荐皇甫规表》称其“少明经术”，堪称一代名儒。史载其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等这种文体，共二十七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司农卿《皇甫规集》五卷。而今保存下来的仅有十一篇，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该文将官场的混乱比作“市贾”，比周朋党，假廉成贪，受赂卖爵，风败俗坏，致使“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文章尖锐地指出：
自后遭奸伪，威分近习，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焉，竞思作变，导上以非，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分脏解罪，以攘大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从乱如归。至今风败俗坏，招灾致寇。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成归权幸。
在追究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时，作者笔锋一转，直指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将军梁冀等外戚家族：
大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虽曰众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毕力，守遵常轨，以度元元，所谓福也。或乃怠驰中流，而捐楫放棹，将沦波涛，归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
这样的批评文字，可谓披坚持锐，振聋发聩。《后汉书·皇甫张段传》载：“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针对当时的党锢之争，称“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实为党人鸣冤叫屈，亦震撼当时。不仅如此，当他听说好友张奂亦深陷党锢，乃作《上言宜豫党锢》，自豫党之列。他说此前曾“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颂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其甘俟斧钺的书生道义，确实令读之者深为感动。他的《求自效疏》、《上疏言羌事》、《上疏自讼》等文，越职自陈，激昂青云，表现出作者面对险象环生的边境危机“搏手叩心而增叹”的忧患心情。皇甫规不仅自己能文，其妻亦擅长文章。其后人皇甫谧，更是名著魏晋之间。
张奂是皇甫规的好友，敦煌渊泉人。早年游学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张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后为武威太守，迁度辽将军，征拜大司农。晚年转太常，遭党锢。《艺文类聚》卷三十所载《与延笃书》，深微地表达了作者深陷囹圄时的无奈与绝望之情：
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京师禁急，不敢相闻。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年老气衰，智尽谋索，每有所处，违宜失便。比为儿辈所雠，中为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复镇之以大石。厄乎此时也。！且太阴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风寒惨冽，剥脱伤骨。但此自非老惫者所堪，而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众艰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聋盲日甚，气力寖衰，神邪当复相见者，从此辞矣！
史载其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等各类文体凡二十四篇，今存残篇断简，尚有十九篇。其赋作仅有《扶蕖赋》残句，不足以领略其梗概。其文则以《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所载《诫兄子书》为代表：
汝曹薄祜，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闻仲祉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咨意。当崇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汝得恶论。经言孔于乡党，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谦之貌也。经难知，且自以汝资父为师，汝父宁轻乡里邪？年少多失，改之为贵。蘧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是过，尔亦已矣。
情意惓惓，娓娓道来，质朴流畅。他的儿子张芝、字伯英，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后汉书·皇甫张段传》注引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根据《书断》，张芝卒于初平年间，张芝的弟弟张昶，字文舒。根据《书断》，张昶卒于建安十一年。联系到这个时候鸿都门学也以书学为重，由此推想东汉后期，书法艺术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重要的修养。
武威姑臧人段颎，史载其“折节好古学”。桓帝初年举孝廉，后为中郎将，以军功封列侯，拜破羌将军。他的文章，《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两篇，即《应诏上言讨先零东羌术略》、《复上言东羌事》，均与戍边相关，辩难质疑，议论滔滔，但是与皇甫规、张奂相比，文采略有逊色。相比较而言，安定临洮人王符则可谓异军突起，在东汉后期的文坛，展示了自己的文章才华。他曾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当时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却不肯出仕，而是隐居著书，凡三十余篇，自名《潜夫论》。这是一部政论性很强的著作，几乎谈不到文学色彩，但是，依然为文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视。如《实边篇》“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等文就为范晔著《后汉书·西羌传》所袭用。如《务本篇》：“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憨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这段话，虽然对文学的理解过于偏狭，但是指出当时文坛“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则是事实。比较王充《论衡》，抨击当时虚妄夸诞的文风，更是不遗余力。如《虚妄篇》：“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名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的东南，王符活动于东汉后期的西北，而所论却如出一辙，则当时文坛之风尚，于此不难推想。又如《潜夫论·断讼篇》：“又贞洁寡妇，或男女备具，财货富饶，欲守一蘸之礼，成同穴之义，执节坚固，齐怀必死，终无更许之虑。遭值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强中欺嫁，处迫胁遣送，人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此犹胁迫人命自杀也。”这又为我们深入理解《焦仲卿妻》所描述的爱情悲剧，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历史背景资料。
在文学史上，与王符同样著名的还有陇西秦嘉夫妇和汉阳赵壹，足以代表东汉后期文学创作的一流水准。
秦嘉的创作，今存五言《赠妇诗》三首、四言《赠妇诗》一首、《述婚诗》二首。其五言《赠妇诗》三首序说明作于赴洛京离别之前，抒发诗人不能与妻子面别的感伤惆怅之情。第一首写奉役离乡，因妻子卧病娘家，不获面别，独自伤感。第二首回忆自己与妻子少时孤苦，婚后欢聚不足，临别触景伤情，恋恋难舍。第三首写临行恨别，顾看空房，想象妻子姿容，惆怅之余，赠物表情。三诗为一整体，凄婉悱恻，感人至深。在五言古诗形成的过程中，秦嘉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人沈德潜《古诗源》评价这三首诗是“词气和易，感人自深，然去西汉浑厚之风远矣。”正是点出了这组诗开启魏晋诗风先河的意义。其妻徐淑，亦善诗文。他们夫妇除相互赠答诗外，还有书信若干，亦多为后人所称道。
赵壹的创作，多为文学史家所论及。史载其著赋、颂、箴、诔、书、论等十六篇，今存赋作四篇，其中《迅风赋》《解摈赋》仅为残句。《后汉书》本传所载《刺世疾邪赋》、《穷鸟赋》为其代表作。在作者看来，汉代的腐朽政治早已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为此，作者特别在赋后所附歌中沉重指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把当时社会黑白颠倒的种种现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绝望。钟嵘《诗品》称其“散愤兰蕙，指斥囊钱”，为“苦言切句”。清人刘熙载《艺概》认为《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忼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余文外耳。”这里，刘氏所批评的“径直露骨”，恰恰表现出秦汉时期西北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联系我们前面引录的皇甫规的文字，两者可谓一脉相承。
有些西北家族，逐渐由武功转向文化士族。如随窦融起家的梁统，安定乌氏人，性刚毅而好法律，史书中还保存着《刑罚务中疏》、《复上言》、《对尚书问状》等作品，但是主要还是以政治出名。他的儿子梁松、梁竦则已显示出文采。梁松少为郎，博通经书，明习典章制度，常与诸儒讨论修明堂、辟廱、郊祀、封禅礼仪等事宜，颇得朝廷宠信。梁竦少习《孟氏易》，常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称赞此书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该书早已失传，但是从班固的评价看，大约是一部史论著作。梁竦一度受到梁松行贿事的牵连，与弟梁恭贬至九真，史载其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无辜蒙冤，作《悼骚赋》以抒发其愤懑之情。可惜这篇作品也已失传，不得其详。总之，梁氏家族虽然清誉不佳，但是多有文采，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家族中的梁禅、梁扈、梁商等，多以学术知名，现在还保存多篇文章。
北地傅家是另一由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的典型。昭帝时的傅介子曾出使西域刺杀楼兰国王，为此而封为义阳侯。班超投笔从戎就是受到了傅介子和张骞事迹的鼓励(33)。傅介子虽以武功著称，但他年轻时还曾“好学书”(34)。由此我们联想到前面提到的草书名家张奂、张芝、张昶等人事迹，说明西北地区的书学，也可以称为这个地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传统。东汉中后期傅家显著人物首推傅燮，少师事太尉刘宽，为护军司马，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征讨黄巾军，后与羌人作战而死，谥为壮节侯。这个时候的傅家，依然以武力强宗知名。而傅巽、傅允则以“清行显”，以人伦鉴赏知名。傅燮的儿子傅幹在曹操幕下曾著《王命论》，以此知名。傅燮的孙子傅玄及傅咸父子则完全转化为一介文人。傅玄的著述颇为丰富。《晋书》本传载：“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而这个家族的傅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傅嘏才是魏晋清谈重要命题“才性异同”的真正创始者(35)。
随着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接触的频繁，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客观上保存了很多中原由于战乱而佚失的文化典籍。如所谓漆书《古文尚书》即得之于西州，郑兴、卫宏、徐巡等习诵一时，古文由此流行开来(36)。特别是在魏晋交替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玄风大盛，而西北地区却依然保留着汉代以来相沿不绝的儒学传统。譬如敦煌人周生烈不仅著有《周生子》十三卷，还注解《论语》，保存若干古注(37)。这也是汉魏转折时期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文化现象。
总而言之，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置，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就其显而易见的一点而言，正是通过河西走廊，佛教传入中国；魏晋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38)。就文学发展而言，西部地区在两汉之际以及汉魏转折这两个历史时期，云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也保存了众多的文化信息。因而，这里也就成为当时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也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
注释：
①《后汉书·窦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99页。
②详见《史记·高帝纪》及《匈奴传》等。按《史记·陈丞相世家集解》：“桓谭《新论》曰：‘或云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则言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隐不传焉。子能权知斯事否？吾应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子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按《汉书音义》应劭说此事大旨与桓《论》略同，不知是应全取桓《论》，或别有所闻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57—2058页。
③《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0页。
④《史记·匈奴传》，第3755页。
⑤《汉书·高帝纪》，第70页。
⑥《资治通鉴》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04页。
⑦《汉书·景帝纪》，第147页。
⑧《汉书·爰盎晁错传》，第2281页。
⑨《汉书·武帝纪》，第156页。
⑩《汉书·匈奴传》，第2765页。
(11)《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2687页。
(12)按《汉书·西域传》：“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云云。根据《汉书·武帝纪》，李广利在征和三年三月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结果是李广利败降匈奴。为此，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时在征和四年，上推三十二年则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即张骞回到汉地的第三年。
(13)《汉书·武帝纪》，第176页。
(14)《汉书·武帝纪》，第189页。
(15)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海大通县汉代马良墓就曾发掘四百枚汉简，包括军事方面的律令文书、军队编制与标识、军事战术及与《孙子》有关的兵书。据考证，墓主马良可能是赵充国于宣帝神爵元年至二年(公元前61-60年)用兵西羌时的部下。因此，这批资料的完成大致下限不会晚于神爵年间。见《文物》1981年第2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五号汉墓》。
(16)《后汉书·西羌传》“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8页。
(17)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认为四郡的建置较晚，他说：“张掖、酒泉初置于元鼎六年，既可确定，则敦煌置郡当在此后。……敦煌置郡当在元封四五年间。”至于武威郡，在地节三年至元康四年间(公元前67-62)。见《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6页。我觉得在元封元年之前，四郡建置已经完成，所以才会有武帝封禅之举。
(18)据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系年》(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考证，现存最早汉简为太初二年简。
(19)《汉书·匈奴传》，第3776页。
(20)《汉书·西域传》，第3928页。
(21)《汉书·武帝纪》，第178页。
(22)《汉书·地理志》，第1645页。
(23)《后汉书·孔奋传》，第1098页。
(24)《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5页。
(25)袁宏《后汉纪》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页。
(26)笔者撰有《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对此有详论，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27)见《后汉书·窦融传》，第796页。
(28)见《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29)见《后汉书·文苑·王隆传》。
(30)见《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条。
(31)见《古长安丛书总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32)《元和姓纂》卷一：“北地义渠：汉有西平太守公孙浑邪，著书十五篇子贺，丞相、葛绎侯，生敬声，太仆。犯事，父子俱死狱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4页。
(33)《后汉书·班彪传》载班超名言：“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第1571页。
(34)《西京杂记》卷三：“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后卒斩匈奴使者，还拜郎中，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35)关于这个家族的演变及特色，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有比较细致的论述。收在作者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一书中，岳麓书社2006年版。
(36)见《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传》。
(37)《三国志·魏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裴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余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38)参见笔者《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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