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纺织业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是我国民众衣用原料采用棉纺织品的转折时期。伴随着这一历史转折，在北方黄河中下游五省，棉纺织业作为一种新的手工业应运而起，由南向北，逐渐扩展；入清之后，持续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自产的棉纺织品，广销于北方各地城乡市场，满足了当地民众生活的需求，使得元、明以来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一、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
我国的棉纺织业，历经宋、元，在江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由于棉纺织品价格低廉，坚固耐用，便于普及，因而为民众所喜爱，于是，便由江南逐渐向江北扩展。有关北方棉纺织业的产生，史无明确的具体记载。元末西贤在《新乡媪》这首诗中说：“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日间炊黍饷无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棉花织布供军线，借人辗谷输公田。”（注：顾嗣立辑《元诗选》集，西贤《金台集》。）据此可知，至迟在元末河南新乡地区，农家已在纺棉织布。然而，北方黄河中下游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却是在明代，其发展是在清代。大约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才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过程。
1.棉纺织业在北方的兴起。棉纺织业的兴起是在明代。促使北方各省棉纺织业兴起的动因，除棉纺织业自身所具有的优点和特点外，政府的提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朝建国之初，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看到棉纺织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责令各地种植棉花，并且把棉布作为国家税收征收的项目。后来，又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地调整税收征收项目，将征收粮食、棉花改为棉布。成化十四年，令山东每粮一石，折布一匹。（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五○。）这一税收政策导向，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农民仅仅是为了完成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就需要从事棉布的生产，或从市场上买得一定数量的棉花或棉布。因而，北方各地适宜种植棉花地区的农家，在明初开始习学纺棉和织布。在技术上采用南方的纺织技术，由南向北逐渐展开。它比棉花种植在时间上说要稍晚一点。大致地说，在明代嘉靖年间，北方有棉纺织业的，主要的是在棉花的产区，其范围要小于棉花的种植区，也就是说，有些产棉花的地区，在明代嘉靖时还未有棉纺织业。
有明一代，北方五省中，山东棉纺织业的发展速度是较快的。嘉靖年间，该省辖区三分之一的州县都能纺线织布。在同一时间的河南，棉花种植已普及到河南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州县，但是能自产棉布的，也只不过二十多个州县，不到该省州县的四分之一。陕西在元代已有棉花种植，但在明代，能够纺棉织布的只是渭河两岸的少数州县。大约在嘉靖年间，产棉花的富平县能够自己织布（注：嘉靖六年《耀州志》卷四《物产》。）。高陵县农家纺棉织布，在县城新街市集上，“货布、花、米、麦，优诸处”（注：嘉靖二十年《高陵县志》卷二《物产》。）。然而，在此期间，在陕北各地以及陕南汉中的一些州县，自己尚不能纺棉织布。山西地区，在明代中后期年间，多数州县还是寡于纺织，或“闺闼不闻纺绩声”。万历时，潞安府虽然用棉线织布，“间有，亦粗恶”（注：万历四十年《潞安府志》卷一《物产》。）。直至明末，也只是在太原、平阳府及晋南二十几个州县才有自产的棉布。
2.棉纺织业的发展。明代棉纺织业作为家庭副业进入了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的农家，成为农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至明代后期，棉纺织业在北方五省仍存在有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棉纺织业未能普及。不仅一些不产棉的州县，没有棉纺织业；就是一些产棉的州县，也还没有棉纺织业，或者是没有织布业。明代嘉靖年间《濮州志》的纂修者曾说：“濮土之高者以十计，其二三率时木棉，土人善为布，其坚密不在南织下。公私皆便之。而魏博、卫、邺以北，土虽多种木棉，而鲜为布，男女未尝识机杼者，故尽以四远贸易。”（注：嘉靖六年《濮州志》卷二《食货志》。）就是在已经有了棉纺织业的县内，各地也有差别。山东在明代棉花种植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棉花的主要产区。但是，能够生产棉布的州县却比产棉的州县数为少。棉布的产区，主要地是在山东西部的兖州府和济南府，就是在这两府中，也不是所有的州县都有棉纺织业。汶上县，在万历年间，虽然有棉布生产，但并不是全县各个村落的农家都能织布，而是“西河乡人多为之”（注：万历三十六年《汶上县志》卷二《物产》。）。其它地区尚未有棉布的生产。乾隆《平原县志》在记述该县棉布生产时说：“近时士大夫家闺阁亦然，民间则男子亦共为之。”这就说明平原县在此之前还不能织布。二是自产棉布质差量少。如隆庆年间，真定府赵州所产“布亦粗劣”（注：隆庆元年《赵州志》卷七《物产》。）。万历时广平府成安县所织棉布，“最稀窄不堪，价倍他方”（注：万历四十年《成安县志》卷三《方产志》。）。天启时，乐亭县所产“布不细美”（注：天启二年《乐亭县志》卷一《风俗》。）。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为广大民众所关心，也为当时地方政府所注意。一些有作为的政府官员曾经多方采取措施，予以提倡和支持。山西嘉靖十四年寿阳县知县申杰“作纺织具，悬之县门，且遣人授以法，以董其功。自是寿阳民遂能自为衣”。万历年间，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期间，大力提倡发展棉纺织业生产，并且制订了完整的方案，大体上说，分为三步：一是责令制造纺织机具，以供农家纺织所用。二是先由各地官府出银两购买棉花一千斤，分给各家，每户一斤，限期纺完。有先纺完线又细者，免交花价，作为奖励。十日之内纺完及线稍粗者，免收花价一半。二十日之外纺完及线粗者，花价全收。一个月之外不能纺完者，罚收花价一斤。三是组织农家织布。“移文榆次等县，送织机者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陆续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注：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同一时期，河南确山县知县陈幼学，积极推广棉纺织技术，“时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辆”（注：《明史》卷一百六十九《陈幼学传》。）。钟化民在巡抚河南时提出推广纺棉织布。他劝督的对象是农村妇女。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府州县，每遇下乡劝农，即查纺织之事，凡民家棉线多者，此勤于纺织者也，则呼其夫而赏劳焉。棉线少者，此惰于纺织者也，则呼其夫而责戒焉。”（注：钟化民：《救荒图说·劝课纺织》。）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在山西阳曲县任县令的戴梦熊“议制纺车，分给四乡，其贫乏者并给木棉。按月察其勤惰。”（注：周永春：《复古指南序》，道光二十三年《阳曲县志》风俗志。）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针对当时河南百姓不习织布，而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的情况，提出：“应令地方官晓谕有力之家，或多造机杼，货于织布之户，量取赁值；或将无碍公项，可发动支打造者，令其报名给领。俟一年之后，交还原项。并广劝妇女，凡牌甲之内，有一家织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注：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三《敬陈农桑四事疏》。）北方各地政府所采取的这些积极倡导和支持的措施，为各地发展棉纺织业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加快了各地棉纺织业发展的步伐。因而，在清代乾隆年间以后，北方五省的棉纺织业得到了显著发展。
直隶地区。宝坻县“贫者多织粗布以易粟”（注：乾隆十年《宝坻县志》卷七《风物》。）。正定府“郡近秦陇，地既宜木棉，男女多事织作”（注：乾隆二十七年《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饶阳县“农民力田而外，专务纺织”（注：乾隆十四年《饶阳县志》卷上《物产》。）。栾城县“男女勤纺纤共操作。冬日妇女同巷夜绩，有汉时乡里一月得四十五日之风”（注：同治十一年《栾城县志》卷二《物产》。）。乐亭县“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注：乾隆二十年《乐亭县志》卷十二《物产》。）。故城县“女红织最勤，长夜纺车轧轧，比户相闻”（注：光绪十一年《故城县志》卷四《物产志》。）。南宫县也因当地产棉，所以纺棉织布，“无贫无富，妇女皆习之”。山东肥城县“百里之内，机轴之声不绝”（注：嘉庆二十年《肥城县志》卷三《物产》。）。滨州，“乡闾比户，机杼之声相闻”（注：咸丰十九年《滨州志》卷六《风俗志》。）。清平县“女工以纺织为事，多用纺车，纺成之后，治机织布，或售或留，一家衣被，日用皆取给焉”（注：嘉庆三年《清平县志》卷三《户书》。）。利津县，“妇女无老少贫富，皆事纺织，用纺车擘棉为缕，继用机杼，织以为布”（注：光绪九年《利津县志》卷一《舆地·物产》。）。甚至男子也从事纺织。寿光县，棉布“本境家家业此。然用男织不用妇也”（注：光绪三十年《寿光县乡土志》商务志。）。河南光山县，“自城市达于乡保，纺车声轧轧然，比户相闻”。棉布“阖境士庶之家，妇功皆九佐纺织为务”（注：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卷十三《物产》。）。棉纺织业兴起较晚的山西，这时也有不少农家把纺棉织布作为家庭副业，勤于纺织。襄垣县“女工尤勤苦，日食糠糟，而纺织不辍。每至夜公不寐”（注：乾隆四十七年《襄垣县志》卷三《风俗志》。）。孝义县从事棉纺织的甚众，“男女皆能纺织”（注：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卷一。）。太谷县“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注：光绪十二年《太谷县志》卷六《物产·风俗》。）。猗氏县“妇女席地而坐，各执纺车，旋转之声，交发互应，尤善织布”（注：光绪六年《猗氏县志》卷一《风俗志》。）。陕西渭河流域和汉中地区，棉纺织业也在明代基础上得到发展。
3.专门从事纺织的人户出现。随着各地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在开封、临清等城市里，出现有专门从事棉花纺织品的作坊和加工的店铺；而且，在一些州县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棉花纺织业专业户。如河南孟县，在乾隆时，该县“地窄人稠，男妇唯赖纺织，营生糊口。虽县西高坂颇产棉花，实属不敷，尚赖直隶、山东、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足百文。且一日之内，尚不能成此一布。其为利固已有限，然尚可糊口营生者，盖在昔每布宽一尺二寸，长至三丈八尺以上，俱经官为标发杖杆，如式织就，布面大书官机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惑。以故孟布驰名”（注：乾隆五十五年《孟县志》卷十下《风俗》。）。正阳县陡沟，“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注：嘉庆元年《正阳县志》卷九《物产》。），故所产棉布亦佳。陕西大荔县，道光年间也出现了专门从事棉纺织的人户。史载：“无论贫富之家，无不勤俭。贫家妇女，贷棉二斤，纺之可得线三十两，织之可成布三丈余。以所成之布，易棉四斤，除归还所贷之二斤外，是赢棉二斤矣。以此二斤棉纺之织之，又易四斤矣；以此四斤棉纺之织之，又易棉八斤……棉布相易，生生不已，谓之翻纺。”（注：道光三十年《大荔县志》卷三《物产》。）在汉中乡村中的妇女以纺织谋生，每布一匹，需花不上二斤，贵贱只卖三钱几分，成布一匹，精细者更值七八钱。（注：嘉庆十九年《汉南郡志》卷二十七《物产》。）在山西猗氏县，也出现了“纺织既成，取以易棉；得棉之后，又复纺织”的人家。这些为着出售而专事生产棉纺织品的人户的出现，是北方棉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深刻表明了北方农村经济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二、棉布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明清时期，北方的棉布生产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粗到精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棉纺织技术在北方各地传播和推广的过程，同时又是北方棉纺织业品种增多和数量增长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北方各地从事纺织的劳动者，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棉纺织产品。
山东的棉布产量，在明代已相当可观。仅洪武二十九年，明政府在山东实际征收作为军用的棉布就有115万匹。 并且各地在实践过程中逐渐生产出了一些具有本地特点的棉布。在明代万历年间，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佳，它邑皆转鬻之”（注：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四《风土志》。）。崇祯时，历城县布有：“平机。棉线所织，士民皆衣此。阔布，亦棉为之，粗而长，此解京也。小布，亦棉为之，粗而短，多为边塞所市。”（注：崇祯六年《历乘》卷十二《方产》。）清代山东各地棉纺织品品种继续增多。康熙时，邹平县所产的布有：花布、土布即阔白布（注：康熙三十四年《邹平县志》卷八《物产》。）。乾隆时，乐陵县布有：“平机、阔布、小布各名”（注：乾隆二十七年《乐陵县志》卷三《物产》。）。蒲台县“户勤纺织，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注：乾隆二十八年《蒲台县志》卷三《物产》。）。平原县“纺棉织布，或织线毯、线带”（注：乾隆十四年《平原县志》卷三《物产》。）。
直隶在明代棉布生产有着较大的发展。嘉靖时，河间府所产“粗布，俗名家机布，其阔者，又名阔白布。平机布，视粗布稍细而宽”（注：嘉靖十九年《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天启年间，肃宁布的产量和质量都颇可观。明末徐光启曾说：“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松江）十分之一。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松之中品矣。”（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王象晋在《二亭群芳谱》中记述其事说：“今之肃宁布，几同松之中品。闻其乡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地二尺许，作窗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地纺绩，便得紧密，与南土无异。”不过，总的来看，肃宁布的质量在这时还赶不上松江布。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方观承在谈到河北所产棉布的特点时说：“惟以缜密匀细为贵”，其中“正定、冀、赵、深、定诸郡所出布多精好，何止中品”，“亦与松娄匹”（注：方观承：《御制棉花图》织布说。）。也就是说，这时肃宁布的质量已赶上了松江布。阜城县“平机布有粗细不同。又有单布，更有褡连布，甚厚，为散可御雨。手巾、被、斜纹带、被囊、钱袖”（注：雍正十三年《阜城县志》卷十一《物产》。）。保定府属束鹿县人十分重视棉纺织技术的吸收和借鉴，辛集一带，棉纺织品“皆能仿其所产之地为之”（注：嘉庆四年《束鹿县志》卷九《风土志·风俗》。）。永平府辖州一：滦州。县五：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均产棉布。乾隆时，“家机布，诸邑皆有”（注：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物产》。）。乐亭县所产刀布，旧谓褡连裤里，出篙林社。光绪时，“城西篙林庄一带，织褡连有机上刀上之分。以棉花线纺成绳织之，质量坚致耐久。又有钱褡、米袋等布，绳线尤粗大”（注：光绪三年《乐亭县志》卷十三《物产》。）。真定府属冀州南宫县农家多织布，此地所产之布，其上者，缜密细白。“布幅宽大，制衣耐久”，以建城村所产最为有名（注：道光二十五年《南宫县志》卷六《物产》。）。河间府景州棉布也著称于世。有谓“景州之布称龙华，龙华镇所出也。洁白细好，比于吴中”（注：乾隆三十五年《河间府志》卷四《物产》。）。光绪时任县布有三类：“水线布最上，出产无多；换花布最下，销数亦少。惟花布为大宗。”（注：民国4年《任县志》卷一《物产》。）
河南鄢陵县是棉布的重要产地。在明代嘉靖时，该县所产之布，据当时当地人的评估，“极细者颇亚于松”（注：嘉靖十六年《鄢陵县志》卷一《物产》。）。这也就是说，河南自产的棉布这时质量还不够好。清代河南棉布质量逐渐提高。孟县布及正阳布，俱以其质量良好，价格较低而驰名。光山县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棉布有细白布、紫花布；其双缕织成者为双线布，用为被套，衣带诸具。五色线毯，用双缕棉线染各种彩色，织而成毯，备羽片花卉之文，绮丽烂然，不减宾锦氍毹也（古西域国之毛织地毯）”（注：乾隆35年《光山县志》卷十三《物产》。）。道光时，汝州所产布匹则“细洁而白，染色亦佳，为全汝今日之独造也”（注：道光二十年《汝州志》卷四《食货志·物产》。）。光绪年间，鹿邑县西南乡吴台庙所产之棉布亦颇有名，其“坚致亚于缣帛”（注：光绪二十二年《鹿邑县志》卷九《物产志》。）。
山西和陕西棉布生产在明代尚为薄弱。经过官府的倡导和生产者的传习，到了乾隆年间，不仅织布的州县增多了，而且织出的棉布，质量普遍有所提高。山西闻喜县所产的布，据载：该县“俗女红甚勤。东乡尤佳，称横水布。又织为巾，黑白相间，名闻巾”（注：乾隆三十七年《闻喜县志》卷二《物产》。）。榆次县的布已有相当水平。“布，榆人家事纺织，成布至多，以供衣服租税之用。而专其业者，贩之四方，号榆次大布。旁给西北诸州县，其布虽织作未极精好，而宽于边幅，坚密能久，故人咸市之。”（注：同治二年《榆次县志》卷二《物产》。）永济县所产之棉布，“棉织为布，其边幅视常加宽，然有疏理者、密致者。出荣河者特胜，制为衣，耐久服也。”（注：光绪十二年《永济县志》卷三《物产》。）陕西三原县所产棉布，在乾隆时质量也有“胜于贩自楚、豫者”（注：乾隆十四年《三原县志》卷八《物产》。）。
明清时期，北方各地棉纺织者，辛勤经营，在实践中探索，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地取材，加工生产，或以价廉，或以布幅加宽，或以增强密度等方式，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生产出具有自己特点的棉纺织产品，从而取信于民，占领了市场。
三、自产棉布广销北方各地
明代是我国人们衣用原料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北方五省仍是国内人口密集的地区。据官方统计，嘉靖二十一年， 北方五省人口已达 26,714,610，乾隆四十五年北方五省人口增至84,670,891。这么多人的衣用棉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也是促使北方五省各地发展棉纺织业的重要原因。因此，北方各地的棉纺织业的生产，首先是满足自家衣用的需要，如有余物，再投入市场。正如《登州府志》的纂修者所说：“勤有余布，亦兼鬻于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而投入市场的棉纺织品，也必然首先是满足本地区民众的衣用需要，其次是通过商人远销外地和外省区。因而，由明至清，棉布始终是北方各地城乡集市贸易的一种主要商品。而且，在北方各地城乡市场上，本地自产的棉纺织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河北所产的棉布广销于东北及山西等地。正定县与秦、陇相近，“地既宜棉，男女多织作，贾晋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直视他处昂贵”（注：乾隆二十七年《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任县花布为大宗，行销于“山西忻州一带，常年平均约五十万匹，常价每匹制钱五百文”（注：民国4年《任县志》卷一《物产》。）。 深州棉布在光绪以前，“流行塞外”（注：光绪二十八年《深州风土志》卷二十一《风俗》。）。束鹿县的棉布市场活跃。城北的睦井集，“一、六日，坐城正北，赴省通衢，人烟辐辏，百物杂陈，而布市排积如山，商贾尤为云集。”（注：嘉庆四年《束鹿县志》卷一《地理·庄疃市集附》。）阜城县产棉织品多种，吸引着客商，“贩阜城之斜纹带、布、被、手巾等于京师，多聚于花市。”（注：雍正十三年《阜城县志》卷十二《风俗》。）乐亭县所产的棉布远销山海关外。乾隆时该县棉布为集市上重要的商品。“本地所需一、二，而远出他乡者八、九。”（注：乾隆二十年《乐亭县志》卷五《风土志》。）滦州集市上交易的商品，“尤多棉布。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八、九。”（注：嘉庆十五年《滦州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山东所产棉布有销于东北、省东、京师及南方者。定陶县所产棉布，质量甚佳，在明代已是“它邑皆转鬻之”，甚至远销江西铅山。（注：万历四十六年《铅书》卷一《食货志》。）历城所产小布，“较阔布稍疏，边塞所市”。清代乾隆以后，山东各地所产棉布“由章丘、昌邑、蒲台、齐东各商人分运附近诸省”（注：宣统三年《山东通志》卷四1《物产》。）。其中清平县“所织之布，运销于兖、沂、 泰安一带，蔚然为出口大宗”（注：民国25年《清平县志》卷三《实业·工艺》。）。恩县所产的粗布，数量亦颇可观。仅陆运东运至济南，西运至山西，每岁达数万匹之多。乐陵县棉布“行销直隶、乐亭、文安、灞州一带，岁约四五千金。或由运河上船运出境”（注：宣统元年《乐陵乡土志》商务志。）。陵县在清中叶出产白粗布最多。当时淄博店、神头镇、凤凰店各街有布店七座，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注：民国24年《陵县续志》卷三《工商业》。）。齐东县“勤于纺织，民皆抱布，以期准集市场。月凡五、六至焉，交易而退，谓之布市。通于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注：嘉庆八年《齐东县续志》卷十，周以勋《布市记》。）。阳信县的粗布，也运往省东和京东销售。寿光县棉布家家都织，其中上口镇的梭布颇为有名。“昌邑、掖县商在上口镇收买，陆运至京师，每岁约销八万匹。其波及临朐者，系本境之稗贩，每岁约销二千匹。”（注：光绪三十年《寿光乡土志》商务志。）蒲台县布有数种，“既以自给，商贾转贩，南赴沂水，北往关东”（注：乾隆二十八年《蒲台县志》卷三《物产》。）。
河南的棉布有远销西北陕、甘地区的。在明代万历年间，温县“民间纺织无问男女，每集抱布而贸者满市。远商来贸，累千累百，指日而足”（注：万历七年《温县志》卷上《物产》。）。入清之后，河南各地棉纺织业有着较快的增长。罗山县的棉布销于附近的新蔡等县（注：乾隆六十年《新蔡县志》卷十三《物产志》。）。孟县布“自陕、甘、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集市，收布特多，车马辐凑，廛市填咽，诸业毕兴。故人家多丁者有微利，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注：乾隆五十五年《孟县志》卷十三《物产》。）。正阳县的棉布进入市场，远销至山西、陕西、安徽数省，其交易“商贾至者，每数千金。昧爽，则上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东达颍、毫，西达山、陕。衣被颇广焉”（注：嘉庆元年《正阳县志》卷九《物产》。）。
山西和陕西，在明代棉布生产尚为薄弱。到了清代乾隆以后，各地棉纺织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棉纺织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明显增加。山西所产棉纺织品，除供给本地区之外，还行销于西北及河北地区。孝义县的棉布，“男妇皆能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注：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卷一。）。陕西北部一些州县棉织业发展迟缓。直到清代后期，这些地区的棉布主要是靠山西和直隶供给。神木县的布匹等物，来自晋省（注：民国6年《榆林乡土志》商务志。）。 榆林县，梭布自山西平遥县等处运进，每岁行销数百担。怀远县的布匹百货买自山西、顺德等处。葭州人自己不肆纺织，本地不产棉布，“市中布匹，悉贩之晋省”（注：嘉庆十五年《葭州志》卷七《风俗》。）。延长县，“地少织布。所需白、蓝大布，率自同州驮来。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绛，购以成衣”（注：乾隆二十七年《延长县志》卷五《物产》。）。山西的棉布也有销于北边及河北的。如寿阳县所产棉布，除供给本地外，“余布鬻于北路，每尺（亦大尺）钱二十上下”，比直隶贩运而来的所谓东布每尺（大尺）价三十至四十上下相比，价格较低。（注：祁隽藻：《马首农言》。）猗氏县民既善于织布，又勤于缝纫，“所作衣服，发卖冀州一带”（注：光绪六年《猗氏县续志》卷一《风俗·染织》。）。陕西所产之棉纺织品，在乾隆以后也有销往外地的。如三原县“北乡屯王线、马二村皆业线，发甘肃通省，亦发山西。其利颇厚。故二村从俯仰有资，邻近村庄亦多为之”（注：乾隆十四年《三原县志》卷八《物产》。）。澄城县所产棉布，除自用外，余布则转售北山鹿州、洛川一带。
四、南布北运格局的打破
宋、元、明时期，南方的棉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松江成为国内棉织业的中心。松江布有着“衣被天下”之称。有明一代，山东、河南、直隶棉花种植普及迅速，棉纺织业也在发展，但是直至明末，棉花和棉纺织品的流动趋势是北棉南运，南布北运，北方是作为棉花原料产地和棉布的销售市场的面貌出现的。北方的棉花大量地运往南方，南方的棉布则大量地运往北方。对于这种格局，明末徐光启说得很清楚。他说：“今北方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北。”（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松江的棉布，“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嘉靖时，常熟布“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注：嘉靖十八年《常熟县志》卷十《食货志》。）。万历时，嘉定县的棉布，“远销蓟、辽、山、陕，近销杭、歙、清、济”（注：万历三十三年《嘉定县志》卷六《物产志》。）。直至清初，上海布在国内市场上仍然保持着很大的优势。史载：松江布在清初，“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利矣”（注：《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钦善《松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南方棉布大量行销在北方黄河中下游五省期间，北方的棉纺织业也应运而起，各地自产的棉线和棉织品，数量由少到多，质量由粗到精。明末徐光启曾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他说北直隶的肃宁布，产量已达到松江布的十分之一，而且布的质量也不亚于松江布中的中等布的水平。这样发展下去，“此后数十年，松之布将何泄哉！”（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几乎同一时间，嘉定县志的纂修者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在志中尖锐提出：“今北方自出花、布，而南方织作几弃于地。”（注：万历三十三年《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此。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北方各地棉纺织业的兴起，江南的松江布，虽然在质量上仍占有优势，但在东北、华北及陕、甘地区的市场，却受到本地区所产棉布的抵制。道光时包世臣曾说：“近贡秦、陇、幽、并，转传治（棉布）法，悉产棉布，然松所产，率为天下甲。”（注：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五。）自此而后，江南的松江布，虽然在北方市场上也还有之，可也失去了先前的那种辉煌。环顾清代国内棉布市场，在东北地区市场上的棉布，大量的是来自直隶和山东。清人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说：齐齐哈尔布不自奉天，皆南货。亦有贩京货者，毛蓝足青等布是已。”又记黑龙江人“以褡连布制袍”（注：西清：《黑龙江外纪》卷六。）。而这种褡连布产之于直隶，是通过商人贩运至黑龙江地区的。南宫县棉布，“自古北口输出内、外蒙古”（注：民国25年《南宫县志》卷三《疆域志·物产篇》。）。饶阳县的“粗厚大布，行于塞外”（注：同治十年《深州风土记》卷二十一《风俗》。）。山东齐东县的布，“货通关东，终岁以数十万计”（注：嘉庆八年《齐东县志》卷十《布市记》。）。恩县的棉布，也由“布客采买，运往奉天、山西二处出售”（注：光绪三十四年《恩县乡土志》商务。）。齐河的大布，也由“山西布庄客商运往北口外”（注：光绪末《齐河县乡土志》商务。）。山西寿阳县所产的棉布，也有鬻于北路的。在陕西、甘肃以及山西和直隶北部地区的市场上，有着大量的直隶、山东和河南所产的棉布。直隶平山“坚厚大布”广销于山西五台山区市场。南宫县的粗布，“西运太原，北至张家口，而郝家屯布尤多”（注：民国25年《南宫县志》卷三《疆域志·物产篇》。）。正定府与秦、陇邻近，其“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有甫脱机，即并市去”（注：乾隆二十七年《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行唐布也有销往山西应州的。山东的棉布除远销东北外，还有行销于本省及河北、山西的。如恩县所产棉布，“东运至济南，西运至山西，俱系陆运，每岁数万匹”（注：光绪三十四年《恩县乡土志》商务。）。齐东县的棉线布，行销本境及远销京、津诸处（注：宣统《齐东县乡土志》卷下商务。）。河南孟县布，“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正阳县的布，也“西达山、陕，衣被颇广”（注：嘉庆元年《正阳县志》卷九《物产》。）。而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时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历史上形成的那种南布北运的局面便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北方各地棉纺织业的兴起，北方各地棉布生产就地取材，即使贩运，距离较由江南到北方各地方大大缩短，因而对北方商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乾隆《正定府志》的纂修者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商家为什一之营，锱珠计及，远者必有费，辗转滋劳。节道里所费之资，用集近产，力省而功仍倍也。”由于在山东、直隶、河南等地产布区收购棉布，比到江南贩布到北方来，里程大大缩短，因而这些棉布收购价及运费、出售价都较江南运来的棉布为低。再者，北方气候较南方寒冷，风沙大，北方各地所产棉布，布幅较宽，坚密耐久，与松江布相比，更能满足北方各地民众的需求。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后起的黄河中下游五省棉纺织业，是学习江南，在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上，引进的是当时比较简单的工具和工艺，需要经过擀花、弹花、搓捻子、纺花、拐线、浆线、络线、经线、织布等九个工序。纺机多为单引，织机为木制的立机或平机。这些纺织工具，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已不是最为先进的。至迟在明代后期，在江南一些地区纺车已能同时纺出三支、四支纱的。而在北方各地所用的纺织工具，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据其所见说：当时，直隶农家使用的纺车，“单绪独引，四日而得一斤”。织机，“手足并用，尽一日之力，成一布长二十尺。粗者倍之，拙工得半而已”（注：方观承：《御制棉花图》纺线说、上机说。）。道光时山西寿阳县，“健妇一岁得布五十匹”（注：祁隽藻：《马首农言》。）。直至清末，北方农家一人一天也难以织布一丈五尺。（注：孙国文主编《内乡民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页。）这种落后的纺织工具，使得北方各地所产棉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尽管由明到清的五百余年间，北方各地所产的棉纺织品在质量上尚不及于江南松江、嘉定一带同类产品，但它却显示了北方棉纺织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史趋势。这些不同等次的棉纺织品的出现，适应了当时北方市场的需要，满足了当时各地广大民众的需求，并且从根本上打破了明中叶以前南布北运的那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