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篇 人道主义写作教学思想的灵魂——试论新世纪写作教学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人道主义论文,试论论文,灵魂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尊重“人道”，弘扬人道主义，是育人之本，写作教学自不例外。旧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本文拟就此谈点关于新世纪写作教学的设想。戴上“战略”的大帽子，只不过是想表明，所说的三条自以为比较重要而已。
一、为“个性”——拓展文化视野，呼吸多种文化空气是增强学生创造活力，培养学生人格“个性”和文章“个性”的要道。在封闭的“文化铁屋子”里生活惯了的人，算不上真人，其个性必然是封闭与猥琐的。而呼吸多种文化空气，拓展文化视野，则个性必然具有较强的鲜活性、包容性和融通性，人格如此，文章的品格也必定如此。培养新一代青少年具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的现代个性既是育人的根本大计，也是写作教学的重任。个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的特殊性，是人道主义核心内容之一；个性的发挥就意味着创造力的发挥，因此说，写作教学讲人道主义就是要充分创造条件和机遇让学生建成现代个性支点和发挥写作创造力的天地。
作文要张扬个性，要爆发创造力，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忽视，但是，对于创造支点的建立，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我们往往是在一个文化圈子里想问题，所求得的“创造性”只不过是将原有的一堆文化积木由“宝塔”改成了“房子”；真正的创造性显然不是这样的，它必须在形态与本质上都有区别。而要做到这一点，单在“创造技术”上做文章（比如“如何求异”，“如何逆向构思”等等）显然不够，必须在文化根上开其源而广其流。科举应试之文所以枯燥、单一、陈腐，没有个性，一方面固然是统治阶级“唯我独尊”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士子们呼吸同一种文化空气，陷入儒教文化道统有极大关系。当今青少年在呼吸文化空气方面也不见得就好多少，天地小，内容薄，不言而喻。同一文题，天南海北的中学生写起来在思想认识上居然不谋而合；特别是写“勤奋”呀、“谦虚”呀这样一类议论文，总是引用那么几条干巴巴的“共同话语”来应对问题，代替思考；50年代中学生写的文章与90年代中学生写的文章，在思想观念上居然如出一辙……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人是否有“个性”，文章是否有“个性”，总是以接受文化因子的多少为前提的。文化品种越多，对文化内容研究得越深，就越有可能通过随机的碰撞出现“优化组合”，并让创新的观念闪闪发光。丰富的深厚的文化内容能为写作的多种模式、多种层次的思维提供材料与动力，从而推动创新；在一定条件下，甚至那些沉睡已久的、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的文化碎片也会被唤醒并转入兴奋状态，犹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黑夜中的亮光，引导人们走出单行道的死胡同。
讲到接收多元文化，就不得不批判一下我们现在的“读”。勿庸讳言，我们现在的“读”，非但没有想到文化的“多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还处在封闭的“地铁独进式”的单一模式中。陆游的《咏梅》，本来是很美的，是题咏人生高格之作，可是，一旦有人把它与毛泽东的《咏梅》比较一番，它就不“美”了，不仅不“美”，而且有“病”，是“失意”之作，只有毛的《咏梅》才显得雄奇、瑰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其实，陆毛俱美，何必用一个“套子”来分出高下？更有甚者，不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偏读某一篇《秋色赋》。在这样一种“套子模式”下，哪里还谈得上去接收多元文化？因此，真的像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放出眼光”来接收多元文化，要务当是首先破除我们现在被包裹着的“独头茧”。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在新世纪文化格局如冰山浮出海面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必要认真考虑在语文教学中让新一代青少年接收多元文化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考虑立国之路时告诫全党，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高瞻远瞩的建国战略思想；就语文教学中写作教学这一小块来说，理应得到启迪，称为战略思考，当不为过。
二、为人生——写作教学要为新一代人的工作与生活着想，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掌握一般的作文技能，使学生在新世纪中多一份做人的自信心，多一份从事现代化生活与工作的工具。这个道理本不用多说，但眼前的现实不得不让人痛心！当前写作教学的一个畸形现象是：一方面培养极少数的少年作文人才，同于培养少年作家；一方面是完全应付考试，不管学生过不过普通文写作关，只专注于让学生按照一定模式写“保险文”，得“保险分”。一句话，不是从“人”的生活与工作需要来考虑写作教学，而是从应试或让学生出写作成果的角度来考虑写作教学（这当然不能怪教师），结果是，少数学生确有文章之才，而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走向生活与工作还是握笔不能成文，在生活与工作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这种写作教学痼疾，叶圣陶先生早就看出来了，他说：“从前以为写文章是几个读书人特有的技能。那技能奥妙难知，几乎同于方士的画符念咒。这种见解必须打破。现在我们要相信，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写文章。车间里的工人可以写文章，田亩中的农人可以写文章，乃至店铺里的店员，码头上的搬运工，都可以写文章，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生活。写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就是生活的本身。一般人都要认识文字，练习写作，并不是为自己捐上一个‘读书人’或者‘文学家’的头衔，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更见丰富，更见充实。能写文章算不得什么可以夸耀的事，不能写文章却是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同哑巴差不多，对生活有相当大的坏影响。”（《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P225）叶老发表这番话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民主与人道的立场上为写作教学确立了指导思想。何以见得？因为他关注所有学生写作能力不是眼睛向上（谋官出仕，出人头地），而是眼睛向下（为生活，为人生）。写作，既是表情达意，宣扬人格的“载道”需要，也是为工作与生活提供方便的“器用”需要。让学生人人掌握作文技能，就是让他们掌握一个方面的“立人”技能，就是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体现人生价值，确立应有的社会地位。把写作看作是人生工具与技能，还是看作是应试工具与巧技，在尊重人的价值，关怀人的生存，确立人的地位等方面，有着明显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从人民大众的谋取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着眼的，后者则是从提供敲门砖，让少数人出人头地上着眼的。也许有人会说，应试写作与为人生写作难道就是对立的吗？应试不也是为人生需要吗？表面看来，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二者有一个是为“全体”还是为“少数人”的不同。很多学校，考虑“应试”不得不从骨子里偏向于“少数人”，至于很多的“应试无望”的学生只能跟在后边死奔硬跑。一些拔尖学生在某些学校中简直就成了“学生贵族”，学校把办学成果、教师把教学业绩都记挂在他们身上。至于那些多数学生虽然没有遭到公开的歧视，但“贵族学生”的受宠无形地产生了一种人格压力，使很多所谓的差生喘不过气来，心理上的沉重感和思想上的失落感必然会造成他们人格上的萎缩与恭卑，他们把写作视为畏途。
我一直认为，叶圣陶先生提出“语文工具说”（包括上引的作文教学观）不是单就语文本身作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从“民主”和“人道”的高度发出的呐喊。这是有其思想背景的。孔夫子以后，中国的教育始终是“走错了路的”（陶行知），尽管后来的科举制度为选能用贤开辟了一条道路，相对于“血缘世袭制”是一大进步，但从根本上看，科举考试下的“写作”从来就没有从“人”本身上来考虑，既不关注“人”的存在、人性和本质，也不关注“人”的活动、发展和价值，而是把“人”当作统治者需要的“工具”。所谓“中举”，只不过是因为应试者的文章说到统治者的心里去了，很符合统治者的统治意图而已。因为你“中”了统治者之“心”，所以统治者才“举”你，这就是“中举”的真实内涵。要达到这个目的，教学生写作和学生本人写作都从如何“中”统治阶级之“心”上来采取附和迎合的写作策略，写出来的文章无疑都是“鹦鹉之言”，所选上的“人”，也都是一株株“病梅”。一直到了近代，才有龚自珍这样的大思想家的觉醒，一篇《病梅馆记》揭示了多少中国育人史的悲哀！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逐渐从巨石下探出绿意，到了“五四”时期，“人道”的风雷终于席卷起来。李大钊1919年2月在《晨报》上撰文主张“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同年在《新生活》上撰文主张把“耕读传家”这句隐含封建宗法意识的话改作“耕读作人”，显然，这是以“民主”和“人道”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先声。继之，平民教育、工人学校、大众教育等注重于人民大众的“人道”解放的教育掀起了滚滚洪流！叶圣陶为五四先驱，他不可能不受到启迪；他和五四进步作家们所主张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必然要渗透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来。因此，弘扬民主与人道，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坚实基础。叶老也主张“作文”是为了考试，但这个“考试”不是为求取功名的“考试”，而是整个“人生”的“考试”，他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学生作文就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
三、为民主——尊重“人道”的目的在于发挥“人道”的力量；在于让学生明白：写作是为了实现社会参与，使自己在社会群体中获得一席之地。总之，写作，就是以社会主人的身份说话。过去的写作，是“代圣人立言”，现今的写作姑且算是一般的表情达意，未来的写作，功能将更大，不仅停留在一般的情意传递上，而且还是一种政治参与手段，是个体对群体、对社会的“发言”。写作，不仅要显示人的感情世界，而且要显示人的社会参与力量，这也是民主社会写作功能的一大特征。在一般人看来，青少年学生思想不够成熟，生活不够丰富，见识比较肤浅，以社会主人的身份说话的条件还不具备，其实，这种思想观念是要不得的。人的思想与见识永无止境，每有前进总得经过三番五次的砥砺与锻铸，这就是在“思想”中得“思想”，在“见识”中求“见识”的一般认识论原理。因此，给学生创造条件，给学生以向社会说话的机会，是培育思想，开拓视野，增长见识，认识生活的重要措施。那种让学生在学校里只注意读书，不想“人生”与“世态”，不问“主义”与“思潮”的观念与做法，严格说来只能使活人变“死”，最终把青少年学生制造成会说话的“工具”。请看今日之学生（特别是一心一意向高考冲刺的高中生），除了背记一些政治术语与教条外，有多少人关心政治？有多少人爱读哲学？有多少人喜欢社会思辨？又有多少人敢于唱一曲青春时代最值得珍视的“反调”？确实是寥若晨星啊！我们一方面埋怨学生不成熟，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卡”住学生，不给他以成熟的机会，不给他以展示成熟思想或幼稚之见的渠道，沉重的铁板倒底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多年以前，有一位中学生写了一篇“假如我是市长”的文章，广为传诵，新闻媒体大为报道，这种在湛蓝的天幕上只发现一颗小星的现象，究竟是值得欣喜？还是值得悲哀？梁启超20来岁写《少年中国说》，我们太缺少研读与发挥了，“少年如乳虎”的“乳虎图”，我们太缺少描绘了！我们总是让学生写《童年趣事》，却提防着学生写《青春伤怀》；总习惯于让学生写《家乡新貌》，却不让学生写《乡村之灾》；总是鼓动学生写《爱我中华》，却不让学生写《民族之丑》；总习惯于让学生写《人间温情》，却反对学生写《人性之恶》……总之，我们习惯于让学生做“审美者”，却担心学生做了“审丑者”，习惯于让学生跟在别人已下的“结论”后边跑，不敢让学生去探索未开垦的思想言论处女地。似乎这样做才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和正确的人生观，殊不知，真正的“健康”与“正确”总是在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的较量（含思想言论的交锋）中才得以凸现的；只有认识了假恶丑，才更加懂得真善美，这本来就是一种最普通的认识法则。《语文学习》1994年第10期刊发了《读毛泽东19岁时的作文》，其中引用的毛泽东同志《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确实值得向广大中学生推荐。19岁的毛泽东已经考虑到提高全民素质的大问题，这是何等的少年气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首词中所写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何等奔突的青少年的卓越心灵！倘若当今的学生写一篇《民族论》，写一篇《人权论》，不知天下“名师”如何来看？
民主既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行动；人权既是人道之旗，更是人道之本。新世纪的中国必将是一个更讲民主更有人权的中国，作为新世纪的主人必须培养一种社会参与意识和民主人本思想，这样，民主之邦才大有希望，同时，新一代青少年也才能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奉献更多的良知与责任。再从全球来说，21世纪将是一个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调整好人类本身内部关系的世纪，如国际关系的调整，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立，各国社会制度的改革，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革新等等。这样一个世纪迎接真知灼见，拒绝人云亦云；欢迎独立思考，反对附和盲从；因为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是“地球村”的共同财富。因此，新世纪的思想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只有这样（也必然这样），人类的智慧才得到总爆发，新世纪的“人”才会是“新生代”的“人”。作为新世纪主人的青少年，要取得立国发言权和世界发言权，为中华民族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培养独立精神，增强民主意识，具备创造风范。虽然这项工作非写作教学所能独自担负，但写作，毕竟是青少年表达“思想”，积极“发言”的一种直接渠道，因此，我们责任重大，应当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世纪是“人”的世纪。人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素质和全面发展，人的平等、竞争与合作等等，都将是新世纪关于“人”的重要话题。就中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将是新世纪的主题，而建设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激发、引导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从这个战略高度出发，党和政府作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其根本目的就是造就振兴中华的一代新人。大势如此，作为基础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写作教学，也必须从这个战略高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对策，从尊重“人”，关怀“人”，培养“人”和发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学，使写作教学变“应试教学”为“育人教学”，成为让青少年在新世纪中确立自身地位、实现自我价值、发挥创造才能的“助跳板”，我想，这应该是一条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