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通泰地区文化史略及其与方言特征的关系
李露瑶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 通泰地区位于江淮之间,方言处于官话和非官话交界处,过渡特征明显。通过讨论通泰地区人文地理因素和方言音韵一致性、差异性之间的关系,考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成陆、历史行政沿革、交通地理、历史移民等四个方面的情况。成陆先后与地理隔绝是造成方言差异的主要因素,盐业形成的共同经济体维系了方言的一致性,而不同时期、地区的移民与方言面貌密切相关,对考量通泰方言与北部吴语的关系有重要启发。
[关键词] 通泰地区;地理;人文;方言
语言的演变既有其自身结构的原因,也受到许多非语言因素的制约,如行政区划、人口流动、交通商业等,使得方言之间接触频繁,特别在方言交界地带,界限难以截然分别,“把一省的方言大致分为几区是容易分的,而在区间交界的地方指出某地一定是属哪一区而不属隔壁的一区,有时就做不到”[1]。将人文地理因素纳入交界方言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我们了解方言的形成、发展和差异的成因,加深对语言演变的认识。
影响添加微胶囊的相似试件的力学性能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微胶囊的掺量、粒径、养护龄期。因此选用掺量(0.2%、0.5%、0.8%),粒径(150、200、300 μm),养护龄期(3、5、7 d)进行试验,通过试件愈合前后的力学性能研究裂隙修复情况。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选用L9(33)正交表(表1)。
通泰地区位于江苏境内东部,包括长江以北的南通(市区)、如东、如皋、海安、泰兴、东台、大丰、兴化、姜堰、泰州等十个县市。通泰方言兼有吴语和江淮官话特点,是典型的交界方言。学界一般将通泰方言归入江淮官话,但“入声按古声母清浊分阴阳,古全浊声母清化不论平仄一律送气”等语音特征又与官话不同,亦与同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黄孝片相异。南通、兴化两地方言保留阳去,声调有7个;南通麻韵二等后高化为[o]等又与吴方言相似。因此,通泰方言的性质与归属、通泰方言与吴语的关系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可以说,“在整个官话方言区中,通泰方言是最复杂的一支”[2]。
通泰方言语音特征与人文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研究不多,本文尝试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交通地理和历史移民等方面,考察非语言因素影响地区方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2.1 两组二维超声、频谱多普勒和TDI结果比较 A组LVEF、RVFAC和TAPSE显著低于B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RVDD、e/e′、E/E′显著高于B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
一、 通泰地区自然、行政地理 与方言地理
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区划之间关系紧密,通泰地区位居一隅,行政区划相对稳定。但该地区原在海中,在江海共同作用下逐渐成陆。因此,历史行政区划和成陆情况密不可分,我们将自然和行政地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依据成陆和建置先后,有泰如地区和南通地区的区别。
一是泰如地区,以泰州为中心。地理上,泰州、海安、如皋西北部成陆较早,地理上统称为“扬泰岗地”,地势较高,平均海拔7-8米。1973年在海安沙岗公社发现“青墩遗址”,说明“至少在距今五千多年以前,这一带已经成陆,而且已成为人类聚居活动的地方”[3]。北部的兴化、姜堰、东台等地是扬泰岗地的延续,地势低洼,一般称为“里下河地区”,当地人称“水乡”。其河道纵横,一直到清代,兴化县境四周仍被水道围绕,犹如孤岛。泰如地区地理上的连续性,带来政区的同一性。上溯至唐都为海陵县,后再析出其他各县。例如:
“泰州本楚海阳,在广陵,汉为海陵仓。元狩始为海陵县。”
第三,优化社会福利,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社会福利是指通过国家、政府、社会等集体力量保障社会成员生活安全和幸福,促进成员发展的一系列社会制度、政策及各种活动。 提供社会福利,保障成员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集体的重要职能之一。 在个体化社会中,中国应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就业、升学、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为个体提供保障,有效地促进个体生存及发展权益的实现,为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提供坚实的依靠。 集体福利保障职能的实现,能够帮助个体意识到集体对自身生存及发展的重要意义,意识到贯彻集体主义原则、维护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认同和接受集体主义原则。
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先后割据江淮与江南,招徕四方之士,以致大量移民涌入。这一时期,通泰地区设立了大量郡县,亦从侧面反映出人口的大量涌入。《嘉靖惟扬志》卷二载:
别名白叶莲、白花照水莲、白水鸡、五路叶白、水木通、塘边藕,为三白草科植物三白草的地上部分,主产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日本也有分布。全草四季均可采收,洗净,晒干即可。
“(泰兴)本隋与唐泰州海陵县济川镇,南唐昇元三年始析置县。”
“五代杨吴始置兴化县。”[注] 天一阁藏嘉明代方志选刊·嘉靖惟扬志(卷二)。
大约到唐末五代,泰如地区行政建置基本确定。虽然此后又析出东台、大丰,但仍属泰州管辖,没有改变泰州中心城市的地位,不影响该地区的行政统一。
西晋覆灭,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史称“永嘉南迁”。为了安置移民,政府设置了大量侨郡、侨县。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新设郡县的多寡来判断通泰地区移民数量的多少。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分广陵界置海陵郡,隶徐州,宋齐梁陈因之,隶南兖州”[4],户三千六百二十六,口二万一千六百六十。领属建陵(今姜堰北)、宁海(治今海安,一说如皋西南)、如皋、临江(治今石庄)、蒲涛(一说治今白蒲)等五县[6]。通泰地区在义熙年间分郡置县,人口二万余人,应该形成了早期的“泰如方言”。这一时期,南通地区还是海中沙洲,尚未成陆,方言形成与此次北人南下关系不大,这也是造成南通方言与通泰其他地区方言不同的原因之一。
通泰地区人文地理的分区和通泰方言的地理分布是一致的。顾黔根据古假摄的音读分类将通泰方言内部分为两区,南通古假摄有o/ɑ两类,泰如地区只有一类[5]。内部差异其实是两个行政区域 “通州”“泰州”之间的方言差异。泰如地区的兴化市区话较为特殊,声调有7个,原因在于其处于里下河地区,地理环境近似孤岛,闭塞的环境使方言较为存古。自然地理是方言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稳定的行政区划又维护和延续了地域间的差别。
二、 通泰地区交通地理 与方言统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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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盐运经济是主要原因。宋代,两淮共有25个盐场,通泰地区有15个。通州(南通)设丰利监,辖盐场7座;泰州设海陵监,辖盐场8座。《宋史·食货志》:“隆兴元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30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4]34通泰地区盐场数量及盐业产量均居两淮前列。
明清时期,两淮共有30个盐场,在扬州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统一管辖。30个盐场由南向北分为上、中、下各十个场,设通州、泰州、淮安三个分司管理。通泰地区盐场数量占两淮总数的三分之二。泰州分司辖富安场、安丰场、何垛场、梁垛场、东台场、栟茶场、角斜场、丁溪场、草堰场、小海场;通州分司辖丰利场、马塘场、掘港场、石港场、西亭场、金沙场、余西场、余中场、余东场、吕四场。随着海水东退,土壤盐质减少变为耕地,部分盐场也不再产盐而逐渐变为城镇。现今如东的栟茶镇、角斜镇、马塘镇、掘港镇等原先均为盐场。可以说,通泰地区主要的县市都是在盐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在枢纽位置的逐渐变为中心城镇。
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出铝土矿后外运至选矿厂(农林选矿厂),选厂产生的矿泥运至龙山排泥库(位于评价区范围外),因此采矿过程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地下含水层的破坏。
江淮之间,历来是北人南迁的重要中转地和落脚点。通泰地区位于江淮东部,移民情况如何,对语言面貌是否产生影响?我们结合通泰地区方志所载建置、人口情况,来考察通泰地区的移民情况,通过语言事实讨论不同时期移民对语言的影响。
通泰地区长期稳定保持两个辖区的行政建置,语言发展应在此基础上逐渐“离散”发展,内部差异越来越大,何以该地区方言音韵结构具有很大一致性,并形成了“古全浊声母清化不论平仄一律送气”“入声分阴阳,声调阴低阳高”等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区域特征,其向心力来源何处?
两淮运盐河道大者有六……曰漕盐运河,则自淮安经宝应、高邮、历扬州而至仪征入江者也。曰上河,则自扬州湾头分支入闸,东经泰州,历如皋而抵通州者也。曰下河,则自高宝以东,泰州以北,兴化、盐城境内陂湖之所汇也。上河分流由如皋南折而东达通州九场,则曰通州串场河。下河分流由泰州、海安、徐家壩起,历富安等十一场至阜宁、射阳湖出海,则曰泰州串场河。
以运盐河道为主要通道,自然河流包括人工运河等作为必要补充,形成较为完善的盐运交通系统。《光绪泰兴县志·区域志五·河渠》载,泰兴县内有名字的河流即有“白眉河”“王北河”“丁桥河”“长流河”“老龙河”“孟家溪”等,其中“老龙河”在泰兴境内的水道,弯曲绵延达八九十里,其余支流不可胜数。通泰地区其他县市与此类似。交叉勾连的水道,既满足了当地农业灌溉需要,水运贸易亦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发展,位于水道枢纽处的村庄如姜堰、曲塘、白米、丁堰、白蒲、平潮等地逐渐成为大镇。
吴武义间分置如皋场,属扬州。南唐保大十年,复升(如皋)镇为县,属泰州。
三、 通泰地区移民与方言过渡特征
在陆地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水运交通是首要选择。为了便于淮盐运输到扬州分销,通泰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盐运水道,各地方志中均有“官河”“市河”“漕河”的记载。清代两淮运盐河道较大的有六条,其中淮南有五条,四条流经通泰地区各盐场[注] 盐法志.建制门四·河渠。 :
二是南通地区。南通原为海中沙洲——胡逗洲,即今南通市区及通州区西部一带,这一区域,与我们讨论的南通境内的通泰方言区大致相当。本文所指“南通”即表示这一区域,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南通”不等同。胡逗洲与泰如地区涨接时间较晚,《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静海县条载:“古横江在州北,元是海。天佑年中沙涨,今有小江,东出大海。”天佑为公元904-907年,可见,大约在唐代末期,胡逗洲始与扬泰大陆涨接[4]42。显德五年(958年)始建为“通州”,下辖静海、海门、崇明三县。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崇明归于苏州府[注] [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惟扬志》:“宋改为崇州,复为通州,属淮南东路。元革静海县改为通州路,复改为州,属扬州路。明仍为通州,属扬州府,领崇明、海门二县。洪武九年以崇明属苏州府。” 。清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下辖如皋、泰兴两县。1912年废州称南通县,今为地级市,下辖3个区(崇川、港闸、通州),五个县级市(海安市、如东市、如皋市、启东市、海门市)。行政建置上,南通与泰州之间没有管辖关系,相互独立。
“(如皋)本汉广陵郡地也……唐析海陵县置如皋镇,吴武义间分置如皋场,属扬州。南唐保大十年,复升镇为县,属泰州。”
五代杨吴始置兴化县属扬州。南唐属泰州。
【多】这个“多”字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服务广度,第二层意思是服务深度。简言之,就是跑的池塘多和池塘跑得勤。业务量的提升,无非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新用户的开发,一个是老用户的增量,作为一名优秀的销售人员应该明白这点。那么,每多到一个新的养殖池塘,我们就会有一个潜在的新客户,继而会产生一个新的成交机会,于此同时就蕴含新的增量机会;而每多跑一次老客户,就会给原有用户多提供一次服务的机会,那么也就多了一次老用户增量的机会,特别是现在市场竞争激烈,许多饲料、渔药厂家实施“人海战术”的服务策略,如果晚去一步,那么你的业务可能就会被对手抢走。
运盐河与自然水道相互补充,成为通泰地区重要的盐运交通道路。虽然水道众多,但人流、物流的走向一致,汇聚扬州。在京杭大运河航道衰落之前,淮盐的兴盛、盐场的发展促进了通泰地区城镇的繁荣,而运盐河及密布的水运网络,则如动态的血脉,使通泰地区密切联结为以扬州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区,保持了其内部紧密联系,在“小异”的基础上保持“大同”,形成同一的音韵结构。
泰兴县本隋与唐泰州海陵县志济川镇,南唐昇元三年始析置县。
南唐建为泰州,割盐城、泰兴、如皋、兴化属焉。
南唐置静海都镇置制院。
可以看出,在杨吴、南唐时期,通泰地区有新县析置(泰兴、兴化);原有的行政单位因为人口增多而升级,泰州成为“州”,如皋由“镇”升为“县”;甚至唐代成陆的南通地区也有了建置,显德五年(958年),从静海都镇制置院升静海军,不久改为“通州”。唐末五代的移民迁入,是通泰地区人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唐时,泰州“为膏腴之地,邦赋最优”。自此后,通泰地区的行政区划未有大的改动。从地域、人口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通泰方言”形成于唐末五代。
“什么你不会是、你不会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你想开了,那有什么呢?总比在村里和癞阿小鬼混强吧。我敢保证,只要你走出去,要不了三五年,一幢房子就挣回来了。”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这一时期,淮扬一带往往成为战场,通泰地区因不是通都大邑,也不处在交通要塞,相对较为安定。建炎三年(1129年),朝廷将避乱扬州,来不及南迁的宗室疏散到泰州和高邮军(治今高邮)避难。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人第二次南下,完颜亮攻陷扬州,部分豪门巨族逃往泰州,“淮东子女金帛逃在泰州”[注]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事略三。 。淳熙二年(1175年),徐子寅在扬、楚、泰等五州军招募到近七千归正人(宋代称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垦田。叶义问奏议“通泰州密迩盐场,利源所在,见有忠义寨三二万人,西路流民所聚,正可招募,以壮军声”[7]。景定元年(1260年),(蒙古军队)李璮降宋,(南)宋将淮河以北涟水等三地居民迁至通、泰二州间。从移民来源看,主要是北方移民和原来的淮南土著。通泰方言现存的语言特征里,“儿尾”读为[r];侯韵主元音为e,其早期形式为eu;语法方面有并列连词“同”、名词词缀“子”等特征,与杭州方言一致,都是汴洛一带方言的特征,由宋代移民南渡而来。
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在元明、明清之际。关于移民的来源,民间广泛传说来自苏州阊门。通泰地区部分家谱也有载,如“丁氏一世祖伯六公,元末为避兵祸,率丁、周、严、黄四家族数百人,由苏州阊门迁至如皋西南乡开垦江安沙洲。”[8]曹树基考察家谱及地方志,发现传说与记录有许多不符的地方。如明代兴化李思诚在《陆氏家谱》序中说:“吾邑开创以来,土著绝少。家于是者,大都从他郡移徙……”,说移民从“他郡”而不说苏州,可见移民的原籍并非苏州一地。民国《泰兴县志》卷二四:“试征诸氏族谱牒,大都皖赣名族,于元明之际迁泰。”[9]实际上,通泰地区的移民大多来自苏州府及浙北地区,江西、徽州移民次之。南来移民因在阊门聚集再渡往江北,这种集体记忆诱其将祖籍附会为苏州阊门。
南通地区在明代初年的移民活动中与淮扬一带的情况不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崇明岛上有2 700户,约合13 500人迁入通州(治今南通)、海门。这批吴语移民人数众多,无疑对南通地区方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南通方言“蟹假果遇摄”和北部吴语一致,均有“ai>a>o>u”的音变链移,而这一音变发生的时间大致在元末。从该音变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上的连续性看,我们很难说南通方言的音变与这批吴语移民毫无联系。
本文使用一种缩放指数型线性单元(SeLU)[10]作为残差块的激活函数。SeLU引进了自归一化属性,可自动收敛到零均值和单位方差,主要使用一个函数g映射前后两层神经网络的均值和方差以达到归一化的效果。SeLU函数定义如公式(6)所示。
四、 结论
本文尝试从非语言因素看待交界地区人文地理与方言地理之间的关系。就通泰方言而言,长期的地理隔绝使得南通话与通泰其他地区方言区别开来,独立的行政区划和明清时期不同类型的移民,强化并维持了二者间的差异。但自唐直至清末的淮盐产业,使得通泰地区各地交通无碍,并形成以扬州为中心的经济区,区内语言保持一致。因此,虽然南通话与通泰其他方言在语音音值上不同,但从语言结构及演变规律来看,与通泰方言整体特征一致。不同时期的移民对方言的影响不同,特别是明清时期,通泰地区接纳了大量吴语区移民,不可避免会带入吴语成分。
学界一般认为,通泰方言中的吴语成分是语言底层的保留,如果将外部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或许会让我们从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考量通泰方言和吴语的关系,特别是南通话的吴语特征,是接触引发的外源层次,还是原有底层形式的共同保留?这对于我们考察交界方言的演变亦有启发意义。交界地区方言特征往往具有过渡性和跨界性,我们应将人文地理因素纳入语言演变的考察范围,充分考虑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和离散力量,以更好地探讨交界方言的形成与演变。
参 考 文 献
[1]赵元任.湖北方言调查报告[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1567.
[2]鲁国尧.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M]//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16-117.
[3]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J].考古学报,1983(2):147-199.
[4]陈金渊著,陈炅校补.南通成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5]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
[6]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64.
[7]周运.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89.
[8]高戬.阊门寻根记[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0:118-119.
[9]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M].福州:福建出版社,1997:32-38.
[收稿日期] 2019-05-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汉语方言变音现象的韵律形态研究(19YJC740012) 。
[作者简介] 李露瑶(1990-),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博士研究生。
DOI: 10.19703/j.bbgu.1673-8314.2019.06.0084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14( 2019) 06-0084-04
[责任编辑 黄昭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