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影响在消费者社会化中的作用——以我国城市母女消费者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者论文,为例论文,母女论文,作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社会化使个体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一般而言，孩子的社会化是从家庭开始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开原生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因此社会化是家庭的核心功能之一。广义社会化是指个人通过学习形成独特的社会行为的过程；而消费者社会化是消费者获得各种与市场活动相关的技巧、知识和行为的过程(Ward,1974)，它可以从消费技巧、消费偏好及消费态度三方面来衡量（注：消费者技巧指消费者对基本消费知识的理性认知（如预算、产品评价、购买标准等）；消费偏好指消费者对品牌、商店、厂商的偏好；而消费态度为消费者对各种市场刺激因素如广告、销售人员、价格信息等认知及情感倾向 (Viswanathan et al,2000)。）(Viswanathan et al,2000)。代际影响（intergenera tional influence，以下简称IGI）是一代人的价值观、习惯和行为传递给另一代的过程(Shah & Mittal,1992)，它可以分为前向IGI（父母、祖父母甚至更年长者对晚辈的影响）与反向IGI（晚辈对长辈的影响）。 IGI与消费者社会化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主要通过观察父母或家人的行为获得消费规范知识(Mpshcis,1985)，而且IGI对孩子的消费者社会化的影响是最长远和稳定的，这也是IGI在营销学上具有研究意义的现实原因。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1.消费者社会化与代际影响研究变迁
对社会化的研究最初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对消费者社会化进行了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社会化一样，家庭、同龄人及媒体等是消费者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又以家庭的影响最为基础和深远，但是，前人的研究主要把消费者社会化看成是家庭特点的函数，研究家庭的沟通方式、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父母对各种市场活动的态度等与孩子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Viswanathan et al,2000)。
尽管IGI与消费者社会化密切相关，但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消费者社会化在个体的幼年时期就开始了，儿童学习任何与消费技巧、态度、偏好相关的行为都可以看成其社会化的一部分；但IGI发生作用的时间则要晚得多，只有消费者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并能够独立地进行消费决策时，IGI才真正发生作用(Reshma and Banwari,1997)。
家庭是消费者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也最早进入了社会化研究领域。任何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发生相互影响和作用，而以代际间的影响尤为重要。传统的社会化理论中对IGI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个体在儿童时期学会的各项技能如何作用于其未来的生活，相关研究也多是描述性的，很少涉及IGI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许多研究以某一产品或品牌为对象，Woodson,Childers及Winn(1976)发现，20来岁的男青年中有62%选择的保险公司和父亲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比率有所降低（50多岁的中年男子中，只有 20%多选择了父亲所选择的保险公司）；Moore与Lutz(1988)发现了两代人之间有着相似的市场信仰与选择标准，Calson等(1994)的后续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指出当家庭使用的商品易于被孩子观察到时，两代人的偏好会有更大的一致性。Childers与Rao(1992)认为，不同的参照群体对不同属性产品的影响不同，私下使用的(private)产品与展示于公众面前的(public)产品的主要参照群体分别为家庭成员和同龄人。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在两代人之间进行的，也有学者试图研究跨代IGI，如Olsen等人通过对76个家庭进行的访谈，揭示了某些品牌偏好存在的延续性甚至可以超过三代，并指出广告上的延续性有助于使品牌更好地深入人心。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IGI对消费者社会化的三个表现维度（消费技巧、偏好以及消费态度）的影响，并证明了IGI在这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Childers & Rao,1992; Carlson et al,1994)。然而这一观点并没有在学术界达成一致的认识。Roedder-Jhon & Deborah(1999)等认为，代际影响在消费者社会化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而Viswanathan等人(2000)则认为，Rodder等人的研究和测量方法存在着不足之处，结论缺乏说服力。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仅仅是涉及了消费者社会化，而以IGI为对象的消费者社会化研究，则寥寥无几 (Viswanathan et al,2000)。而且，大多数研究也只是通过某些现象的描述来证明IGI的存在。随着研究的进展，需要深入探索IGI在消费者社会化中发生作用的机理。
2.中国消费者行为中代际影响研究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国内营销学界对IGI的研究尚属空白。我国台湾学者周玉慧等(2004)研究过婚姻价值观的代际传递，发现受访者对自认为“好”的婚姻价值观，倾向于承认代间传递；该研究还发现休闲观、分工观等新观念呈现反向IGI（注：原文作“代间反哺”，作者注。）的影响。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消费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使中国消费者行为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纵向差别巨大，不同年龄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有着强大的延续力，传统观念与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根深蒂固（卢泰宏，2005），这两个因素对IGI有着不一致的影响作用（前者削弱了 IGI，后者则强化着IGI）。毋容置疑，IGI对中国消费者社会化作用的效果和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着不同之处，然而，IGI究竟对我国消费者社会化作用的程度如何，这只有通过本土化研究才能得到较好的解答；同时，IGI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我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企业的营销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3.研究假设的建立
根据对前人研究文献的回顾及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者发生了巨大变化，但IGI在中国消费者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会因此消失。
消费的变革性发展，新产品新消费观念层出不穷，冲击着所有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年青一代更倾向于接受新事物、接受同龄人的观点和行为，但长期的家庭共同生活，使得父母的影响或多或少仍会发生作用，年青一代受到的代际影响仍会在其进行购买决策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只是由于许多父辈使用过的产品或品牌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IGI的影响会更突出地表现在两代人的消费态度、技巧上。
H2：积极的家庭特征对IGI有正面影响。
家庭特征是影响IGI的重要因素（Moshcis,1985; Carlson et al,1994; Carlson and Grossbart,1988等）。一般说来，越具有积极特征的家庭，其IGI可能越显著，而积极的家庭特征主要表现为更民主的家庭氛围、较高的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等。
H3：产品的属性是决定IGI影响大小的因素之一，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参与度越低，受到IGI的影响越大。
当消费者认为某种产品很重要或者购买该产品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时，就会尽可能多地收集产品的相关信息，来源于其他渠道的信息会削弱父母的影响。而低度参与的购买决策则往往基于记忆中原有品牌评估(Lynch et al,1988)，消费者往往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品牌，而且，低度参与的日用品大都是在原生家庭中开始接触到的，因此消费者对这些产品倾向于选择父母原来使用的品牌。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框架如下：首先通过成对数据的对比（两代人之间）来验证IGI是否在中国消费者社会化中发生作用；然后通过女儿和母亲在产品或品牌偏好上的一致性分析来揭示消费者IGI在不同类别的产品间发生作用的情况；最后将代表家庭特征的一些变量与IGI的作用进行相关分析，找出影响IGI发生作用的因素。
1.调查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消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状况、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上，城市消费者较乡镇居民更为显著，以城市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更易于发现中国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些特点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前人的研究还表明，女儿在扮演代际支持的角色中比儿子更为重要(Foxman et al.,1989)。而大学生具有理想的调研对象的基本特征：他们在经济上较为独立，并基本实现了自理(Viswanathan et al,2000)，也符合Reshma和Banwari(1997)提出的IGI发生作用的条件，他们配合调研的情况也比较好，因此本研究以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为基本研究对象。
我们于2004年12月份（即寒假前）对厦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356名城市女生及其母亲进行了调研，最终收回有效对照问卷116组（注：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实际收回学生问卷356份，母亲问卷为211份，由于研究要求对照问卷（即来自同一家庭的女儿和母亲的问卷）必须同时有效，故出现了大量的无效问卷，最后有效对照问卷为116组。），问卷有效回收率为32.6%。尽管受到厦门大学学生来源的影响 （主要来自福建省），有效问卷中其它省份仍有48组（约占有效问卷的41.4%），基本上均衡了地理区域差异及由此导致的偏差。我们的实证研究就是基于上述116组样本进行的。
2.调查程序
(1)试调研及变量的选取。最初，我们设计了80个有关消费者社会化三个方面（态度、偏好、技巧）的问题，同时，筛选出了25种拟调研的产品。然后，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试调研，通过对试调研结果的分析，剔除了其中选择结果一致性过高的问题（一致性超过80%），保留了64个问题（其中，消费技巧问题23个、消费偏好问题18个、消费态度问题23个）；而产品则限定为日用品，只保留了15种产品（具体产品见表3）。
通过相关文献的整理以及试调研，我们归纳出了影响IGI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家庭特征、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及孩子的支出状况等，这些内容则在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及家庭特征中体现，后面的实证研究将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IGI进行检验和分析。
(2)研究方法。许多研究（特别是早期）只通过对子代的调研来进行研究分析（如Childers and Rao,1992），如利用李克特量表法来直接询问子女是否受到父母受到影响。其最大优点是只通过一份问卷就能够较容易地获得父母和孩子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情况，但由于孩子对父母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很了解，因此往往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甚至会产生较大的谬误。
平行分析法(parallel analysis)是全面了解家庭在消费者社会化中作用的有效方法(Moore and Lutz,1988)，而McLeod等人提出的双向模型(co-orientational model)是平行分析双方相互影响状况的一个重要工具(McLeod and Chaffee,1973)。双向模型的衡量维度有三个：一致性(Agreement)、精确度(Accuracy)和适合度(Congruency)。其中，一致性是衡量双方影响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它揭示了双方实际上的相似度，即甲乙双方对同一事物所持态度的相同状况；精确度显示出双方之间的了解程度，也可以作为彼此沟通状况的衡量指标（注：精确度分为两种情况，即甲认为乙所持的态度与乙实际态度之间的相似状况（精确度Ⅰ或甲乙精确度）以及乙认为甲所持的态度与甲实际态度之间的相似状况（精确度Ⅱ或乙甲精确度）。）；而适合度是受影响的一方自认为所受影响的一个衡量指标(McLeod and Chaffee,1973)，故在实证中我们以一致性为主要标准，采用逻辑判断法（被访者根据实际对“是”、“否”两种情况作出选择），通过T检验验证两代人间IGI的存在情况，精确度则被用来衡量家庭的民主程度。
(3)问卷的可信度检验。本问卷分为三个部分：消费者社会化的表现、产品或品牌的选择以及家庭特征。我们将配对问卷进行了数据信度检验，三个部分问题的Cronbach Alpha系数分别为0.6883、0.7221与0.7012，问卷的可信度完全可以接受。
表1 母女间一致性检验
注：表中A代表态度(attitude)、S代表技巧(skill)、P代表偏好(preference)
四、测量与实证分析
1.我国城市消费者代际影响情况及差异分析
我们以两代人在消费技巧、偏好以及态度等方面的综合一致性程度作为衡量IGI的主要标准。为了剔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我们将样本数据进行随机配对——让成对数据来自不同的家庭母亲和女儿，然后将随机配对与母女配对的结果进行均值T检验，以验证ICI是否在消费者社会化中起作用。
结果显示，IGI在消费者社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为在一致性检验中，母女配对的均值与随机配对的均值间的差异是高度显著的，而且前者大于后者。表1，为母女间一致性分析的结果。
2.IGI在消费者社会化三个方面（技巧、偏好、态度）之间的影响差异分析
Roedder-John(1998)认为，技巧与态度在代际间的传递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偏好在代际间的传递是比较显著的，但他使用的是单项指标法，即只对孩子一代进行了调研。我们对消费者社会化三个方面 （态度、偏好、技巧）分别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ICI对消费态度与消费偏好存在显著的影响（p分别为0.000、0.004），而对消费技巧的形成没有显著的影响(p=0.307＞0.05)，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3 15种产品品牌选择结果
母女配对之和随机配对之和差值
时装
54 67 -13
护肤霜 57 44 13
牙膏
81 67 15
手机
87 68 19
沐浴露 67 46 20
零食
63 35 28
香皂 111 80 31
唇膏
83 48 35
饮料
70 30 41
感冒药 80 37 43
内衣 104 57 46
洗衣粉102 48 54
卫生巾 94 39 56
洗发水100 43 57
洗手液118 50 68
注：针对同一产品母女的品牌选择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完全一致、不完全一致和完全不一致，我们分别赋值2分，1分和0分，本表中的“之和”就是所有成对问卷中选择结果赋值的加 ·总，而“差值”别是母女配对之和减去随机配对之和。
3.IGI对品牌偏好影响的分析
国外许多学者都证明了两代人品牌偏好一致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甚至可以延续好几代(Woodson et al,1976; William & Michael,1982; Moore & Lutz,1988,Olsen 1993; Elizabeth et al.,2002)。在Elizabeth等人(2002)对具体产品进行品牌偏好的调查中，调研对象被要求列举出三种品牌，以防因选择过少使IGI的影响被低估。我们的试调研表明，选择两种品牌更为合适，以避免高估IGI的影响。考虑到产品的性别属性，我们只对母女之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即让母女分别选择自己使用的品牌（在措辞上使用了“您最常用的产品／品牌是”），再进行平行分析；同样地，通过T检验来验证两代人的偏好情况在家庭配对和随机配对下是否有差别。表3为调查的基本结果，表4为母女间一致性分析的结果。
表6 相关分析
**表示P＜0.01，*表示P＜0.05。
注：①母女一致性指母亲和女儿实际选择品牌的一致情况；②因为表2的结果已经证明IGI对消费技巧没有显著影响，故在此只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与消费态度一致性和消费偏好一致性之间的关系；③消费者社会化变量是社会化三个方面（消费态度、消费技巧、消费偏好）的综合衡量。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ICI对女儿日用品产品／品牌偏好的影响是显著的(p=0.000)，但母女选择的一致性并没有体现在所有的产品中，比如“时装”的随机配对时的得分更高（注：对于时装，我们是按照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如质地、品牌、价格和款式等来调查的，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品牌。）。Terry和Akshay(1992)曾根据产品的可见度进行过分析，认为相对于公共可见度较高的产品，私下使用的产品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更大。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相类似的是：卫生巾、内衣等的选择分差比较高，说明女儿私下使用的产品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而时装、护肤霜和手机等，由于公众可见度比较高（护肤霜的气味也是可见度之一），同龄人的意见等可能成为选择的主要参考因素，代际影响程度比较低。
根据消费者购买过程中参与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日用品分为三类：便利品（Convenient goods，如牙膏、洗衣粉）、选购品（Shopping goods，如洗发水、香皂、沐浴露、护肤霜）和特殊品（Special goods，如手机、内衣、时装）。IGI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从表5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相对特殊品而言，IGI对便利品和选购品的影响作用较小（P值分别为0.004与0.025），其中尤其以特殊品与便利品的差别为甚（差值为10.6250，显著水平为0.004），但便利品与选购品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696＞0.05)。
4.影响IGI的因素分析
通过前人的文献整理和试调研，我们得出了几个可能影响IGI的因素，本文将通过相关分析来判断这些因素是否对IGI产生作用。
(1)家庭特征对IGI的影响。IGI是知识、资源和偏好等在两代人之间传递的结果，家庭特征直接影响了传递效果。Carlson和Grossbart(1988)将家庭分为独裁、疏忽、民主和放纵四种类型，并发现民主的父母和放纵程度较轻的父母在孩子的消费者社会化中扮演着最为积极的角色。但这种划分方法显然不能包括所有家庭类型，如果按家庭特征的两个方向——民主与专制来划分，设置中间区段，则可以较好地涵盖所有的家庭类型。一般而言，越是民主的家庭，沟通越好，两代人之间也更容易彼此了解。我们选择精确度——衡量家庭沟通状况的重要标准之一，来测量家庭的民主程度。由表6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家庭民主程度（由女母精确度来衡量）和母女品牌选择的一致性、消费态度一致性之间成正相关。
(2)其他变量与IGI之间的关系。根据Reshma和Banwari(1997)的观点，许多产品具有表现功能(expressive)，IGI对这些产品的影响与两代人生活方式的接近程度正相关，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又是影响两代人生活方式一致性的重要因素，因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两代人在接受新事物方面差距就可能越小。由于历史原因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内父亲受教育的程度往往高于母亲，所以，我们以父亲的受教育状况为衡量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标准。表6中，母女品牌选择的一致性与父亲受教育程度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上述观点基本相符。
收入是决定个体所处社会阶层的重要变量，同时“资源控制力是IGI产生的根源之一”(Reshma & Banwari,1997)。大学生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独立，父母的资源控制力表现的比较明显，家庭收入与“母女一致性”的显著相关系数验证了Reshma和Banwari的观点。
从表6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一些相关系数仍呈现出较好的有效性（如态度一致性与女母精确度间，p=0.029），而且大部分相关系数的符号基本上验证了这些因素在代际影响中起作用的方式。但是，许多预期的影响因素与消费者社会化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尽管IGI在消费者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消费者社会化的唯一因素。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1.对假设的论证以及与前人研究结果的比较
前面的实证分析表明，尽管中国社会消费经历了变革性的发展，但IGI仍在城市消费者的社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1的结论基本得到了的证实。但是IGI对消费者社会化的三个表现方面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从表2可以看出，IGI对消费者态度及偏好的影响程度存在微弱的差异(p=0.07)，其中对消费态度的影响相对较低（均值差为负），这与Roedder-John(1998)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与H1中“IGI可能更多地表现在两代人的消费态度、技巧上”这一论断不相符。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消费态度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受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更多，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代沟，从而产生分歧；而消费偏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知识和技能，从父母那里学会这些知识和技能有助于孩子降低具体购买决策中的风险，因而IGI对其影响程度较高。
IGI是在家庭内发生的，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积极的家庭特征会对IGI产生积极的影响：家庭的民主程度越高，IGI就越显著，这与Carlson和Grossbart(1988)、Reshma和Banwari(1997)等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也验证了H2中的观点。但这些因素对IGI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代人产品或品牌选择的一致性上，由于其他因素在消费者社会化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对IGI的影响较少地反映在消费者社会化中。
我们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产品购买决策的参与程度是影响代间产品／品牌偏好一致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Lynch等人(1988)的观点，作为低参与度的产品，便利品和选购品应该受IGI的影响更大，但本文的实证结果却正好与H3完全相反——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特殊品显示出受IGI的影响作用更大。这一结果正显示出了我国消费者的特点：他们在选择特殊品时，更看重家庭成员的意见；或者由于特殊品的价格往往比较高，资源控制权起了决定性作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尽管同一类别的产品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以参与度为衡量标准），但它们受到的IGI也是有所差别的，例如选购品中的香皂和洗发水就显示出较大的差别（表3中它们的差值分别为31与57），这一数据也说明简单从产品属性出发，并不能够很好地判别出IGI起作用的情况，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2.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随着商品微利时代的到来以及营销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拥有良好顾客忠诚度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对IGI在消费者社会化中作用的研究，为研究顾客忠诚度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也为企业吸引潜在消费者、培育顾客忠诚提供了新的思路。国内在IGI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的探索性研究成功地应用了平行分析法，从消费者的消费态度、技巧和偏好三个方面初步揭示了IGI在我国消费者社会化中的作用以及影响IGI的深层原因，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的研究已经证明了IGI使两代人对一些产品产生相似偏好，其中有些IGI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表3中最大的差值达到了68），对于这些产品应尽量利用IGI的作用来培育顾客忠诚。Elizabeth等(2002)认为，在IGI的作用下，消费者有时会表现出“对于其他品牌，甚至连试用的兴趣都没有”的情况。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样本容量比较小，有些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我们所采用的调查及分析方法却为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特别是在调查某些具体的产品或品牌是否从代际影响中获益时，引入随机配对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品牌忠诚度是否来源于IGI，从而决定是否采取必要的营销组合来加强IGI的作用。
对于存在IGI的产品，需要了解IGI发挥作用的深层次原因。Reshma和Banwari(1997)认为专门技术(expertise)、两代人生活方式(lifestyle)的一致性以及一方对资源的控制是代际影响起作用的基础。Elizabeth et al(2002)认为代间惯性(Intergenerational inertia)的原因之一是年青一代的消费者参与度比较低，他们在进行一项购买决策时，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或精力，宁愿利用父母的专家性(expertise)及经验(experience)。因此应根据IGI起作用的具体原因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对于专门技术在IGI中起主要作用的产品而言，可以通过产品功能方面的宣传，使得受影响者更好地了解产品的核心价值；而对于生活方式因素在IGI中起主要作用的产品则要注重产品本身的象征意义。
尽管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明显受到了IGI的作用，但由于IGI发生在消费者独立生活之后(Reshma & Banwari,1997)，受一些客观因素 （如产品的可获得性、产品设计特征、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的影响，很多消费者在实际购买中并没有选择父母偏好的产品或品牌。这时，企业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吸引独立生活的子女并保证他们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品，如使用小包装使其更适合刚独立生活的社会成员等，以维持子女一代对产品的忠诚。
从前人研究的结果来看，家庭以外的其他参照群体、品牌自身的市场知名度、可供选择的产品（竞争者的数量）等都有可能削弱IGI的作用，但这些因素也可以被利用于建立和培养顾客忠诚度，对营销人员而言，在善加利用它们的同时，应控制它们由于与IGI相冲突而造成的对顾客忠诚度的损害，充分发挥IGI在培养顾客忠诚中的作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IGI并不是万能的，有些产品几乎不受IGI的影响(Elizabeth et al,2002)。
3.研究中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是探索性研究，验证了产品的属性、家庭类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IGI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推测，但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真正机理尚未加以实证论证。从研究对象上看，尽管大学生是较理想的调研对象，但由于他们经济上并未完全独立， IGI起作用的方式不能在他们身上很好地显示出来，这也可能是研究结论与前人存在一定偏差的原因之一。在产品的选择上，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定，本文主要选取了日用品，没有涵盖更广泛的产品范围。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向可以进行：
(1)反向IGI。在消费品日益数字化的今天，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的传统权威在消费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年青一代对许多产品（如数码产品）掌握了比父辈更多的专门技术，这使反向IGI发生作用的可能性与程度都大大增加。如何界定反向IGI，并对其影响程度进行衡量，是未来可以细化研究的方向之一。
(2)IGI与消费者社会化其他因素的关系。IGI只是消费者社会化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在消费者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同龄人和媒体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IGI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关系等也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3)代际影响的负面效应。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IGI亦具有负面效应，即由于某种原因（如叛逆心理等），子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与父母截然相反的消费态度、技巧和偏好。如何来衡量代际影响的负面效应，并采取措施减少其对企业的不利影响等都值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