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南北朝论文,东汉论文,文化中心论文,差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的学术史和文学史研究者都早已注意到东晋南北朝时代南北两地在学术和文艺方面的种种差别，并对其形成的原因，作过不少探讨。但这些学者大抵着重在地理环境的不同方面解释其原因。例如近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就主要从水土不同来解释南北文风的不同；今人胡国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虽然比较强调北方遭受战乱之故，也认为北方土地比南方贫瘠为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看法似乎还不很圆满。因为水土的差别能否直接地影响到学风和文风，似颇可商榷。至于说到北方土地“贫瘠”，恐亦未必，因为北方亦不乏某些肥沃之地，而且从《洛阳伽蓝记》卷四的记载看来，当北魏后期时国家财力也还雄厚，不致引起学术文艺的衰败。其实北朝的学术文艺是否全不如南朝，也还需讨论。例如北朝的经学，学风不同于南朝，而清代以来学者，颇有人认为有其长处；北朝的散文，亦自成一体，未必完全不如南朝。笔者认为：南北的学风与文风确有很大差别，但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曾就两地社会生活的差别进行过一些论述；在这里则拟从双方所继承的传统有所不同来作一些探索。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关于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历来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看来，当以殷商的甲骨文为早。殷商部族虽屡次迁徙，但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河南省偏东一带。殷商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两省的大部地区及苏、皖北部一些地方。至于与殷商对峙的周族，早期居于今陕西北部彬(邠)县一带，后迁至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一带)。周族初起时力量较弱，曾臣服于殷族，其文化亦落后于殷，并深受其影响。后来周族日益强大起来，到周武王时终于灭殷，并征服了东方的殷文化地区，建立了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周王朝。周朝建立之后，在文化上曾竭力学习和吸取殷族的文化，所谓“周因于殷礼”。《尚书·洪范》虽可能出于后人追记，但说周族君主向殷遗民请教施政方法的事，却完全可能。周朝建立以后，其都城镐京所在的关中地区自然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发达地区。现存《尚书》中的《周书》、《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基本上多产生于这一地区；许多著名的西周青铜器，亦多出土于此。所以说这里在西周时代，可以视为新的文化中心。至于原来的殷族统治区，在被征服以后，文化上是否有所衰落，由于史料的缺乏，尚难论定。
西周的覆灭和周平王的东迁洛阳，使当时全国的文化分布情况为之改观。从现存的文献材料看来，《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中邶、鄘、卫、郑、齐、陈、桧、曹诸风以及《鲁颂》、《商颂》皆出现于东部地区，这些部分占了《国风》中一大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以来的文化成果亦多保存于东部的诸国，如《左传·昭公二年》记晋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又《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又“请观于周乐”。此外，据《论语·述而》记孔子在齐闻《韶》；孔子又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大抵都诞生于今鲁豫两省的南部，如孔子为鲁人，孟子为邹人；老子为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庄子为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为山东东明的庄寨集一带)人；墨子旧说为宋人，但清孙诒让则认为是鲁人。这些先秦最重要的思想家，其出生地之间相距都不远，大抵不外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文化繁荣的地区稍有扩大，但仍偏于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所以《文心雕龙·时序》论及战国学术文艺时认为“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这当然和当时各国实行的政策有关，但和各地的文化传统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西部尤其是今陕西一带自西周灭亡以后，落入秦国之手。秦国的文化本较落后，春秋时代和东方交通的道路为晋国所阻，后来又屡次发生内乱，以致“诸侯卑秦”(《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语)。直到战国前期的献公、孝公时，国势才渐次振兴。但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的商鞅，在文化上则对各家学说采取排斥的态度，《商君书·靳令》中把“礼、乐”、“《诗》、《书》”等都归入“六虱”之列，严加禁制。所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作《吕氏春秋》，其《察今》中有“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语。近人杨树达先生云“余谓不韦秦人，秦僻处西陲，故称中原为‘东夏’耳”；王利器先生则以为“东夏犹言东土或东国，泛指函谷关以东华夏之地耳”(并见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卷一五，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769页)。可见直到战国末，当时出现的绝大多数典籍，皆出于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士之手。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实行了残暴的“焚书坑儒”，但原来是文化最发达的齐、楚旧地，由于距秦的统治中心较远，所受损失也相对较小，所以秦亡汉兴以后，最早出现的学者、文人如叔孙通为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区)人；陆贾为楚人①。稍后出现的儒家经典的传授者如申培为鲁人，辕固生为齐人，伏胜为济南人，高堂生为鲁人，公羊《春秋》的传人为齐人，穀梁《春秋》的传人为鲁人，最早的《易》学传授者田何亦齐人。同样地，在文学方面，汉初文人大抵活动于吴、梁、淮南等诸侯王国，而较早的作家如枚乘为淮阴(今属江苏)人，邹阳为齐人。可见当时的学术文艺仍以东部地区为盛。
但是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尤其是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的被削平，诸侯王国势力削弱，而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学，另一方面又酷嗜辞赋等文艺作品，招致各地学者、文人来长安，而那些学者和文人们要寻求出路，也只有到朝廷谋求官职。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帝王对士人“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多数学者、文人不得不集中到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汉武帝又在朝廷中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的经典，士人不通儒家经典，难于得到官职。由此四方士人也大批涌向京城求学。这样，长安就日渐成为了全国的学术文艺创作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学者和文人，如司马迁就是杰出的例子；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虽为蜀人，其创作活动均在长安；著名学者刘向、刘歆父子，亦好几代居于长安。由于长安作为汉帝国的都城，为达官贵人聚居之地，正如班固《西都赋》所说：这里是“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久而久之，关中士人渐渐形成了一个自大的心理。《盐铁论·国疾》载，昭帝朝的“盐铁之议”时，桑弘羊曾说“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而认为那些居京师较久的“贤良”们，可能比较高明。这里虽多少存有偏见，但一般来说，关中士人由于地位优越，接受各种学术文艺的机会也可能相对地多一些。
不过，关中地区在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随着西汉的灭亡及光武帝的迁都洛阳而发生了变化。光武帝的迁都，其直接原因是由于他本来从南阳一带起兵，而后来又以黄河以北的河内郡一带作为后方重地。这两个地方都在函谷关以东，正处洛阳的南北两方。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关中地区虽称沃土，《尚书·禹贡》称这里“厥田惟上上”。但这主要是指今陕西中部所谓“八百里秦川”。这里的农业虽颇发达，但建都以后，大批人员聚居于此，本地的粮食生产就难于完全满足需求。所以早在汉高帝接受娄敬建议定都长安时，张良已提到“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开始时从关东运向京城的粮食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每年不过“数十万石”，武帝时一般增至每年四百万石，最高时达六百万石。从关东运粮到长安，不但耗费人力很大，而且“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于是武帝时就有人建议在汾阴(今山西万荣)、皮氏(今山西河津境)一带开垦以代漕运，但没有成功。这样，迁都洛阳以省漕运之费，亦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光武迁都洛阳之初，长安城中还居有许多西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他们不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许多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例如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纯，是西汉张安世玄孙，史称他在朝历世，明习故事，曾奉光武帝之命，议定“禘”、“祫”之礼(《后汉书》卷三五本传)。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韦彪，是西汉韦贤玄孙，“好学洽闻，雅称儒宗”，“著书十二篇，号曰《韦卿子》”(《后汉书》卷二六本传)。扶风茂陵人杜林，其父在西汉末为凉州刺史，“家既多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他擅长古文经学，曾“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经他和卫宏、徐巡的提倡，“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卷二七本传)。扶风平陵人贾逵通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和《左传》、《国语》，尤精于《左传》，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他又擅长文学，“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后汉书》卷三六本传)。此外，如治《易》的杨政、治《书》的宋登、治《春秋公羊传》的李育等，都是长安一带人士，可见当时关中地区的学术，仍很繁荣。至于文学创作方面，情况似尤为显著，如东汉初年因未能及早归附光武帝而受排斥的京兆杜陵人冯衍，乃西汉冯野王之孙，他失意后作《显志赋》，见于《后汉书》本传，其典故颇为后世文人所乐道。此外，他“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禄说、策五十篇”，他的儿子冯豹亦擅长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见《后汉书》卷二八本传)。著名的学者兼作家班彪及其子班固、女班昭皆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傅毅为扶风茂陵(今陕西西安北)人；《论都赋》的作者杜笃为京兆杜陵人等。尤其是班固、傅毅，更为东汉前期文学家之翘楚。
不过，当东汉前期关中学术文艺尚能持续繁荣的同时，全国其他地区的著名学者和文人也很多，如著名学者桓谭为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卫宏为东海(今鲁南苏北一带)人，郑兴、郑众父子为河南开封人，曹充及子曹褒为鲁国薛(今属山东)人，治古文《尚书》的周防为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人，又一位治古文《尚书》的孔僖为鲁国鲁(今山东曲阜)人，治今文《尚书》的牟融为北海(今山东潍坊一带)人，桓荣为沛国龙亢(今安徽蒙城东)人，丁鸿为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治《诗经》的高诩为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伏恭为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等，可见东部各地，出现的学者为数甚多，他们中有的曾受学于长安，有的则否，总之所出人才也很多。其他地区如今河南西南部、湖北一带以及今四川等地在学术方面出现的人才也很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一代二百多年的大一统局面下，各种学术文艺已广泛地普及于原来文化较欠发达的地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安平(今属河北)崔氏的出现。安平在当时属涿郡，这一带在战国至西汉时，文化上还比较欠发达。但这一家族从西汉末年的崔篆著作《周易林》六十四篇(一说即今所见《焦氏易林》)和《慰志赋》，其孙崔骃，作《达旨》，又著有“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酒警》”等，合二十一篇。他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他的儿子崔瑗、孙子崔寔在学术文艺上都有很高成就，为历代所称道。崔氏家族中还有崔烈，亦有文才，《后汉书·崔骃传》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后来南朝的王筠还引崔氏以自比。除了今河北中北部外，南方的今江浙等地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其中最著名的如《论衡》的作者王充为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治《诗经》和《论语》的包咸为会稽曲阿(今江苏镇江)人；文人如高彪为吴郡无锡(今属江苏)人，学者如程曾为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汉代还被认为是极边远的地区也产生了一些有名的学者和文人，如东汉初年在朝廷中发生的关于《左传》是否应立于学官的一场争论中，赞成者中的陈元是苍梧广信(今广西苍梧)人，反对者范升则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人。此外，还有文人侯瑾为敦煌(今属甘肃)人。可见这时中原文化已被广泛传布到许多地区。
但是学术和文化在各地得到比较均衡发展的状况并未能长期地持续下去，由于东汉的迁都洛阳，长安这个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不得不为洛阳所替代。长安城里的高门子弟，也只能“衣冠仕洛阳”了。随着大批贵族、官僚、士人以及许多主要为这些人服务的商人相率东迁，使关中的人口大为减少。例如京兆地区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为十九万五千余户，六十八万二千余人；《续汉书·郡国志》则为五万三千余户，二十八万五千余人。左冯翊据《汉志》为二十三万五千余户，九十一万七千余人；《续汉志》则为三万七千余户，十四万五千余人。右扶风据《汉志》为二十一万六千余户，八十三万六千余人；《续汉志》则为一万七千余户，九万三千余人。这种统计数字是否确切，且从多数郡国情况看来，《汉志》户口数一般较《续汉志》为多，这究竟是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中人们死亡及逃入山泽使户口锐减，还是东汉时朝政更为混乱，各地所报户口有所隐瞒，就很难确知②。但不论怎样，关中人口大量地减少则属事实。关中人口的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政权中心的东移，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朝廷始料所及而且是帝王大臣们所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多少节省了漕运之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光武帝迁都时所未预料到的。原来，在今甘肃、青海一带居住着羌族等少数民族。这些羌人从殷周时代起，已与中原有交通，但直到西汉前期，与汉朝政府还基本上相安无事，汉武帝开“河西四郡”，隔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把羌人赶向远处。到宣帝时，羌人逐渐渡过湟水，入居汉境，汉朝派赵充国率兵加以讨伐，至元帝时，羌人又起兵，被冯奉世镇压。此后从王莽至东汉初，羌人又曾多次起义。光武帝时，先零羌起兵，被汉将马援击破，马援为了对降服的羌人加强控制，把他们迁徙到天水、陇西和扶风三郡(今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一带地方)。此时正是东汉帝国全盛时代，凭借其兵威尚可暂时无事。但“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卷入七《西羌传》)；“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于是就爆发了“羌乱”。东汉的“羌乱”，其实在初年已经存在，但规模不大，旋遭镇压。羌人大举起兵则在汉安帝时，这时东汉的官吏已十分腐朽。据王符《潜夫论·边议》云：“羌始反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长，皆奴(驽)怯畏偄不敢击。故令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在羌族起义的打击下，东汉的边郡官吏，大抵为内地人，既无安抚羌族、安靖地方的良策，也不爱惜那里的土地和汉民，只是建议将郡县内迁。正如《潜夫论·实边》所说：他们“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心谨劣，不能自达阙廷，依官吏家，迫将威严，不敢有摯(慹)。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大半。边地遂以兵荒，至今无人”。这里所谓的“边地”，实即指凉州(今甘肃等地)，正如同书《救边》所说：“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事实上“羌乱”中，关中地区所遭受的战乱，次数极多。原来关中一带的居民包括那些“名门望族”，也不得不被迫东迁。例如著名的学者和辞赋家马融，是扶风茂陵人，东汉初年名臣马援的侄孙，和明帝皇后马氏是一族。他在安帝永初前期(约108—110)时，因“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就到洛阳应外戚邓骘的征辟，以此一直居于洛阳，其大多数学术著作及辞赋都作于洛阳。从“羌乱”发生以后，根据《后汉书》中《儒林传》、《文苑传》等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中一带人物已极为稀少，大多数学者和文人，其籍贯多属今山东和河南东部、南部以及苏北、皖北一带，此外，南方的今江浙和湖北等地，西南的今四川、重庆诸地以及北方的今河北、京津地区等也出现了一些人物。从这个情况看来，东汉中叶以后，学术文艺的中心确实出现了向东向南迁移的现象。
在这个文化中心东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东部各地，其发展也是不太平衡的。一般来说，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化繁荣似乎也有一个由西向东的发展过程。东汉中叶以后在学术文艺方面出现的著名人士以当时的汝南、颍川、南阳及沛郡、济阴等地为多，汝南、颍川和南阳都在今河北的南部，济阴在今山东西南部，沛郡则在今苏皖鲁豫四省接壤之地。其中汝南、颍川二郡所出的人物最多，现在我们阅读《世说新语》，尤其是其中的《德行》、《言语》、《政事》、《方正》诸篇，有关东汉名士的言行，大抵以汝、颍人物为多。汉魏之际，二郡的人士曾互争优劣。《艺文类聚》卷二七载有汉末孔融所作的《汝颍优劣论》，以为“汝南士胜颍川士”，颍川人陈群不服，加以反驳，孔融又作此文重申己说。在今天看来孔陈之争，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值得注意的倒是在汉末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汝颍争胜的现象。这多少说明二郡人士在当时士人中曾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从当时的史实看来，汝颍二地士人的兴起，似亦略有先后。汝南人士之兴起，似更在颍川人士之前。如汝南汝阳人袁安，世传《易》学，其子袁京、袁敞，孙袁汤，曾孙袁逢、袁隗，玄孙袁闳等皆著名当时。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东)人张酺，世传《尚书》之学，章帝曾向他“备弟子之仪”。汝南汝阳人周防，治《尚书》有名，其子周举更是安帝至顺帝时代的名臣，孙周勰虽不仕，亦一时名士。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应顺，和帝时官至河南尹、将作大匠，其子孙历世都有官职，曾孙应奉更是博学善属文，著《汉书后序》，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作《汉事》十七卷，著《感骚》三十篇。其子应劭尤有名，曾著《汉宫礼仪故事》、《中汉辑序》、《风俗通》等，《后汉书》卷四八本传谓“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其弟应珣之子应玚、应璩都是三国时魏国著名作家，璩子贞，又为魏晋间有名诗人。汉汝南郡的大部分地区战国时属楚，但有一小部分属魏，所以正当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汇之地。《汉书·地理志》云：“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后汉书·党锢传》云：“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不过“甘陵”指桓帝初甘陵(今河北清河一带)人房植与周福之争，其实房植虽为正人，周福亦无多少劣迹，主要是意气之争。至于“汝南”则指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附近)人范滂为太守宗资功曹，敢于和权贵宦官斗争，为宦官所仇恨，为各地士人所推崇，最后死于大诛党人的祸乱中。这次被称为“党锢”的士人中，其首领之一是陈蕃，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同时被列入党人的还有殷陶、黄穆、蔡衍、陈翔等，皆汝南人士。汝南名士中还有像周燮、黄宪等人，虽未因党事而遭受迫害，但亦为天下士人所崇仰。
和汝南郡同为当时人注目的颍川郡，亦为人文荟萃之地。据《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后来韩延寿为太守，“教以礼让”，并且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同书《地理志》亦谓：“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可见此地民风，既受韩延寿、黄霸影响，深受儒学熏陶，又保有申不害、韩非的余风，能维护法制，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因此在汉末的党人中，颍川人士亦为数甚多，其中如领袖人物之一的李膺，就是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此外还有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杜密，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贾彪，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翌(昱)等。颍川名士亦甚多，其中颍阴荀氏尤有名，安帝时人荀淑，有名当时，为李固和李膺所尊崇。荀淑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号称“八龙”。荀淑的兄子荀昱(即荀翌)与李膺一起因党人事被杀，昱弟昙亦遭禁锢。荀淑诸子中荀爽最有名，《后汉书》卷六二本传称其十二岁“能通《春秋》、《论语》”，又称“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荀爽兄俭之子荀悦，亦汉末著名学者。作《汉纪》三十篇，“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今存《申鉴》一书，亦荀悦所作。荀爽另一个侄儿荀彧，及荀彧之侄荀攸，皆三国名臣。后来荀氏在西晋仍不乏贵显人物。如荀勖及其子荀藩、荀组等皆出于这个家族。颍川舞阳(今属河南)人韩韶及子韩融，被当时人称为“名德”。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皓，通《诗经》及刑律，隐居不仕，而为当时士人所归慕，孙钟繇是三国魏名臣，且为著名书法家，繇子钟会不但是文人，且曾作《道论》二十篇，实刑名家言，又作《四本论》、《周易尽神论》、《周易无互体》和《老子注》等，后因起兵反对司马昭被诛。钟氏家族则仍在士大夫中享有一定地位，东晋钟雅及南朝梁钟嵘，皆颍川长社钟氏。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及子陈纪、陈谌，都受到士大夫们推崇。陈纪子陈群，为三国魏司空，群子泰亦有名。正因为有这些人物的出现，遂使汝颍一带人物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现象亦非偶然的。因为汝南、颍川二郡在西汉以来，便是人口密集之区，据《汉书·地理志》，汝南西汉时凡四十六万一千余户，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口，《续汉书·郡国志》则谓东汉时凡四十万四千余户，二百一十万余口；颍川西汉时四十三万二千余户，二百二十一万余口，东汉时凡二十六万三千余户，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余口。看来东汉时户口数比西汉虽略少，但在全国仍极繁密，如颍川人口比西汉减少很多，而较之京城洛阳所在的河南尹辖区，户口还要多些。人口的密集说明了当时该地经济实力较强，而经济上的富裕，也促进了士族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当然，在汝南、颍川二地涌现许多名士的同时，在其他各地，也出现了不少学者、文人和名士，但相对地说，不像汝颍二地那样集中。不过，从汉末至三国初，名士的出现渐趋平均，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亦不尽出于“汝颍”。如大学者郑玄是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卢植是涿郡涿(今属河北)人，服虔是河南荥阳(今属河南)人。当时著名作家中蔡邕、蔡琰父女是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孔融是鲁(今山东曲阜)人，祢衡是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仲长统是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北)人，王粲是山阳高平人，徐干是北海剧(今山东昌乐)人，刘桢是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陈琳是广陵(今江苏宝应)人，阮瑀是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应玚是汝南南顿人，杨修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邯郸淳和繁钦是颍川人，吴质是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此外，在学术文艺方面虽无杰出成就，而其品德在士人中极富威望者如汉末党人所推重的人物郭泰为太原界休(今属山西)人，徐孺为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刘淑为河间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人，刘祐为中山安国(今河北安国东)人，魏朗为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等，可见各地都曾出现过一些名人。但总的来说，名士的籍贯却是东部各地多于西部；黄河以南到淮河两岸一带多于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地区。尤以今山东的黄河以南到苏北、皖北一带和河南的黄河以南、洛阳以东一带出现的人物为最多。这大约是这一带的各郡人口较密，说明经济上比较发达，而且自先秦以来，这里的文化传统亦较深厚之故。前几年曾有一位研究者认为黄河以北地区文化上比以南落后，人才较少，导致了汉末袁绍和曹操的战争中曹胜袁败(见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此说是否正确，尚可研究，但黄河以南文化较以北地区发达，人才较多则为事实。其实河北人士在东汉一代的文化显然有很大提高，不过他们中不少人大约是游学河南的。如卢植就是马融弟子，马融自安帝元初时已迁居洛阳，那么他从马融学习的地点，亦当在洛阳。河北地区学术文化的提高恐怕和汉末的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原来自董卓之乱后黄河以南地区战争频繁，而黄河以北则在袁绍手中，起初时战争相对较少，当时著名学者郑玄、应劭晚年都依附袁绍并卒于邺城(今河北临漳)。袁绍失败以后，曹操继续以邺城为其根本重地，王粲、刘桢等著名作家都长期生活于此，对当地的影响显然亦不宜低估。不过曹操死后，曹丕代汉，定都洛阳，士人留居邺城者相应减少。曹魏中期以后的学术文艺活动主要集中于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以南地区，其主要人物，仍以今山东、河南二省的一些地区及苏皖北部人士为多，“竹林七贤”中一些人虽出生黄河北岸，但像山涛、向秀等人，其家乡距黄河极近，基本上仍代表着黄河以南地区的文化特色。不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学术文艺方面，确已在很快地发展。除上面提到的安平崔氏、涿郡卢氏外，在曹操时就有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人崔琰，其子孙直到南北朝还世代称高门。魏时河北人士也有不少知名者，如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卫觊乃散文家和书法家，曾著《魏官仪》，他的儿子卫瓘，为西晋名臣，晋惠帝时在内乱中被楚王司马玮所杀。其子卫恒亦擅书法，作《四体书势》，与卫瓘同时遇害。孙子卫玠得幸免，善于谈玄，永嘉末(312)卒于江南，年二十七。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潜仕魏，官至大司农、尚书令，子秀，仕晋，精地理之学，作《舆地图》十八篇(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裴潜传》注引《文章叙录》，《晋书》卷三五《裴秀传》作“《禹贡地域图》”)。裴秀子颇为西晋名臣，作《崇有论》，和王衍等清谈家互相论难。后来和张华一起被赵王司马伦杀害。裴
族人裴楷精于《老子》和《周易》，亦魏晋间名士。又如《人物志》的作者刘劭为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运命论》的作者李康是中山(今河北定县)人，《与嵇茂齐书》的作者赵至(此文一说为吕安《与嵇康书》，姑据《文选》)为代郡(今河北蔚县)人。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孙资，仕魏，至骠骑将军，在司马氏代魏之际起过不小作用，其孙子孙楚为晋代著名诗人。孙楚后人孙盛、孙绰等皆有名于东晋。至于西晋时文人中，出身河朔者亦不少，如张华为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张载、张协为安平武邑(今河北安平)人，欧阳建为勃海重合(今河北乐陵西北)人等，说明河朔的学术文艺正在兴起，如果不是西晋后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造成南北分立，这里的学术文艺很可能赶上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并且南北文化亦未必会产生这样多的差别。
从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正是各种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阶段。我们知道，从汉武帝排斥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曾长期在人们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西汉时虽曾有一些人抬出先秦道家学说来与儒家对抗，但只是零星的个别的，影响不大。只有到西汉末的严遵作《老子指归》，开始使道家思想重新抬头。东汉初年出现的“承平”政局，使儒家的思想统治一度重趋稳固。直到和帝以后，外戚、宦官相继擅权，朝政日益混乱。不少正直的士大夫起来抗争，想用儒家经典的话来谏劝皇帝和执政者，但往往不能奏效，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帝王推行其政令时，虽显然是错误的，也会引据经典加以掩饰。尤有甚者则个别知名的儒家经师，竟也成了权臣的帮凶，如马融之为梁冀草奏诬陷李固即其一例。这些事实不能不使许多士人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怀疑，转而向道家等学说靠拢。这种情况在东汉中后期日益抬头。《抱朴子·汉过》指出东汉有些人“反经诡圣，顺非而博者，谓之庄老之客”。及至灵帝时，社会矛盾终于爆发为黄巾大起义及以后的军阀割据使中央集权的局面陷于崩溃，儒家思想的统治亦随之动摇。正如晋初傅玄所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远，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晋书》卷四七《傅玄传》)曹魏取代东汉以后，政局亦未见清明，晋人刘颂上疏晋武帝，认为汉末的乱亡之后，经曹操的整治虽稍见起色，但继位的“文明二帝(曹丕和曹睿)，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当时的士人目睹曹魏政权的衰落和曹睿死后曹氏与司马氏矛盾日益尖锐，曾有过不同的思想反映。例如玄学家何晏的政治态度据许抗生先生说是“极力维护曹魏政权的”，他的学说中保留儒家的东西较多(参看许抗生《魏晋玄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7页)。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至于稍后嵇康、阮籍，则有鉴于争权中的曹氏和司马氏都是十分腐朽而阴险，才转而否定名教，继承了汉代那些“庄老”之客的处世态度。何晏死于魏邵陵厉公曹芳正始十年(249)，和他并称的王弼死于同一年。稍后的嵇康和阮籍则死于魏元帝景元三年(263)。王、何之死下距西晋灭亡(316)为六十多年；嵇、阮之死为五十多年，照一般情况来说，王何和嵇阮等人的学说虽都创立于黄河南岸的洛阳一带，但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本当传播到河朔和江南等地。然而这种新兴的学风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并未被河朔、江南的士人所认同。在这方面显然有种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以江南来说，当玄学兴起时，尚在孙吴政权统治下，直到晋武帝平吴(280)才与中原统一，其接受中原新兴的学说，自然需要一个过程。至于黄河以北各地，虽本属魏国，但各派玄学的创始人如何晏、嵇康均为掌握政权的司马氏所杀，其学说的传播自会受到一定阻力；而且在这五六十年中，比较太平的时间只有三十年左右，自惠帝即位以后，流血政变不断，人们对学术问题的注意力已有所减少；更重要的是河朔人士受郑玄、卢植等人影响较深，对儒家的礼学颇为强调，有些人对各派玄学均持反对态度。如前面提到的裴，据《晋书》卷三五本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于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可见黄河以北的士人中有些人对新起的玄学持反对态度。同样地江南士人对新兴的玄学也有人看不惯，如《抱朴子》中《疾谬》、《讥惑》两篇中就显示出葛洪也有类似的观点。《晋书》卷五四《陆机传》说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也说明了江南士人的态度。这种情况在西晋统一后短暂的三十年左右时间内自不易消除。
西晋代魏之初，朝政本称不上清平，所以刘颂在分析当时潜伏的危机时曾对晋武帝说：“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祚，为创业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晋书》卷四六本传)连政治上无所建树的何曾也看出晋武帝其人“未尝闻经国远图”，预言他“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晋书》卷三三《何曾传》)。原来西晋朝廷内部不但皇族和外戚互相争权，矛盾重重，而且从汉魏以来被迁入内地的匈奴、羌等族，过去备受官吏豪强的凌辱积怨已深，且从汉末动乱中，朝廷又常招募他们为雇佣兵。当时人江统早已见到他们“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的征兆，主张用兵力强制他们迁出汉族地区(见《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他提出的办法未必行得通，但他预料这些少数民族的军事首领会入侵中原却是完全正确的。果然，晋武帝死后，惠帝继立，惠帝本是个白痴，政权起初操在外戚杨骏之手，不久，皇后贾氏杀杨骏专权，后来赵王司马伦杀贾后，夺取权力并篡夺帝位，接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等互相火并，连年混战，使匈奴族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汉”国，后改称“赵”(前赵)，稍后羯人石勒亦起兵反晋，建立后赵。晋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先后于公元312年和316年在洛阳和长安被俘，西晋从此灭亡。一部分中原士族逃难过江，在建康(今南京)拥立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是为偏安于南方的东晋。至于中原旧地陷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混战的场所。直到宋武帝刘裕伐晋(420)和魏太武帝灭北凉(439)完全统一北方后，当时中国的版图上才真正形成了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这种局面直到隋文帝于开皇九年平陈时，中国遂复归统一。
从西晋灭亡开始，南方和北方的社会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决定了两地的学术文艺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南方本是三国时吴国的旧地，经过东汉后期至三国时代的发展，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已逐渐得到繁荣。左思《吴都赋》极写当时江浙一带的富庶，并且指出吴地的高门士族如“虞魏之昆、顾陆之裔”的显贵。陆机《吴趋行》更自夸从孙权以来，这里“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的确，吴地一些人士入晋后颇得中原名士之推重。如陆机、陆云兄弟入洛，被张华叹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卷五四《陆机传》)。《世说新语·赏誉》云：“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机)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荣)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同书记吴人蔡洪称道吴地士人还提到了吴展、朱诞、严隐、张畅诸人，说：“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这段话说明吴地士人在学术文艺上颇多成就，已不见得较中原逊色，但从他的话看来，吴人似更重儒术，与当时中原一些玄学家不同。不过，总的来说，吴地的学术文艺多少还是取法中原。例如今存吴韦昭所作《吴鼓吹曲》，显然模仿魏缪袭的《魏鼓吹曲》。陆机的诗，梁钟嵘说“其源出于陈思”；吴人张翰，《世说新语·任诞》载他“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阮籍)’”。由于中原自古以来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西晋又灭了孙吴，使一部分吴人在中原人面前产生了某些自卑心理，处处加以模仿。所以生活于两晋之际的葛洪在《抱朴子》的《疾谬》、《讥惑》两篇中对这种现象颇有不满。吴人的效法中原，似要作具体分析，未可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不过像葛洪所提到的一些现象，例如行为放纵不拘礼节的一些情况，显然和清谈家之蔑弃礼法有关。事实上东晋一些名臣有时亦有所不免。《世说新语·任诞》记温峤“喜慢语”，周
更是“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晚年嗜酒，“尝经三日不醒”。这种现象在十六国和北朝，显然不会出现。这是因为东晋时那些逃亡到江南的士人，大抵都是些在洛阳做官或原籍豫鲁二省黄河以南地区及苏皖北部的人士，如东晋初年来过江诸大族中，王导为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周为汝南安成(今河南平舆南)人，庾亮为颍川鄢陵人，江虨为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诸葛恢为琅邪临沂人，谢鲲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何充为庐江灊(今安徽霍山北)人，郗鉴为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袁瓌为陈郡阳夏人，褚裒为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刘惔为沛国萧(今属江苏)人，荀崧为颍川临颍(今河南临颍西北)人，桓彝为谯国龙亢(今安徽蒙城、怀远间)人，徐宁为东海郯(今属山东)人，钟雅为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殷浩为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只有太原晋阳王氏(王湛及其后人)和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孙盛、孙绰等人家乡原在黄河以北，但这两个家族自汉末已出仕，久居许、洛，受黄河以南士人的影响较深。至于今河北省一带士人很少南迁的。这是因为在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中，冀州一带离洛阳较远，战事很少波及。后来匈奴、羯族入侵，幽、冀二州有王浚镇守，又有和晋朝合作的鲜卑族段氏相助，地方比较安定，前后赵军队不敢轻易进犯，所以黄河以南士人在战乱之初，有的到冀州避难。如著名作家左思，在“八王之乱”时，“举家适冀州”(见《晋书》卷九二《左思传》)；荥阳郑氏在前赵进犯时，也逃向冀州(《魏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郑羲碑》)。及至王浚为石勒所俘杀，幽、冀二州也陷入战乱时，黄河以南战乱已很频繁，南逃之路已绝。像清河崔氏的崔宏在前秦乱亡时，曾想“避地江南”，但已不能如愿(见《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即使有些人到了江南，亦受早已过江的高门排挤，如追随刘琨在北方抗击前后赵的卢谌，乃河北高门，卢植的后裔，他死后子孙过江，不受重视，卢谌的曾孙卢循竟参加了反朝廷的暴动。即使像太原王氏，虽曾贵盛于东晋，但晋末已被刘裕所诛而衰落；孙氏在东晋官位不高，而孙盛、孙绰以后，亦乏知名之士。所以我们可以说：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其主体部分大抵为原来居住于今鲁豫二省黄河以南至苏皖北部一带人士，其学术文艺亦基本上承继了魏晋以来那一带的学风和文风。尽管在东晋南渡以前，江南的学风、文风与黄淮一带有不少区别，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中已有详论。但正如前引《抱朴子》等史料所证明的，在东晋建立以后，许多南方人都纷纷模仿起中原的学风以至生活习俗来。他们在谈玄等方面渐渐地跟上了中原士人。本来，他们对《老子》等道家著作的理解赶不上中原人。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六记陆机于偃师夜行，入王弼坟墓与王弼鬼魂谈《老子》事，并谓一说是陆云事。此故事亦见《水经·穀水注》引“袁氏《王陆诗叙》”和《晋书》卷五四《陆云传》(前者谓陆机事，后者谓陆云事)。二陆为吴中士人魁杰，而《晋书》谓“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说明吴士玄学不如中原。但到南朝，通玄学的南人已不少。《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载王僧虔在刘宋时曾告诫其子不能“自呼谈士”，以防“张吴兴(吴郡吴人张岱)叩汝言《老》”。张岱的侄儿张绪，《南史》卷三一《张裕传》称他“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尽管当时南北士人间有时还会有些矛盾，其实在学术文艺上中原南迁士人与南方士族间已融合为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正是汉魏西晋以来黄淮一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左右的努力，在学术上确是有进展的，文艺上的情况更是如此，历来所谓“元嘉体”、“永明体”、“宫体”等等诗体的出现，大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及艺术风格、技巧，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基础。这种情况的产生和东晋以来大批中原移民迁入江南，兴修水利，使今江浙一带农业大为发展，“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经济的繁荣，其得益者当然是中原南迁的和南方土著中的一些高门士族，他们大量建立庄园。东晋朝廷又实行“优借士族”的政策(《颜氏家训·涉务》)，生活优裕，虽在政治上往往无所作为，但有着空间时间去从事学术文艺工作。《世说新语》中《言语》载谢安与谢朗、谢道韫“讲论文义”事，《文学》载谢安、谢玄论“《毛诗》何句最佳”事，王恭与其弟王睹论“古诗中何句为最”事，这都是家人之间的谈论文义。至于《文学》载王导和殷浩、桓温、王濛、王述及谢尚聚会清谈事；殷浩、孙盛等人在晋简文帝司马昱(当时为会稽王)座论《易》事；以及孙盛、殷诰相互论难，甚至“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这是朋友间互相探讨学术。这种论难和讨论，多少推动了东晋南朝学术文艺的繁荣。当然，优裕的生活也造成了南朝士人“迂诞浮华”，既不会办理政事，甚至也不会治家。这种脱离社会实践的生活方式也归根结底会对人们的眼界和创造力造成一定的局限。例如在玄学方面，正如许杭生先生所说：“曹魏、西晋年间，玄学朝气蓬勃，处在上升时期，积极、清新的因素较多。东晋年间，玄学的鼎盛时期已过，逐渐趋于衰落，消极、颓废的情绪日益占了上风。”(《魏晋玄学史》，第417页)到于南朝，似更在东晋之下。当时儒学正处于衰颓时期，更少令人注目的成果。相比较而言，文艺方面的成就显然高于学术，但后来的情况亦逐渐呈现颓势。东晋末和南朝初年的宋齐两代，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脁等杰出作家，不仅超过东晋，且足与建安、太康诸家相颉颃。但到了梁代，虽有沈约、江淹等大家，但他们的才能实成熟于宋齐，而其成就较之陶、谢、鲍诸家亦不无逊色。梁中叶至陈，也有些优秀作家，毕竟远不如“元嘉”、“永明”诸代。同样地，南朝时期的书法亦不乏名家，然而亦难与东晋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论。这虽然可以用那些作家的个人才华来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末的“侯景之乱”后，南方的文学显著衰落，而入北的南朝诗人庾信后期诗赋却远胜前期；梁陈间著名文人徐陵那篇杰出的骈文《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亦作于被留邺城之际。这正说明了文学创作必然要受作家的社会处境和实践的制约。学术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沦为各少数民族军阀们互相厮杀的战场。在一个时期内，学术文艺活动几乎陷于停顿。《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论十六国时代的文学说：“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魏书》卷八四《儒林传》亦谓：“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北魏政权建立之初，虽已建立太学，提倡儒术，但学术之兴，实在孝文帝元宏即位以后。文学方面振兴尤晚，虽然孝文帝提倡，但直到北魏后期，诚如《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所说：“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学术文艺曾经历长期停滞而落后于南方。但具体来说，在广大的北中国土地上，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很不平衡。大抵说来今山东省的黄河以南和苏皖二省淮河以北一带，在北朝被称为“河表七州”而南朝则称“淮北四州”。这个地区在西晋灭亡后也曾被羯族和鲜卑族军事首领所占据，但自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后，直到宋明帝泰始间(467—468)才被北魏攻克。在这个期间，这里归南朝统治，学术文艺也较兴盛，北魏中后期一些著名学者和文人如刘芳、崔光、崔鸿、温子升皆来自这一地区。《水经注》作者郦道元虽非这里土著，却也自称“生长东齐”。由此向西的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本是魏晋时的政治中心，遭受的战乱最为严重，自东晋至刘宋中期，曾处于拉锯状态，宋文帝称洛阳是南朝旧地，而北魏太武帝也不愿退让，战争的结果是北胜南败，从此以后这里归属北朝。至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重又成为北朝政治文化中心。但长期战乱之后，学术文化的元气尚未恢复。至于自此以西的关中地区，则自汉末以来，就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处，情况复杂。所以谢灵运在《劝伐河北表》中谈到刘裕一度攻克长安，而不久陷入赫连勃勃之手时说“关西杂居，种类不一”(《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这里要到北朝后期的西魏、北周时，才有些学术文艺活动，但也主要以南方和东部河北的人士为主。倒是更西边的今甘肃河西一带学术文艺较盛，这是因为西晋灭亡时，河西未遭兵乱。晋凉州刺史张轨及其子孙据有其地，中原许多士人纷纷避难来此，一度成为一个文化中心。《魏书》卷五二《胡叟传》载，程伯达曾谓：“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魏太武帝灭北凉，把这里的许多士人和能工巧匠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从此这里的学术文艺略显衰落，但东迁的士人却为北朝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北魏后来的文字学家江式，文学家常景，其祖上均曾几代寓居凉州；著名的云冈石窟亦创始于凉州僧人昙曜；连北魏所用的历法亦出自凉州人赵
之手。至于黄河以北一些地区，则主要为今山西和河北二省以及今山东省黄河以北还有辽宁西部若干地方。今山西一带，自汉魏以来，就有匈奴、羯、羌诸族杂居，民族成分复杂。西晋末年前赵刘氏的根据地就在平阳；后赵石氏的家乡也在上党。匈奴刘氏像刘渊、刘聪等汉化程度很高，他们熟悉儒家经典，有的还能作诗、赋。石勒文化程度不高，但后来亦注意任用汉族士人。不过，前后赵毕竟灭亡了西晋，而初起时对汉族士人的杀戮甚为残酷，造成了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敌视心理。所以在前后赵时期，与那些政权合作的士人很少。因此今山西一带在十六国时代几乎没什么学术文艺活动。至于今河北一带，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曾为崔骃、卢植的故乡，学术文艺有较深厚的积累，但和黄淮地区颇有不同。魏晋之际在洛阳一带兴起的玄学，其创始人都为黄淮地区人士，如何晏为南阳人，王弼为山阳高平人，阮籍为陈留尉氏人，嵇康为谯国铚人，向秀为河内人，郭象为河南(今洛阳一带)人，其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洛阳和黄河北岸的孟州与温县一些地区，对今河北等地影响较小。再说河朔诸高门士人受卢植及后来居于邺城的郑玄的影响，在黄淮地区玄学盛行之际，仍坚持着汉代经师的旧说。他们在后赵入侵时，有一部分人逃向今冀东及辽西一带，依附鲜卑族的慕容氏，在慕容氏统治区聚集了大批汉族士人。但慕容氏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亦被拓跋氏征服。这些地方的士人在后赵和北魏占领其家乡时，大抵聚集一个或数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号为“坞壁”，以抵抗少数民族军阀的侵扰。这时那些少数民族军队对汉人的侵扰是很严重的。《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记载：
(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这一事例说明了当时入侵的羯族确对汉人进行残酷劫掠。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西晋时，官吏对羯族行施虐政，掠卖他们为奴，“两胡一枷”，送向冀州出卖，石勒本人就受过这种虐待(《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樊坦本已归降石勒，在后赵做官，尚难免遭此命运，何况一般百姓。那些“坞壁”中的居民，大抵以某个宗族为主导，这个宗族的族长一般即为“坞壁”之主。在这个“坞壁”中生活的人们平时从事耕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正如《颜氏家训·治家》所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这种生活方式的养成，就和当年“坞壁”中的生活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当西晋末年前后赵入侵时，北中国到处都有战乱，除了少数民族军人的劫掠外，各地民众纷纷逃亡，成了流民，衣食无着，亦不能不以抢掠求生存。这样就形成了道路不通，商旅断绝的局面。所以像著名作家潘岳的侄儿潘尼，在洛阳陷落前夕，想逃回家乡荥阳中牟却不能到达而病死于半途的“坞壁”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留在各自所属的“坞壁”里，不敢轻易离开，免遭杀身之祸。留居“坞壁”里，一般是比较安全的。因为聚居一处，守望相助，凭借众人之力，使少数民族军阀和各种势力不敢随便进犯。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刘聪、石勒虽然未始不想扫除堡坞豪帅，但当时却因力量不够，只能承认这种割据现象。”(《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这种“坞壁”本是较早就出现过的。据《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记西汉末的“赤眉”起义时，樊宏就在家乡用这种办法自保；《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记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田畴在东汉末亦曾用这种办法抵抗袁绍等军阀。据《三国志》载，在田畴的“坞壁”中有着自己的法律，还规定过一些礼制并建立学校。在这里，“坞壁”中的成员，自然要绝对地服从“坞壁”的主人。事实上他们也甘愿服从“坞壁”主的命令，因为只有维持“坞壁”内部的团结一致，才能抵抗外力的侵犯。这种“坞壁”的组成，主要以宗族为基础。因此北朝人的族姓观念远较南朝为强。《魏书》卷五八《杨播传》载杨氏兄弟几代不分家，家门之内严守礼法，并说到北魏一代家族间最守礼法的要数杨氏和范阳卢渊兄弟。杨播家族的祖先“自云恒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卒于中山相。曾祖珍，太祖(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归国，卒于上谷太守”。他们是否汉杨震之后，未可定论，但深受河朔影响却是事实。至于卢渊，是卢植的后裔，世传礼学，所以有这种表现。其实河朔人之坚持礼法，亦有其社会原因。他们久居“坞壁”之中，要维持其团结和纪律，必须依赖这种礼法，因为此时一个人要保全生命，不能不靠整个宗族的力量，由此而对族人特别重视。《宋书》卷四六《王懿传》云：
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王懿字)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
其实王懿与王愉本非一族，王懿自称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而王愉乃太原晋阳(今太原)人，同姓而非一家(参看《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和卷二八《王凌传》)。大约是“十六国”之乱后，北方一些家族为了壮大力量，同郡同姓，便认为一家。至于久居南方的王愉，没有这种经历，态度便与之不同。不过留居北方的人们，族姓观念一般都很强。《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
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高祖(梁武帝)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曰：“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好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
夏侯亶为谯(今安徽亳县)人，此地早年亦曾陷于少数民族军阀之手，祖上曾有“坞壁”生活的经历，故有这种情绪。相反地，南迁的中原士族，往往看重个人的地位，宗族观念比较淡薄。《世说新语·雅量》载：
周仲智(东晋周嵩)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周)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周嵩乃周之弟，这种举动在北朝是难于想象的。不但如此，像王敦之谋杀其从弟王澄(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王恭与王忱忿争几至斗殴(见《世说新语·忿狷》)，更说明了两地人物在族姓问题上的差别。这种现象自与南方重玄、蔑弃礼法，北土重儒、遵守礼法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两地生活状况之不同。
的确，南朝和北朝在学术上的好尚不同。这一点，《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已经说到。《魏书》卷八四《儒林传》云：
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
这里提到的“齐地”流行《左传》杜注，实由于在刘宋中期前这里本属南朝，而在东晋南朝，杜氏学说早就流行。据《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载，早在东晋初，已“置《周易》王氏(弼)、《尚书》郑氏(玄)、《古文尚书》孔氏(伪孔安国)、《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预)服氏(虔)、《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荀崧上表请求为郑玄《易》、《仪礼》及《公羊》、《穀梁》置博士，元帝基本接受了他的意见，只是未同意为《穀梁》立博士。不过此议正逢王敦作乱，未能实行。《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云：“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云云，足见后来还是照荀崧意见实行。此后南朝有时郑、王二《易》并行，有时独行王《易》。《左传》服、杜并行，自东晋初已然，《魏书》强调杜坦、杜骥的作用，也许由于二人任青州刺史后，杜学更盛。在这里，王弼的《易》学纯为玄学，自难为重儒的河朔人士所喜；杜注《左传》之不行于北，恐怕主要不是由于学说不同，而是由于成书较晚(据《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说此书“比老乃成”，杜死于太康五年末，下距西晋之亡约三十年，距“八王之乱”发生还不足十年)。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公羊传》在北朝曾一度盛行。我们知道，在魏晋时代，《春秋》三传中已是《左传》独盛，而河朔之盛行《公羊》，当有其原因。这大约和十六国时代北方遗民重视《公羊传》所强调的“尊王攘夷”不无关系③。另一方面，北朝统治者颇重阴阳历数之学，这与《公羊传》特重“灾异”以及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相通。《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太宗(魏明元帝拓跋嗣)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同书卷四八《高允传》谓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高允其人在北魏极受重视，崔浩虽最终被杀，但长期受魏太武帝重用当即由此。当然，由于北魏拓跋氏的汉化和北方学术的进步，这种情况就有了变化。《魏书》卷八四《儒林传》记载，北魏后期的儒者刘兰却“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尽管如此，《公羊传》的某些说法，对北朝人仍有影响，如《颜氏家训·后娶》说“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这恐怕与《公羊传》强调“立子以贵不以长”和“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见《隐公元年》)的说教有关。这种状况据颜之推说，南朝并不存在。不过，南北学术的区别，最后以南朝取胜北朝结束。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所采学说基本都同于南朝。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早在北魏时，不少士人包括某些鲜卑贵族，就曾多次引用《尚书》中的伪古文篇目；北魏的孝明帝元诩、孝静帝元善见，读《左传》也学杜注，特从齐地请来贾思伯、贾思同兄弟传授(见《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这是因为北朝士人早年蛰居“坞壁”之中，缺乏从师及交友的机会，只靠父子相传，独学无友，因此局限了眼光，不论学术文艺均难提高。及至孝文帝实行汉化后，北方士人见到南方的学术文艺，不免自愧弗如。事实也是如此，《南史》卷二二《王昙首附王筠传》说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这说明他不光是作家，也熟习典籍，学术深厚。但北朝儒者的局限性很大，《颜氏家训·勉学》讲到北齐一些儒生连《王粲集》及《汉书》可以论证儒家经典都不知道，这自然会局限其水平。据《隋书·经籍志》，南朝的经学著作及诗文集在梁时极多，入隋已大受损失，所存还不少，而北人著述则寥寥无几；孔颖达、贾公彦为“经”书作疏，亦很少征引北人之说，说明在学术上确是南朝胜于北朝。
在文学创作方面，亦复如是。北方自十六国时代起，就没有产生什么重要作家。北魏初期，由于拓跋氏的汉化程度低于其他诸族，所以对文学尤无兴趣，连应用文字亦质木无文。只有到孝文帝迁洛以后，才有些从事诗文创作的人。此时在南朝已是齐代后期，鲍谢诸大家早已去世，谢脁、沈约诸人创作早已成熟，而北方的文人如郑道昭诸人，其诗文尚甚稚拙。历北魏至北齐，北方文人的写作水平虽不断在提高，却仍赶不上南朝。所以庾信出使东魏及徐陵自北齐返回江南时，对北方文人都有轻蔑之辞。不过，北方文人的创作道路和南方不同。南方自齐梁以后，诗赋的创作多偏于写个人情怀和某些细腻的感情，其长处在于精巧细微，而缺点在于纤弱。北方文人之作，虽显得粗放，有时不免稚拙，但能较多地反映社会现实，眼界较广阔。他们的一些辞赋显然对入北的南人有一定影响。例如庾信在南朝的一些小赋，虽亦优美，毕竟与萧纲、萧绎之作并无多大区别，但入北以后的《哀江南赋》，可谓“体大思精”，超越他过去之作。同时，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在艺术上不如庾信，却亦不失为梁末至齐周间的史诗。这多少受了北朝文人李骞、李谐诸人影响。在诗歌方面，北人之作本模仿南朝。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社会实践本比南朝那些生活优裕的士人要丰富。例如边塞题材的诗，南人多搬弄两汉典故，而北人如卢思道诸人则确有其亲身感受。历来论诗者早已看到北朝末年卢思道、薛道衡诸人，其诗已赶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南朝。近年来，有些人因为过去人们对“宫体诗”的评价过于偏颇，又转而对此大加肯定，认为到隋统一时，北人之诗仍不及南人。其实“宫体诗”中较好的作品，大抵出于萧纲、萧绎诸人之手。自二萧之死，迄隋平陈至少还有三十余年，在此期间，其实没有什么好诗。当然，现在被列为陈代人的作家像徐陵、阴铿、江总等，确有不少好诗。但徐陵存诗不多，其最好的骈文《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实作于萧绎称帝以前。阴铿那些写景名作，实皆作于梁代，其《渡青草湖》等诗，作于今湖南一带，陈初尚为梁将王琳占据，阴铿自难到此，及王琳北撤时，阴铿恐已不在人世。江总较好的诗，一部分作于梁代及避乱于广州时，一部分则作于隋平陈以后。阴铿、江总虽有好诗，亦未必胜于北方之卢、薛诸人。至若陈代诗人如陈叔宝、张正见、陈暄诸人，实乏佳作。宋严羽《沧浪诗话》对张正见颇有微辞，但陈叔宝、陈暄更远不如张。至于北朝后期散文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自是“笔”而非“文”，与南朝盛行之骈文，本为二体，难于强分优劣。至若魏收《魏书》之文，与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都是散体记事之文，以文字而论，魏亦不在沈、萧之下。所以说直到隋平陈前后，北朝文学仍不如南朝，实非笃论。
注释：
①楚地域较广，很难确考其籍贯。据《元和姓纂》卷一○云“汉大中大夫陆贾，子孙过江”一语推测，疑为今苏、皖北部或鲁豫南部人。《史记·货殖列传》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
②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续汉志》所载户口数为桓帝永寿二年(155)的统计数，当时东汉朝政已趋衰乱。
③“尊王攘夷”虽非《公羊传》原文，但《公羊传》贬斥“戎”“狄”诸族及楚国，似较《左传》、《穀梁》更甚。故后人强调其“攘夷”不为无据。
标签：汉朝论文; 后汉书论文; 汝南论文; 南北朝论文; 河南经济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尚书论文; 西汉论文; 黄河论文; 洛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