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论难题的马克思主义回应

万 超 前

(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 ：怀疑论质疑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危及现有的知识体系。知识论语境主义作为一支反怀疑论的重要力量，认为怀疑论虽然难以被直接驳倒，但在日常语境中它的认知要求是不合理的。顺此思路，马克思主义可以对怀疑论假说给出更好的回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观，怀疑论假说无关真与假，意义有限，而且在非实践的纯思维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比怀疑论立场更符合理性的要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怀疑论假说并不是一个难题，怀疑论只有作为中立的批判者时才有意义。

关键词 ：怀疑论；语境主义；马克思主义

怀疑论作为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大难题，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黑格尔曾评价到：“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1]106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众多哲学家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殚精竭虑，却大多收效甚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知识论研究领域开始兴起以语境主义来化解怀疑论的潮流，并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由于怀疑论问题侧重于理论探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对怀疑论的直接探讨并不多见，学术界也鲜有研究，但是利用语境主义的基本思路，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于怀疑论问题是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学界对怀疑论的研究，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观察两组对象的睡眠时间及生活质量,生活质量评分主要包含总体健康、生理功能、精神健康等8个方面进行评价,记录两组睡眠时间。

一、怀疑论难题分析

怀疑论立场历史悠久，类型多样^[2]1-11。从怀疑的层次来看，怀疑论可以分为存在论的、认识论的和语言学的三类，它们分别怀疑外部世界是否存在、人们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以及人们是否能够准确交流其知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认识上的怀疑论，它是另外两类怀疑论的理论基础。从怀疑的范围来看，怀疑论可以分为全面的和局部的两种。以认识上的怀疑论为例，全面的怀疑论从根本上怀疑人类的认知能力，断言知识是不可能的；局部的怀疑论则是针对特定领域的认识，如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他人心灵的知识、上帝存在的知识等，笛卡尔的怀疑论就属于对外部世界知识的怀疑。从怀疑的结论来看，怀疑论可以分为悬置型和否定型两种，前者如皮罗主义，后者如学园派、休谟等。在这些众多的模式中，否定我们拥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怀疑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它是局部的认识怀疑论，又是否定型的怀疑论。我们将以此为例来展示怀疑论的基本面貌，分析它的问题。

4）皮尔士（Char l es Sander s Peir ce）根据符号的属性，将符号分为象似符（icon）、标志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三种。参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105.

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假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怀疑论场景，可以视为是笛卡尔“妖怪论证”的现代版。

设想一个人(你可以设想这正是阁下)被一位邪恶的科学家作了一次手术。此人的大脑(阁下的大脑)从身体上取下放入一个营养钵，以使之存活。神经末梢同一台超科学的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计算机使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人群、物体、天空等等，似乎都存在着，但实际上此人(即阁下)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从那架计算机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的结果。这台计算机十分聪明，此人要是抬起手来，计算机发出的反馈就会使他“看到”并“感到”手正抬起。不仅如此，那位邪恶的科学家还可以通过更换程序使得受害者“经验到”(即幻觉到)这个邪恶的科学家所希望的任何情境或环境。他还可以消除脑手术的痕迹，从而该受害者将觉得自己一直是处于这种环境的^[3]6-7。

那么钵中之脑是否能够知道它就是钵中之脑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是钵中之脑，我们能够知道或证明自己的确不是钵中之脑吗？直接的回答似乎只能是否定的。根据普赖尔(James Pryor)对笛卡尔怀疑论论证的概括分析^[4]543，类似的，我们可以将“钵中之脑”假设造成难以反驳的过程概括为：

解析 (Ⅰ)D(1，3).(Ⅱ)①由“HL”可证得两个三角形全等；②由△ADB≌△AOB，得∠OAB=∠DAB.由BC∥OA，得∠OAB=∠ABC.所以∠ABC=∠DAB，所以BH=AH.设BH=x，则AH=x，CH=5-x.在Rt△AHC中，由勾股定理，得x2=32+(5-x)2.解得因此

1)某人被邪恶的科学家手术之后变成钵中之脑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并且这与他现在所有的经验相容。

2)根据假设，钵中之脑基于他的经验不能知道他不是钵中之脑。

3)由于我有着与钵中之脑相同的经验，因此基于我的经验，自己可能正处在和他一样的处境中。

4)因此，我不会比他有更好的处境知道自己不是钵中之脑。

不仅如此，怀疑论者还可以依此几乎否定掉我们所有的知识。德雷兹克(Fred I. Dretske)指出，怀疑论蕴含了一种基本的论证模式：“如果你不知道Q是真的，当你知道P蕴涵Q的时候，那么你也不知道P是真的。”^[5]1011这一原则被称为闭合(closure)原则，因为它将知识封闭在已知的逻辑蕴涵之中。闭合的论证原则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如果S知道P并且S知道P蕴涵Q，那么S知道Q。”^[6]99这一原则基于一种逻辑推理，具有很高的似真性。例如：如果我知道“明天会下雨”(P)，并且我知道“明天会下雨”(P)蕴含着“明天地面会湿”(Q)，那么我知道“明天地面会湿”(Q)；如果我不知道“明天地面会湿”(Q)，由于我知道“明天会下雨”(P)蕴含着“明天地面会湿”(Q)，那么我也不知道“明天会下雨”(P)。如果我们用P代表日常命题，用Q代表怀疑论命题的否定，那么通过闭合的论证原则，便形成了一个针对我们正常认知的怀疑论论证。运用到“钵中之脑”的案例上，怀疑论论证所造成的困境是：

P₁：我知道我有手。

P₂：如果我知道我有手，那么我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

P₃：我不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

所以，

P₄：我不知道我有手。

食蒜之风在唐代非常流行，好蒜者触处可见。《广五行记》载：“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集计至五品，进止未出间，有僧来觅，……曰：‘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故相记，能设一否？’司户欣然。既处置此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家人云：‘蒜尽，得买。’僧云：‘蒜即尽，不可更往。’苦留不可。这僧人本自讨鱼吃，却因为无蒜佐料，就不肯吃鱼。由此可见大蒜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语境主义与怀疑论难题

语境主义对怀疑论的反驳是颇具启发的。在前文所述的“钵中之脑”场景中，怀疑论所造成的困境是：P₁：我知道我有手；P₂：如果我知道我有手，那么我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P₃：我不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所以，P₄：我不知道我有手。对此语境主义的基本策略是，将上述诸命题视为是处在不同语境之中的。语境主义者认为：P₁属于典型的日常语境中的命题；P₂是跨语境的闭合推理规则；P₃是典型的怀疑主义语境中的命题；P₄本属于日常语境中的命题，却因P₂和P₃被拉至怀疑主义语境之中。在语境主义者看来，日常语境中P₁是成立的，P₁与P₂推出来的应当是：我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

玛丽和约翰正在洛杉矶机场计划乘某一航班去纽约。他们想知道这一趟航班是否会在芝加哥作中途停留。他们听到有人在问一名叫史密斯的乘客他是否知道这航班会在芝加哥停留。史密斯看了他之前从旅行社得到的航班路线，回答说：“是的我知道，它的确会停在芝加哥。”结果玛丽和约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合同使他们必须赶到芝加哥机场。玛丽说：“那张路线图有多可靠呢？它可能有印错的地方。他们可能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行程安排。”玛丽和约翰同意史密斯并不是真正知道这架飞机会停在芝加哥。他们决定去和航空公司核对^[9]58。

在上述的推理论证中：P₁是显然为真的常识性命题，P₂是认识上的闭合原则，它基于一种逻辑原理，P₃是难以反驳的怀疑论命题，P₄则可以由P₂和P₃直接推出，而P₁和P₄出现了矛盾。怀疑论者坚持P₃和P₄，于是对我们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挑战。

甲状腺肿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内分泌系统肿瘤,其也是普外科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甲状腺肿瘤发病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女性患者较多,良性肿瘤较为常见,一般无非常明显的临床症状。手术方式是治疗该病症的主要方式[1]。

在语境主义者看来，史密斯与玛丽和约翰的回答之所以不矛盾，是因为真理或知识具有索引性(indexicality)，类似于索引词。柯亨说：“我想辩护的这个理论将‘知识’理解为索引的。这样的话，一个说话者可能将知识归因于一个主体的同时另一个说话者否认将知识归因于同样的主体,而不矛盾。”^[10]97索引词包括人称代词如“你”“我”，时间副词如“现在”“以后”，空间副词如“这里”“那里”，指示词如“这”“那”等等。卡普兰(David Kaplan)在经典的《指示词》一文中，将索引式表达的意义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不变的字符，二是变化的内容，字符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得以表达的内容提供规则^[11]。语境主义者以此为基础，认为看似相同的字面表达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内容，因此句子的真值也就因语境的不同而变化。

在应对怀疑论难题的过程中，西方知识论领域兴起了语境主义思潮。索萨(Ernest Sosa)说：“语境主义主要通过它自己对怀疑主义者的处理方式，已经在知识论中获得了中心舞台。”^[7]1语境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于认为命题的真值与确证具有语境敏感性，所有的知识归因都受到语境的决定，或者说语境乃是知识中的内在因子，不存在某种语境之外的知识。正如恩格尔(Engel Jr. Mylan)所说：“语境主义者认为没有正确的独立于语境的知识标准。因此，没有独立于语境的关于S是否知道P的事实。由于在归因语境之外根本没有S是否知道P这种事实，他们主张我们知识论者应该放弃所有关于S是否知道P的讨论。相反地，我们应该集中于‘S知道P’的句子形式是否在某些特定的归因语境中是真的。”^[8]207不仅如此，语境主义还认为，一命题是否为知识，会因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某一语境中为知识的，在其他语境中可能就不是知识。让我们以柯亨(Stewart Cohen)的“机场案例”加以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史密斯说他自己知道飞机会在芝加哥停留，玛丽和约翰说他不知道飞机是否会在芝加哥停留。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柯亨说比较常见的是这两种回答：一是“玛丽和约翰的标准太严了，也就是说史密斯的标准是正确的，他知道飞机会在芝加哥停留(以参考路线图为基础)”；二是“约翰和玛丽是正确的，史密斯的标准太弱了(史密斯不知道，而约翰和玛丽可以知道——在与航空公司做过进一步的确认之后)”^[9]58-59。柯亨认为第一种回答是奇怪的，因为既然史密斯是对的，玛丽和约翰就当已经知道飞机会在芝加哥停留，他们的进一步确认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在第二种回答中，史密斯所做的与我们在大多数日常情况中的一样，如果我们否认他具有知识，那么我们的许多日常知识就变成可疑的了，我们将承认说当自己知道事情的时候，是错误地如此说的。第三种回答——说约翰、玛丽与史密斯的标准都太弱——更是不可取的，因为会陷入怀疑论之中。柯亨认为最好的回答是：“没有哪条标准是简单地对或错，而是语境决定了哪条标准是对的。由于知识标准的归因能够随语境而变化，因此每一个宣称，史密斯的、玛丽的以及约翰的，在它们各自的语境中都可以是正确的。”^[9]59作为知识归因者[注] 知识的归因指对一命题是否为知识进行判断，归因者即对主体是否具有知识进行判断的人。归因者与主体有时会重合，但更多时候是分离的，例如“甲知道乙不知道三叶虫的生活年代”，其中乙是主体，甲是归因者。 的史密斯与作为主体的玛丽、约翰所处的语境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可以做出不同的判断而不矛盾。

新课程标准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不仅遵循学生的认知特点，在教学实践中也给予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较大的创新空间。而我们初中化学教师应积极贯彻新课程理念，并以此为为教学基准，提升课堂教学水平。

躺在床上，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大脑飞转，思绪回到了2 0年前的大学校园，和妻子在树丛里热吻；妻子流着泪，对着电话和父母说着绝情的话……思绪翻转另一个侧面。父母临终前充满遗憾的目光，楚楚可怜的扬扬和微微隆起的肚子。接着又切换一个画面，两个人夹起他，那副铮亮的手铐刺得他睁不开眼。泪水不知不觉间流了满脸，他抹了抹，又用力地甩了甩，变得刚毅起来。

三、怀疑论难题的马克思主义回应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观，怀疑论假说无关真假，意义有限。语境主义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驳斥怀疑论，但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它对怀疑论让步过多，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怀疑论的高认知标准的合理性^[12]229-230。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怀疑论认知标准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是否过高，更在于它是否具有现实性与可实践性，因为知识或真理来源于人们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之中，而非纯粹的思辨。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实践性的,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关系。因此，实践结果是判断一个命题是否为知识、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的根本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3]3-4至于实践如何来检验我们的认知，恩格斯论述到：“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情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么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的。”^[14]344

然而随着怀疑主义假设P₃的被承认，日常语境上升到了怀疑主义语境，从P₂、P₃至P₄，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怀疑主义语境，P₁、P₂至则构成了日常语境。P₁与P₄、P₃与尽管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双方所处的语境不同；或者说由于上述诸命题中的“知道”是索引性的，P₁与非P₄、P₃与非并没有表达相同的内容。所以在语境主义者看来，尽管我们没有否定怀疑主义在其自身语境是错误的，但也证明了日常知识的合法性，怀疑主义并没有威胁到我们的日常知识。

语境主义者对怀疑论的回应，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怀疑论难以被直接驳倒，但我们发现它在认知上的要求并不合理，所以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我们可以不受怀疑论语境的困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利用语境主义的思路，它完全能够对怀疑论难题给出更好的回应。

让我们再分析一下怀疑论的认知判断标准乃至它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或科学实践中对某些事情和观念进行怀疑是正常的，只要有合理的证据。而怀疑论之所以成为怀疑论，则是因为它进行怀疑时所依据的证据、理由、标准等并不具有现实性与合理性，并且它还会将这种怀疑加以普遍化。例如笛卡尔在展开他的怀疑沉思时，说：

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虽然如此，自从很久以来我心里就有某一种想法：有一个上帝，他是全能的，就是由他把我像现在这个样子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可是，谁能向我保证这个上帝没有这样做过……和我断定别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以为知道得最准确的事情上弄错一样，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让我每次在三加二上，或者在数一个正方形的边上，或者在判断什么更容易的东西(如果人们可以想出来比这更容易的东西的话)上弄错^[15]18。

尽管笛卡尔后来用妖怪替换了上帝，以维护上帝的至善性，但这个怀疑的过程仍清楚地展现出他的怀疑是具有任意性的，怀疑的原因只是“谁能向我保证这个上帝没有这样做过……”在实践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怀疑方式的不合理之处，例如甲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突然怀疑他的邻居乙是个杀人犯，说“谁能向我保证乙从来没有杀过人？”在这样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下，恐怕绝大多数无辜者都要变成杀人犯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当然，笛卡尔的“妖怪论证”以及前文所描述的“钵中之脑”场景，本来都只是一种假说而已(坚持这种假说的合理性即为怀疑论立场)，但问题在于这种假说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生活与科学的实践范围。我们如何能证明妖怪是否存在？又如何能检验自己究竟是不是钵中之脑？尤其是当这些假说针对的是全人类的时候，任何验证都成为不可能了，它们只剩下概念或思维上的可能性，仅仅是可想象、可思考之物而已。而只具备概念可能性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它们要么是无关事实的，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可能有一万斤重”“哪吒可能没有杀死东海龙王的三太子”，要么是事实上不可能而仅仅是概念上可能的，如“宇宙飞船的速度可能达到35万公里每秒”“月球可能是由钻石组成的”等等。怀疑论者所设定的典型场景实际上是说“我可能被妖怪所欺骗了”“我可能是钵中之脑”，这些可能性从概念上来说的确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能够毫无矛盾地将它们想象出来，只是我们不应当以此混淆了事实、概念与想象，甚至是拿概念上是否可能的判断标准来判断事实上是否可能。

[4]Grabe,W.(1991).Current Development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Research.TESOL Quarterly,25(3).375-406.

语境主义者说怀疑论的认知要求因太高而不合理，其实这只是表象，背后的原因乃是因为它完全脱离了实践因素，以至于这种认知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怀疑论假说既没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也没有恩格斯所论及的可操作性，所以对我们来说也就无所谓真与假了，归根结底，它是无法被实践所证实或证伪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怀疑论假说并不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使我们不能直接反驳说怀疑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本身无关对错)，也能极大地消解它的影响力，将其限定在某种纯粹的思维游戏范围内，而不会威胁到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

在韩国，申不害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提出了唯有军功才有奖赏的爵禄制度。“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18]P991他认为国君应该把良田美宅作为封赏奖给那些有战功的将士。申不害的提出这种新制度，其实就是军功爵禄制的雏形。他还提出“循功劳，视次第”[19]P1478这种根据功劳小不同，不注重贵族门第出身的奖励办法，有利于出身平民的底层士兵通过军功方式得到爵禄，从而成为新贵。

其次，在与实践无关的纯思维领域，马克思主义比怀疑论的立场更符合理性的要求。如前文所述，怀疑论假说无关实践与真假，没有现实意义，怀疑论难题的产生，是将概念或思维的可能性拿来主导事实的可能性的结果。但怀疑论者或许仍然会反驳说：“你们如何分辨事实、概念与想象？如何能够断定那些实践是真实的而非只是某种思维想象的结果？”

我们可以先顺着怀疑论者的思路，在纯粹的思维领域让事实的“审判”暂时隐退，承认“我是钵中之脑”的确是可能的，或者说“我是钵中之脑”与“我不是钵中之脑”具有同等的可能性。至于这二者中哪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高，则只可能依靠我们固有的认知官能(包括思维能力)来加以判断。实际上，怀疑论者正是通过否定我们的认知官能来质问人们是不是钵中之脑的。因此，在纯粹的思维领域，我们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能不能相信自己固有的认知官能。对此，我们有三种可能的态度：一是信赖自己的认知官能，进而相信“我不是钵中之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可知论便是如此态度；二是否定自己的认知官能，不相信“我不是钵中之脑”(即相信“我是钵中之脑”)，这是典型的怀疑论立场；三是悬置判断，既不相信也不怀疑自己的认知官能。这三种可能的态度中，哪一种最合理呢？

如果我们采取第二种态度的话，结果便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因为一旦否定了自己的认知官能，也就无法相信和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钵中之脑了，说“我是钵中之脑”也终归必须依赖于固有的认知官能，否则便会沦为非理性的胡思乱想。第三种态度似乎比第二种要审慎一些，但同样存在问题。因为一旦我们坚持既不相信也不怀疑的态度，那么对于以认知官能为基础的理性思维也只能持保留态度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丧失我们的认知主体性。如果说第二种态度是“理性的自杀”，那么第三种态度则是“理性的退场”。所以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相信自己的认知官能，相信自己不是钵中之脑，这不仅与实践结果相一致，也符合思维一致性的理性要求。因此，面对怀疑论假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比怀疑论者的立场更加合理。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怀疑论假说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再是一个难题，作为一种知识论立场的怀疑论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有时怀疑论并非某种固定的立场，而是一种始终不预设认知立场的观察者、批判者和质疑者，这时它也就不再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难题，而是可以合作的探索者，能够帮助我们不至于陷入独断论之中。马克思曾经称赞这类怀疑论，说“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是进行比较，因而也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先前阐述过的主张。他们以平均调和的学术观点看待以前的体系，这样来揭露出矛盾和对立……”^[16]167-16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开放、实事求是的一个体现。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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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A Marxist Response to Skepticism

WAN Chaoqian

(School of Marxism,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 Skepticism doubts our cognitive ability of knowing the world, and imperils the existing knowledge systems. 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anti-skepticism, epistemological contextualism insists that the cognitive requirements of skepticism are unreasonable in common context, though skepticism is hard to be directly refuted, Marxism can give a better response to skeptical hypothesis. According to the Marxian view of practical truth, skeptical hypothesis has limited significance as it is unrelated with truth or falsehood. What’s more, Marxian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skepticism in the non-practical sphere of pure thought. Therefore, skeptical hypothesis is not an aporia, but something useful when utilized by a neutral critic.

Key words : Skepticism; Contextualism; Marxism

收稿日期 ：2018-11-06

基金项目 ：岭南师范学院人才专项(ZW1604)

作者简介 ：万超前，男，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9)01-0009-06

(责任编辑 ：刘惠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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