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叙述，所以存在：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7－0005－10
山东学者朱德发、李宗刚在评论李少群、乔力主编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时指出：“在齐鲁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家，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古代的李清照和蒲松龄到现代的王统照，再到当代的张炜和莫言，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有了重要的地位。许多文学史书写都不吝笔墨，以专节等形式给予了深度的书写，也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突破”①。是言涉及两个性质殊异的书写群体，一是鲁籍作家，一是文学史家，强调前者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有着同样出色令人鼓舞的文学表现，后者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肯定。此中不言而喻的是作家与文学史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笔者尝试从文学史家主动参与创作的角度切入，去审视中国大陆境内以现代汉语进行创作，且被列入文学史的鲁籍作家，勾勒出另一番文学图景。这种做法主要建立在对文学生产过程的“再认识”上，相信文学在没有进入文学史，尚未经典化之前，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incomplete project），而作家及其作品存在与否，如何存在，恰恰是文学史家的审美判断和逻辑叙述的结果。
一、文学未完成
文本是构成文学的先决条件，因此研治文学时专骛文本，似乎是天经地义、最“文学正确”不过的事。这种见解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大行其道。从二十到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为了纠正浪漫主义文评家依赖作者生平及创作意图以诠释文学的做法，乃大力鼓吹摆脱作者的束缚，要求立足于文本。不管是I.A.瑞恰慈（I.A.Richards,1883－1981）“诗是非指称性伪陈述”的说法，抑或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的“本体论”②，都把注意力导向文学作品本身，去探掘和把握文学的特质。然而过分强调文本语意的自成系统，以为完善独立，罔顾一切外界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其结果是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陷入封闭的臆读世界。
于是，六十年代的反思氛围中传出开放文本的呼吁声，文学批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重心转向以往普遍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学派于斯崛起，树立了接受美学的旗帜。学派创始人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主张，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客体，必须借助于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才能实现其内在意义，因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③。基于如此之认识，接受美学理论首先强调，文本在不与接受者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其结构形态是固定、不发生变化的，唯有通过受众的积极参与，不断的阅读，这“半完成品”或“潜存在”才获得了意义，“生命”得以延续。再者，不同的读者拥有不同的经验背景和审美感知，会对作品做出不同的诠释，这也否定了文本自具稳定语意系统的设想。
至七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倡导场域理论，并运用于解读古斯道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小说《情感教育》（
sentimentale），文学批评的视线乃再一次转移。这回把批评的目标锁定在社会关系网络上，指出文学场域亦是权力场，当中的参与者不限于作者，还包括出版商、编辑、批评家、文学团体等，大家都在争夺资源与位置④。由此可见，作者并非文本的唯一创造者，拥有其他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都对文本的生产起着实际的支配操纵的作用，是研读文学时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
简而言之，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化：在初叶是舍作者而取文本，到中叶则发现读者，末叶提倡聚焦于场域参与者。这些变化使我们明白，文学并不等同于文本，作家写就文本并不意味着文学生产就此结束，其实还需要原先不受重视的读者和场域参与者介入建构、完成文学的过程。本文所提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就兼属后二类——既是读者，也是场域参与者；既是受众，也是创造者。说他们创造文学，是因为他们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通过逻辑性、系统性的审美判断来为作家和文本创造新价值。换言之，“史”之不“言”，“行而不远”，作家和文本即使再出色再优越，倘若没有得到文学史家的价值叙述，亦是处于一种停滞的、“未竟”的状态。
二、遗失鲁籍作家身份的经典化个案
作为一个专用词汇，“鲁籍作家”强调作家原籍或出生于山东省，凸显其与这地域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隶属关系，因此不包括源自他乡但书写齐鲁风物人情的在地者。山东是儒家文化发祥地，历史传统悠久，精神积累丰厚。其文学源远流长，从汉魏六朝的孔融、王粲、左思和鲍照到明清两朝的王士禛、孔尚任、罗贯中和蒲松龄，可谓名家荟萃，持久辉煌。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过短短百年，但也出现了一支阵容颇盛的作家队伍，包括原籍诸城的王统照和臧克家、蓬莱的杨振声和杨朔、邹平的李广田、黄县的曲波、枣庄的贺敬之、平原的邓友梅、文登的王润滋、济南的张承志和张悦然、朝城的食指（原名郭路生）、荣成的梁晓声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来自高密的莫言和栖霞的张炜，不断地生产优质长篇巨制，不仅叱咤中国文坛，更是载誉国际，令人另眼相看。
论此文学盛景之形成，有论者指出：“山东作家置身于齐鲁特定的地域、历史、现实、文化、气候之中，感悟着独特的人生意味，努力深层地写出地域个性和精神气韵，自我形象比较鲜明，文化血脉渊源比较醒豁。这是山东作家的特色，也是山东作家在全国文学界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⑤。这种地域渊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既然成为鲁籍作家特有的身份标志，受到重视与推崇，则似乎也应随着作家的昂首步入文学史而展示出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发现，文学史家为了叙述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先”与“后”，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从而把握历史时段中文学的基本特质与历史定位⑥，乃往往选择遗忘或拭除鲁籍作家的身份标志，尤其是那些成名于新中国建立以前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统照是最早被经典化的鲁籍作家，所获得的关注和评介似乎也比其他同籍作家来得稳定。笔者发现，除了朱金顺因为出版社限定30万总字数而只能做重点作家论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6出版）只字不提之外⑦，市面上大部分的文学史都有专节或段落讨论王统照，而这些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单式叙述”和“双式叙述”两类，往往不展示作者的鲁籍身份。
所谓“单式叙述”，指文学史家在叙述王统照时着重彰显其身为文学研究会之一员的重要性，将之与叶绍钧或许地山并列，印证其如何为人生而书写，如何体现“问题小说”的风格。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出版）论述1919至1927年间的文学，先在诗歌部分指出王统照的诗集《童心》“内容差不多完全盘旋在对人生问题的探索上”，虽然“因为追求不到答案”而“把人生看得非常玄秘”，“但却不消极……追求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向上的”。来到小说的部分，立即提醒读者：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将他和同样探索人生真意义的叶绍钧进行比较，认为他更憧憬于美和爱，后期虽然热情稍减，也不象叶绍钧那么“客观”，但整体上“题材以苦闷的青年男女居多，有强烈的反对旧社会和旧制度的表现。文字更细腻一些，长篇比较著名”⑧。这种对王统照前期作品略有微言，后期作品予以嘉许的叙述，自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⑨，通过理想化和现实性两种书写焦点的比照来强化后者的正确性与合法性，是出于建国初期政治上的需要。其后沿用这“单式叙述”的文学史家颇多，如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因文革的干扰迟至1979年出版），先确认王统照的“文学研究会作家”身份，接着批评其在五四初期“以‘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药方”，“渲染了‘美’与‘爱’的近于神秘的魔力”，“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显示了较多的缺点”，然后赞赏《生与死的一行列》、《鬼影》、《司令》，因为这些较后的作品对旧制度社会给予讽刺和抨击。叙述的重点在于“作者思想随时代而有所进展，生活积累逐渐增多”，倘若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在三十年AI写作下了较为扎实的长篇⑩。也有将“单式叙述”稍作发挥者，或如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37年）》（2000年出版），指出王统照在五四初期的小说重在“写意”，表现象征的优美，到后期则转向力的壮美(11)；或如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年出版），在“为人生派的典型代表”、“问题小说的重要作家”这些标签下进一步强调王统照写作最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下层贫民的生计、疾苦以及人间种种的不平、灾难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可惜“思考并没有升华到真正的哲学层面”(12)。
至于“双式叙述”，则话分两头，一头分析王统照“问题小说”的特色，一头肯定其表现农民题材的作品。如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年出版）在“人生派小说”题下讨论王统照，认为其作品既有类似冰心、许地山作品中的基督教思想因素，如《微笑》、《沉思》、《一栏之隔》等早期小说表现了对爱与美的追求，也有对社会作正面揭露的，如写山东农民闯关东的《沉船》，“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水平是比较高的”，因此确认王统照仍然是“最早加入文学研究会的一批作家中……比较留意写社会底层的”(13)。再看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出版），既通过“问题小说家群”的收编来说明王统照是属于思考人生严肃问题的一代，懂得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爱”与“美”的观点，又比照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称颂王统照“出色地描写过乡土中国……以人道主义的或阶级的观念去发现农民”，把他们“作为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尤其赞扬其长篇小说《山雨》通过自耕农奚大有被迫离开土地的遭遇，展现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前后所发生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变化过程，继承着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在表现中国农民的民族性格和南北方乡镇生活的解体上，做出开拓等等”(14)。
不管是使用“单式叙述”或“双式叙述”，很少有文史学家愿意去召唤王统照的山东生活背景与文化属性，显示地域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笔者以为，原因出在文学史家对文学研究会会员和乡土作家有着一种普遍、不宣自明的理解，即两者都一样深切地关注现实人生，而这种关注都应该放到广泛、超地域性的层面上，去配合建国前历史与政治的发展趋势。这也解释为何臧克家凭着诗集《烙印》和《泥土的歌》名留文学史，但其鲁籍作家身份却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泛乡土颂歌中宣告失踪。试看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虽然强调臧克家因为“出身于农村破落的封建家庭，对农民生活有较多了解”，所以“成为三十年代以诗来回忆农村生活，描写农民苦难的现实主义诗人”；因为所表现的“坚忍主义”既包含着诗人受农民思想性格的影响，也是他描写农民时的一种眼光，所以可以称得上是“乡土诗人”(15)，但始终没有说明这一切究竟和山东有何关联。再看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肯定臧克家在第三个十年的诗歌中“回到所熟悉的农村题材上来”，是“对抗战初期失落了的诗的个性有了新的自觉追求”，尤其在《泥土的歌》中“用一支淡墨笔，用白描手法”写下的“一幅幅农村人与自然的素描”，要比《烙印》中的更加生活化，也更纯净，较少雕琢的痕迹，反显出洗净铅华的朴素美”(16)。显然可见，这里所说的乡土素描乃是泛指，无涉齐鲁大地。即使像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年出版）那样指明臧克家的代表作《老马》“所描绘的场景正是当时北方农村生活的一幕实况”，也无法落实为山东所独有，因为作者又告诉我们：“诗中的老马既象征着北方的农民，又超出了农民的范畴，象征着包括作者在内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苦苦挣扎的广大纯朴善良、受尽欺凌和压迫的劳苦大众”(17)。读者若想在新近付梓的文学史中找寻臧克家的山东人身影，难免要失望，因为程光炜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编（1917－1937年）》（2010年出版）选择如此叙述这位泛属中国人的诗人：“［他］从自己的生活历程中真切地压榨出来的经验与感受，有泥土般质朴而逼真的气息”(18)。
三、由山东在地者所推动的整体形塑
由以上可见，观照国家文学史者在处理鲁籍作家的经典化个案时，多为“顾全大局”而没收作家的“地方身份证”，改而发配不受地域限制的“全国通行证”，诸如“问题小说作家”、“乡土作家”之类。鲁籍作家能否取回自己的地域身份，往往得靠家乡在地文史工作者的叙述。例如出版于198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就和市面上的许多中国文学史不同，会在叙述鲁籍作家时突出其地域属性和特色。此书由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六位编著者当中，朱德发与韩之友是山东蓬莱和夏津县人，以地域为本位乃是自然的事。冯光廉虽然是河南人，但在195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原开封师院）后便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执教，从事研究当地作家的工作，因此负责撰写王统照的部分时也特别用心。如诠释农村题材之作《山雨》，不采用泛乡土式的叙述，而是刻意强调小说具有浓郁的山东地方色彩，指出作者不但描写农屋土坯炕、煎饼、隆冬腊月编席、成群结队的手推二把车、老少围坐月光下听演唱，以及使用地方习俗称谓，构成一幅山东独有的社会生活风习画，还通过人物淳厚真挚、保守拙愚的习性心理来表现质朴厚重的齐鲁旧邦农民的情怀(19)。
当然，在地者为鲁籍作家强声造势，并不局限于修正、补充经典化个案，还有对整体形象的持续建构。八十年代末以降，山东文学界一直积极地推动出版系列式选集，进行着经典编制鲁籍作家的工作。如1989年中国作家山东分会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出版六册选集(20)。山东文艺出版社自1990年开始出版“山东作家丛书”(21)。1992年，山东省作家协会动议编辑《山东作家辞典》，三年后书成付梓，共收录2989位作家(22)。2010年，山东省散文学会出版两辑共24册的“齐鲁作家书系”(23)，打出“更好的帮助山东作家成才、成长”、“打造文学‘鲁军’的辉煌阵容”、“力争推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展示齐鲁散文创作的新实力”之类的旗号。
在文学史的层面，八十年代伊始，即见《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1983年出版）一书率先对在地作家进行整体性的叙述，试图借“非常时期”（抗战）的文学表现风格来为他们奠定特殊的地位。此著由任孚先（莱芜）、赵耀堂（东阿）、武鹰（临沭）合撰，分上、下两编，各编再按小说、报告文学、戏剧、诗歌四种体裁分章介绍。主要阐明“革命乡土”(24) 的创作总倾向，强调区域内的作家无论是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时期，都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塑造“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植根于革命斗争生活，与革命共命运，同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的人民英雄，表扬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民族风骨。不过，这样的叙述方式仅仅发挥了地方文学史专注一地的特点，无法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因在于所选录的作家并非全部来自山东。如上编分析抗战时期小说，固然介绍了益都县人冯毅之和莱芜县人吴伯箫，但也用颇长的篇幅来讲述出生成长于广州，随八路军到山东参加抗战的那沙。再者，全书的叙述受民族、政治意识的左右鼓动，由始至终情绪高昂，千篇一律，反而无法显示在地作家的特色(25)。
读者必须等到1995年《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面世，才看到严谨整合鲁籍作家集体特性的地方文学史。在此书中，作者魏建（青岛）和贾振勇（滨州）将五四初期至九十年代的鲁籍作家及作品放在地域文化的视镜下仔细考察，梳理出自具特色的脉络系统。先是辨识地域传统，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悠久的齐鲁文化理解为仅仅等于儒家文化，因为这是一种自先秦以来非官方“崇德尚仁”的伦理特色和“士志于道”的人文精神在正统化和普及化之后形成的“儒主多辅”的结构。接着阐述这种文化结构在20世纪有所现代化，形成了包含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的新人文理想传统，为山东新文学提供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基于这样的理解，从关注农乡、寻找自我的王统照和李广田，到笔走革命硝烟炮火的曲波和冯德英（乳山），到高唱沂蒙颂歌的李存葆（五莲）和刘玉堂（沂源），到叛经不离道的莫言和逍遥新山水间的孔孚（曲阜），无论表现上述的哪一种主义，都可以统摄到新山东人文理想传统的大纛底下(26)，作为一个整体和他籍作家区别开来。
这种整体形塑式的叙述虽然深入，但亦有其局限性，那就是难以运用于非地方性的文学史。是故，我们看到山东学者尝试分拆，将规模较小的鲁籍作家群落概念输入国家文学史中。如由孔范今（曲阜）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年出版）明确提出新时期存在着六个地域作家群落的说法：（1）邓友梅、汪曾祺等人的京味小说；（2）冯骥才、林希等人的津味小说；（3）陆文夫的苏州小巷小说；（4）湖南、西南地区的山乡小说；（5）山东作家群的农村改革小说；（6）铁凝等河北作家的小说。此中第五项“山东作家群落”专指原籍文登、烟台和栖霞的中青年小说家王润滋、矫健和张炜。其撰写者李新宇（青州）认为，山东作家群落和其他五个作家群落一样“认识到乡土、风俗习惯描写对于深入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和增强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探索这一领域，书写“各具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小说”，成为出现于1985年前后的寻根文学的先导。不过，既是自成一个群落，他们显然也拥有自己的特点。李新宇先讨论王润滋的短篇小说《卖蟹》、《鲁班的子孙》和《小说三题》，称颂作者“注意到经济变革与农民的非功利的传统道德的冲突并给以艺术的再现”，但同时也批评其“批判生活所使用的道德尺度却是传统的，与现代观念有相当的距离”。接着分析矫健，通过中篇小说《老人仓》和长篇小说《河魂》说明作者如何反映农村改革，尤其是《小说八题》“体现了山东作家群的儒学传统，在道德的前提下对现实人生的执着关注”。末了标示张炜是个“非常执着，思索型的作家”，认为其早期作品“清新明丽，生活气息浓郁而不管构思的精巧”，八十年代中期作品则“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博大的爱心”。尤其强调《古船》，认为其“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审视历史，从文化视角的高层次上，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洼狸镇在近四十年间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沉浮变迁”，不但反映农村改革，而且反思民族性格，自我批判民族文化；不但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而且借鉴了外来的现代的表现手法；不但是张炜个人文学创作的里程碑，也是80年代中期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用李新宇的话说，这山东作家群落之有别于他，在于“与农村和农民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自幼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受着齐鲁文化即处于中国文化正宗地位的儒学传统的熏陶。因此，民本思想、道德原则和现代意识的结合成为山东作家群创作的重要特色。他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注目道德问题，在道德的前提下，执着地关注下层劳动人民——农民的命运”(27)。在凸显鲁籍作家的特色上，李新宇将齐鲁文化完全等同于儒家文化，这和魏建、贾振勇的诠释又有差异。
四、尚未落实的鲁籍作家群落概念
当然，论地域作家群落概念之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提首倡者王瑶。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探讨左联十年的文学发展时曾特辟一节，题为“东北作家群”。王瑶标明此一群落由萧军（辽宁义县）、萧红（黑龙江呼兰县）、舒群（黑龙江哈尔滨）、端木蕻良（辽宁昌图县）、罗烽（辽宁沈阳）、白朗（辽宁沈阳）等所组成，并指出这些作家的共同点是“东北的人民”，“直接受到帝国主义蹂躏”，“流亡到祖国的关内，国土沦丧的愤忿和生活颠沛的痛苦迫使他们写出了反日的作品，要求人们注意东北的情形”(28)。半个世纪以来，“东北作家群”成为广受认同的地域作家概念。如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不但清楚地呼应“东北作家群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续流亡到关内的东北籍青年作家”，还强调“在抗日救亡题材的创作中，萧红、萧军等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影响最大”(29)。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年出版）一书共讨论五个主要文学群体，以“东北作家群”领衔，且是唯一以地域为本位的(30)。
相比之下，“鲁籍作家群落”的概念虽然也浮现在国家文学史中，但却没有落实为固定的术语。例如张钟等编著《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出版），在第四编第三节讨论五六十年代记录抗日解放战争的小说时如此写道：“胶东半岛、冀中平原、太行山脉，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的山川土地，哺育了无数的英雄儿女，也哺育了许多革命作家。孙犁对阜平山区、白洋淀芦苇荡，有一种至深至厚、难以忘怀的眷恋。刘真沿着她少年时代走过的路线，从家乡山东运河边写到冀南，写到太行山的密林里。胶东半岛的斗争，以血淋淋的残酷壮烈的画面，表现在峻青的作品中，也以着重揭示革命者思想感情的成长，写在肖平的《三月雪》里。王愿坚的创作虽然并不直接表现这些地区的斗争，但是，一九四九年山东解放区的生活，为他后来的作品提供了有力的准备。”(31) 此处罗列的作家只有孙犁一人来自河北省，余者均原籍山东，在创作上与齐鲁大地的紧密关系更是尽现于字里行间。编著者有意识地把刘真（夏津）、峻青（海阳）、王愿坚（诸城）和肖平（乳山）编在一起，并使用第三节大部分篇幅来叙述前三家的小说，但却没有意识到需要冠以“鲁籍作家群落”的称谓。
洪子诚是《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编著者之一。后来独撰《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出版），在叙述“十七年”（1949－1966）文学的发展时提出“中心作家”的说法(32)，以形容像赵树理、郭小川、杨朔、曹禺等具有共同“文化性格”的作家如何乘时代风潮而崛起，成为当时得令的创作力量。峻青与王愿坚也跻身这中心作家的行列。被视为革命历史小说方面的代表。既是选择把这两位鲁籍作家并列讨论，自然得比较异同之处。于是，先说明他们的革命历史短篇小说都着重“创造‘幸福的路’的斗争的艰苦和残酷，并在这样的背景上塑造经过血和火检验的英雄形象”。接着又指出，峻青的描写铺张，常常在“多少损害对个体生命的人性关怀的情况下”，用酷刑、死亡等情节来“突出英雄的‘超人’式意志”，而“王愿坚的叙述要显得单纯清晰些”，“更接近于‘故事’的形态”(33)。此一“鲁籍二人组”的群落叙述方式颇获其他文学史家的认同。如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2003年出版），按小说、诗歌、散文及其他文类的秩序叙述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学，在“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之下设一节专门讨论王愿坚和峻青，提醒我们前者多以回忆的方式叙述革命故事，强调其教育意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缺乏耐人咀嚼的回味，而后者的作品则更具有亲历性，以战争的血腥背景来烘托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主题，但其抒情缺乏节制，又常让说教性压倒了故事性(34)。由董健、丁帆和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2005年出版）也设有“峻青与王愿坚”一节，在肯定二家“都善于塑造战争年月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他们严格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阐释来书写一种“历史记忆”，却各具特色。首先，就叙述时空而言，峻青“主要描写抗战末期和40年代后期国内战争初起时胶东军民的斗争”，王愿坚则多摄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闽西、赣南地区和长征中红军生活的片断，这是当时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少有涉足的范围。其二，峻青刻意描写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旨在“以惨烈的死亡场面来显示敌人的凶残，以激发阶级仇恨”，使英雄的个体生命灭亡，也是为了对革命事业发生意义，王愿坚则选择不追求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通过典型的细节来表现英雄人物非凡的精神世界(35)。
在八、九十年代，代表当时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中有好些是原籍山东的，这为文学史家提供了另一次组合编制鲁籍作家的机会。于是，读者看到梁晓声、张炜、张承志和莫言这些作家经常被放到同一文学概念下或同一章节里来叙述，尽管字里行间依然没有出现“鲁籍作家群落”这样的术语。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尝试在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热潮下找寻张炜、张承志和莫言的位置。在山东学者看来，作为寻根文学的先导，邓友梅和张承志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小说《那五》和《黑骏马》“实际上已浸淫着十分浓厚的文化寻根色彩”。到了中期，张承志更自觉地推进这一主题，不但以《北方的河》掀开文化寻根小说的序幕，还完成一系列关于伊斯兰黄土文化的作品，丰富了寻根文学的内涵。从1986到1987年，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和张炜的长篇《古船》先后面世，“可以看作是寻根思潮的转型或终结”(36)。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出版），以“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贯彻全书思考和论述的关键概念之一。从民间话语的视点出发，去追踪在八十年代走入茫茫大西北、深深扎根于伊斯兰民间宗教文化中的张承志，乃发现其宣扬哲合耶教派历史和教义的《残月》和《心灵史》如何从“普通回民身上挖掘出人的潜在的精神能量”，如何强烈“批判追求肉欲的现世社会”，以“确立民间宗教与理想”；细览《九月寓言》，则洞悉张炜衷心赞美大地之母、抱持徜徉在民间生活之流的纯美态度，以此阐述与生活大地血脉相通、元气充沛的文化精神，原来是“在民间大地上寻求理想”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又窥探莫言，向读者透露《红高粱》之所以能“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皆因对战争历史进行了“民间审视”。当然，这种理解和把握也呼应了书中对于五十年代另一位鲁籍作家曲波的小说的民间诠释——《林海雪原》“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37)。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把张承志、梁晓声、莫言和张炜归纳到忆述时代悲剧的知青作家阵营中去。如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1999年出版）一书指出，这些在“文革”后登上文坛的八十年代年轻作家也在“伤痕”、“反思”的文化风潮中诉说文革中的不幸，创作的底色“极其沉重”，但在反思自己的知青生涯时，又“极富特色”，表现出“返城后的迷惘和对农村的怀念、对土地的眷恋”，“一代青年悲剧式的英雄命运”，以及“对民族文化源流的叩问”(38)。又如张钟等修订《当代中国文学概观》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2002年出版），将张承志、梁晓声和张炜同列于“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一节，并说明三人不同的风格：张承志以“对草原母亲——人民的礼赞作为自己小说的重要主题”，并从“知青视角”逐渐转为“牧民视角”，但由于不是“太重视理想的结果”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在《金牧场》、《心灵史》中坚持追寻理想的精神家园，甚至偏执，“拒绝此岸的世俗性而一再颂扬彼岸的超世俗性”。梁晓声则“常常把人物放到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中展现主人公的意志力和心灵世界，在具有悲剧性的情节里颂扬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道德坚守”。张炜的短篇小说“写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关怀，写青年的爱情与人性的觉醒”，异于当时充满愤怒、控诉、哀伤和泪水的“伤痕反思文学”，而长篇小说的内涵更丰厚，由对具体社会历史的思考走向世界对人类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39)。再如李平和陈林群合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2004年出版），将张承志和梁晓声称作“红卫兵——知青作家”，又指出二人书写上的异与同。其异处在于小说的主人公，由张承志写来总是痛苦地从红卫兵变成知青，再变成地道的牧民，但在梁晓声笔端则多保留红卫兵固有角色特征，且将其“造反精神变成改天换地的豪气”。至于共同点，则是张承志表现出对大西北地域和文化的留恋，旨在“强化他对‘红卫兵——知青’精神的迷恋”，而梁晓声亦清楚认知北大荒只是知青们“施展革命豪情的场所”，小说要歌颂的并非农村和农民，而是知青自己(40)。
五、回到选择性展示鲁籍作家身份的经典化个案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有以上两个可以展现鲁籍作家群体性的时间点，“鲁籍作家群落”迄今仍然未获正名。不仅如此，群落成员的组合或配搭亦多游移不定，变化由人（即文学史家），令读者难以把握。
试看梁晓声、张承志、张炜和莫言如何在文学史中游离，即知其在凝聚性上所面对的挑战。这四家当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独取梁晓声以代表“写作知青的小说家”，高度赞赏其《今夜有暴风雨》和《雪域》能“持续地保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和悲壮的浪漫风格”，维护知青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另将莫言搭配以“商州系列”著称的陕西作家贾平凹，归入“乡土－乡情”的范畴去讨论。至于张炜和张承志，则并入韩少功、阿城和史铁生一组，给予颇为含糊的命名：“其他重要小说作家”(41)。
洪子诚曾为如此之归纳作出解释。在其看来，这些鲁籍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和文学史叙述中，常有多种‘归属’。他们有时会被放进‘知青作家’的行列，有的则曾在‘寻根作家’名下生存一段时间”。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他们创作的倾向的某些相似点又会被突出，为有的批评家看作是追求和捍卫精神性理想的一群”(42)。笔者就此补充，即使是在新千年以后，文学史家因为自身不同的学养训练与审美经验，对同样的一批作家亦仍然各有观察，殊于叙述。如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2003年出版），在叙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发展时列张承志、梁晓声于“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阵前，置张炜于“乡土小说”派中，立莫言于“先锋作家和先锋小说”麾下(43)。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同样按文类张举纲目，却对鲁籍四家进行不同的分类。在“知青小说”部分近乎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只选梁晓声一人，指出其创作“着重于对‘知青’生活命运从审美视角把握，突出信仰的价值和理想的意义”，因此在“新时期”的“知青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另将张承志纳入八十年代文化寻根的一节中，强调其小说的基本特征在于“强烈的风情、音乐般的旋律、油画般的意象”，而到了九十年代的部分，又先将其长篇《心灵史》与张炜的《九月寓言》并列讨论，认为同样能在急剧商业化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指示着一种对西安市的超拔与抵抗的精神向度”，再将其散文与史铁生、周涛的作品归在一组，显示既有对现实人生的批判，亦富于地域的美感色彩(44)。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年出版），也是另持准则，“心思别裁”。在“新时期”的章节里，把张炜的《古船》和蒋子龙、高晓声及贾平凹的作品视为“改革小说”，把莫言《红高粱》、张承志《北方的河》和汪曾祺、阿城的作品当做“文化小说”一起来分析。进入九十年代，则宣称张炜《九月寓言》和陈忠实、王蒙、王安忆的作品共同代表了当时“现实主义主潮的再次勃兴”，并再次叙述莫言，以其小说《檀香刑》展示出“审丑倾向及独特的语言风格”，乃与王朔、王小波及韩少功一同浮现于“不断渗入的现代主义思潮”中(45)。
作家群落组合的不稳定性使我们必须回到新近的经典化个案中去寻找鲁籍作家与山东地域之间的意义关联。在这方面，莫言是最佳的例子，因为众所周知，其生产文学或接受访问都离不开高密东北乡的话题，笔端纪实与虚构的始终是个人与齐鲁大地的灵肉牵扯。
颇多文学史家在叙述莫言时选择提醒读者上述的特点。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即是在确认莫言的“民间立场”的框架中去阐释《红高粱》，指出小说不但叙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而且通过“叙述者”发现“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为此感到遗憾与感慨，“反而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46)。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论《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小说，则是从莫言“也要如福克纳那样”的视点，说明莫言“不断叙述他所建造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这些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象。他把笔伸向‘历史’，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上，叙述先人在过去年代的生活”(47)。张钟等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指出莫言的小说“从观念到形式都具有探索性”，其中书写“作家的生活记忆”的一类，表现作者因为年少劳作于高密东北乡而“对那块土地充满仇恨”的记忆，“构成了一种低压的色调”；书写“传说记忆”一类则充满激情，通过祖父母一辈人的传奇生活来反拨父母一辈人艰难麻木的生活，呼唤原始生命力，认同民间文化中的反抗性(48)。李平、陈林群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莫言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因为其书写“农村别具一功，不是高晓声笔下阿Q似的陈奂生的农村，不是贾平凹描写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商州山村，不是阎连科展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残酷至极的‘耙耧’乡村，而是豪气干云原始生命力旺盛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意图决不仅仅是还原历史，而是在张扬生命激情”(49)。又如陶东风、和磊合著的《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2008出版），为了形容《红高粱家族》中所寻找、赞美和推崇的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索性把刘罗汉在惨遭凌迟时的血性表现称为“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式的刚勇”(50)。
当然，也有不少文学史家倾向不张扬，甚至消减莫言的“山东性”。如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讨论莫言，虽然提及其“山东高密”籍贯，但整个论述并不以此为出发点或焦点，而是侧重突出莫言创作《红高粱家族》具有超越地域、更广泛的动机：一则“还原人”，“通过生命情态的夸张式刻画，把历史的人从阶级论和革命论的长期囚禁中解救出来，还单面的人为复杂的人”；一则“还原历史”，“用具有复杂性的人的活动来回答什么是历史的真正驱动力”(51)。又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莫言编制在先锋作家队伍中。基于这样的考量，评论莫言的焦点乃大多放在显示其前卫的小说艺术上，即使提到“高密东北乡”，关注的也并非其作为山东地理或文化空间的特点，而是作者的种种营造手法(52)。再看董健、丁帆和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因为莫言对小说叙事探索的贡献，而将其归入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写作行列。就这一点展开来，指出《红高粱家族》既营造出“奇妙的‘多声部’叙事效果，使小说的意义变得更为丰满”，又“通过不同的人物心理与人物视角来分别叙述同一个故事，在每一次叙述中都各有侧重”，“构成了一个类似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式的立体叙事结构”，更“在写实中融入大量奇异的想象与怪诞的色彩”，“在结构上表现非线性、非逻辑的时空形态，是有意为之的现代意识”(53)。叙述中虽提到红高粱象征“中国北方农民”的“民族精神和生命意识”，但亦属于泛指，没有意愿要突出山东地域与文化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这其实也是没收了莫言的鲁籍作家身份证。
六、结论
浏览20世纪，从“现代”到“当代”，从“三个十年”中遗失地域身份的经典化个案到出自山东本位的整体形塑，到两个高峰期内或隐或现的作家群落，再到新近选择性展示地域身份的经典化个案，本文所勾画出来的文学图景显示，在历史长河中取得定位，甚至走向不朽的并非现实历史中的鲁籍作家，而是“经由叙述的鲁籍作家”，被选择、被想象的书写个体与共同体。
身为鲁籍作家，自然会生产出富于山东地域色彩，能展示其鲁籍身份的文学，这或许是发生过的事实，但在文学史中不一定会获得印证。不同的文学史家有不同的叙述意愿，不同的文学史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展示出来的鲁籍作家，只是各“适”其位，并非各“在”其位。
是故，回顾文首所引述朱、李二位学者的话，应该有新一轮的体会与解读。无论是“在齐鲁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家，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抑或“许多文学史书写都不吝笔墨，以专节等形式给予了深度的书写，也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突破”，其实在在说明鲁籍作家的被动性。经典化是文学传承中必然且必须的现象。只有被叙述，才存在。至于被叙述背后更详细的社会政治等因素，则可以放到场域的概念中去理解。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只能留待另文处理。
注释：
① 朱德发，李宗刚：《地域文化视阈下文学演变的成功书写一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东岳论丛》，2010年第12期。
②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4页。
③ 朱立民：《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④ 有关布迪厄文学场域理论的阐述，见朱国华：《文学场的逻辑：布迪厄的文学观》，《文化研究》（第4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冯德英主编：《山东作家散文集1949－1989》，济南：明天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⑥(35)(53)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104－106页，第458页。
⑦ 朱金顺：《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出版。
⑧(2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4页，第108页，第291－295页。
⑨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⑩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182页。
(11)(18) 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编（1917－1937年）》，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2页，第202－204页。
(12)(17)(30)(51) 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297－298页，第171－172页，第103－108页，第361－362页。
(13)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112页。不过，黄修己在十年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中，仅仅把王统照归在“为人生派和问题小说”之下，一语带过。见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14)(16)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4页，第312－313页，第478页，第572页。
(15)(29)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92－394页，第427页。
(19) 冯光廉，朱德发，查国华，姚健，韩之友，蒋心焕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6－87页。
(20) 如冯德英负责主编山东作家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小说集收录冯德英《西小地》、张炜《冬景》、王润滋《三个渔人》、《海祭》、矫健《独臂村长》和王良瑛《苦蜜》等23个短篇。见冯德英主编：《山东作家小说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散文集则选80位作家，自称是“对山东四十年来散文创作的一次大检阅”。
(21) 关于这套丛书，笔者在香港所见者八册，分别是出版于1990年的《王春波中篇小说选》和《孙鸷翔中篇小说选》，1991年的《王良瑛小说选》、《纪宇报告文学选》、《阎丰乐影视剧作选》和《姜建国抒情诗选》，1992年的《赵德发短篇小说选》，以及2002年《陈占敏短篇小说选》。
(22) 王兆山主编：《山东作家辞典》，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3) 此书系似乎不限于现代汉语的作品。第一辑包括王运思的《芳草心思》、滕连庆短篇小说集《世说新语》、董明诗文集《草木有本心》、潘德宝诗集《铺满青苔的石阶》、宁昭诗集《济南，我的城市》、王霁良诗集《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蔺洪生文集《蔺洪生文集》、孙敬和古典诗词《江脉水情》、李迅艺术随笔《远艺堂杂谈》、李现新散文随笔《散记长清》、刘凤源文集《生活是铁》、黄明、黄秋野散文集《格子》。第二辑包括张万和的长篇《状元之死》、刘军和的中短篇《纸玫瑰》、朱思习的长篇《山湖醒梦》、屈艺兵的诗集《碎念》、王新华的散文集《孤芳》、韩兴起的章回小说《古槐春秋》、吴炳新诗集《心潮集》、《小树林的月光－山东大学第四届作家班作品选》、牧文的散文诗《红高粱之歌》、王繁荣的文化随笔《章丘文史拾遗》、朱崇礼《一个乡镇书记日记》。据知第三、四辑正在征稿中。
(24) 许怀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25) 任孚先，赵耀堂，武鹰：《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版，第20－25页。
(26) 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第5页，第75页。
(27)(36)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1382页，第1418页，第1373－1377页，第1418－1428页。
(31)(39)(48) 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著：《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亦见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计璧瑞编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第283－285页，第289－292页，第298页。
(32) 洪子诚指出这些“中心作家”具有一致的“文化性格”，如（1）向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2）把文学看作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一种独特方式，以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为创作的基调；（3）学历不高，生活经验又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方面，一旦消耗了这有限的生活素材和情感经验，其写作就无以为继了。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2页。
(33)(41)(42)(4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9页，第114页，第269页，第326－330页，第347－350页，第347页，第330页。
(34)(43)(52)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4页，第378－382页，第336－343页，第403－406页。
(37)(4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371页，第374－377页，第64－67页，第317－319页。2001年，此书再交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版，内容有所修订，改名《当代大陆文学教程》。
(38) 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40)(49) 李平，陈林群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3－414页，第468－471页。
(4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428页，第613－617页，第639－647页。
(45) 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359－365页、第371－374页、第446－450页、第459－465页。
(50) 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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