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经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王闿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尽管他的成绩主要在于文学，但是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在晚清经学流变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对经学，王闿运很早就有兴趣，二十四岁那年，“始治‘三礼’，以礼经难读，先自礼经始，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实为注经之始。”（注：以上引文参见王代功撰《湘绮府君年谱》，一九二三年湘绮楼刻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咸丰五年条，第345页。）从此开始了其艰辛而漫长的经学研究生涯，抄写笺注，著述立说，直至其弥留之际。可见，经学研究成为了王闿运生命历程的又一文化使命。根据《湘绮楼日记》、《湘绮府君年谱》、《清史稿》、湖南图书馆王闿运著作收藏资料、《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注：《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书目》，湘潭市办编纂科、湘潭市图书馆编，1989年10月。）和其它传记资料记载的检索对比，王闿运的经部著述有十七种（注：另有专文考述。）：（一）《诗经补笺》（又名《诗补笺》、《毛诗补笺》）二十卷；（二）《尚书笺》（又名《今古文尚书笺》）三十卷；（三）《尚书大传补注》七卷；（四）《尚书今古文注》三十卷；（五）《周易说》十一卷；（六）《周官笺》六卷；（七）《礼经笺》（又名《礼经注笺》）十七卷；（八）《礼记笺》四十六卷；（九）《春秋公羊传笺》（又名《春秋公羊何氏传》）十一卷；（十）《榖梁申义》一卷；（十一）《春秋例表》不分卷；（十二）《夏小正注》一卷；（十三）《论语集解训》（又名《论语训》）二十卷；（十四）《尔雅集解注》十九卷；（十五）《三家诗异文表》一卷；（十六）《小戴礼记笺》；（十七）《王氏六书存敳》八卷。
晚清经学既是今文经学复兴，又是经学走向终结的一个时代，而传统学术不断式微，近代学术日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王闿运经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有何影响，他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及经学地位如何等问题，是经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者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说不是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自从王闿运在世时起，直到今天，其经学时常有人提及、评价。然而，王闿运经学研究与他的经学成就（著述数量而言）与他同时代的治经学者的研究相比，又是那么不协调，不公平。即使有人蜻蜓点水似作过评价，往往也是语焉不详，甚至或出于门户之见，或出于王氏思想的保守性、或出于王氏个性特征，言人人殊，有许多不实之辞。本文拟以王闿运经学研究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学术回顾、评说，文章力求做到全面平实，而挂一漏万难免，故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 王闿运经学著作之考辨
由于王闿运遍注群经、刻版地点不一（有成都尊经刻本、长沙刻本、东洲刻本），成书后又屡加修改、有的著作经多人改订等许多原因，使王闿运经学著作存在著作数量、刻板时间、刻板地点、卷数、著作者、书名等难以断定问题，给王闿运经学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王闿运经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必须予以认真细致的梳理、考辨，历来对此进行研究的还不多。不过，学界根据有限材料检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最早关注王闿运经学著作的是他的儿子王代功，他在《湘绮府君年谱》的结语中，提到其父亲的经学著作有十二种（注：以上引文参见王代功撰《湘绮府君年谱》，一九二三年湘绮楼刻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咸丰五年条，第345页。）。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列为十种（注：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62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834-1835页。）。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列为十一种（注：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印行，1973年版，第5页。）。《清史稿》中提到王闿运经学著作已刊的有九种（注：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王闿运》。）。《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记载就有十六种（注：《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湘潭市办编纂科、湘潭市图书馆编，1989年10月，第62-63页。中另列了《毛诗补笺》二十卷，应与《诗补笺》二十卷为同一书。）。《湘潭县志》列为十二种（注：《湘潭县志·卷三十五·人物·王闿运》，湘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23页。）。马积高先生在《湘绮楼日记·序》列举王的主要经学著作有十种（注：王闿运著、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一卷）《序》，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4页。）。台湾冯晓庭先生认为王闿运经学著作有十三种（注：冯晓庭:《王闿运的<春秋>学述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4年，第一期。）。笔者通过上述几种资料所列著作的对比，查阅《湘绮楼日记》和湖南图书馆王闿运经学著作资料，认为其经学著作应为十七种（见前）。上述所列王氏经学著作有的虽然数量相等，但具体所列名称不同，有的则卷数不一，有的甚至将异名同书列为二书，有的则未列卷数。对版本情况都未列出。至于上述诸说哪种更为可靠，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王闿运经学著作考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台湾魏怡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中，对王氏主要经学著作十一种的成书经过、版本、体例、卷数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与叙述，尤其是作者重点考证了对王闿运经学思想研究至关重要的《春秋例表》，对比考察了这一著作的三种版本：光绪七年尊经书局刊本，光绪年间的长沙刊本，光绪三十四年廖震重校本（东洲刊本），文中解决了该书许多相关疑点。可以说是对王闿运经学——春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注：魏怡昱：《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其在王氏经学著作考释中，认为《尚书笺》与《今古文尚书笺》为两种著作。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6月。）。
二 王闿运经学之特色
历来对王闿运经学特色讨论最多的是其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发明、治经价值取向等问题。下面的叙述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一）晚清时期的评价。最早对王闿运经学作出评价的是与他同时代的晚清学人，包括皮锡瑞、叶德辉、廖平，他们大多认为王闿运经学仍然属于传统的今文经学范围，但也有发展，新义颇多。
皮锡瑞是这样评价的：“王先生说《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数爻辰，其旨亦本于焦里堂而推阐之；《诗》不主毛，亦非尽用三家；《春秋》兼用《公羊》《谷梁》新义，间出前人之外；礼经尤精，说《易》说《诗》，皆以《礼》，故其说虽新而有据，异于宋明诸人，与予说经之旨相同，惟予不敢过求新异耳。”（注：皮明振：《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6-27页。）其意思有三：一是对王闿运解经的特色，作了一个宏观的评价，即王氏研究《周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数爻辰，惟借鉴焦循说《易》之旨而推阐；研究《诗》不主古文家的毛传，也并非全用今文韩、齐、鲁三家；治《春秋》则兼用《公羊》与《榖梁》，且其中的义理有许多不同于前人之处；说《礼》尤为精当，并用《礼》的内容来证《易》、《诗》。二是认为王氏经说新颖而有根据，且与宋明治经者的疑经、改经不可相提并论。三是认为王氏治经的风格、路径与自己的治经之旨大致不差，只不过自己不敢标新立异。要而言之，皮氏对王闿运经学不拘守前人成说，敢于创新，是持肯定态度的，道出了王氏的治经特质，与自己的治经之旨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算是相当高的。
一向服膺古文经说的叶德辉，在《翼教丛编》之《叶吏部与戴宣翘校官书》、《叶吏部答友人书》文中，对王闿运经学提出了与其它古文经学家批评王氏经学的不同观点（注：苏舆编：《翼教丛编》，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4、176页。），在叶氏看来，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自从庄存与到戴望、王闿运，治经风格和路径虽有关联承继，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庄存与、刘逢禄、陈寿祺、凌曙、宋翔凤等人“渐为西京之学”，即与西汉今文经学相差无几；魏源、龚自珍、戴望等“破乾嘉之门面，自从一军”，与“西京之学”大为不同；则王闿运非承接龚、魏之统，而是“恢刘、宋之统”。不管叶氏的评价是否正确，至少道出了王闿运经学与龚自珍、魏源等的援引公羊之说议论时政的激进方法是有区别的，并对刘、宋之统有所发展。他认为王闿运是上接胡董的真传，不拘守任城（何休）之例，遗经独抱，自有千秋。这里叶氏对王闿运经学与廖平、康有为依经附会经学思想做了区别。
廖平是王闿运的弟子，在四川尊经书院学习期间，就受王闿运春秋公羊说的启发，转而治今文经学，成就突出。可是，在廖平的有关研究资料中，对其师王闿运经学评价极少，且有讥讽的意味，视王闿运经学为“半路出家”（注：转引自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可是，后来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经学著作《辟刘篇》（后来增订改名为《古学考》）、《知圣篇》完成后，似乎对王闿运经学之态度有所改变，这一情况在王闿运《日记》中可见端倪（注：《湘绮楼日记》载：光绪十九年（1889年）六月十九日廖平拜见寓居在天津的王闿运。二十日“廖留宿陈斋，谈今古学”。二十一日王“看廖生《经说》，欲通撰九经、子、史成一类书，亦自志大可喜。”（第1566-1567页）可知，两人皆大欢喜，亦有某种默契。）。
（二）民国时期的评价。学人就王闿运经学有无发明进行了权威性的探讨，对后来学人评价王氏经学很有影响。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于明、清学术史的几本论著中，多次讨论了王闿运经学（主要是春秋学）。他这样评论的：“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经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在这里指出了王氏经学的两大特点：一是王闿运治经不喜欢古文经，尽用今文经，迎合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今文经学潮流，而被推为经学大师；二是王氏解经注经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推演六经，王氏治经有“《公羊》化”的倾向。
如果梁启超上述对王闿运经学的批评含而不露，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文章中有关王闿运及其经学批评的几段文字，就反映了梁启超对其评价的整体思路。他先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说：“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中说：“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要之，壬秋颇有小慧而学无有本原，学问已极成的人，读他的书有时可以助理解，初学则以不读为妙。”后来他又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湖南》中说：“湘潭王壬秋（闿运），本文士，治今文经学，有盛名于同光间，然晚节猖披，殆等钱牧斋矣，其著述亦浮薄鲜心得。善化皮鹿门（锡瑞），亦治今文学，博洽翔实，非壬秋敢望也。”（注：引文依次参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册第616页，第五册第3097页，第八册第4526、4546页，第七册第4273页。）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王闿运经学评价非但不高，而且批评是相当严厉的。
章太炎先生对王闿运经学的评价比上述诸家细致，1924年秋，支伟成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目录呈章太炎请教，他认为支氏将王闿运列入“常州派今文学家”不恰当。章太炎认为应该将王闿运等湘派学人另行列派，其理由是王氏治经兼采古、今文，且笺有《周官》，既不服膺常州今文学派，又与邵懿辰等攻击古文者有区别。特别指出王氏经学“无仲舒、翼奉妖妄之见”（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6页，第142-143页。）。支伟成遂从章太炎之意，把王闿运独立于惠、戴二派之外，列为“湖南派古今兼采经学家”，与邹汉勋、皮锡瑞放在一起。章太炎的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王闿运经学的实际情况，姑且不论。他还说：“而湘潭王闿运并注《五经》。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注：章太炎著，徐复注：《訄言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第160页之注释。）可是，囿于古文经学家对今文经学的偏见，章太炎对王闿运经学也是有批评的，如在《国学概论》中说：“……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注：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又如，章太炎于1918年对重庆学术界所作的演说词云：“近则王壬秋教于成都，风流远被。王本词章之士，以说经为表面，语无实证，惟模《毛传》，仿《郑笺》，以为研雅，始终不离文人说经之习。其它朴实可据者未言焉，是又近世尚华之病也。”（注：章太炎著，徐复注：《訄言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第160页之注释。）
那么，支伟成在书中是怎么评价王闿运经学的呢？他认为王闿运经学今古兼采，由礼入经，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其目的在于寻求《春秋》义理，不过，王氏治经没有古文经学家那么饤饾琐碎。这与上述皮锡瑞、叶德辉、章太炎的评价有相似之处。支氏还说王闿运为学，与庄子的为学追求有相同之处，使读者有所醒悟，“发其蒙而悦其心”。进一步指出王闿运经学的两个取向：推拨乱之道、通经致用。他不认为王闿运为“文士”，王氏经学具有社会、国计民生的关怀，而这为一般人所误解。支氏对王闿运经学评价的这段论述向来不被人注意，甚为遗憾（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6页，第142-143页。）。
刘师培在这个时期也曾讨论过王氏经学，他认为“湘潭王闿运亦治《公羊春秋》，复以公羊义说五经，长于《诗》《书》，绌于《易》《礼》。”（注：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马宗霍、钱基博两先生认为王闿运主《公羊》，应属今文经学派。不过钱先生还认为近代的疑古非圣之风，肇端于王闿运学风。（注：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后来周予同、张舜徽论及王氏经学，大不以为然：周予同认为“湘潭王闿运用今文义遍注群经；但王以文学著，经学造就实不足称。”（注：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张舜徽认为王氏经学著述“以今观之，只得谓为钞经之功，而未可目为注书之业。……屏除旧注，自记新说。每经钞毕，便成一书。”（注：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
而朱德裳对王闿运经学的评价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他说：“有清一代经学家，多不能为文。湘绮深于小学，尤服清人小说。……湘绮笺诗用公羊学，于《日居月诸》、《二子乘舟》两章独舒己见，推倒四家；义精于何劭公，文美于范蔚宗。学者试一读之，有不五体投地者乎！”（注：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3页。）不过，他也认为王闿运经学也是今古兼采，有新说。
另外，饶有兴味的是晚清王先谦编纂的《续皇清经解》和徐世昌主持组织纂修的《清儒学案》，都没有将王闿运及其经学著作列入。其实，不列入不是没有评价，正反映了纂修者对王闿运及其经学的偏见态度。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王闿运经学的重新发掘。在晚清经学和学术探讨过程中，王闿运经学重新受到学人关注，相对于前述两个时期，其研究视野、方法、内容大为扩展，成果也较为突出，有其深刻性。
首先，王闿运经学相关资料的整理。最突出的就是由马积高主编的《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可惜日记中时有间断，诗文收集也欠全面；周渊龙、莫道迟辑注的《王闿运楹联辑注》；周颂喜整理的《王闿运未刊手书册页》（《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台湾朱传誉先生主编的《湘绮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这些资料无疑对研究者有很大帮助作用。但王闿运经学著作的整理因卷帙繁多而无人问津。
其次，一批国学功底深厚精湛的学者对王闿运经学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
如萧艾认为王闿运经学归属常州今文学派，并且直接继承于魏源。因为这一派最大的特点便是提出《公羊》学。而《公羊》之要旨又在于“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王闿运进一步把《公羊》学的学说理论与当前的政治实际结合在一起。他认为王氏经学思想对廖平和康有为的经学都有启发和启蒙。（注：萧艾：《王湘绮评传》，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12-129页。）萧艾的观点虽也继承了前述多家看法，但他提出不能用传统的经学家来衡量王闿运，对我们是有裨益的。
陈其泰先生认为：王闿运为《公羊传》所作的注解，毫无“微言大义”，“较之龚自珍、魏源具有鲜明进步意义的学说来，是大为退步了。王闿运磨钝了何休以来有进步意义的公羊学说的锋芒，使之对保守势力毫无威胁。”但他又说：“王闿运尊奉今文学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学生廖平，遂使晚清今文经学的演变翻开了新的一页。”（注：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1页。）
朱维铮教授似乎也认为王闿运经学属于今古兼采，他说：“王闿运的公羊研究，不属于常州庄刘体系，在学说上较平庸，但他在政治上不满慈禧集团并倾向‘改制’，显然影响廖以善变为学术特色的隐衷。”（注：朱维铮：《中国经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6页。）
李文海、孔祥吉认为“所作经、子注解，既不效宋儒的奢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崇尚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于古文字的难通之处，则不强为之解。”他们还认为王闿运的春秋学和以礼制考三代制度，对廖平的经学影响很大。（注：李文海、孔祥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第5卷下篇），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何耿镛先生认为王闿运治《公羊》，以经文学遍注群经，经学方面造诣并不深，且他治《春秋》只限于经学范围，不太涉及政治形势。（注：何耿镛：《经学概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日本学者宇野哲人认为王闿运“经学主公羊，又兼通佛氏说。且为人洒洒落落，其注经子，止解大意。谓要在乎心得云。”（注：（日）宇野哲人著、马福辰译：《中国近世儒学史》，（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第412页。）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学人对王闿运经学研究也提出了与上述诸家大同小异的观点，如桑咸之、马积高、李寿冈、台湾的程发轫等，亦可作为参考。（注：桑咸之：《晚清政治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5页；王闿运著、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一卷）《序》；李寿冈《王壬秋评传》，《湘潭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出版，第96页；程发轫：《国学概论》（下），国立编译馆1982年版，第321页。）
再次，海峡两岸的中青年学者，进一步发掘王闿运经学，他们试图从王闿运学术的片段中探寻特色而为其定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田汉云教授认为王闿运的学术可以代表咸丰、同治时期的特色：“兼综经今古文学”。一是王闿运对《周官》、《左传》的态度，在肯定《公羊》家《春秋》之说的同时，又推崇《周官》为周公的伟大著作，作为政制，“无虑不周”，这个观点和章太炎、支伟成一样。对于《左传》虽然和其它今文家一样，评价较低，但这不是今古文的门户之见，只是认为《左传》专于史事，非传经义。二是在治经方法上，他认为王闿运有三种方法：1.六经之文，“字无虚字”，“亦无炼字”，所以解经浅陋不词与怪
晦涩都不可取；2.说经必须先通文理，先章句后义理；3.解经务必注意经文含义的深刻性与丰富性。故田教授认为前两点侧重于纠正今文经学家好发新奇怪论的偏向。第三点则是反对古文经学家专尚考据而轻义理的不足。以上这些观点，相较于前人的说法较为具体，无疑有其深刻性。（注：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考据与经世》，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王继平教授认为“以文为本，是王闿运学术思想的宗旨。”王闿运治经重点主治《春秋公羊》，其治经的最终目的在于通经致用，其治《春秋》，主要是得“其义即可”。他还论述了王闿运的为学与治经之术，认为其为学的关键在于个人自悟；反对行学相分；为学治经要与具体的俗事区别开来；一经通而诸经皆通。王闿运经学的功能是自治。他还认王闿运将本属于“经”的《尚书》视为史作，《春秋》仿史而作，可见其中带有一些“经即史”的思想成分。王继平最后分析了王闿运的学术思想特色即强烈的功用性与现实紧密结合，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中，王闿运的学术思想也由传统的封建文化独占的状态趋向不断的变化流动中，新旧并存，独具特色。（注：王继平主编：《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 晚清湖南经学之式微：第一节 王闿运的学术思想》。）
杨念群则努力着意于王闿运学术思想的政治意味，他认为“王闿运基本沿袭了清初今文学派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之治经方法，只是更视《春秋》为变通权术的教本，突出《春秋》主旨首在‘拨乱’”，“王闿运根本不承认孔子之后的儒学学派（如宋明理学）所构造的理论能够传达孔子之真意，其中当然也包括宋明儒生的道德修炼原则。”“王闿运治经不仅沉浸于权术机变，而且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此举最为人所推崇，也最为人所讥谤。”（注：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9页。）
台湾魏怡昱的硕士论文《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是对王闿运经学进行具体研究的创新之作。文章把握王闿运“通经致用”、“经典淑世”的为学基本立场，以《公羊》家所述《春秋》的最大功能在“拨乱反正”为论说主轴，对王闿运的《春秋》学进行全盘检视。她从王闿运的文本入手，分析了王闿运的春秋学为何没有导向“政变”的方向发展；进而重点探讨了王闿运经学“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这样的特质也造成了一种解经任意性的新风气，对廖平、康有为解经任意性推向极致起了关键性影响作用，甚至以后的疑古思潮，与此不无联系。故王闿运虽然不赞成变法、变政，却又对后来廖平、康有为有影响，这两者是不相矛盾的。（注：魏怡昱：《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其在王氏经学著作考释中，认为《尚书笺》与《今古文尚书笺》为两种著作。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6月。）
冯晓庭的《王闿运的〈春秋〉学述论》一文，重点阐述了王闿运对《春秋》及其《三传》的态度，分析了王氏疏释《春秋》的特点及义理重心——王鲁、三世说。他认为王闿运经学今古文兼具，既为今文经学的表征——《春秋公羊传》作笺，也为古文经学的表征、最终被今文经学家视为伪书的《周礼》作笺。将今文经学的表征《公羊传》或《公羊》说，设定为《周礼》这部古文经学表征典籍的直接推动与复兴者，在清末那个今古对立的学术环境下，是极为罕见的，而这或许也就是王闿运学术中心并无绝对今古立场的最佳注脚。由此，冯先生得出结论：王闿运的今古兼具，似乎可以提供学者一个思维路向，即放弃前人今古壁垒分明的观点及立场，省却分辨今文、古文属性的精力与时间，直接探究诸书的内容，客观地分析书中的学说在经书诠释史上的意义，省察其中的思想观点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状态的关联性。(39)
回顾王闿运经学研究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研究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后；从研究地域而言，主要集中在台湾和湖南；从研究群体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国学大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则主要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尤其是在台湾；从研究内容看，主要是王闿运的《春秋》学或《公羊》学，其它经学内容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从研究成果看，专门的王闿运经学研究论文甚少，遑论其学术专著。由是观之，王闿运经学的真正研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注释：
(40)冯晓庭:《王闿运的<春秋>学述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