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意识论文,互动论文,民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个研究对深度分析、全面解读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的成因、演化、特点、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大致说来，占主流的是“二分法”。先是阶级的二分法，强调两者的对立。近年来，讲阶级性的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两者的互动，如葛兆光注重研究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大力开发与推进。本文仅就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这个课题的研究思路谈几点意见。
一、“二分法”与“和合法”应当互补
思想与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由于学科的分化，人类社会的主要领域被分割，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区隔；人类社会的精神与实体被分割，诸如思想与社会的区隔；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也被分割，诸如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的区隔等。为了提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人们可以将本来浑然一体的历史现象分割给不同的学科。但是，切忌因此而忘记事物本身的客观整体属性。就像缺乏整体关切的政治史很容易变成“断烂朝报”一样，缺乏整体关切的社会史也很容易变成“片段家常”。因此，在按照学科适当分割并加以专门化的研究之后，必须以综合性的研究来还原并解读事物的整体。
在各种学科分工中，历史学肩负着整体研究的学术使命。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这方面下功夫，即综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资源、对象、思路、方法，撰写更全面的思想史和社会史。
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研究是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切入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强化问题意识，对学科分工细化引起的思想与社会、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民俗、精英与大众、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的区隔等做一种补充和整合。依照历史现象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确定研究对象，拓展研究视角，设计研究思路，对各种社会政治观念进行综合性解读。
统治思想属于“上层文化”，民间社会意识属于“下层文化”，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它们之间的分化、互动、影响与交融既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现象，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既有差别又有联系。无论从发生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都很难把思想发明权简单地归于任何一方。就具体历史现象而言，有的非此即彼，有的亦此亦彼，有的介乎二者之间。这两个层次的社会意识的共同内容和本质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与信仰。凡是被精英总结的、被国家肯定的、又被大众认同的思想，其影响力更为深远。如果将它们截然相分，使之二元对立，是不恰当的。
从现有学术成果看，许多学者(包括我们自己)将统治思想与民间学说、经典思想与庶民信仰、精英思想与大众心态简单二分，进行二分研究。这无疑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如果过分夸大其差别，看重其区隔，忽略其相互涵摄的关系，容易导致片面性。迄今为止，对中国历代统治集团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历代社会思潮的研究、统治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关系的研究、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互动关系的研究等都比较薄弱，有的甚至是空白。这与过分的“二分法”有直接的关系。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必须对二分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并补充以“和合法”，即重视两者之间的互动、互溶以及同一性等，把“从上往下看”与“从下往上看”结合起来，多层次、广视角、整体性地考察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对统治思想、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社会思潮、民间信仰和大众心态分别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全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史做出深度分析和系统描写。
二、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的基本形式
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特点是：将各种民间的精神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深入剖析这些精神现象的基础上，解读经典思想、精英思想和统治者的思想，进而深化对统治思想、主流文化和全社会普遍意识的认识。
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的基本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形式是自下而上，即民间的许多社会观念、政治诉求和文化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向统治思想输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通常大众文化、民间学说在前，统治方略、官方学说在后，统治思想是在不断采择、吸收、加工、整合各种大众文化、民间意识、私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与演变的。先秦百家争鸣与秦汉统治思想、宋代理学思潮与元明清统治思想的关系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有时统治者还会直接依恃各种大众信仰实施统治，诸如所谓“神道设教”之类。
第二种形式是自上而下，即统治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大众输出。一旦某种统治秩序及其统治思想形成，统治者就会借助各种手段向社会大众灌输统治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设置制度、弘扬官学、表彰楷模、惩处失范。这些手段对民间社会意识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实现统治思想的民俗化。两汉以来儒家社会政治观念的广泛传播是典型事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大众文化现象实质上承载着统治思想的内容和精义。
第三种形式是上下共享，即在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长期的互动过程中，产生若干稳定的、共享的社会价值、文化资源，进而形成社会主流文化。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观念往往属于全社会普遍意识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思想文化现象既是官方的，又是民间的。诸如“天下有道”的政治期盼、“平均天下”的社会理想、天地君亲师等社会权威崇拜以及各种大众社会文化符号等，都属于这一类。
上述历史现象提示人们：国家的与社会的、官方的与民间的、上层的与下层的、精英的与大众的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将它们大体区分，分别研究，这种做法是成立的、可行的、必要的。但在民间与官方之间，许多思想文化现象往往或同源，或互摄，或共享。有的既不能仅仅依据出自民间而判定非官方，也不能仅仅依据出自官方而判定非民间。有的既是民间的，也是官方的，甚至是全社会共享的。如果这类现象没有研究透彻，那么，不仅不能准确地认识根由、共性与本质，也不能深刻地认识来源、个性与特质。
有鉴于此，我们主张，无论研究一个朝代的统治思想还是研究一种民间社会意识，都必须有广阔的视野，采用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其中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之间互摄、交叉、结合、共享的部分最值得深入研究。
三、若干研究课题
统治思想和民间社会意识的来源和构成很复杂，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很复杂，因此，统治思想和民间社会意识的关系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入手，可供选择的具体课题很多。这里仅列举若干课题，以示其要。
(一)历代统治集团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研究
这一课题以各种社会思潮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思潮与统治思想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明显。它们常常互为因果，甚至亦此亦彼。一方面发端于民间的社会思潮往往是统治思想的重要来源和推动统治思想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统治思想对各种社会思潮往往有深刻的影响，许多统治者的政治选择还会为其推波助澜。
社会思潮比某个思想家、某个学派的影响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们往往会造就主流文化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意识。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为例，当时的学派虽号称百家，而在政治上可以概括为三大思潮，即法治思潮、礼治思潮和无为而治思潮。就大多数思想家而言，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法治、礼治和无为而治，而是三种治术以何为主。这就必然在纷纭的争论中，形成若干普遍性的共识。这些共同的政治文化成果是超越学派的。无论哪个王朝、哪个最高统治者偏爱哪一个学派的政见，统治思想中都会包含礼治、法治、无为而治的内容。
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具有上下互动的特点，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一种高度思辨、相当系统的政治哲学不可能突兀而生，它必有一个较长的积累、提炼过程。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不可能局限于思想家的书斋，它必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思潮弄潮儿的思想家们更像是一个中介者。许多思想学说是沟通上下、提炼精华、发挥演绎的产物，其基本文化价值的归属很难简单地判定是上层的还是下层的，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
大多数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具有超越学派、通贯阶层的特征。例如，“无为”就是一个超越学派的命题，道、法、儒三大流派都有精到的论述。它甚至可能源于某些全社会共享的传统文化资源。许多学者已经指出无为思想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但在《史记·秦本纪》中也可以找到与“无为”相关或相似的政论。汉唐以来，众多学派都论说无为，明清皇家殿堂上也高悬着“无为”的匾额。显而易见，无为而治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不能简单地判定其学术渊源和学派归属。许多相关研究一遇到“无为”这个概念就简单地与道家挂钩，这显然是片面的。
在中国古代，许多起自民间、学界的社会思潮，与官方虽然有别，而其核心价值却又与统治思想大同小异。这种现象也需要通过研究更广泛的历史资料做出深度分析。
(二)王权主义与各种社会权威崇拜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各种社会权威崇拜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权威崇拜大多与社会大众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政治信仰有关。这类观念和信仰具有大众性和相对稳定性，它是任何一个朝代赖以实现其统治的社会心理基础。
社会权威崇拜与王权主义的关系极其密切。王权主义是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各种获得官方认可、大众认同的社会权威崇拜属于与古代社会权力系统和社会结构相匹配的观念体系。这些社会权威崇拜通常是在传统文化和统治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们也具有全社会共享的属性，其中，天地君亲师崇拜最具典型性。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古代社会五种最重要的权威。分而言之，天地是天人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君是政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亲是宗族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师是学术体系中的绝对权威。总而言之，天地君亲师是互拟、互类、互证关系，它们集中代表着各种绝对权威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参透了这五个字的来源、意义和作用，也就把握了中国古代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真谛。
天地君亲师崇拜的基本文化要素很可能是与文明的曙光一同降临中华大地的。早在以甲骨刻写卜辞，以钟鼎记述铭文的时代，人们就已把天神地祇、祖宗神灵、先王先 哲奉为绝对权威而顶礼膜拜了。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上帝的权威、帝王的权威、 宗法的权威、师长的权威之间就存在着互拟、互类、互证的关系。荀子的“礼三本”说 最有代表性。在汉代，董仲舒的“王道三纲”、《白虎通》的“三纲六纪”和《太平 经 》的“天地君父师”等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并将其散播在社会各个阶层。人们普 遍 认为君、亲、师皆如天，天、父、师皆如君，天、君、师皆如父，天、君、亲皆如师 。 天命、君命、亲命、师命皆不可违。宋明理学将有关思想抽象为天理，归结为心性， 推 广于宇宙，散布于人事。于是，“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高踞于每一个家庭的供桌之上 ， 成为社会风俗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与这类崇拜，相关的社会政治观念显然是一种社会 普 遍意识。
天地君亲师联为一体的绝对权威崇拜，归根结底是绝对权威遍布社会各个层次这一现实在观念形态上的体现。在中国古代，与君主制度、等级制度及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相适应，一切在上者，无论虚拟的天神、地祇、道理，还是实在的君、亲、师，以及嫡、长、夫、主等，都是主宰者。这类权威大多以“君”为文化符号，诸如宇宙的“天君”、国家的“君王”、家庭的“夫君”等。这就以帝王权威为核心构成了一种泛化的君崇拜。泛君崇拜与帝王崇拜互为因果、相互支撑。它是一种更具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精神枷锁，它为权威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着文化依据。
中国古代社会权威崇拜的来源与类型很多，诸如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佛祖、菩萨、弥勒、玉皇、天尊，与政治理念有关的圣王、圣人、清官。各种社会权威崇拜都是研究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的重要历史材料。
(三)官方意识形态与民众社会理想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民众社会理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理想是社会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各种社会理想是考察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依据现代学科分类，“政治思想”被划归政治学，“社会思想”被划归社会学。但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很难截然两分。例如，“大同”理想既可以作为“理想社会模式”写入社会思想史，也可以作为“政治理想”写入政治思想史。古代思想家通常对社会与政治做一体化的思考。“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等命题都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冶于一炉。围绕这一类的题目本应写一部“社会政治思想史”。
一般说来，由于社会地位和所处环境不同，各个阶层的社会理想存在差异，有些内容甚至相互对立。但是，有些内容又可能为全社会所共享。在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平均天下”的若干基本思路就获得普遍认同。形形色色的均平理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平”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平、均、齐、同大体是同一类概念，人们喜欢以这些字眼论治家、治国。治理家族称“齐家”，治理天下称“平天下”，国家大治则称“天下太平”。论赏罚则言“公平”，论田土则言“均平”，论理想则言“大同”。“平均天下”是理想的政治，“天下太平”是政治的理想。
均平理想的形成有四个重要渠道：一是统治者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政治方略。在现存文献中，最先明确提出均、平、齐、同的是统治者。诸如《尚书·洪范》的“王道平平”。二是思想家的相关理论。诸如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庄子的“平均”、《礼运》的“大同”等。三是宗教信仰的理想境界。诸如道教的“万年太平”、佛教的“众生平等”。四是下层民众基于“同恨人间路不平”而凝成的生活向往。在制度化的等级社会结构中，贵贱等级中的贱者、贫富差别中的贫者面临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向往平、均、齐、同的理想社会是一切贫贱者自发的政治倾向。上述四种不同来源的均平思想互相影响，形成了若干全社会的共识，即理想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平”。
形形色色的均平理想是有差别的，然而，它们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之处，在内容上多有共同的成分，又与同样的社会问题相联系，因此，往往纠缠在一起，不易区别。例如，《太平经》社会政治观念的基本思路与汉代统治思想很相似，而许多学术著作却简单地从民间与官方二元对立的角度解释《太平经》的“太平”，认为它鼓吹社会平等、财产共有。这类见解严重背离了《太平经》的基本思维逻辑。只有深入研究官方意识形态与民众社会理想的关系才能避免这类偏颇之见。
(四)宗教的社会政治观念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宗教的社会政治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宗教信仰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着广大信徒的社会政治观念、社会权威崇拜和社会理想。许多宗教在社会各阶层都拥有信徒，贯通上层与下层，其社会政治观念应列为研究统治思想与大众心态关系的重要资源。
宗教通常属于与国家权力有别的社会力量。古代统治者对于社会大众信奉的宗教有相背的选择，但也往往予以顺应，加以利用。有的时候他们本人也是虔诚的信奉者，甚至尊某种宗教为国教。以宗教信仰形式存在的社会政治观念必然与统治思想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以政治性很强的道教为例，在道教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些思想既是社会思潮的产物，又以宗教说教的形式向社会各阶层的信徒灌输、强化特定的价值观念。道教不仅在社会各阶层拥有众多的信徒，还曾被一些朝代奉为国教，其社会政治观念很值得深入研究。
宗教大多源起于民间，有一个由下层走向上层，再由上层走向下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宗教的社会政治观念与主流文化的互动。道教在这方面也很典型。道教社会政治思想主流的变化曲线与历代统治思想的变化曲线大体同步。《太平经》的思想与汉代经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魏晋唐宋的一批著名道教学者大搞援儒入道；明清一批著名道士力求与宋明理学有所契合等。有些道教著名学者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看成是统治思想的一种宗教化的解释版本。然而，又不能依据这个现象就断言这些思想只属于社会上层。研究这个现象有助于认识统治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而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道教政治思想通常被列入非主流文化。然而，种种迹象表明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有时甚至可以说它是主流文化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存在形式。道教经典常常以政治教科书身份进入最高统治者的殿堂，有时还会成为培训科举考试应试者的必读教材，进而影响众多平民信徒的政治意识。在道教政治思想的创造者、宣扬者中，既有帝王将相和思想精英，也有普通道士和草莽英雄。其影响贯通思想和社会的各个层次，不仅同时塑造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而且可以成为二者之间互动的重要中介。道教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也为认识思想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五)钦定的经典思想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各种大众社会文化符号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大众文化符号是指大众化的、与社会组织形式相关的，特别是与等级、名分、礼仪等关系密切的文化符号。钦定的经典思想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许多大众社会文化符号被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可以称之为“非文本的思想”。有的大众社会文化符号甚至演化成重要的概念、范畴，可以称之为“理论化的文化”。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深化对经典思想的认识。
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大多重视教化的作用，讲求“人文化成”，即从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以人伦序列“化成天下”。他们善于演绎经典思想，发挥各种与等级、名分、礼仪相关的文化符号的意义，为纲常名教提供理论依据，为礼乐教化提供通俗的手段，诸如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类的“名分”都被注入特定的文化价值。在这个背景下，各种名分、礼仪乃至衣食住行皆有文章，从而形成许多符号性很强的事物或概念。以穿衣着装为例，由于衣着与等级、名分、礼仪密切相关，所以，产生了一系列与衣着有关的文化符号，如“衣钵”可以标示传承，“衣冠”可以标示精英，“缙绅”可以标示功名，“衮服”可以标示君主等。这类现象表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既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又是思想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没有将各种大众社会文化符号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例如，对于秦始皇发明“皇帝”尊号，许多学者往往单纯从秦始皇的心态、欲望及“皇”、“帝”字义的角度予以评说。可是，由于没有引入大众社会文化符号这个研究视角，所以，对秦始皇帝王意识的成因、构成和特点的解读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君主称谓具有很强的符号属性。从夏之后、商之王、周之天子，到秦之皇帝，历代帝王尊号的更替生动地记述着中国古代王权观念的发展史。数以百计的君主称谓从不同角度标示着君权的来源与构成，诸如后及君宗、宗子、君父等宗法称谓负载着家国一体、君父一体的君权观念。王及一人、元首、太上、至尊、民主、人君、政长、辟、万乘、国家、社稷等权势称谓负载着帝王独尊、王权至上的君权观念。天子及皇、帝、天、龙、凤等神化称谓负载着君权天赋、帝王神圣的君权观念。皇帝及圣人、君师、君子、大人、宗极等圣化称谓负载着君主圣明、与道同体的君权观念。皇帝、衮服、陛下、皇舆、万岁等礼仪称谓负载着尊君抑臣的观念。早在先秦，宗法、权势、神化、圣化、礼仪等五大类君主称谓所标示的君权观念就大体整合在一起。先秦诸子经常将各类君主称谓作为政治概念使用。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都提出了各自的圣王论。以圣化为主，兼备权势、神化、宗法的君权观念显然很早就是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秦始皇的功劳只是为它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文字符号。由此可见，皇帝尊号是在各种君主称谓的基础上，经过意义的不断叠加而形成的。它是社会大众群体性的政治取向与秦始皇个性化的政治选择相结合的产物。
(六)统治思想与各种民间社会文化典型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各种民间社会文化典型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典型是一种人格化乃至偶像化的文化现象。其形成的主要特点是在各种类型的历史故事中筛选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经过人为的文化加工，使之成为某种社会理念的载体，进而衍化成标示某种特定人格典型的文化现象。文化典型依托历史，升华现实，借助范例，树立典范。它们生动形象，亲切感人，很容易获得社会各阶层的信仰。
人格化是文化典型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的主要特征。任何一种文化最终都归结为一种人格。在同一社会群体中，多数成员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它是共同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方式的产物，由特定的社会环境铸模而成。这种群体性人格特质可以称之为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包含着许多为社会公认的价值、品格、规范和公德，是社会普遍意识的一种载体和存在形式。一种文化体系总是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人格提升为理想人格，把最接近理想人格的人树为全社会的人格典范，甚至将其符号化、偶像化。反之，它总是把反社会人格看成是一种社会病态，并选择乃至制造若干极端化的人物作为相应的文化典型。正反两方面的文化典型在铸模人的灵魂，调节社会生活，建立公共秩序方面有着重大作用。
依据其特点与功能，各种文化典型可以大体分为文化偶像和文化鉴戒两大类。文化偶像是正面的文化典型；文化鉴戒是负面的文化典型。文化偶像以颂扬典范的方式体现着获得广泛认同的理想人格、角色期待和行为模式，而文化鉴戒则以惩戒失范者的方式警示世人。例如，“尧舜”是圣王的代词，属于文化偶像；“桀纣”是暴君的代词，属于文化鉴戒。它们常常相提并论，成对出现，相反相成。
无论文化偶像还是文化鉴戒，都不是对历史原型的忠实摹写。剪裁历史，增删事实，修饰形象，注入意义，惟其如此，文化典型方堪称文化符号。以“尧舜”、“桀纣”为例，作为历史人物，尧舜即唐尧、虞舜；桀纣即夏桀、商纣。尧舜是盛世之王；桀纣是亡国之君。前者的成功令人艳羡，后者的失败遭到唾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成为诸子百家论说帝王之道最有力的证据。于是，尧舜成为公认的圣君典型，桀纣成为公认的暴君典型。人人言尧舜，个人道桀纣，一切褒扬之辞和贬斥之辞分别向两极凝聚。前者成为完美无缺的治者与人格的象征，后者成为一无是处的君主与人格的代称。这就使“尧舜”与“桀纣”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历史原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尧舜”与“桀纣”都是某类文化典型的抽象。前者可以泛称圣王贤君乃至所有完人；后者则可以加诸独夫民贼乃至各种恶人头上。尧舜凝集了古代文化的一切理想；桀纣汇聚了古代文化的一切禁忌。它们以一种悖反的极化结构概括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义。
文化典型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观念中诞生的，因而，其构成和特点与之完全相符。例如，在中国古代，帝王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社会角色，君、臣、民是三个最基本的政治等级，而圣贤主义又是社会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与此相应，在一批圣人文化偶像中，圣王偶像数量最多，类型也最完备；圣人偶像明显地分为圣王、圣臣、圣民三大层次。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圣人偶像也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圣化思潮)、社会权威崇拜(特别是圣王崇拜、圣人崇拜和神圣崇拜)、社会理想(特别是圣王理想、圣贤人格)的重要对象。
文化典型大多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各种文化偶像是人格理想、角色模范、行为典范的集合体。中国古代讲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此相应，文化偶像都是自觉遵守社会角色规范的道德楷模，且大多以某种具体的社会角色的面目出现，诸如明君、慈父、忠臣、孝子、节妇、义仆等。这类文化偶像几乎遍及各种主要社会角色，可以排成系列，诸如圣王偶像尧舜、圣臣偶像周公、圣贤偶像孔子、贤相偶像诸葛亮、清官偶像包拯、忠义偶像关公、义仆偶像李善以及二十四孝等孝子偶像。它们实质上是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的各种角色规范、角色期待的人格化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古代，许多文化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崇拜和敬仰，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关公偶像最为典型。武圣关帝不是思想家，且与历史原型有很大距离，然而，附加在这个文化偶像身上的忠义价值及各种文化意义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广大“愚夫愚妇”的政治观念和道德理念。这类文化典型为全社会所共享，贯通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越是获得官方推崇、民众敬仰的文化偶像，越具有普遍意义。
各种文化典型的形成都经历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有多种文化因素参与了这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例如，关公偶像的原型是蜀汉的败军之将。关羽横死，遂被一方民众作为冤魂厉鬼而顶礼膜拜。后来僧人借用民众信仰使之成为佛教护法神。儒家又将其收归门下，树立起手捧《春秋》、恪守忠义的模范形象。在民众崇拜、帝王敕封和某些行业添加意义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关公不仅作为武圣而与文圣孔子平起平坐，还被说成是协天大帝、伏魔大帝、武财神，从而获得广泛的信仰。在关公形象演变过程中，各种宗教信仰、民间社会意识、经典思想、官方学说和统治者的意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对这个偶像的文化意义的理解也有异有同，有取有舍。其他文化偶像的形成与意义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有必要从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的角度，对其成因、内涵、主旨、功能、影响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取舍与解读的异同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此外，相关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如统治思想、经典思想与各种蒙书、职业性行规的社会意识的关系。各种蒙书大多是经典思想的通俗解读本，在统治思想、经典思想和精英思想大众化、民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类研究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的价值体系。
从思想史学科的角度看，深入研究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是为了更全面、更准确、更具体地解读官方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经典思想、精英思想。它不仅没有背离思想史研究的宗旨和目的，而且扩充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资源、对象和视野。有关的探索既可以弥补以往的思想史研究的明显缺失，又可以为丰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改进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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