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期的中、日、韩经济一体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9-0030-06
2002年春，一场沙尘暴由大陆席卷了韩半岛和日本岛，接二连三的灾难性狂沙暴尘终于惊醒了这一地区的人民和首脑。严峻的环境问题将东亚地区最主要的3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为中国内蒙古、甘肃和新疆地区的沙漠造林工程提供援助。同时，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在能源与环保方面也将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然而，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中、日、韩3国却因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等问题而裹足不前。
一、理论与实际进程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并存状态。即出台和确立了WTO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秩序，又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二战结束以后，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信息技术与通讯系统的迅猛发展极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概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提出（也有人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人使用过这一概念，准确的时间考证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因此这里省略）。这里只要证实全球化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过程。“事实是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而且这种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衡量相互依赖的尺度是贸易、投资和资金的全球性流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退化……全球化的过程既是技术又是人类发展的过程。”（注：［美］乔治·洛奇著《全球化的管理》前言。）所谓全球化，系指一种进程，这种进程为人口、信息、贸易和资金的全球性流动所推动，而技术进步加速了这种进程。至今，经济全球化仍是有争议的课题，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这种趋势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可能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相比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同一地理区域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一般由中央政府出面，通过签定经济一体化文件或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等形式，以对内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对外增强经济竞争为目的的，并由所有缔结国共同组成的区域经济贸易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自80年代以来呈迅猛发展趋势。
东亚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组织状态（即APEC），因为尽管中、日、韩3国和东盟都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国，但是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比，APEC仍然属于一个比较松散、非制度性的、覆盖地区过于宽泛的经济合作组织。因此，根本无法与EU和NAFTA相匹敌。这一状况大大地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削弱了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因为自发性的市场驱动往往难以控制区域经济纠纷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没有制度驱动而仅有市场驱动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期有效的经济合作能否顺利快速进行最终取决于制度驱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5页。）
那么，东亚地区为什么至今还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呢？东亚国家就从未努力建立一个属于本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吗？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曾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设想，但因历史的、政治的诸多方面原因未能实现，后来的“环黄海经济圈”、“环东海经济圈”以及“东北亚金三角自由贸易区”等也同样摇摆后夭折。东亚地区自1967年东盟成立开始就试图积极推动本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设想后，日本等国先是予以积极支持，后因受到美国反对而退缩。9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了包括东亚各国或加上澳、新在内的区域合作设想，但因有唯西方马首是瞻之嫌，遭到东亚各国的反对而付诸东流。到了1995年东盟国家提出，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即“10+3”合作的构想，但仍没有得到明确的效果。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国家才痛定思痛，“10+3”对话与合作机制终于得以启动。它的启动是东亚合作进程的重大突破。而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倡导“10+1”自由贸易区，即东盟10国加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02年11月东盟和中国签定了“10+1”自由贸易框架协议，并决定2010年建立东亚“10+1”自由贸易区。这一协议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这标志着中、日、韩3国已经到了具体就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了。因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7页。）中、日、韩3国也已充分认识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之效果。否则，一向以西方发达国家自居的日本就不会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10+1”自由贸易框架协议之后，仅隔1个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巡访东盟5国，并提出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外环境因素及其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比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迅速提高，现在全球160多个贸易协定中的80%以上是在1990年以后签署。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本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在双边、多边和地区这3个层面上并行发展，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至2002年底，据WTO统计的地区或双边贸易协定已达163个，以其结合的紧密程度呈现了从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直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向。世界最大的两个区域经济合作体，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组织(NAFTA)亦在积极扩张势力，谋求发展。EU在今年已决定接受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10个新成员国，使其势力范围从西欧一直扩张到东欧；NAFTA也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南美，计划在2005年形成包括美洲34个国家在内的美洲大市场。然而，在世界经济3大板块中，只有东亚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性贸易合作组织。这种游离于区域贸易安排之外的状况无疑给东亚国家不利影响。因为区域贸易协定在缔约国之间实行优惠待遇的同时，其成员国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此非区域贸易成员国不仅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还受到程度不同的排他性和歧视性的待遇。而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已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经济3大支柱之一。
中、日、韩3国占东亚总GNP的90%左右，因此缺少3国的东亚经济合作无论其重要性，还是其效果都将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名副其实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或经济一体化缺少中、日、韩3国的参与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当然，中、日、韩3国无论哪一个国家先与东盟的地区性合作协议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将为今后的东亚地区走向全面的经济合作开辟一条捷径。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地缘经济来看，中、日、韩3国都有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因这方面已有诸多学者论及，这里省略）。冷战结束以后，只有韩半岛和中国台湾处于冷战后的最后冰山一角。中、日、韩3国若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合作组织必将带动北朝鲜的改革开放和台湾对这一地区的更大规模的投资和贸易，从而逐渐融合于该地区，进而缩短和平统一的进程。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因素分析
从诸多方面来看，中、日、韩3国的经济合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及比较优势，3国的经济发展代表了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即日本代表具有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代表具有一定先进生产技术和研发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中国代表转型时期的刚刚步入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因此3国的合作前景是广阔的，但需要各方面的因素来促使其制度化。具体来看：
1.中、日、韩3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分析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据中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提高到2000年的70.15%；15岁以上（含15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份也由1982年的4.61年，提高到2000年7.11年，增长幅度为54%；因此，总人力资本也由1982年的28.8亿年，提高到2000年的63.14亿年，增加了一倍多（这里总人力资本=15～64岁人口×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总人力资本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上升到1999年的24.0%，这相当于韩国总人力资本的21.9倍，日本的7.3倍。由此可见，中国在3国人力资源上具有最大的战略资源优势。此外，中国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等方面也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日、韩在知识技术资源上则明显强于中国。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十分匮乏，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对知识与技术教育的研究开发重视不够有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80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0.79%，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因特网、移动电话等迅速增长，导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上升到1.85%，而日、韩则分别高达14.7%和7.5%，分别是中国的8倍和4倍。中国知识创新能力与韩、日相比也十分低下，据统计1997年仅为1.7%，而韩、日则为5.6%和8.56%，是中国的3-5倍。尤其是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韩、日相比差距甚大，仅为1.6%，而韩、日则分别为31.1%和44.05%，是中国的19到27倍。此外，韩国在网络化教育、CDMA技术以及IT（信息）、BT（生物）、NT（纳米）、ET（环境）和CT（文化）等技术领域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日本则在高科技、知识产业化及国际资源利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3国资源禀赋的互不相同，形成了不同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利于3国间通过进出口贸易和产业分工获得比较利益，进而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则更有利于达到利益最大化。
2.三国产业结构层次逐渐趋同，急需重新调整和国际分工
中、日、韩3国经济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其发展模式大同小异，既以出口为导向，以制造业为中心，辅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其结果，中、日、韩3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其中，重化工业中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机械、煤炭等生产居于世界前列；轻工业中的服装、鞋类、家电、小五金、导半体等出口也遍布世界各地。根据RSCA（均衡比较优势指数）预测，中、日、韩3国比较优势形式各有不同。日本拥有交通设施、电气和其它机械方面的优势，中国的优势则在纺织、制衣方面，而中日两国的共同优势也是韩国所拥有的，尽管在其他许多产业韩国的比较优势较为模糊。但是，3国在农业和食品加工方面均处于劣势，日本最明显，而中国则最不明显。3国的比较优势形式逐渐趋同。在交通设施方面，日本的比较优势开始减弱，而韩国则渐增，中国在这方面的劣势在今年来也日渐模糊。而在电气方面，日本和韩国的优势都在弱化，而中国则在加强，直至1995年完全由劣势转为优势。近些年来，中国几乎在所有制造业领域中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大幅上升。据统计1994年和2000年，中国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变化情况如下：电器电子由3.43%上升为6.89%，钢铁由2.7%上升为5.86%，造船由1.85%上升为4.31%，机械由1.26%上升为2.82%，汽车由0.42%上升为1.02%，均增长2倍以上。现在，中、日、韩3国的产业分工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日本的材料产品、中国的消费品、韩国的中间材料产品的三角分工结构，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在中间材料产品和零部件产品领域的竞争力在逐渐增大，从而使得中、日、韩3国在国际市场份额占有的竞争更加激烈。然而，由于全球性的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次性能源的产量一直大于消费，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产量呈下降趋势，钢铁、汽车、半导体等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开工率在60%以下，轻纺产品生产也普遍过剩。在这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加快东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客观上要求3国间应统筹兼顾，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框架，进行有序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
3.三国进出口贸易结构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
随着中、日、韩3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3国总出口中，3国之间的出口比重也有所上升，据统计，从1985年的12.9%，上升到1998年的13.6%；中、日、韩3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比重也从1985年的28.2%，上升到1998年的38.9%，其中韩日在东亚地区的出口比重增长较快，据统计，韩国从1985年25.9%，上升到1998年的40.8%，日本从1985年的24.3%，上升到1998年33.6%，而中国虽然对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因此对东亚地区的相对出口比重反有所递减。
东亚区域各国贸易中，区域内贸易呈持续增长势头，在亚洲地区各国总进出口中，中、韩、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比重上升较快，如1981-1985年间，中国占这一地区进出口额比重分别为4.7%和2.7%；而到了1991-1995年间，这一比重上升为9.5%和7.8%，中、日、韩3国和东盟在区域内贸易虽然逐渐增加，但是3国经济合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以2001年为例，3国间的地区内贸易比例占3国全部外贸比例的19.8%，东盟国家则为21.6%，这一比率远远低于NAFTA的46.5%和EU的65.5%，这不仅意味着3国进一步发掘相互间的贸易合作潜力还有很大余地，也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总之，中、日、韩3国是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从其人均收入来看，目前日本的人均GNP达4万美元以上，韩国的人均GNP在1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NP则在1000美元左右。显然，3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是明显的，中国的人均PPP（市场购买力）在2000年虽已超过3000美元，但是与日、韩相比较还是具有相当的差距。在进出口贸易上则表现为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日本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在3国中占据明显优势，1999年日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为1048亿美元，占其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7%，而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为296亿美元，占其制造业出口总额的17%。日本的这一比重比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就其出口额来讲相当于中国的3.5倍，正是这种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差异，显现出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大大推进了3国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多项发展指标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比如，2000年中国农业部门占GDP比重为15.9%，这相当于日本1959年的水平；2000年中国的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2%而日本1965年的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就已经达到38.8%；目前中国人均电力消费水平还低于日本1960年的人均水平。从KERI Scoreboard 381项指标来评价，中国仍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组，韩国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组，日本属于高收入国家组。与此相适应，日本属于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发达国家；韩国属于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1996年加入OECD组织）；中国仍属于开始走进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还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论
东亚3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将随着其经济规模的扩大持续增加，据IMF统计，2000年中、日、韩3国之间的贸易已突破2000亿美元，日本近10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韩贸易近10年来发展迅速，平均年增长率为30%，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已成为中国第3大贸易伙伴。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增长，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中国GDP将从1990年的38801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8%，预计到2010年，占世界GDP的6.1%，到2020年将达到9.2%。因此，虽然目前中、日、韩3国的经济总规模中只相当于EU和NAFTA的2/3左右，但到2020年，中、日、韩3国的经济总规模将超过EU，与NAFTA持平。到那时，东亚3国再加上东盟10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3大区域之一，并将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东亚地区占世界出口比重也将从2000年的27.2%，上升到2020年的35.0%，进口比重也将从2000年的24.9%，上升到2020年的33.5%。
特别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增长率至少要比平均进口总额增长率高出2个以百分点。日本和韩国可利用这一良机，加快、加大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其实，中国已成为日、韩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对日本2567家企业的调查表明：2000-2004年将增加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占59.1%；平均每7家制造企业中就有1家在过去数年间向海外转移生产，转移的地区将近80%在亚洲，其中40%的企业选择了中国。正如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发展带来机会，就如同美国在19世纪，日本在20世纪的经济起飞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驱动之一。该书并号召“到中国去投资，分享中国收益的增长”。中国在给世界经济与贸易增长带来驱动力的同时也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据统计分析表明，2001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约为44%，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500亿美元左右（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至2001年底，中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0484家，合同利用外资的7459.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954.7亿美元。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份额逐年提高，2001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50%。可以说，中国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振兴了中华经济。因此，加强中国同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本地区各国利益。
对于如何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我认为要分4步走：第一步，为促进本地区双边经济合作和多边经济合作，就首先必须加强本地区生产部门领域的合作，进行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双方以FTA的形式，首先建立中韩、中日、日韩或3国中的某一国与东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第二步，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区，即“3+2”自由贸易区。第三步，建立本地区共同市场，形成制度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即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东盟的“3+2+10”自由贸易区。第四步，在此基础上，吸收朝鲜、蒙古和俄罗斯3国，建立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收稿日期：20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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