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西方传统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新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的笼统概念，论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论证主题的需要对其作出不同的界定。本文中的“西方社会主义”是指在欧美发达西方社会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和运动。从外延上看，它包括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超越这些政党的理论纲领框架而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理论和主张。世纪之交，面对世界的急遽变化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西方传统社会主义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挑战，而陆续涌现出的“新社会主义”正是在回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力求摆脱困境和危机的新理论倡议和模式建构。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前后承继的理论连续性关系，同时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或替代关系。只有全面分析和研究这些关系，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世纪之交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全貌。
一、西方传统社会主义：挑战与困境
苏东剧变对于西方社会主义来说，也是一道为人共识的分水岭。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尔森(Christopher Pierson)总结的那样，这一事件使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断言：“社会主义在东方轰然倾覆，在西方则在无声的啜泣中消失了”（克里斯托弗·皮尔森：《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英文版Polity Press 1995年第2页）。苏东剧变这一事件本身真的为西方社会主义带来了灭亡的厄运吗？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近30年来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至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开始面临着各方面的危机，只是在90年代各种累积的矛盾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变得更加突出，对西方社会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西方传统社会主义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那么西方传统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面临着哪些挑战和困境呢？根据起来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基础的削弱、传统政治经济政策的失灵和意识形态的危机，其中每个方面都包含着许多具体的问题和难题。
（一）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削弱
(1)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政治分化
不论目前关于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争论如何复杂，但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的观点仍然占据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工人阶级，以及如何认识工人阶级的政治认同感和集体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近20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的体力工人阶级，即那些全日制雇佣的体力劳动者（主要是男性）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而白领工人人数迅速增长。从业领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业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变。工作实践和劳动力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事部分劳动日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女性劳动力也不断增加。上述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有何利弊呢？
如果仍然把传统的体力工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方面的危机无疑是致命性的。实际上，多数社会主义者抛弃了这种传统的认识思维。他们把各领域、各部门不断增加的雇员包容到工人阶级的行列，并得出（可能是较为乐观的）结论：工人阶级的扩大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扩大。这一认识的积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但如果过于简单化地认识上述变化趋势，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这些扩大了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否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感和集体动员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挑战。事实上，这种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多样化趋势不断发展，分化现象也非常突出。西方学者海曼(Hyman)把80年代以来工人的变化概括为：1.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工人对集体决定的政策和集体纪律的响应能力降低。2.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中心”和“外围”以及“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分化。3.根据雇主、职业和产业领域和部门的划分而不断发展的排他主义。4.“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生分裂，主要表现在工会内部的冲突和工会之间的冲突。霍布斯鲍姆(Hobsbawm)指出，传统的“普遍无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渐瓦解，工人的阶级利益逐渐淡漠，内部分歧和冲突极为普遍。他们采取行动的直接目标不是资本所有者，而是企业管理者、政府或其他工人。还有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富足的物质生活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消费方式。住宅持有的多样性，闲暇时间和机会的延长，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距离的扩大——这些都瓦解了集体生活方式，而集体生活方式在传统上正是加强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经验的。
这些变化无疑对西方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西方一些人士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高兹(Gorz)早在1982年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工人阶级，总体看来他们不能支配生产资料，他们的直接利益也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一致”。（参见高兹：《告别工人阶级》，London:Pluto 1982年第15页）。西方学者赖斯(Lash)和尤里(Urry)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了“工人阶级能力的衰退”，“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规模，而且他的‘核心’也在无组织的资本主义中衰减了。空间上的分散意味着联系和组织网络的崩溃，结果是阶级资源的极大削减”，这样，“整个产业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参见赖斯和尤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终结》，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年第11、311页）。这些观点可能失之偏颇，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揭示了西方传统社会主义在社会基础方面面临的难题。
(2)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困境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淡化
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分化，他们现在很难形成一个拥有集体性的社会政治利益的群体，因而他们也不再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天然选民”而存在。在西方，社会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选举意向的有效指示器，过去的那种“纯阶级”投票已经很少看到。如50年代在英国，体力工人中所投票数的2/3以上支持工党，而非体力工人中所投票数的4/5以上支持保守党。但从60年代以来，这种稳定的投票趋向逐渐变得不明显起来。工人们按照自己所属部门、职业、控制市场资源的能力等方面将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导致社会主义政党的选票大量流失。这样，西方社会主义政党运用传统的选举纲领和战略赢得或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上述情况下，只有采取新的选举战略，不再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的“天然选民”，社会主义政党才能获得选举胜利。近些年来西方各左翼政党又纷纷执政或参政，实际上它们获得的选票决不局限于传统工人阶级，而是通过向整个社会吁恳，更加淡化选举的阶级属性。可见，西方社会主义政党为了解决支持率下降和政党忠诚淡化的问题，它们逐渐抛弃了原来所坚持的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目标，努力使自己以“全社会”的或“全民”的政党而不是阶级政党的面貌出现。其实这种情况早在80年代初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如1982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胜利上台执政，以后又接连赢得了1986年和1989年的选举胜利，实际上这也是以抛弃自己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为代价的。如学者安托尼奥·加西·桑特斯马塞斯(Antonio Garcia Santesmases)在1985年这样写道：“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从共和主义、中立主义、反资本主义、工人自治主义变为西班牙加入北约的捍卫者、效率和市场经济的坚持拥护者”（见Share:《20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London:Greenwood 1989年第150页）。如近些年来西方出现的新型“第三条道路”战略，更是具有实用色彩，也更加淡化了政党的阶级性质。正如一位评论家对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执政评论说：实际上是布莱尔本人胜利了，而工党却失败了。还有的评论家指出，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战略不过是回过锅的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剩饭，是美国模式的拙劣翻版。
（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失灵
随着苏联模式的失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似乎也难以为继。前者以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为特征，后者以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为特征。到20世纪末期，曾经实行苏联模式的国家或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或完全走上了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经济战略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西方一些评论家这样讲：“二十世纪传统社会主义的两种主要实践形式在实现自己所承诺的合理民主的经济生活方面，却都以失败告终”。（参见克里斯托弗·皮尔森：《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英文版Polity Press 1995第26-27页）。
对于西方社会主义来说，它早已抛弃了中央计划，而致力于推行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这种政治经济战略在从二战以后到70年代初期，曾经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一些评论家把这一时期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岁月”。而从7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却发生了逆转。在这之前的25年里，甚至西方的右翼政党都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恰恰相反，执政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发生这种逆转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福利国家政策内在固有的矛盾造成的；二是资本全球化的冲击。
福利国家政策的内在矛盾在于：它作为一种改良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增长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战后25年里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使民主社会主义政府收入再分配的措施和其他改良手段得以推行。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对资本主义的改良的预期前提是：战后推行的凯恩斯政策能够带来低通胀增长，经济发展能够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扩大社会福利提供基金。而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滞胀局面”：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行，“悲惨指数”（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这种经济形势不仅瓦解了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而且使福利国家陷入窘境，它不得不用日渐衰竭的税收收入来应付社会各方面的开支需求，且经常受到大资本的抵制。本来民主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政策说成是“治理资本主义危机”的政策，而现在人们又将存在的矛盾概括为“治理危机的危机”了。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也破坏了西方各国推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战略的条件。这种战略和政策本来是政府在一国经济领域内推行的，而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和金融的大规模国际流动，使得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国范围内“驯服私人资本”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奏效。工业和金融制度越来越独立于一国政府权威之外，跨国公司的数量和权力也都在增长，它们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其活动不受任何国家的监督，其预算也超过了个别国家的预算。国际信用市场也超过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做经常性的随风般运动。这样，一方面，它极大削弱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府推行国家干预的权威和能力，另一方面使其调节国内资本和倾向于劳动者的收入再分配措施越来越难以进行。国内劳工运动越来越受到国际竞争规则和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早在70年代末期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就发现“‘一国推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无论是执政、参政还是在野，没有一个连贯的政治纲领，只是不断地向自由主义政党妥协。在历史上，它们曾经抛弃了经济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目标，追求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战略。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巨大变化时，它们又抛弃了传统战略，正在寻求新型的中左“第三条道路”。其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正拭目以待。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的主流支派面临着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严重困境。
（三）西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
如果说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挑战主要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则是面对整个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的。我们在描述这方面的挑战时，一般仅限于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死亡”论作出分析和评价。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也是来自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
(1)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发起的挑战
自由主义论调的典型代表就是日裔美籍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所作的启示录般的解释。他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粉妆矫饰，提出了“历史终结”的图式，认为20世纪80年代人们亲眼见证了“西方确切无疑的胜利”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各种替代方案的彻底失效”。这不仅“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而且臻于“历史的终点，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终管理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福山：《历史的终结？》，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第3-18页）。在西方，人们对福山言词的广泛征引重于对其进行理解。有人认为，福山装扮精巧的论调对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没有太多的把握。然而，正是福山的这种简陋论调在1989-1990年声誉鹊起，成为皇皇宏论，但它对复杂的世界历史事件的解释却苍白无力。
除了福山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论调外，还存在许多较为隐讳、但在实质上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我们这里仅举西方学者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和狄莫西·加顿·艾锡(Timothy Garton Ash)的观点为例，看看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变种理论是如何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拉尔夫·达伦道夫的文章《欧洲革命的反思》看起来比福山的论调严肃谨慎一些，尽管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预测也具有浓厚的启示色彩。他将福山自诩的黑格尔历史主义视为“对严肃辩论的讽刺”，但在描述1989年革命对东西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方面，达伦道夫仍是诅咒满腹。他这样讲：“结果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变种都不可能在从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双重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世界上复活”。对于未来社会发展前景，他提出了“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概念，以“潜代”福山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现象，而且在最初发展阶段过后人们也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它迟早会让位于一种更加开放、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经济获得进步，政治功能可能衰减，而现实的社会主义无法维持下去……”（参见拉尔夫·达伦道夫：《欧洲革命的反思》London:LSE 1990年）。我们这里不难看出达伦道夫“开放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实质。
狄莫西·加顿·艾锡(Timothy Garton Ash)对1989年革命所做的政治性评判是这样的：事实表明，“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只存在民主。而对于民主而言，它们意味的就是在现代西欧、北欧和南欧正在实践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它们齐声说：不存在‘社会主义法制’，只存在法制。而对于法制而言，他们意味的就是由以宪法为后盾的司法独立所保障的法制。它们齐声说（对于左翼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声音）：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只存在经济。至于经济，它意味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的市场经济……总体方向确定无疑：目标是走向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引擎就是市场，生产、分析和交换工具实行广泛的私人所有制。”（参见加顿·艾锡：《我们人民》，Cambridge:Cranta 1990年第151页）很明显，加顿·艾锡祛除了“社会主义的”这一定语的那些中性的“民主”、“法制”和“经济”，实际上与福山的观点同出一辙。
(2)“后马克思主义”发起的挑战
“后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已经出现了新一代代表人物。简单地讲，“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经典”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推论中掺杂着一系列几乎不成立的认识论假设，因而它必然会被逐渐削弱。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只有把这些虚幻的因素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净化出去，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种被误导的信念，即“历史哲学”所提供的可能性，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东西没有丝毫证据，在某种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第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存在一种从唯物主义分析的某些（逻辑上优先的）因素“推导”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的倾向。它以现代经验难以证明的方式特许了“阶级”和“劳动”等范畴的解释权力。第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倾向于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当作“本体”而不是“功能”。这会转移人们对现存国家和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那些偶然性的、历史性的和可争论的因素的注意力。第四，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主要集中于对整个社会范围的甚至世界范围的现象的解释，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能够在这种宽泛的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不仅那些一国内大量发生的斗争几乎无法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得到说明，而且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地区性（概念性的）辩论，根本就不具有国家范围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那种意义，可它们仍然是争取自治斗争的策略场所。马克思主义过多注重说明社会的整体模式，无法解释具体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后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如果不重新建构其阐释前提的话，马克思主义将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
(3)后现代主义发起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目标并不是具体针对社会主义，它要否定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基础。它倡导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无中心特征。然而它打破一切偶像的行为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挑战。后现代主义者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看来充满着现代性的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逻辑。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经常将社会主义思想当作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人类事物中的应用，按照“理性支配”的结果改革和指导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压迫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实践。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具有病弊的“现代工程”，其目标就是按照合理的社会秩序所揭示的要求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它同样也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假设——元叙事的连贯性，“深层知识”的有用性，人类社会的可塑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结果是极为可怕的。无论社会主义者实行政治干预的意图是多么地善良，他们根据世界理性的规则改造社会的目的经常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
综上所述，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实践在社会基础、政治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各种政策矛盾层层交织的情况下，看来难以为继，若不实行变革则前途岌岌。近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就是摆脱危机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具有浓厚的调和和妥协色彩的中左路线真的能够挽救民主社会主义吗？我们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性质淡化了，这也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和美国推行的新政策取得一致的一个原因。西方各国的共产党面对苏东剧变以来的严峻形势也努力调整自己，力求以一种新的面貌生存和发展下去。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便是一个典型。但在这种“新”理论中，它放弃了工人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指导地位和民主集中制等原则，转而抽象地谈论人道、民主、人民运动等等，这也许在战略和策略调整方面具有积极的功用，但对于西方共产党的长远目标和自身性质定位来说，这种调整的效用利弊还有待社会实践的检验。不论如何，西方共产党在实践上的成绩还是微乎其微，目前还不能为西方社会主义回应各方面的挑战提供切实有效的工具。我们在本文开端指出，还存在着超越两种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社会主义”构想。它们包括哪些主要思潮和流派？各自回应挑战的角度和理论侧重点如何？我们在下面就对其进行简要的总体评析。
二、西方“新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超越”
苏联东欧的变化在西方引发了一场广泛、持久、深刻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世纪之交大讨论，这场多主体、多层次、多视角的大讨论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以往的相同论题的辩论。参加讨论的有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等方方面面的人物。其中许多仍然以社会主义为价值追求目标的人，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有的从总体上总结经验教训思考社会主义的命运，有的着重考察传统社会主义面临的某一方面的挑战并提出自己的理论应对或替代方案，从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模式。其中在目前影响较大且具代表性的思潮和流派有市场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等，这些社会主义流派都提出了与西方传统社会主义不同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在回应挑战方面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尝试。
市场社会主义是目前在欧美较有影响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其成因和促发因素是多方面的，即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垮台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直接效应，也包括倡导该思潮的人对西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政治经济政策困境进行反思、力求摆脱危机寻求一条新道路的尝试，同时也包括整个世界的市场化趋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可以用下面这一简要程式来概括：社会所有制+市场＝效率+公平+自由+民主。围绕这个程式中六个因素的取舍、组合、相互作用和侧重强调点的不同以及对每项因素的不同设计，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内又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9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十余种模式，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英国戴维·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等等（详见《90年代以来国外市场社会主义八大理论模式》，余文烈、姜辉《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3期和第4期）。一些倡导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苏东变化后社会主义的未来选择模式，一些倡导者认为它是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社会转型的最佳出路，还有一些倡导者认为它是克服现代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同时又保持其经济效率的理想方案，同时也有人认为它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摆脱目前困境的道路。总之，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同传统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苏联东欧转型都有密切关联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
“后工业社会主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称谓，实际上主张“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人在欧洲极为分散，且理论观点差异很大，并未像市场社会主义那样形成许多系统的流派。就其理论主旨而言，它是以新科技发展引起时代的转换这一宏观视角审视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命运和前途。因为它所否定的是整个“工业社会”，所以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后工业社会的临近要求深刻改变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则。”“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说，新的时代破坏了工业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使得更一般的、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现实意义。”（参见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从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来看：第一，在社会形态特征上，后工业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农业或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上。知识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后工业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第二，后工业社会主义知识所有制的建立将真正克服人的异化。第三，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建立一种物质生产和人类整体生活有机统一、自觉行为和自由活动密切结合的经济组织形式。第四，后工业社会主义主张建立适应人类整体生活和集体经济的、非官僚化的自由民主政治。
生态社会主义发展已久，且国内研究和介绍的著述很多，本文不再赘述。值得密切关注的事情是：在德国，由社会民主党和联盟90／绿党共同组成的“红绿联盟”在1998年赢得大选胜利，组成新一届德国政府。这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变革实践中的重大突破进展，这必然导致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和纲领发生重大变化，也使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另外，多元社会主义思潮是为了回应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起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为了克服苏联模式中央集权经济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不民主、大型私人企业形成经济专断、“民主在工厂门前止步”的积弊做出的有力抨击，同时设计多种多样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的方案。苏联东欧变化之后，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结合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形成许多系统的理论，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两种思潮不作具体论述了。
现在对西方各种“新社会主义”思潮和理论模式作一总体评价：
从“新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本身来看，它们与西方传统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也不同于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更与科学社会主义截然不同。从总体上看，尽管它们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试图运用温和的或激进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左的一极，但是它们在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能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能正确地了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有的模式重于实用，只是为左翼政党提供更新的选举战略；有的模式偏爱“价值”，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永无止境的价值追求过程，不注重根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变更；有的眼界狭窄，把社会主义推翻资本统治的斗争局限于片面的生态问题或女权问题，不去主要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的又过于宽泛，仅仅根据宏观的时代转换和科技的发展而抽象地泛谈未来社会主义，不注重在社会主义旧有的历史成果上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更新。总之，西方“新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科学地指出超越和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达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境界。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新社会主义”的代表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亲身观察和体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社会问题，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反应敏锐，并善于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尽管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非科学性质，但许多具体建议和具体思路却发人深思，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而且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力图解答的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我们应该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待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所采取的科学立场和方法，对上述各种“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做出客观的评析，剔除其非科学成分，吸收其有益的和创造性的因素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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