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评价论文,五臣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4－0146－04
唐代是《文选》学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不仅是因为该期间出现了许多有关《文选》学的著作，还因为《文选》学对整个唐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唐一代产生了许多《文选》注本，流传到后世的主要有两家注：李善注和五臣注。李善注完成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五臣注完成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五臣是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的简称，因其注释的《文选》需要进呈给皇帝，因此在上奏皇帝的表中他们五人名字前皆加“臣”字，五人合注的《文选》称五臣注，也称五家注本。因为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身份卑微，所以该书由工部侍郎吕延祚进呈给唐玄宗，但吕延祚并没有参加注释工作。
《文选》五臣注是《文选》学史上浓重的一笔，它和《文选》李善注、《文选》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不容忽视，但李善注和五臣注受到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从诞生以来，以其注释详瞻、援引该洽而饱受赞誉，而五臣注则颇受非议。据目前的史料来看，《文选》五臣注在其产生后即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世人争相学习。五臣注是第一个成为刻本《文选》的本子，直到宋代监本李善注《文选》刊刻之前甚至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选》五臣注一直盛行，宋代的六臣注本流行即为明证。第一个合并本的六家注《文选》——北宋秀州本即是以五臣注为底本，将李善注逐段铨次编入而成。五臣注虽然如此广泛流传，但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批驳诋毁者代不乏人，晚唐以来的李匡乂、丘光庭都曾批驳五臣注，宋代的苏轼亦批驳五臣注荒谬，明、清以后，五臣注更是饱受批评。直到新时期，随着《文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倪其心、顾农、陈延嘉、王立群、甲斐胜二等学者分别从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不同注释方法、不同注释实践和纲领等角度撰文开始重新审视五臣注，初步论述了五臣注的合理成分，呼吁重新认识五臣注的价值。但仍有很多人对五臣注的认识并不全面，还停留在批评的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晚唐人李匡乂《资暇录》中有关五臣注的批评对后世影响深远，贬五臣注者往往奉为圭臬，而前人又未对李匡乂的批评认真辨析。时至今日，敦煌文献中大量《文选》残卷和日本所藏《文选集注》的发现为我们从版本上重新认识《文选》成为可能，也为我们对五臣注的重新评价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匡乂对五臣注的批评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不揣固陋，力求正本清源，对李匡乂批评五臣注的各个条目逐一进行辨析，以就正于方家。
晚唐人李匡乂为褒李善注而痛贬五臣注，为后世五臣注受到不公正的学术评价开了先河。李匡乂《资暇录》中专门有“非五臣”条，其中云：
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大误也。所广征引，非李氏立意，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续之，雅宜殷勤也。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中进表，反非斥李氏，无乃欺心欤？且李氏未详处，将欲下笔，宜明引凭证，细而观之，无非率尔。今聊各举其一端。至如《西都赋》说游猎云：“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许少、秦成，未详。五臣云：昔之捷人壮士，抟格猛兽。施巧力折，固是捷壮，文中自解矣，岂假更言？况又不知二人所从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浅近忽易欤？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会耶？况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轻改前贤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随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晓，辄复移易。今不能繁驳，亦略指其所改字[1]。
李匡乂大致生活在唐宣宗大中至唐昭宗年代，曾为太子宾客、宗正少卿。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学习五臣注者要多于李善注者，且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李善注太过繁杂，不解文意，不如五臣注容易学习。李匡乂则认为世人“相尚习五臣者，大误也”。这说明李匡乂是李善注的支持者，故此他大肆攻击五臣注。
概括说来，李匡乂所言五臣注之过失不外如下四条：第一，五臣袭取李善注；第二，五臣进表非斥李善；第三，五臣注率尔下笔，过于浅易；第四，五臣注轻改前贤文旨。下面逐一论说。
第一，关于五臣袭取李善注的问题。
在李善之前，《文选》中的很多篇章已经有人注过，有些在今传《文选》李善注中还有迹可循。其中，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有：
《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毋邃撰；《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洛神赋》一卷，孙壑注；《百志诗》九卷干宝撰。梁五卷。又有《古游仙诗》一卷；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百一诗》二卷，晋蜀郡太守李彪撰。亡。《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
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的有：
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赋》一卷，项岱注《幽通赋》一卷，薛综《二京赋音》二卷，李轨《齐都赋音》一卷，綦毋邃《三京赋音》一卷。
这些注释我们大都可以在李善《文选注》中见到，这就是李匡乂所谓的“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
在19世纪至20世纪陆续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又出现了不少与《文选》注释有关的珍贵文献。其中，在敦煌吐鲁番写本《文选》中保存了至少两家李善注之外的其他注本。其一是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本《文选注》与日本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此二本乃同卷被析，分别保存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答刘秣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孔德璋《北山移文》及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钟士季《檄蜀文》、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等篇之注；其二是俄藏L.1452，存有束广微《补亡诗六首》之第六首、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一首》、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止于“驰心辇轂”部分。傅刚认为，俄藏《文选注》早于李善注并且被李善利用过[2]。也就是说，在李善之前已有对《文选》进行注释的研究者，只是他们的《文选》注或因过于浅近而湮没无闻，或因其被吸收进了新的注释中，而后者很可能是这些注本没有继续流传的主要原因。李善注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全部交待了原来注释者的姓名，做到有据可查。
李善注《文选》时显然吸收了之前的注释成果，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五臣当然也不能例外。五臣之前有关《文选》的著述更多，音义方面有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许淹（僧道淹）《文选音义》、公孙罗《文选音》，注本方面则有多本无名氏注、李善《文选注》、公孙罗《文选钞》。当时既然有那么多《文选》注本可供参考，五臣注《文选》时肯定不会白手起家，一定会吸收前人注释的成果。退一步说，如果五臣连李善及以前的正确注释成果都不吸收，所有的注释完全自造，恐怕五臣注遭到的批评会更多，五臣注也不会受到重视，更不会得到流传。李善注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它也并非白璧无瑕。五臣注释时看到了李善注的缺陷和不足，认为李善的注本“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3]。为了与李善注相区别，弥补李善注的缺陷，五臣在注释时只简单释义，不再“精核注引”，以便于初学。从五臣注的体例来看，它主要是讲解述作之由，让读者学习写作方法，了解创作意图。因此五臣在注释《文选》时，只能按照自己注释的宗旨和目的吸收已有的成果，不可能再照搬李善的注释方法，不可能再重新引用以前注释者的姓名，否则只是又一本李善注而已。
第二，关于五臣进表非斥李善问题。
五臣注《文选》受到李匡乂《资暇录》批驳的第二个原因是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对李善注《文选》的批评。《进集注文选表》中引起李匡乂不满的可能是下面这几句话：
往有李善，时谓宿儒，推而传之，成六十卷。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4]？
其实，上注表时所言只是为了表明五臣注书的必要性，这种做法并非吕延祚独创，而是古已有之。颜师古《汉书叙例》亦曰：
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观炎汉之余风，究其终始，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鲜，蔡氏纂集尤为抵捂，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匡正暌违，激扬郁滞，将以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5]。
颜师古为了表明自己注《汉书》的必要，就要点出前代服虔、应劭、苏林、晋灼、蔡谟诸家注之不足，否则自己又何必再注《汉书》？上引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所言也应属于此类情况。四库馆臣认为该表“颇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6]，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陈延嘉先生撰文呼吁重新审视五臣注的贡献[7]，他提出了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其一，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所谈的问题是否毫无道理？有没有正确的观点？其二，吕延祚的《表》与五臣的《注》之间能否完全划等号？这两个问题正是李匡乂没有注意的问题，或者说他虽然注意了，但故意对《进集注文选表》中过于激烈的言辞愤愤不平。客观地说，《进集注文选表》中说李善注“述作之由，何尝措翰”显然过于偏激而有失公允，但毕竟点出了李善注的不足。李善注虽然也对部分篇目的“述作之由”有所揭示，但还远远不够，大部分的篇目确实没有交代。李善注主要从传统小学家的角度出发训诂，讲究释典，交待作者生平。五臣注则是在吸收前人训诂成果的基础上，将具体篇目的创作背景与作者生平相结合，挖掘出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文选》注释学上的一大进步。
关于李善注的缺点，《新唐书·李邕传》亦有记载：
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8]。
这里也提到善注《文选》“释事而忘义”的问题，其子李邕发现了这一问题却不敢实说，后来李邕补注李善注《文选》时有意纠正，附事见义。这段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确实有评论认为李善注《文选》有“释事忘义”的缺点。据李匡乂《资暇录》所说，当时流传的李善注《文选》写本甚多，且互有不同，而且确实有“释事忘义”的问题存在，只是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9]。即使如此，李善注本中还是有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所说的“述作之由，何尝措翰”问题。即以今天流传的《文选》注本比较，五臣对“述作之由”的揭示也确实比李善注多。
综上所述，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所言虽有偏激，然确实切中了李善注的要害，虽然有“排突前人，高自位置”的嫌疑，但并不能抹杀《文选》五臣注的贡献和价值。《进集注文选表》中偏激的语言导致了《文选》五臣注受到攻击，以致于被全面否定。
第三，关于五臣注率尔下笔，过于浅易问题。
李匡乂批驳五臣注的第三个原因是五臣注率尔下笔，过于浅易。这个评价有失公允。陈延嘉先生的《论〈文选〉五臣注的重大贡献》和《〈文选〉五臣注的纲领和实践——再论五臣注的重大贡献》两文对五臣注的价值有详细论述。他认为李善注和五臣注各有千秋，五臣注在某些地方要优于李善注，特别是五臣注在揭示述作之由、作者之志、写作特点方面有其独特贡献。
五臣注自开元六年（718）注成以来，直到宋代一直都比较流行。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推测，第一个雕版印刷的《文选》就是《文选》五臣注，是在五代孟蜀时毋昭裔所印，赵宋平蜀后该版被收入皇宫，后又还给了毋家，后来毋昭裔的孙子将刻版捐给了国子监。这要比李善注《文选》的第一个版本——北宋国子监刻本早很多年。这些都说明了五臣注符合当时的需要，满足了当时士子研读《文选》的要求，所以才会比较流行。
李匡乂举五臣率尔下笔、比较浅近的例子是注《西都赋》：“‘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许少、秦成，未详。’五臣云：‘昔之捷人壮士，抟格猛兽。’施巧力折，固是捷壮，文中自解矣，岂假更言？况又不知二人所从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浅近忽易欤？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会耶？况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10]第一个例子表明率尔下笔，可以说正是五臣和李善注的差别所在，五臣力求简明易懂，李善力求寻其根本，李匡乂既说文中自解，说明五臣所注没有错误，只是感觉简单而已，这实际上是面对读者的层次不同问题。第二个例子说其浅显易懂，但如果真如李匡乂所云，注为“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会，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则又“繁酿”矣，不符合五臣注释的宗旨。且李善亦有类似之注，如张平子《东京赋》下注云“东京，谓洛阳”。其实注释只是阅读原典的津梁，只要能说明问题，注释明白，便于读者理解原典，浅显易懂并不是缺点。如果说五臣注真的粗俗不堪，那么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中为什么要大量引用五臣注的条目呢？五臣注被后世大量引用充分说明了五臣注有其合理的地方，虽然难免有臆解之处，但不能因其瑕疵而全盘否定。宋代进士沈严在平昌孟氏本五臣注《文选后序》中谈到五臣注的价值，认为五臣注“可以垂吾徒之宪则，须时文之掎摭，是为益也，不其博欤？虽有拉拾微缺，街为己能者，所谓忘我大德，修我小怨，君子之所不取也”[11]。这里充分肯定了五臣注的价值，对非议五臣者进行了批评。
综上所述，李匡乂所云五臣注率尔下笔，过于浅易的说法和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所言一样偏激，有以牙还牙之嫌。他没有看到五臣注较李善注高明且独到的见解，没有意识到五臣注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第四，关于五臣注轻改前贤文旨问题。
李匡乂批评五臣注“又轻改前贤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随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晓，辄复移易”[12]。这是李匡乂否定五臣注《文选》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李匡乂之后，凡是批评五臣注《文选》者皆说五臣文不可据，因其轻改前贤文旨故也。
先说“轻改前贤文旨”问题。从这条批评我们可以看出李匡乂缺乏必要的版本常识。他看到了家藏的所有李善注本，包括初注本、覆注本、三注本、四注本乃至绝笔本，这些其实都是抄写本，应该也不一定是李善本人所抄，即使是李善本人所抄，也不可能没有异文，不知道李匡乂是否全都校对过。但他没有意识到《文选》自编纂成书到五臣注释《文选》的年代有许多写本在流行，李善和五臣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写本进行注释。
唐代开元年间尚无雕版印刷出现，所以书籍流传都是靠抄写。雕版印刷时代，书籍经过许多校勘尚有许多异文，何况靠抄写的书籍，更是难免出现异文。笔者在校勘韩国奎章阁藏本六家注《文选》的过程中，参阅了许多目前发现的《文选》写本和刻本，根据目前的校勘结果来看，五臣所用《文选》底本和李善所用底本肯定不是一个系统。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至少有三方面的证据：其一，李善在《文选注》中经常校勘文字，常列其异文，记曰：“某字或作某”，有的判定其非，有的并未下判语，而其云“作某”者有与五臣正文合者。这种情况不但说明不是五臣擅自改变文本，而且说明李善也见到了与五臣所用本子相同的写本。李善的这些注恰恰证明并非五臣擅自轻改前贤文旨，而是五臣字有所本。其二，成书于唐武德年间的《艺文类聚》引有大量《文选》的篇章，笔者对其所收《文选》中赋的篇章与李善本、五臣本正文进行了比对，发现其所引合于李善本、五臣本或与二者皆不合者各占1／3，这说明在李善之前《文选》已经有很多不同写本系统。其三，日本所传《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并非五臣轻易改写正文，而是五臣所据《文选》底本和李善所据底本不同。如其中曹植《七启》中“寒芳苓之巢龟”的“寒”字，一直以为是五臣改“寒”为“搴”，今《文选集注》中引《钞》作“《钞》曰：搴，取也。”又引《音决》曰：“寒，如字。或作‘搴’，居辇反。非。”又有按语曰：“今案：《钞》‘苓’为‘灵’。陆善经本‘寒’为‘宰’。”根据《集注文选》所引书顺序，《钞》、《音决》成书都在五臣注之前，说明“寒”作“搴”并非五臣擅改，而是其来有自。这种例子在《集注文选》残卷中尚有很多，足可证《文选》在唐代已有很多种钞本，正文文字互有不同。所以李匡乂批评五臣注“轻改前贤文旨”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也就不足为据了。
下面再说“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晓，辄复移易”的问题。这里应该是说李善不明白或没有解释的地方，五臣也不明白，所以就改易正文的意思。笔者以为出现李善不明白或没有解释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原因：其一，过于简单，不用解释；其二，李善亦解释不通。如果是第一种原因，或许是李善本、五臣本异文；如果是第二种，则是李善本有误字，故无法解释。如鲍明远《东武吟》中有“倚杖牧鸡□”句，李善本“牧”作“收”字，然敦煌写本亦作“牧”，和五臣本正文相同，李善亦无解释，是李善本或误，或所本不同也。又如鲍明远《东门行》“行子夜中饭”句，李善本“饭”作“饮”字，然敦煌写本和《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亦作“饭”，和五臣本相同，是李善本误，或所本不同也。这样的例子尚有很多。南宋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后附有李善本、五臣本同异，今所见宋刻本五臣、李善合并本亦标有李善本、五臣本异同，且五臣、李善各有解释，注释文字亦可证明李善本、五臣本正文用字不同。此种情况是由于抄写过程中出现了误字，或因为字迹模糊难辨，或因为抄手误写，原因很多，不可尽知。曹道衡先生认为，五臣在版本价值方面甚至要超过李善本，其说可信。另据《文选集注》中所下校语来看，五臣本很多正文和《钞》、《音决》、陆善经本相同，而和李善本不同，这也并非五臣擅改动文字，而是李善和五臣文本皆有所据，不是出自一个文本系统。
总而言之，不管是李匡乂所说的哪种情况，都不能轻易下结论说五臣轻改前贤文旨，只能说李善、五臣必有一误，或者两者皆误。五臣本、李善本正文不同者并非全是李善是，五臣非，也并非全是五臣是，李善非。李匡乂在晚唐可以这么说，作为今天的学者却不能轻信其言，认为五臣擅改文字，所以五臣文本一无是处。若没有敦煌《文选》文献及《文选集注》的出现，则五臣将永世蒙此不白之冤。在已经有很多唐写本出现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客观地说，李善和五臣正文各有千秋，皆有错误，都并非完美无瑕，但这并不是五臣或李善本身造成的，而是在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
李匡乂批评五臣注的说法虽然比较偏激，但却影响深远。继李匡乂之后，五代丘光庭《兼明书》对五臣注《文选》亦有批评。丘光庭在《兼明书》中甚至说：
五臣者，不知何许人也。所注《文选》，颇为乖疏，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将欲从首至末，搴其萧根，则必溢帙盈箱，徒费笺翰，苟蔑而不语，则误后学习，是用略举纲条，余可三隅反也[13]。
后又列举五臣“乖疏”之例数十条。他认为五臣注“颇为乖疏”，之所以在社会上流行是因为“时有王张”。所谓“时有王张”，应该指的是五臣注《文选》表上之后，唐玄宗命高力士下口敕表扬，其口敕曰：“朕近留心此书，比见注本，唯只引事，不说意义。略看数卷，卿此书甚好。赐绢及彩一百殴，即宜领取。”[14]口敕里“留心此书”之句中的“此书”应该指《文选》，“注本”指的是李善表上之《文选》注本。口敕的大意是说唐玄宗最近留心《文选》，见到李善注《文选》只引事，不说意义，粗略看了几卷五臣注《文选》，确实还不错。丘光庭把五臣注《文选》流行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唐玄宗的表彰，而忽略了五臣注《文选》自身的魅力和价值。唐玄宗的褒奖对五臣注《文选》的流传固然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一本书的流传往往不是个人意志能够决定的，历史上许多“禁书”屡禁不止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情况。五臣注《文选》从诞生到宋代，一直长盛不衰，并不仅仅依靠“王张”。五臣注《文选》五代时即刻版印刷，说明其便于读书人习学。宋代天圣、明道年间才有李善注《文选》的刊刻，晚于五臣注几十年。秀州本第一次将五臣、李善《文选》合并刊刻，说明五臣注和李善注一样受人重视，并非像有的学者说的五臣得附李善注之骥尾以传。奎章阁本六家本《文选》附有宋代天圣、明道间国子监刊刻李善注《文选》的准敕节文：
五臣注《文选》传行已久。窃见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若许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差国子监说书官员校定净本后，抄写板本，更切对读，后上板就三馆雕造。候敕旨。奉敕宜依所奏施行[15]。
根据这个节文亦可知五臣注《文选》刊刻流行远在李善注《文选》之前。这些都不是一句“时有王张”所能解释的。
综合以上李匡乂和丘光庭对五臣注《文选》的批评，笔者认为五臣注之所以在晚唐和五代受到大肆批评，是因为五臣注在当时比李善注流行，而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又对李善批评太过所致。但李、丘两人的批评都有点言过其实，过于偏激，却又影响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李匡乂、五代的丘光庭虽然都批评五臣注过于疏陋，但都没有否认五臣注在社会上流行的事实。五代后蜀时五臣注已经雕版印刷。直到宋代，五臣注仍然受到相当的重视，虽然苏轼批五臣为陋儒，仍不掩其流行之事实。以现在已知的宋代刻本来看，李善注刻本仅有北宋国子监本及尤袤刻本两种，而五臣刻本则有平昌孟氏本、杭州猫儿桥钟家铺子刻本、陈八郎刻本三种。再以宋代的合并本来看，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六家注本有秀州本、广都裴氏本、明州本三种；而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的六臣本只有赣州本、建州本两种，由此也可见五臣注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从宋代热衷于合并五臣注和李善注的事实来看，五臣注和李善注都有其合理的地方，所以合并本在宋代要比单独的李善本或五臣本多。在宋代以后，由于整个《文选》学的衰落以及唐宋人对五臣注的大肆批评，五臣注逐渐受到冷落，即便是号称该博的李善注也逐渐受到了冷落。
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之处的不足。五臣注最大的特点是简便易懂，便于初学者使用，弥补了李善注不解释意义的不足，所以五臣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阅读群体。时至今天，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不失为一种好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