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园诗话》与清代畿辅区域诗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畿辅论文,诗史论文,诗话论文,清代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4-0012-07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4.04.002 史梦兰(1813—1898)，字香崖，号砚农，又号竹素园丁，直隶乐亭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在畿辅地区以藏书、学问知名，交游广泛，在文人圈子中享有盛誉。其所著述，博涉经、史、子、集各部，对于乡邦文献尤为用心，独立编著《畿辅艺文考》十二卷、《永平诗存》二十四卷、《永平诗存续编》四卷等。史梦兰娴于诗学，诗集有《尔尔书屋诗草》，又有《四朝诗史》，且撰有诗话二种。其一为《辽诗话》一卷，见于《大清畿辅书征》著录[1](P90)；其二为《止园诗话》，见于《止园丛书》本《永平诗存》[1](P109)。《止园诗话》因属地方诗学文献，未刊单行本，自来受关注的程度不够；又因为存于《止园丛书》中，查检不便，目前除蒋寅《清诗话考》曾予简要叙录之外，尚未见专门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止园诗话》的撰写体例和论诗旨趣进行剖析，并对其所勾画出的清代畿辅区域诗歌的发展情况予以揭示，进而从诗歌批评和诗史两个角度衡量其历史价值。 《止园诗话》凡118则，其中正编99则，续编19则，全部附于《永平诗存》所选诗人的小传之后，既补小传之不足，也评述诗人诗作。对于各则诗话的篇幅及在各卷的分布，蒋寅认为“诗话所论亦唯其所见而繁简”，又说“前三卷甚略，四卷以后乃稍详备”[1](P589)，略言其大概。实际上，第四卷以后的分布数量仍多参差不齐，如表1。
各卷诗话平均数约为4则，其中第四卷最多，达到15则；卷十八、卷二十四各有8则，也属较多的；另有7卷各有6则；其余的要么在平均值上下，甚至仅有1则的占4卷，卷十五和卷十四均为马恂诗，2卷合计为1则。其实各卷诗话数量分布大致与入选诗人的数量成正比，以诗话数6则以上的情况看，如表2。
卷二四是闺媛诗人，每人均缀以诗话；续编除卷一“赵翙”名下无诗话，其余每人都有诗话；每人都有诗话的情况还有入选人数极少的卷次，如卷二2人、卷十二2人、卷六1人、卷十四和卷十五共1人。因此，《止园诗话》的数量分布还与入选诗人的具体情况有关，即闺媛诗人较为特殊，需要说明；续编补选的诗人也需要交代入选理由。至于各则诗话的篇幅，是长短不拘，引述自序、他序、生平传略，摘引诗人诗句，根据引用的多少，篇幅有所不同。如卷十四马恂名下诗话，篇幅甚巨，长篇引用马恂《此中语自序》，引其诗句亦最多，这与马恂是史梦兰最为推重的诗人有关，《永平诗存》选录诗作体量最大，独占两卷。总体而言，《止园诗话》引述多、摘句多，根据熟悉程度、重要程度而繁简不同，评论之语较少，多属片言中肯之类。 《止园诗话》篇幅有参差，所论亦各有侧重，但仍可归纳出其撰写体例。 (一)存人存史，补充说明诗人生平、家世、著述、科第、个性等。《永平诗存凡例》：“每人名下必详其字号、爵里与著有何书。其有嘉言懿行见于墓志、家乘及本集序文、名人诗话、府州县志书者，亦必摘录数语于前以表梗概。后以《止园诗话》继之。要令后世诵其诗即可仿佛其人。”[2](P1)如卷二张霖名下，已引《永平府志》说明生平轶事，复以《诗话》辨析其里籍：“张鲁莽方伯，临渝城西傅家店人。国初地属抚宁，故称抚人。渝水之西十余里兴富庄有方伯封翁墓，丰碑林立，坊表巍然。北二里许为惠源庄，方伯墓在焉，其偏为花园旧址。因子孙侨居津门，故《津志》收为津人，然其实仍隶旧籍也。”[2](P22)又如卷十七李昌裔，《诗话》：“晚精堪舆，自号抱一山人，著《地理实微》一书，自述所得，语精切易晓。所作诗古文词……自题曰《无闻集》，盖自谦也。”[2](P314)通过《止园诗话》，史梦兰简要勾勒诗人的身份、个性和心态，保存了一批畿辅区域诗人的群像，为阅读和理解《永平诗存》提供知人论世的基础。 (二)摘句批评。《诗话》大都引述诗人佳句，加以评赏，如卷十七毕梅，“其《咏水烟筒》云‘无人剧处能浮白，多客粉拈似滥竽’……《酒筛》云‘妙悟尚知灯是火，相煎不比豆燃箕’。语虽近谐，然俱有味外味。”[2](P300)又如卷二一张堂，引述其“多病一身还作客，经年四海未休兵”等句，评价说：“皆可诵。”[2](P398) (三)论格律句法。如卷四惠景陶，《诗话》言及“学中诸友酬唱，一日限‘靴’字韵，颇逼狭”，唯谷希贤与惠景陶“押韵最佳”，惠先生云“瘦同梅鹤空余骨，典尽衣裘将到靴”，“妙切当时情事”[2](P72)。又卷四齐乔年，《诗话》引其断句“秋雨有时尽，江涛何处深”、“万松寒没岭，一径曲通湖”、“猿声啼夜月，秋色淡烟波”等句，“颇有句法”[2](P78)。论及押韵和对仗，表明史梦兰重视近体诗形式，将格律技巧的工稳与否当做评价诗作和诗人的重要标准。 (四)引用序文等材料。如卷六薛国琮，引纪昀《槐西杂志》，以“乌鲁木齐多狭邪”，“宁夏布商何某”“畜牝豕”，“日闭门而沓淫之”，印证薛国琮《伊江杂咏》“感帨由来在吠厖”所述“某女，年十五，与犬交”的故事[2](P99～100)。又如卷十四引马恂《此中语序》，卷二三引张九鼎《责诗》，卷二四引阴振猷《女士奇行传》等。 (五)校正误。如卷五张映斗，“南杓诗所指之惠源庄为渝西之惠源无疑。《畿辅诗传》及《津门诗钞》并作思源，误耶?”[2](P93)又卷十三魏亨培，“如《畿辅诗传》所载一律，乃其《寄兴八首》之一，不足见其所长。”又“将‘身世’改作‘衡泌’，尤非竺乡面目口吻矣。”[2](P230) (六)褒奖伦理道德。史梦兰对于诗人品德操行尤其注意，凡有关“嘉言懿行”的事例皆不放过，在《诗话》中加以记叙。如卷四李明生，《诗话》：“李镜湖孝友纯孝。母卒，庐墓三年。”[2](P63)又如卷九李中淑，《诗话》强调李中淑“事亲以孝闻”，“侍父疾累月不解衣带。父尝泣曰：‘人言久病床前无孝子，今吾以病久知孝子矣。’”又叙其在正定府教授任上，“以讲学明伦为先”，不争“规费”的“廉介”品格[2](P163)。又如卷二四表彰阴烈妇李氏为夫死节，“临大节乃能从容刚决如此”[2](P464)。 (七)叙访求诗歌文献之情状。史梦兰力求全面访得有清一代永平府一地的诗歌文献，而当地“文人刻有专集者甚鲜”，《诗话》多记载其获得诗歌文献的方式和途径。《永平诗存凡例》已说明用专刻别集7种，得见全稿16种，仅23家诗人，其余157家诗人作品“皆采诸总集，访之故家断简零编”[2](P1)。卷十三《诗话》说魏亨培诗“殁后遗迹散失，仅从《洪崖合草》及马瑟臣《此中语》中录得数首，亦可稍见其梗概”[2](P230)，可见其搜求之难。卷二一《诗话》言张堂“诗集未有完书，所存数首，乃曩日手录，嘱余评点者也”[2](P398)。卷二一《诗话》又说明高铭鼎诗“篇数无多”，“殁后其妹德华手辑寄示。亟登一首，以见一斑”[2](P406)。卷二二《诗话》又言蔺士元诗乃为郭长清访得：“殁后无子，诗稿散佚；所录数首，乃从郭廉夫比部搜讨而得者也，已非其全璧矣。”[2](P411)卷二四《诗话》言得迁安李氏诗的途径：“其元孙女蕙卿适吾邑姜生文德，藏有诗稿一册。余索观之。”[2](P472)续编卷二说李昌时携诗稿央求史梦兰点定，“兹选录若干首入《续集》中”[2](P517)。 (八)补充说明编纂体例。《永平诗存凡例》申明编纂标准，以永平府地域为限，以不在人世，“盖棺论定者为准”。而求之全书，可见其体例淆乱之处，对此《诗话》均予以解释。卷二四入选李氏，为丰润人，清代丰润属遵化直隶州，不属于永平府。《诗话》说道：“余向欲为《永遵诗存》之刻，因与遵属相距稍远，采访无人，故止成《永平诗存》一书。己巳仲冬……孙铁珊学博，出其太孺人诗数首，属余甄录。因亟登之，用附卷末，以为它年续刻《永遵诗存》之卷。”[2](P473)如此开解，虽不为无故，毕竟难免体例不纯。又卷二四《诗话》云：“卷中袁布衣及德华，皆系见存之人。因吾乡布衣、闺媛诗甚少，恐失此不刊，积久淹没，故先破例收之。”[2](P468)德华即高顺贞，史梦兰编定《永平诗存》时尚在世，入选不符合“盖棺论定”标准，却以存世稀少为由收入。续编卷四入选倪垣诗，《诗话》说明：“予刻《永平诗存》，例皆盖棺论定之人。……今选刻《续编》，余已年将耄耋，而启藩亦逾大董，爰亟摘录廿余首附刊卷尾。非云破例徇私，几似豫凶非礼。”[2](P568)倪垣是史梦兰夫人的从侄，有亲戚关系，又从小跟随学诗，又有师徒之实，尚未过世，即入选《诗存》，史梦兰觉得有必要予以解释。 总起来说，《止园诗话》的撰写，是补充诗人小传之不足，甚至在引用方志之后，仍然加以苴补。如卷二张霖，小传之后引用《永平府志》、《天津府志》两条材料，后又补充《诗话》一则，记叙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互相重复之处，如卷四，《临渝县志·孝行传》与《诗话》对李明生孝行记载文字基本相同。这或多或少体现出史梦兰撰《诗话》的矛盾心态，即基本上把《诗话》当作《永平诗存》的组成部分，故想要避免重复；同时，也想照顾《诗话》行文的完整性，使之可以脱离《永平诗存》独立存在。 《止园诗话》对于诗人诗作的评点，体现出了史梦兰的论诗旨趣，同时凸显了清代畿辅区域诗歌创作的若干特点和优长。对于诗歌的寄托之意，史梦兰颇为关注。卷三论张坦《咏野花》“有香还自惜，在野不须名”两句“颇有寄托”[2](P41)，就欣赏其咏物与言志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因此，史梦兰评诗多及“味外味”，与唐代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味在“咸酸之外”之说是相通的[3](卷2)。如卷十七论毕梅《咏鸦片烟》“所感深矣”[2](P300)，就注重阐发其内在的寄慨。对于诗人的“旷达之怀、牢骚之态”，史梦兰时时予以指示。如最为他所推重的马恂，“命意遣词俱征寄托之深，酝酿之厚”，尤其是“纪事感时诸作，可称诗史”[2](P247)。马恂写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事，颇多感奋之情，如《观粤记》“蛮夷大长汉家臣，横拥楼船蹴海滨”，对帝国列强的侵略深表忧虑，“忠心未契和戎策，游说能移敌忾情”，表达了激昂的爱国情怀。《诗话》感叹“惜集隘不能尽登”，可证史梦兰对此类诗作的深心赏爱。又如论王庚“诗不多作，偶尔涉笔，辄饶机趣”[2](P477)；论王朴诗“志和音雅，俱得弦外余音”[2](P482)；论李昌时“饶有理趣”[2](P517)；论钟梁诗“皆有幽致”[2](P548)。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止园诗话》论诗，重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展开。读诗需要从诗意窥诗人内心之志，“再上推一层，就是知人论世”[4](P15)。《诗话》不厌其烦，补充诗人行实材料，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建立知人论世的基础。史梦兰希望诗人在品行上符合儒家修身之道，如论王昌“操守甚坚……急流勇退，有陶靖节之风焉。……诗非所长，然亦有德之言也”[2](P146)，强调德行操守。论王凤森，“《喜雪》一律，乃在郾时所作。其爱民之实，亦略见一斑”[2](P500)。卷二四赞美阴烈妇李氏的节操，谈及其《绝命词》“老死冰霜，孰与详之”使人“流涕”的感发力量[2](P464)，皆是此类。要读出诗中之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重视现实，紧密联系诗人的社会生活体验。如论赵建邦“壮岁奔驰南北，境愈困而诗愈多；游历所经，每传杰作”[2](P576)。论崔际昌“性情恬淡”，“尝有句云‘浮沉世事全如梦，恬退心情半在诗’，亦可以见其人矣”[2](P443)。又论王樟“卷中有《纪梦》诗，事虽近幻，然亦可见其来也有自矣”[2](P551)。又如论杨在汶“半世文章憎命达，百年志气有天哀”、“无端出塞同迁客，到处留诗当纪程”，“读其诗俱可想见其人”[2](P360)；蔺士元“吐嘱风雅，可以想见其人”[2](P411)，均是将诗与人连成一体来看的例子。 论诗崇尚唐音，是史梦兰《止园诗话》的显著倾向。《永平诗存凡例》说：“绝不敢区唐界宋，存选家门户之见。”[2](P1)从存永平一地之诗的角度，史梦兰尽量扩大入选面，不因诗废人。但从《诗话》评赏的角度，则可以有所侧重。《诗话》多处明确以唐诗作为比照的标准，如张堂“论诗以格调为主，五七言近体饶有唐音”[2](P398)；郑束“嗣响唐人”[2](P428)；郭长清诗有“晚唐风味”[2](P489)；李茂春诗“雅近晚唐风味”[2](P557)；张凤翔诗“在唐人中大与许丁卯为近”[2](P501)。唐诗作为批评的正面标准，出现的频率很高。史梦兰欣赏如同周连仲“兴之所至，自鸣天籁，工拙不计”这一类型的作诗风致[2](P477)，而对宋诗苦心经营的作风则很少提及。即便论李清淑诗提到“在唐宋中风韵於白、陆为近”[2](P353)，史梦兰也是有所特指，即说明李清淑诗有白居易写景浅切生动、陆游对仗工稳两大优点。 崇尚隐逸，颇赏“林峦风味”，是史梦兰论诗的又一特点。这一方面与史梦兰布衣终身的人生经历有关，对于隐逸情趣尤其深有体会，故《永平诗存》中大量入选隐逸诗，其所欣赏的佳句也多滤去人间烟火气。另外一方面，清代永平府地域虽也有名高位显者，但从史梦兰所选来看，绝大多数还是中下层文人，可以说，山林草野的生活状态是他们最为熟稔的，写为诗歌，亦多山林之思。如引蔺士元诗“秋水濯明月，荷花生夜香”、“虫语暮山静，马蹄秋水深”等句，认为“不染俗嚣”[2](P411)。又如郑家屏“晚岁家居”之诗，“别是林峦风味”[2](P71)。另如论马宗沂“诗亦无尘埃气”[2](P342)；常守方“绝不问世间升沉事”[2](P379)；王宗谟诗“非躁心人所能领取”[2](P408)；张凤翔“偶有吟咏，每多闲适之趣”[2](P501)，皆体现史梦兰对隐逸诗旨的喜爱。 评赏佳句是《止园诗话》表达诗学旨趣的重要方式，占据了《诗话》的大量篇幅。“摘句褒贬”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至迟在萧齐时代，“已正式形成”[4](P328)，在钟嵘《诗品》中已有充分反映。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手段，史梦兰采取的方式是举出例句，甚至是连篇累牍，不惮其烦；有的举篇名和诗句，有的直接举诗句。这两种方式，有时在同一位诗人名下的诗话中同时出现，如卷二二，论蔺士元，论佳句，不举篇名；论“咏史七律数首”，则举出《咏李陵》、《诸葛武侯》、《王安石》等篇名及其佳句[2](P411)。《诗话》中提到的地方，如魏亨培“咏秋佳句”、常守方“诗佳句甚夥……新警可诵”、张九鼎“其他佳句如”、李昌时“其他佳句”等甚多。所摘佳句，以写景居多，亦不乏抒情、议论之句。如卷十二，论高继珩，写景句举“炎消窗外雨，润浥岭头云”、“晚霞明夕照，秋雪淡荞花”等；抒情句举“功名吐肠鼠，身世寄居虫”、“丹黄千古业，风雨十年心”等；议论句举《谈棋》“成败偏从终局易，输赢决到事前难”等[2](P212)，体现较为宽阔的艺术视野，以及尽量全面展示畿辅区域诗歌成就的情怀。 《诗话》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批评方式。(一)以貌喻诗。如论杨在汶“诗笔宛秀明丽，亦大类子房之貌”[2](P359)，以张良貌如妇人女子比喻其诗歌。又如论李美《对月》“怜儿不解思千里，忆妇何能照九泉”等句“楚楚有致”[2](P97)。(二)体会诗歌中的不平之气。如论郭天培诗歌“每多愤懑激楚之音”、“读之令人发叹”[2](P404)。论宋赫《读新会墨》“一自王维登第后，新声都爱《郁轮袍》”，“其怀抱之抑塞可想见矣”[2](P138)。(三)对诗人作诗态度的批评。如论王一晋“俱非率尔操觚”[2](P373)；童柱“诗多率意不入格”[2](P377)；袁嘉敖“作诗不讲声律，出语颇有奇气”[2](P444)。(四)批判浅薄，耍弄聪明的诗句。如批评李雍《咏蠹鱼》“原来白腹无文字，也向书中过一生”，“未免刘四骂人”[2](P327)，用《旧唐书》李伯药评刘子翼语，谓其语言俏皮浅露。 正如徐雁平所论，“地域文学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撰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5](P109)。《永平诗存》选录180家诗人，诗作3000首，是清代畿辅东部区域诗歌的渊薮。如果再加上《止园诗话》中摘录的诗句，数量则更为惊人。《诗话》评述的诗人是118名，约占入选诗人总数的66％，评述的范围是比较宽广的。将《诗存》所收诗与《诗话》举例的诗句进行比对，即可发现，两者几乎没有重复。也就是说，入选《诗存》的作品是史梦兰在艺术上最为认可的，而限于篇幅，有众多的好诗没有办法入选，又不忍捐弃，于是他使用《诗话》举例的方式，试图以最精简的篇幅保留尽可能多的清代永平诗歌。如《诗存》选入张霔诗81首，《诗话》佳句举例有9首，则共有90首。令人惊讶的是，《诗存》选入其《之都留别六吉》五言诗一首，《诗话》还举了同题七言诗一首，也即“别怜秋月白，客耐雨声寒”，与“晓色似难圆客梦，秋光何处著诗魂”，同样得到了史梦兰的赏爱。高继珩是史氏欣赏的诗人，几乎独占卷十二，《诗存》选诗61首，《诗话》举例33首，共计94首，《诗话》占总量约35％，比例颇高。又马恂是史氏最为推重的诗人，独占《诗存》卷十四、卷十五共2卷的篇幅，选入诗歌170首，而《诗话》举例又有五、七言诗64首，总计选入马恂诗234首，《诗话》占总量接近三成，这也是相当高的比例。《诗话》举佳句甚为常见，这样显著增加了《诗存》选诗规模，将优秀的作品尽量全面地呈现出来，从而集清代永平诗歌之大成。《诗存》属于地方性诗歌总集，《止园诗话》是地方性诗话，二者合为一编，互为补充。《诗话》承担了部分的选诗功能，与《诗存》一起承担起建构地域诗史的重任，这是史梦兰编纂地方性诗话的一个特色。 《诗话》通过进一步的勾稽，点明诗人之间的亲友关系，为后世呈现了清代畿辅东部地区的诗人群体面貌。具体而言，《诗话》中予以评述的永平诗人占籍和数量情况见表3。
如表3所示，清代永平府各下辖县的诗歌创作情况不尽相同，乐亭和滦州要明显比其余各县更加活跃，诗人数量多，属于第一层次；临渝和迁安次之，其中迁安有马恂、高继珩等名家，属于第二层次；昌黎、卢龙、抚宁三县诗人数量相当，属于第三层次。山海卫持续时间短，仅具参考意义。三个层次的地域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尤其是许多诗人或诗人亲属与史梦兰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从《诗存》中入选的大量与史香崖酬唱的诗作，以及《诗话》中提及的诗人生平往事，都能看到这一点。从道光中期以迄光绪后期，在50余年的时间里，史梦兰是畿辅东部诗人群体当中的枢纽人物。 《诗话》多处谈到以史梦兰的交游为核心，畿辅东部文士之间的诗歌互动。有唱和的，如常守方“诗笔清超绝俗，与余相处最久，唱和亦最多”[2](P379)。又郭长清“恒与余过从，乐数晨夕，亦时有唱和”，并帮助编纂《永平诗存》，不仅写了《永平诗存跋》，而且“凡山海之诗，多其采访”[2](P489)，去世后其子郭弼廷“以其诗集问序”于史氏。还有专程找史氏点定诗集的，如蔺士元“所著《梨云馆诗草》曾属余点定”[2](P411)。又李昌时“光绪庚辰春闱，携其诗四卷并信一函，访余次子履升于京邸，属余为点定。适余方入都，事出望外，相见甚欢”[2](P517)。有一起讨论诗艺的诗友，如张堂“客中与余夜话诗也，惜不记其全首”[2](P398)。有向史梦兰借书的，如王一晋“居恒从余假阅藏书，日尽数十卷，往来更换，使者疲于奔命。间或叩其大义，随声响答”[2](P372)。有向史梦兰学诗的后辈，如倪垣“予妇从侄也。性好吟咏，尤工绘事。少从予学诗”[2](P568)。如此频繁而深入的诗歌交游，使得史梦兰拥有得天独厚的搜访永平诗歌的条件，同时他也极大地推动了畿辅区域诗歌的创作。 作为畿辅东部的知名文士，史梦兰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反映永平文学家族的创作成就，使得文学家族的世代传承和成员情况完整呈现了出来。他建构畿辅区域诗史传统，尤为重视文学家族的作用，“几乎可视为建构中的支点乃至框架”[5](P109)《诗话》勾画出畿辅东部地区的十余个文学家族，为了解清代地域文学的发展和传承情况提供了参照。见表4。
从《止园诗话》归纳出的畿辅东部文学家族情况，可以发现先辈的文学水平，对于后辈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文学趣味上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代际传承倾向。《诗话》叙及曾祖父史秉德“持家勤俭”，“尝有句云‘为恶都缘小智慧，吃亏自有大便宜’，兰至今犹拳拳斯言，唯恐失坠”[2](P70)。也说到了史秉德为人处世对自己的影响。实际上在诗歌创作上，史梦兰也颇受其曾祖父的影响，史秉德诗歌“皆布帛菽粟，不得徒以韵语视之”[2](P70)，史梦兰《尔尔书屋诗草》八卷中亦多写家常之事，质朴风味亦近似之。《诗话》又叙及郭陞宗授家传古砚于郭长清之父，郭长清“以‘承砚’名斋，即谓此也”[2](P77)，家族文脉之传承，于此可见。又《诗话》“王宜人窦氏”条，窦氏窦兰轩为史梦兰“内侄媳妇”，其姊“莲溪，弟桂园，皆能诗，刻有《诗庭合集》行于世”[2](P458)，窦氏的诗才，影响到其所嫁的王氏一门，其子王庚“诗不多作，偶尔涉笔，辄饶机趣，盖得母氏窦太夫人之教为多”[2](P477)。《诗话》“高顺贞”条，高继珩之女“幼聪慧，五六岁时从其父兄问字”，“七言如《寄怀清湘》”、“《呈家大人》”，“皆有家法”[2](P468)。这里所谓家法，即是《诗话》高继珩条所谓“发抒性情，而格调自然合拍……尤工于结束，每篇末俱饶有余致，绝不作一颓唐衰飒语”[2](P212)。举父女二人的唱和之作为例： 惊心海内犹传檄，谋食天涯苦抱关。两地有亲垂白发，故乡何处买青山。(高顺贞《呈家大人》)[2](P468) 琐蛣寄居身负累，文禽对语意相关。当归有约劳投辖，远志难酬悔出山。(高继珩《和女德华韵》)[2](P212) 高顺贞七言写得雄浑壮阔，关怀时事，与其父“言中有物”，不作“颓唐衰飒语”，如出一辙。因此《诗话》所说“家法”，绝非虚言。而高顺贞之兄高铭鼎之诗，《诗话》云“皆真挚缠绵、抒写性情之作”[2](P406)，《永平诗存》所录七言歌行《吊文鲁斋大令》，歌颂为国捐躯的忠义官员，与其父《哭文鲁斋明府》对读，皆感慨激昂，亦属于诗歌家法传承之一显例。又如《诗话》李清淑条说他“幼承家学，诗词书法俱有高、曾矩矱”[2](P352)，诗歌风韵与白居易、陆游“为近”，与《诗话》论其祖父李掖垣“古近体诗清气往来”，“炼句有法”恰可照应[2](P82)。文学家族代际传承在畿辅东部区域表现十分明显，史梦兰在《诗话》中指出诗人的家族关系，并在扼要的诗艺评点中体现出诗歌“家法”之存在。可以这么说，清代畿辅东部区域诗歌史正是以诗歌家族为支点形成主体框架，从而完成其区域性历时传承和流动过程。 蒋寅认为《止园诗话》“虽简略，然网罗一地文献，载纪一地诗人，诚亦有足多者”，并进而指出：“昌黎李梦花《碣阳诗话》称仿其例，并采其多则，可见此书于北方固有其影响也。”[1](P589)《止园诗话》总体上篇幅不大，而以与《永平诗存》配合为旨归，编撰者史梦兰未必曾想将它单行，但既冠以诗话之名，也就带有了某种独立的品质，可以单独作为一种诗话文本来看待。而且，附于总集中刊行这种诗话的体例，前此已有陶樑《红豆树馆诗话》附于《畿辅诗传》之先例，何况《畿辅诗传》还是《永平诗存》的重要选源和参照。因此，《止园诗话》的编撰是处于同治、光绪间畿辅乡邦文献整理的潮流中，与《畿辅丛书》、《畿辅通志》、《畿辅诗传》等一起为畿辅地方文献的保存和发扬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地方诗话是“地域诗歌传统建构的重要形式”[6]，《止园诗话》作为畿辅东部的一部地方诗话，史梦兰的编写意图就是要建构永平地域诗歌传统。正如在《永平诗存凡例》所叙，史梦兰希望继承“元遗山《中州集》之遗意”，作《止园诗话》，“要令后世诵其诗者即可仿佛其人”[2](P1)，知人论世，评论诗艺，在畿辅东部地域的范围内梳理出在清代的诗歌传承系统。史梦兰还在《凡例》中说明，永平先哲之作在清代以前数量不多，“寥寥数诗，不能成卷”，而且从行政区划上难以确认诗人里籍，“辽金以上或云籍幽州、籍平州、籍营州、籍昌黎棘城，以古核今，沿革互易。亦不能确指为今永平之地之人”。[2](P1)此说解释编辑永平诗歌总集只限国朝的缘由，但至少也表明史梦兰有全面清理永平地域从《采薇歌》以降的诗歌传统的考虑。 总之，《止园诗话》就是这样一种文本，有鲜明的地域观念，同时试图全面把握畿辅东部区域诗歌，对其结构和动向进行描述，以总结的姿态参与畿辅区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对于类似的地方诗话文本，也需要做出这样的观照。在清代诗学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诗论家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诗学论争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诗学中的地域观念不单纯是地域文化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它同时也参与了地域文化传统的建构。这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畿辅区域文化和文学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标签：诗歌论文; 读书论文; 佳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