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农户论文,意愿论文,市新论文,外出务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8）06-0029-05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了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转移。其中一部分迁入城市，成为市民，而更多的则是徘徊在城市边缘，成为城乡“两栖人”，最终不得不走上回乡路。对于这两种不同现象，学者们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关注，更多的倾向于研究前者。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如章铮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1]，吴兴陆等人分析了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2]；二是农户的迁居意愿或留成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如吴秀敏等人对成都市区农户迁移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3]，刘华等人研究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留城意愿[4]；三是迁居农户的社会学考察，一些学者对迁居农户在就业、子女教育、居住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数研究对外出务工农户的回流现象关注较少。尽管白南生等少数人从1997年开始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进行了跟踪研究[5]，但关于农村外出务工农户的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很少见。因此，本文试图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以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外出务工农户回乡意愿及其影响因子，为有关部门制定合理的相关政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选择
本次调研活动是在我们的科研基地——武汉市新洲区完成的。新洲区是武汉市远城区，位于武汉市东北部，区辖9个街道、3个镇、2个国营农场、1个开发区、1个风景旅游区，总面积1500 km[2]，2006年总人口97.6万人。该区大部分是平原，东北边缘区为丘陵地带。2006年新洲区人均GDP为9342.2元，农民人均收入为4386元，分别占武汉市均值的31.7％和92.4％。随着武汉市城市圈战略和新洲区“工业兴区”战略的全面实施，新洲区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会。但相比较而言，新洲区的经济实力仍然是武汉市各辖区中较差的。依据全面性和易得性原则，经过调研小组讨论初步确定调查区，再由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初选区进行协商讨论，最后确定了三店街、辛冲镇和徐古镇三个乡镇11个村作为调查区。三个街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店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辛冲镇中等，徐古镇最差。三店街和辛冲镇属于平原地区，徐古镇属于丘陵地区。
2.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2006年4月我们在每个调研街镇选择3～4个村作为调查对象，每个村选择20户左右作为访谈调查对象，根据问卷设计的内容，请农户一一回答相关问题，剩余问卷请村支书发放给各农户填写。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户个体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农户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总体感知和期望；农户对乡村风气变化的现实感知；农户到城镇（主要是乡政府）的距离；农户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程度等。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研所获得的农户到主要城镇的距离不是现实距离，而是一种认知距离，是农户经过长时期实践在头脑中所形成的对距离和空间的一种认知。此次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26份，有效回收率达81.5％。回答问卷的既有外出打工者本人，也有外出打工者的配偶、父母及子女，还有即将外出打工者。其中35.3％的农户不愿意回乡，64.7％的农户表示愿意回乡。本文以问卷调查为第一手资料，建立326户农户的数据库，对个别数据进行了核对和调整，以此数据库作为研究的依据。
三、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的实证分析
1.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统计
本次问卷调查选取了新洲区三个典型研究区，调查的群体基本上包括了各个年龄段、各个学历层次和各阶层的人群，基本上可以代表新洲区农户的整体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调查者基本属性见表1。有些样本在个体属性方面信息缺失，故分析样本有所差异，但不影响文章的分析结论。
2.模型的选取与变量的选择
（1）模型的选取。本文所调查的是农户外出务工后是否愿意回来，结果只有两个：愿意或者不愿意。当以这样的决策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称为称之为二元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非连续变量。由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非线型，所以需要将其转化为效用模型进行评估，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logit模型。当被解释变量只有两个的时候，二元logit模型可以有效的检验二元因变量与一组影响因素（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的参数估计法一般为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2）变量的选择及定义。在实证分析之前，有必要确定农户回乡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对影响方向作预期分析，从而形成实证模型的理论基础。外出务工农户是否决定回乡，其影响因素较复杂。农户回流意愿和行为必须要有一定的驱动力，据我们实地考察和访谈，认为农户回流的驱动力是压力和引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本文拟从以下4个方面对影响农户回流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即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的总体评价；城市对农户的吸引力。并根据这四个影响因素共衍生出12个变量（如表2）。
①农户的个体特征。农户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其中，性别作为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户回流的预期影响不明确，不能确定男性和女性哪一个有更强烈的回流意愿，有待进一步判断。年龄是影响农户回流的重要因素。由于年轻人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乐观，同时，年轻人无论是适应性还是迁移成本都比年长者要低，因此，回流意愿较小。受教育程度对回流意愿也有较大影响，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乡村离心力越强，回流的概率越小。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生活的期望值越高，脱离农村的机会也较多。二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强，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期望较大，回流的可能性较小。
②农户家庭特征。本文选用了家庭人口、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年收入、耕地面积以及房屋建筑类型作为留守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农户是否回流具有较大影响。家庭人口较多的农户一般都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未成年子女较多，家庭开支较大，限制了农户的迁移，对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可以预期为正。外出务工状况对农户回流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家里如有人外出务工或务工人数较多，经济条件一般较为宽裕，社会网络联系强度较大，外迁的成本较小，所以该变量对农户回流意愿的预期影响为负。家庭年收入的提高对农户外迁或留城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收入的农户回流意愿表现不同。相对低收入阶层的农户而言，中高收入阶层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空间移动的愿望，空间移动的范围和能力都较强，回流的可能性较小。该变量的预期影响为负。在农村房屋建筑类型和质量往往是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限制农户外迁的重要阻力。因为房屋建设越好的农户居住空间移动的成本较大，他们对新居住空间区位的支付意愿较小，除非是居住环境特别恶劣。因此，该变量对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预期为正。耕地面积的大小仍然是农户收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越来越不平衡，耕种的机会成本逐步提高，一些年轻的农户基本上都放弃了耕地，常年在外打工。但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村耕地可以满足农户的安全感，加上近几年土地附加值的增加，更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依恋，回流的可能性也加大。所以耕地面积与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明，有待进一步判断。
③农户对农村的总体评价。农户对农村的总体评价是农户决定回流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对农村评价越高，回流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则回流的可能性就较低。本文选用了农户人居环境满意度、乡村风气以及区位因素等变量来反映农户对农村的总体评价。这三个变量分别从居住环境、精神环境和地理环境等三个角度对农户所在乡村进行总体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居住环境满意度评价反映了农户的期望与现实感知的差异程度。而农户的回流意愿取决于农户对乡村人居环境的认知程度，一般认为对目前人居环境越是满意，农户越是倾向居住原地，回流意愿越大。反之，农户回流意愿越小。乡村社会风气是农户生活的精神环境，乡村风气越好，吸引农户回流的引力越大，特别当城市风气与乡村风气差异越大的时候，农户回流的意愿越强烈。区位因素主要是指农户到城镇的空间认知距离。认知距离越大，城市吸引力越小，回流意愿越强烈。该变量与回流意愿成正相关。
④城市吸引力。城市吸引力也是影响农户回流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农户对城市生活的看法不同，作出的决策也不同。但一般而言，城市生活对农户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城市吸引力的强度一方面受到城市本身发展状况的影响，如城市社会公平性、安全度以及城市文化等都深刻影响着农户的抉择。另一方面受自身收入的预算约束，不同收入的农户追求的生活目标不一样，收入较高者对生活设施的需求较多，对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另外，从自身精神感受来看，城市生活意味着地位和身份的提高。一旦他们的收入能够支撑他们在城镇稳定的生活，他们会做出迁移的决策，回流的可能性很低。
3.模型结果及分析
通过Spss15.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分析，结果如表3。模型HLT统计量的p值（显著性）为0.249＞0.05，说明其统计性不显著，接受观察数据和预测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的零假设。同时－2LL（－2Likelihood）值为140.957，这两个指标均表明该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效果较好。
（1）从表3可知，农户回流意愿与农户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在1％和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农户年龄和文化程度与农户回流意愿呈正相关，说明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加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回流的意愿增加。其中，农户年龄对农户回流意愿的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乡土情结更浓，风险规避意识更明显，缺乏迁移的能力和动力。但农户文化程度对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调查的农户基本上是留守农户，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留守农村，文化程度的区别性不大。二是农户有可能存在策略行为，出于显示自身能力而虚构学历。农户性别对农户回流影响较大，相关系数为负，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回乡。也说明了女性对农户移动的推力要高于男性。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农户缺乏外出务工的经验，对外出务工的各种遭遇缺乏真实的了解，过于乐观的估计了迁移的风险。
（2）总体来看家庭特征与农户回流意愿相关性不大。其中只有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与回乡意愿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的显著性。从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回流意愿有一定的负影响。这说明了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家庭成员受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越大，促使他们迁移的驱动力越强。调查中发现，如果夫妻俩在城镇都有一份较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子女（特别是学龄子女）也一般不会留守农村，他们回流的可能性较小。而家庭人口、耕地面积、年总收入、房屋建筑类型等变量与农户回流意愿相关性较小，在各种置信区间内均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对农户是否回流的决策影响较小。家庭人口、耕地面积影响均为正向作用，尽管影响较小，但仍然是农户回流的引力。建筑类型与预期作用方向相反，说明房屋建筑类型越好，其家庭收入一般较强，回流的意愿会较小，在农村，只见漂亮的楼房不见楼房主人的情景经常可见。农户年收入与预期作用相反，似乎不合常理，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多数人具有怕露富的心理，在填报收入的时候，可能有意隐瞒一些事实，或者说他们本身就不清楚外出务工的具体收入。
（3）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居环境不断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乡村资源退化、饮水不安全、河流污染、垃圾污染等已经成为影响外出务工农户回流的重要性因素。农户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期望与现实感知的差距越大，乡村离心力越强，回流的愿望和可能性越大。模型估计分析结果与我们预期的影响方向一致。区位因素与农户回流意愿相关性不显著，但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乡村风气的好坏对农户精神方面产生深刻影响，模型估计分析的结果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即认为乡村风气变坏的农户，不愿意在农村生活，回流意愿非常小。据我们实地调查，农户对乡村的赌博风、攀比风、农村治安等意见较大。
（4）城市吸引力是多数外出务工农户不愿意回乡的重要因素。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系数为正，与预期假设一致，表明城市对务工农户越是宽容，农户进城的障碍越小，农户越是倾向于留城。同时也表明越是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农户，越是愿意改善现有的人居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生活的吸引力越大，农户选择迁移的概率越大。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新洲区农户的回流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一方面检验了预期理论分析的结论正确与否，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微观实证支撑。实证分析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的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对农户的吸引力等都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个体属性对农户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家庭特征与农户回流意愿相关性不大，其中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回流意愿有较强的负相关，其他如家庭收入、耕地面积等变量影响不明显，农户可能存在策略行为，相关实证研究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农户对农村总体评价深刻影响农户回流意愿，对乡村人居环境越是满意，越是偏好回乡。对乡村社会风气评价越高越倾向回乡，反之，外迁倾向明显。区位因素对农户的回流影响作用不大。城市吸引力对农户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是必须重视外出务工的回流现象，制定鼓励回流农户创业的相关政策。鼓励农户走“外出打工——资本积累——回家创业”的发展模式，为此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二是通过农户回流意愿的分析，发现农村工作的不足之处。目前，应通过新农村建设的大好时机，大力建设乡村人居环境，打击农村不正之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收稿日期：2008-09-16
标签：因素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