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试解——兼论宋人以考据解诗之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人论文,绿垂风折笋论文,红绽雨肥梅论文,试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千帆先生在《杜诗镜铨批抄》卷二批《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第五首“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二句云：
此游在夏，诸篇所写，皆夏景也。独此二句阑入春景，其故何哉？弟子质疑，竟莫能答，甚愧。①
《杜诗镜铨》卷二《重游何氏五首》(以下简称《后游》)引朱(鹤龄)注云：“前诗(按指《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云‘千章夏木清’，后诗云‘春风啜茗时’，盖前游在夏，后游在明年之春也。”②的确，在全是描写夏天的诗中，忽然出现了“梅”“笋”一类春天的景物，是非常突兀奇怪的现象。这是杜诗中出现的季节与景物之间互相矛盾的一个问题，不能不令人质疑。本文即尝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十二月一日》诗中出现的季节与景物之矛盾
杜诗中出现的季节与景物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历来很少被人注意，无独有偶，在清人何曰愈(1793-1872)《退庵诗话》卷十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疑问：
老杜《十二月一日》诗云：“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鹂历翠微？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诗中言“燕”，言“莺”，言“桃花”，言“柳絮”，皆春景也。余意十二月正当严寒之候，水泽腹坚，百虫皆蛰，万木凋零，安得莺、燕及桃花、柳絮耶？即岭南气候常暖(今按何曰愈本人即是香山人，今广东省中山市人)，而桃花必待正、二月始开，燕须春社前后始至，柳絮亦三月而后见，至于北地则更迟矣。公于诗律最细，必不尔尔，当是刻本误书题目耳。③
最终，何氏将这首诗中出现的冬令(十二月)与春景(燕、莺、桃花、柳絮)之间矛盾归结为“刻本误书题目”。这个解释是否说得通呢？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原诗《十二月一日三首》抄在下面：
今朝腊月春意动，云安县前江可怜。
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水船。
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楸花媚远天。
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
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
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
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
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唯听棹相将。
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鹂历翠微。
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
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
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
首先我们看到，这三首诗最早便已收录在《宋本杜工部集》中，题即为《十二月一日三首》，编在卷十四“近体诗一百首，行过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时作”之内。④清代的仇兆鳌《杜诗详注》将其编在永泰元年冬云安时作。⑤《宋本杜工部集》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可靠的杜集刻本，何曰愈认为“刻本误书题目”显然是没有版本依据的。
那么，如何氏所疑，诗中为什么会出现冬季和春景之间的矛盾呢？其实，这个问题倒是比较容易回答的：此当与杜甫连章诗的特点有关。
《十二月一日三首》是一组连章诗。杜甫非常重视连章诗的写作技法，并且在章法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各章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变化，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这首诗也不例外，虽然诗题是“十二月三日”，但第一章首句“今年腊月春意动”，一上来便点出了“春意”二字，以下三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扣住此二字来立意的(在章法上古人谓之“领起全篇”或“开出全篇”)。第三章前四句“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鹂历翠微。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从此诗的章法来看，是第五句“春来准拟开怀久”和第七句“他日一杯难强进”的倒叙，表明上面四句是“春来准拟”之词。何氏却仍如八股文点题之法，径将这四句归为“十二月”“严寒之候”的景物，是不明此诗之章法。⑥同时“春来”二字也挽合了第一章首句的“春意”二字，从而形成一个意义完整的连章结构。
因此，何氏这个观点，无论从文献版本，还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来看，认为题目出现了问题，或认为诗中(第三章)出现了季节和景物之间的矛盾——这两个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同是连章诗，我们分析《十二月一日三首》中出现季节与景物产生矛盾的原因，却不适于用来解决上面《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以下简称《前游》)中出现的问题。因为第五首“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以下简称“绿垂”)二句的描写，从上下文的章法看，既没有来路，也没有去路，确实像是老杜亲眼所见的当下景物。
二、“梅”系指“杨梅”
钱钟书与吴世昌两位先生也曾注意并热烈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据吴世昌《与钱钟书书》：
日前枉驾，……足下乃谓古人诗句不足以证史实，并举杜甫五月诗“红绽雨肥梅”为证，盖兄以“梅”为梅花。弟则仓卒中但忆周邦彦“夏日溧水作”《满庭芳》“风老莺雏，雨肥梅子”正用杜诗，而以“梅”为梅子。足下深不以为然，以为“红绽”显指梅花，以证杜甫之误。然美成此句明言梅子，殆不可易。即不明言，如范石湖之“梅肥朝雨细，茶老暮烟寒”亦指初夏梅子，其语亦本杜诗。可知宋人了解此句，从不以此“梅”字为梅花也。因检杜集，其原诗题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兄谓“五月诗”想系误记)。兄所引句见于第五首。其第二首有“千章夏木清”，明为夏日作。又云：“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周词“风老莺雏”之语，正受此二句暗示。仇兆鳌释此诗中两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谓“烹笋摘梅，园中佳品；弹筝换酒，将军豪兴”。仇云“摘梅”，明是梅子。若梅花则应言“折”、言“采”矣。盖花则言折言采，果则言摘也。言“佳品”，正谓食品，若梅花则称清供矣。仇注乃以三四两句为蔬果，五六两句为乐与酒，是深得杜诗章法之言。足下第以梅子不应言“红绽”，遂以杜老为用错。实则一切果子皆由青而黄、黄久则红，红久则紫；梅亦非例外。……杜老此诗下文又言“荷叶”“絺衣”，明是夏天作，当不至糊涂得以为夏天竟开梅花。(“江城五月落《梅花》”，指乐调，与此无涉。)亦不得谓不仅杜老一人，连周邦彦、范成大亦随之一并错误也。仇注第八首末又有笺云：“诸章言鲜鲫、香芹，言绿笋、红梅，言生菜、食单……”上以鱼芹对举，下以笋梅对举，知四者皆食品，不可能在“笋”下接以非食非果之梅花也。以足下瞻博，故不惮缕述所见，以求教正。⑦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的分歧所在。钱先生认为“梅”指“梅花”，并认定是杜甫误用；而吴先生则认同仇兆鳌《杜诗详注》的看法，又引宋人范成大、周邦彦诗词中的用例为证，认为“梅”当指“梅子”。因此，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即在诗中“梅”系何指？下面我们就先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从“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四句出处来看，实本自于被老杜称为“清新庾开府”(《杜诗详注》卷一《春日忆李白》)庾信的《春赋》“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四句。清人倪璠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曰：“杨梅大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⑧则“梅”当是“杨梅”，指梅实而言的。
其次，“红绽雨肥梅”，“肥”字历来为人所称道，其实此字乃本自于乃祖杜审言《都尉山亭》一诗。清人熊荣《谭诗管见》已经指出：
工部“红绽雨肥梅”，“肥”字新颖，亦本乃祖审言“枝亚果新肥”脱出，家学渊源，即此可见。⑨
杜审言《都尉山亭》诗云：“紫藤萦葛藟，绿刺罥蔷薇。下钓看鱼跃，探巢畏鸟飞。叶蔬荷已晚，枝亚果新肥。胜迹都无限，只应伴月归。”⑩其中，“枝亚果新肥”一句，是说由于树上果实硕大，把树枝坠得很低。可见，“肥梅”的“肥”字也应该是用来形容果实——即梅实的。
第三，如果以杜证杜的话，杜甫《绝句四首》(此诗当作于4月，第二首“因惊四月雨声寒”句可证)第一首：“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11)这里亦出现“梅”“笋”二物，其中梅熟可吃，这里的梅显然是指梅实而言的。
第四，钱先生以为“红绽”二字显指梅花，检杜诗中“绽”字用例从未涉及梅花。显然，认为“绽”字只可系于梅花，在杜集中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杜诗中用“梅”字之例的确多指梅花(12)，但是从上面“红绽雨肥梅”的出处和杜诗用字来看，我们可以说“绿垂”二句中“梅”当指“杨梅”，而不是“梅花”，当然也不该是吴先生所说的“梅子”。(13)
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是初夏的景物
梅指杨梅，夏五月，果实成熟时变为红色。《本草纲目》卷三十“杨梅，生青熟红，肉在核上，无皮壳，四月、五月采之。……时珍曰：树叶如龙眼及紫瑞香。冬月不凋，二月开花结实，形如楮实子，五月熟，有红、白、紫三种”云云(14)及上引《临海异物志》可证。
至于笋，名目繁多，除“春笋”“冬笋”之外，还有“夏笋”。如张衡《南都赋》云：“酸甜滋味，百种千名。春茆夏笋，秋韭冬菁。”(15)比杜甫略晚的唐人方干《山中》诗：“窗竹未抽今夏笋，庭梅曾试当年花。”(《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五)陆游《初夏》：“笋生遮狭径，溪涨入疏篱。渐及分秧候，还当煮茧时。雨昏鸡共懒，米尽鼠同饥。村巷无来客，清羸只自知。”(16)皆可为证。
杜诗中用“(竹)笋”共七例，其中“冬笋”两例：《发秦州》：“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远传冬笋味，更觉彩衣春。”“春笋”三例：一、《三绝句》：“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二、《绝句漫兴九首》第七首：“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其第四首“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二句可证此诗作于春天)三、《绝句六首》：“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黄鹤、仇注皆定为广德二年春作)
其他二例当为夏笋。第一例，《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杜诗详注》卷十二注云：“黄鹤依旧次，编在广德元年夏作。”
第二例，就是上文提到的《绝句四首》第一首：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此诗因第三首有“因惊四月雨声寒”之句，故当作于夏4月。另外，如果我们将“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二句与这首绝句做一对比的话，发现两首诗中都出现“笋”和“梅”两种景物，从描写来看亦非常接近。既然《绝句四首》这一组诗作于4月，那么以杜证杜，我们认为但从“绿垂风折笋”来看，此诗也当作于4月，应是初夏的景物。
因此，从“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两句诗来看，其所描写的当是初夏四五月时的景致。
四、《前游十首》作于初夏
但就《前游》的写作时节问题，自宋代以来的杜诗注家就一直存有争议。我们首先看到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一“夏日类”中便选录了《前游》的第五首：
本十首，选其一。第二首云：“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此十首皆夏日诗也。……今以切于夏日，特取此第五首。又《重游》五首有云：“春风啜茗时。”当作“熏风”，盖皆夏日所作诗，安得总云“春风”乎？(17)
明王嗣奭《杜臆》卷一《重过何氏五首》其三引赵汸注：
赵子常云：“两游皆当夏月，‘春’必‘薰’字之误。”用修亦定为‘薰’，但与‘落日’不相应，余以为当作‘清’，‘清’与‘春’音近而讹也。(18)
方、赵、王三注有一共同点，都认为前、后两游皆为同一年夏季所作，以至于将《后游》中出现的“春风”认为是“薰风”或“清风”之误。今检《宋本杜工部集》卷九即先后收录了这两首诗，而《后游》即作“春风”，并无异文。由此可证方、赵、王三家在校勘上没有任何版本上依据，将二诗皆归为同一夏月所作是不正确的。
其次，我们看宋人赵次公的意见：
此诗十篇，盖春末夏初之作。有曰“千章夏木清”，有曰“茵陈春藕香”，有曰“醉把青荷叶”；有曰巢莺，曰肥梅；有言芹、言笋也。(19)
次公主要依据《前游》第二首“千章夏木清”以及第七首“茵蔯春藕香”二句带出的“夏”“春”二字，以及一些景物，断定为春末夏初之作，实际上也不准确。“棘树寒云色，茵蔯春藕香”首联对起，《杜诗镜铨》卷二注引《本草》云：“茵蔯，蒿类，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云。李时珍曰：气芳烈，昔人多莳为蔬。”因此，二句的意思应释为：棘树有寒云之色，茵蔯有春藕之香。所以这里的“春”字与“寒云”之“寒”字同，应是虚指，与“千章夏木清”的“夏”字实指夏季不同。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节引宋黄鹤注云：
前诗云“千章夏木清”，是初夏景物。又云“春风啜茗时”，则是春作。前既以为天宝十二载作，则此当是十三载春也。
其实，“千章夏木清”及“春风啜茗时”已将前、后二游的季节交代得很清楚了，方、赵、王三人认为二游作于同一季节，显然是错误的。黄鹤将此诗定为天宝十二载初夏所作，此条较次公注云“春末夏初之作”在考证时节上更为精审，我们认为黄鹤的分析是合理的，后来朱注、仇注、浦注、杨注亦皆取此说。
因此，从上面分析来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二句，是描写初夏四五月份的景物，这与此诗系于“初夏”是十分吻合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季节与景物之间的矛盾。
五、“绿垂”二句：描写夏天的景物却用了春天的典故
但是，在“绿垂”二句中间出现矛盾的或许应该是杜诗的用典问题。也就是说全诗写的是初夏的景物，但老杜却在描写夏天的景物中使用了描写春天的典故。
我们从上文提到过的“绿垂”二句本自于庾信的《春赋》“新芽竹笋，细核杨梅”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否属于老杜的误用呢？这是由此二句产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
这一问题，和杜甫《社日两篇》诗中“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二句中存在的用典问题颇有相似之处。
“尚想”二句的用典是杜诗学史上的一则公案。这则公案是从宋人开始的，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大概是《王直方诗话》：
老杜有《社日两篇》，其一曰：“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然而《汉书》所载事乃伏日。(20)
在王直方看来，老杜的《社日两篇》作于秋季，而诗中所用东方朔割肉之事却发生在伏日(夏季)，与秋社无关，造成了用典的失误。但是宋人姚宽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杜甫用典并未失误，《西溪丛语》卷上：
杜甫诗：“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社日用伏日事，苏、黄皆以为误也(21)。《史记·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汉方有春、秋二社，与伏分也。(22)《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引鲍(彪)亦云：
案《十二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始用伏日祠社，磔狗四门。则祠社用伏日矣。此诗用伏日事何疑？(23)
故而，之后的杜诗注家，如钱谦益、仇兆鳌、吴景旭、杨伦诸人为此诗作注时不仅将《汉书》东方朔割肉事注出，又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德公伏日作社之事，皆是以姚宽《西溪丛语》之说为正解。
今案东方朔事本出于《汉书·东方朔传》云：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24)
“伏日”如颜师古所云：“三伏之日也。”意即夏天。虽然众家所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云乃可证“古者止有春社，秦德公二年始用伏社为秋社，……至汉方有春、秋二社，与伏分也”(《杜诗镜铨》卷十七)，但杜甫此句出典明显是用《汉书》东方朔事，至于诸家考证“伏日”与“社日”关系的问题，对我们理解诗意是没有妨碍的。
还是赵次公的看法比较通达：
世有《王立之诗话》者，云老杜《社日两篇》，其一曰：“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然《汉书》所载朔事，乃伏日也。立之之意，遂指杜公以伏日事为社日，微言其误矣。是不知杜公之语以为：若使东方朔当此日而分肉，想见其亦一诙谐而先割肉以归，不亦善使事乎？(25)
在次公看来，老杜此典用意无非仅在于东方朔割肉而归这一诙谐之事，从而表现出诗人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而这种情趣与东方朔割肉之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王氏所疑而不当疑，那么由此而引起的姚宽等人一些争论也就实没有必要了。
如同王直方认为杜甫误用典故，《诗人玉屑》卷七“失事实”条与此也相类似：
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遁斋闲览》)(26)
经《遁斋闲览》考证，认为杜牧用典“失事实”，同样是因为诗句中出现的描写与其在用事的季节上出现了矛盾。同样，这一问题又引起了一番争论。有考证确是有误的，如王观国(27)等人；也有通过考证坚持认为无误的，如程大昌等人。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引程氏《考古编》云：
“长安回望绣成堆”云云，说者非之，谓明皇帝以十月幸华清，涉春辄回，是荔枝熟时，未尝在骊山。然咸通中有袁郊者作《甘泽谣》载许云封所得《荔枝香》笛曲曰：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诞辰，驾幸骊山，命小部音声，奏乐长生殿，进新曲，未有名，会南海献荔枝，因名《荔枝香》。《开元遗事》：帝与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而白乐天《长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长生殿”，则知杜牧之诗，乃当时传信语也。世人但见《唐史》所载，遽以传闻而疑传信，最不可也。(28)
小杜的这首《华清宫》诗和《社日两篇》一样，首先要表达的当然是诗人眼前的所见所感；而这种观感的情形，《文心雕龙·神思》所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29)是也，而诗中用典也只不过是有助诗人“神思”的一种艺术手段而已；诗人运用的典故也绝不会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否则，思想完全被束缚在古人的用字或用事之中，又怎能成为表达诗人个人情感的需要呢？《华清宫》诗取献荔枝事亦何尝不是？牧之只是取此典故的一般意义，亦正如《诗林广记》引《叠山诗话》所云：“明皇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力、绝人命有所不顾，如之何不亡？”(30)而这也正好切合此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可谓得诗人言外之意了。至于以上诸人所作考证时间上荔枝成熟与否，或地理上是否为南海所献，与诗意何涉？反而如画蛇添足，有害于对诗意的理解和欣赏。(31)
六、“使事不为事使”和“诗以意为主”
结合上面的两例，我们可以看到宋人论诗在用典问题上的一种态度。而这一态度，看似对诗意探究得颇深，实际上这种做法却非常有碍于对诗的理解。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原注：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32)
寥寥数语，切中宋人为诗之弊。宋人有所谓的“以才学为诗”(33)，其实宋人论诗也多以学问，如名物的考证，字句的出处皆是，这一现象在宋人诗话和笔记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一方面，通过名物训诂，考证字句出处，诚然有助于读者对诗意感受的丰富、体会的深刻；但是另一方面，求之过深则过犹不及，过分地追求诗句之出处，对诗意的理解反而产生支离和滞碍，不能恤作者感情之所兴发，得作者言外之意，只会给读者造成一种“死于句下”的误导。
不过，宋人在探讨用典方面，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如《诗人玉屑》卷七“使事不为事使”条引《蔡宽夫诗话》云：
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安禄山之乱，哥舒翰与贼将崔乾祐战潼关，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以为贼，贼以为官军，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内前石马皆汗流。子美诗所谓“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盖记此事也。……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
又同卷“诚斋论使事法”条所谓“诗家借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陵阳论用事”条所谓“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为事使”，皆为诗中用典之妙论。
而前人这些对用典的意见，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一个诗歌中的立意问题。王夫之所谓“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一语，非常明确地揭示出了诗歌命意和遣词造句之关系：诗当以立意为主。
实际上，姜斋此论也是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论中注重立意的传统。以下略举数例，以见这一诗论传统之一斑。
旧题王昌龄撰《诗格》卷上“论文意”条略云：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34)
五代徐夤撰《雅道机要》“叙搜觅意”条略云：
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构物象，属对全无意味。(35)
宋代的诗论家亦非常重视立意(36)，刘攽《中山诗话》云：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37)
惠洪《冷斋夜话》卷三云：
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愚也。(38)
用典，也只是诗人遣词造句的一种艺术手法而已，因此，我们论诗首要讨论的不应如一班宋代学人从考订诗句的用典出发；“意犹帅也”，而应该“擒贼先擒王”(《杜诗详注》卷二《前出塞九首》其六)，从诗歌的立意角度来提纲挈领，毕竟优秀的诗歌都是诗人“兴到神会”(39)的产物。
七、“绿垂”二句解意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绿垂”二句与《社日两篇》和《华清宫》诗中出现的问题的确非常相似。因此，我们讨论这两句诗中出现的“描写夏天的景物中使用了描写春天的典故”这一问题，也可以借鉴分析以上两首诗的思路。下面我们就从用典与诗意关系的角度对“绿垂”二句作具体的分析。
我们先看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
欲解二句之意，应先明其句法。值得一提的是这二句诗的句法较为特别，古人称其为倒句法(40)。赵次公《赵次公诗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二云：
上句义言风折笋垂绿，下言雨肥梅绽红，句法以倒言为老健。
清人吴见思，近人李详等人皆同(41)。张永言先生分析杜甫《秋兴八首》中“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二句说：“两句都是名词谓语句，即‘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等于说‘此香稻乃鹦鹉啄余之粒，此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极言其名贵，不同寻常。因为这样的诗句中不宜用判断词，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句式。”又注云：“比较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等于说‘此绿而垂者乃风所折之笋，此红而绽者乃雨所肥之梅’，而不是‘风折笋垂绿，雨肥梅绽红’。”(42)张先生从现代语法学的角度，得出的这两句诗之原意甚是。结合上文的考证，“绿垂”二句的意思也就更为明了：此绿而垂者乃风所折之竹笋，此红而绽者乃雨所肥之杨梅。
明白二句之意后，再来看其与用典之关系。
如论者所云“肥”字用得固然“新颖”，但其中“垂”“绽”二字用得也非常精到，精到之处在于它们非常生动鲜明地刻画出了竹笋和杨梅在夏季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景物特征。而庾信《春赋》“新芽竹笋，细核杨梅”二句，一个“新”字和一个“细”字，把二物生长在春季的特点体贴得又何其入微！高超的艺术家即使是在同一题材的处理上也会争奇斗艳，炫人眼目。老杜“绿垂”二句虽然本于庾信，但在描写竹笋和杨梅这样相同的景物上，一个是典型的夏景，一个却是典型的春景，有着截然的不同。而相同的，则是伟大的诗人们千锤百炼的艺术加工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
由此可见，老杜“绿垂”二句虽然用了庾信《春赋》“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的典故，但并未局限于典故本身之意，也与典故的季节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问题，老杜熟精庾信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应该是非常清醒的。而老杜在炼字和造句上所造就的艺术效果和用典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谓的“诗以立意为主”和“使事不为事使”。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有人谓之“大手笔”(43)亦无不可。
综上所述，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二句当本自庾信《春赋》“新芽竹笋，细核杨梅”而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出处，为我们理解诗句的原意(如“梅”指杨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探究出处固然可以加深对诗句的理解，但是如果引经据典过分地追求典故本身的意义所在，反而会有碍于对诗意的理解。钱谦益批评杜诗注家，一曰：“少陵间代英灵，目空终古，佔毕儒生，眼如针孔，寻撦字句，割剥章段，钻研不出故纸，拈放皆成死句，旨趣滞胶，文义违反。”又曰：“鼷鼠之食牛角也，其啮愈专，其入愈深，其穷而无出也滋甚。”(44)虽然语调过厉，然而也确实指出了以学问、考据说诗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