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演进的几点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党纲论文,瑞典论文,几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09)04-0012-05
在瑞典政党政治框架和格局中，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简称社民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推行的有关政策对促进瑞典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瑞典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社民党依靠蓝领工会，团结白领职工，时而与左翼党结盟，时而与中间政党合作，推动瑞典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社民党通过领导民族联合政府使瑞典幸免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通过中立政策避免了大部分冷战，从而赢得了民族信任。在其70余年长期执政期间，瑞典由一个欧洲穷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福利全面的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1]通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习，特别是比杨·冯西斗(Bjorn von Sydow)先生[2]的授课，使笔者对瑞典社民党党纲的演进有了较多的认识，也引发了对社民党党纲以及社民党在执政中推进社会转变的几点思考。
一、瑞典社民党的由来
瑞典政党是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1867年瑞典议会中成立的第一个政党是农民党(The Peasant Party)。作为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代表，它在后来的20年中在议会中起着主导作用。1900年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成立了自由联合党(Liberal Union Party)。1902年该党成立了全国性自由党竞选组织，开始向议会之外发展。1904年农民党与议会其他保守主义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竞选组织，也开始向全国发展。它们分别是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和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的前身。这时工业化在全国迅猛发展，大批农民破产后转入工业使瑞典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得到迅速传播，1889年社民党成立，积极投入并领导了瑞典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和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1896年党领导人布兰亭(Hjalmar Branting 1860-1925)当选为全国议员，1906年该党在议会成立社民党议会党团，从而完成了由群众性政党向议会政党的转变。此后从1932年至1976年一共连续执政了44年。出现了Per Albin Hansson、Tage Erlander及Olof Palme等几位有名党魁，建立了战后高度社会福利、工业发展的和平国家基础。1976年至1982年其他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它成为在野党。此后，经过了1982的选举、1985年的选举，又经过1988年的选举获胜执政，2006年选举失败，再次成为在野党。无论怎样考量，截至目前，社民党是瑞典近现代在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政党。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从瑞典的历史来看，也可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20年代，它是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是创建福利国家，争取社会平等(所谓社会民主)阶段，70年代至今，则是争取扩大经济民主阶段。[3]
二、瑞典社民党党纲的演变
作为在瑞典政坛存在120年的大党，并且能够发挥作用且有较大作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政策是否能够贴近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该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于其《党纲》的演进。
1889年，社民党建立之初，其意识形态来自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和激进的自由主义。1897年，通过的第一份党纲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旨在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解放。那一时期，工人们组织起来通过工会和社民党提出的政治权力问题，八小时工作制、男女普选权问题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要求。
1905年和1911年，党纲在围绕小农户的要求逐步增加了一些具体主张，提出了涉及农林业中广大下层群体社会保障和改善问题。1905年至1920年，随着欧洲各国政坛的变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社民党在议会的力量迅速壮大，1917年到1920年，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执政，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议会化，推进了八小时工作制在国内的社会改革。
1920年，社民党十一大指出，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从而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即国有化。[4]1921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赢得了约39％的选票，但党内以布兰亭(Hjlmar Branting 1889-1925年)为首的主流派与在许多问题上向左转的少数派出现了尖锐的斗争。多数派主张走民主的、议会的和法制国家的路线。
1920年至1933年是“社会主义面对现实”的时期，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提出了社会主义化即对所有权的改造和工业民主即雇员的公决权问题。他认为，“对所有权的改造问题不是别的，恰恰是所有社会政策的内容。通过国家或者工会组织措施进行的每一项干预，意味着是对建筑在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废除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持续成长。他们还意味着把对生产资料使用的决定权从所有者向其他人手上转移。”[5]但在当时成立的社会主义化和工业民主即雇员的公决权问题两个调查委员会，都无果而终，人们面对失业剧增的局面毫无对策，政策的激进化相反却导致了社民党在大选中的失利。总的来看，尼尔斯·卡莱比的观点经常被称为功能社会主义(亦称为职能社会主义)，更加注重功能的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党的新领袖佩尔·阿尔宾·汉松(Per Albin Hansson)在20年代末开始主张引导党走新的道路。他不讲阶级斗争而提出了“人民之家”思想，这为党在30年代与另一个资产阶级中间党派进行实际改革合作创造了条件。党的领导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影响，宣传其在市场经济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观点。
1944年，党代会通过了由恩斯特·维格佛斯(Ernst Wigforss)起草的新党纲，党纲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化和参与问题上比起前面几份纲领持有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立场。维格佛斯在党内属于左翼，更多受到行业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强调工人的参与具有中心地位。新党纲的重点还要求社会中有特权的和非特权群体的权力平均化。同时“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6]维格佛斯还表示，社会主义秩序并不一定要翻天覆地，但只有一个例外——公民平等。
战后一个时期，社民党在大选中经常赢得46％以上的选票。1955年至1960年，社民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冲突在如何建立与收入挂钩的退休金问题上爆发出来。社民党提出的由国家主导的路线获胜后，进行了党纲修改，党的主席塔格·埃兰德(Tage Erlander)信仰马克思主义，主持了修改工作，贯穿了国家主导的观点。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点——妇女同等权利、科研、平等观点、“非殖民化”问题等。
60年代，西方向激进化迈进。受其影响，1968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赢得50％的选票，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当选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首相。1975年，他领导修改党纲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是社会规律确定的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改，强调人民的意愿，提出社民党愿意通过改造社会来增加人民的自由。自由、平等、团结等价值观得到推广。党纲在国内日程中主张通过立法对企业超过某个界限的利润进行征税，购买企业股票，交给工会建立职工基金，为职工提供真正的权力。在国际部分，提出加强与小国团结的愿望，尊重小国、穷国，对不公平的世界秩序进行改革，强调联合国作用等。
新纲领通过一年后，社民党在大选中落败，一个原因是职工基金和社会主义化问题，另一个原因在于经济下跌和事业增长，三是民众对引进民用核能表示怀疑。此后，1976年至1994年，瑞典由资产阶级政党统治了9年。同时，社民党政府也执政了同样长的时间。这期间经济增长不稳定，工资增长缓慢公共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50％，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还是社民党执政，总是一直处于经济不振的状态，通货膨胀较高，生产率发展不大。但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瑞典的失业率水平较低，收入分配方面可能是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儿童死亡率降到世界最低点。
90年代后，社民党又随着形势发展需要修改党纲，起草了两个纲领：一个是《工作纲领——90年代纲领》，由于在税收、社会政策等方面争执较大，最后不了了之；另一个是新党纲，英瓦尔·卡尔松(Lngvar Carlsson)主管了修改工作，最重要的是与性别压迫斗争，同时对劳动的概念作了部分调整。卡尔松提出了“公民权优先于所有权”，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可以公开地与20年代的卡莱比接轨，议会通过立法和税收决定等对生产中的所有权进行限制，因此不需要占有就可以增加公民的参与。此外，新党纲还对市场经济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进行了分析，通过不同的公共手段，收入转让和公共服务(医疗、学校和看护)继续缩小经济分配差距，并提出人人有工作的目标。党纲指出，瑞典的道路为劳动人民争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和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7]
1990年至2006年，瑞典受少数派政党执政，期间：1991年至1994年，保守党曾联合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上台执政，近年来该党大幅度调整政策，由福利社会反对者转为“拥护者”；1994年，社民党上台，坚决整顿政府财政，改革社会福利和税收制度并取得一定成功。
1996年，约然·佩尔松(G· ren Persson)接替卡尔松担任党的主席和政府首相，对党纲进行了修改，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推行平等政策，福利政策、环境政策、教育问题等，同时，对瑞典的欧盟成员地位和日益深入的国际合作、与成员国民主制度等作了描述。[8]2002年大选中，党纲思想被形象地提炼成一句口号“自豪但并不满意。”社民党赢得了40％的选民，在与左翼党、环境的谈判之后以部分联合形式执政。但在2006年大选中其竞选举措失当，得票下降至35％并下野。2006年，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坚固联盟，保守党与中央党、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竞选联盟，运用的政纲也非常接近社民党的政策，他们以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求吸引了大批中间选民，赢得了大选。
三、社民党党纲和执政实践的几点启示
瑞典20世纪的历史同社民党是分不开的。社民党的主张始终主导着瑞典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社民党的党纲和执政实践发现，有三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1.以人为本，注重福利政策
按照广大民众享受的福利衡量，瑞典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并享有“福利社会”的称号。联合国1998年的一次调查中，瑞典被选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穷人的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小，不到8％。[9]其较高的平等程度，反映在国民生活水平的各个方面，包括住房、劳动生活、教育、儿童保育、医疗、老人福利机构、各种社会待遇和保障制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民党第二任主席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认为平等、福利与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人民之家”对“平等、福利、合作”的强调，成为瑞典社民党长盛不衰的法宝。[10]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瑞典政府就在社民党敦促下开始干预劳工市场以缓解失业问题。社民党主张充分就业，19世纪30年代通过大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60年代主张每个人“可自由选择生产性职业”，70年代改为“人人有工作”。在社民党执政期间，更是把解决就业问题作为首要目标。[11]瑞典政府还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创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促进就业自助服务的发展；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给企业和个人以优惠政策，鼓励创造就业机会，多渠道安排就业。政府还对弱势群体采取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
2.协商办事，注重妥协与合作
瑞典的政党政治是属于传统稳定的多党政治。其稳定性相当高，数十年来，政党结合、联合政权已经定形。[12]“瑞典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社会民主党布兰亭提出过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在瑞典政治当中始终面临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要作出决定时，只能从妥协当中产生。所以，布兰亭说，瑞典是一个“受妥协支配的国家”。1920年至1925年，布兰亭领导了社会民主党为主的三届政府。1920年，当时保守党和社民党支持有利于自由党的建议，在财政问题上自由党又提出和当时的右派和左派妥协。最后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联盟，导致了广泛的妥协。作为连续妥协的结果，瑞典政治论战领域自政党出现时起，政党之间的分歧便缩小了。布兰亭当时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13]
为了在实践中推行这个策略和构想，1932年汉森上台以后，就提出了系统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主席埃兰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与合作。1955年，埃兰德定期邀请企业界人士和工会人士以及所谓社会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来在政府的非正式主持下，共商国是，因此而有“哈普森民主”之称。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各政党、各利益集团的这种合作，“使各个政党在议会就某个问题表决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事先商量好了。”[14]所以，瑞典的议会没有出现过重大的辩论。
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甚至认为，“瑞典模式”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有益的妥协形式”。他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可以避免，如果当今世界上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寻求和作出大量的相互尊重而又体面的妥协。因此，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寻求这类妥协的事物也就能够有助于达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瑞典模式由此就可以被看做是提供了有益的妥协形式”。[15]瑞典驻华大使林川曾指出：“我们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折中，避免争斗”。[16]可见，瑞典社民党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保持长期稳定的统治，执行阶级合作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17]
3.坚持民主，注重公开透明
瑞典有民主的传统，法治比较完备，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比较自由。社民党注意发扬党内外民主，重视思想教育，经常组织党员参加政策讨论。如1984年新的“思想纲领”通过之前，就请13万多人填写了征求意见的问题单，并把他们的意见写进了草案。它全年组织数百种训练科目和周末学校，通过国家资助办“学习班”进行长期政治和公共教育等。在全国重大问题上，常通过公民投票(全民投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60年代行人靠左走改成靠右走的问题和1980年就核电站发展问题都举行过公民投票，而且一切按投票结果来执行。[18]
瑞典奉行责任、透明、开放的政府执政理念，在向居民通报有关政府机关工作、各种机构的组织活动，制定决策、大型计划方面的工作也非常注重民主。如对重大问题，政府都必须详细制订方案，如上所述，通过与各党派、各大利益集团协商、妥协、合作，经充分酝酿，进行修改后，由议会作出决议。所以，重大问题由少数人专断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瑞典法律对政府办事程序有着明确的规定和明确的阶段划分，从而使政府执政有较大的透明度。一项任务一旦列入日程，首先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该事情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政策建议。近50年来，每年都有二、三百个委员会在进行工作。政府有时会把一些难题推到调查委员会，因此有些调查可以拖到七、八年之久。[19]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舆论监督的加强，调委会工作节奏大大加快。调查报告完成后，政府将它送到各个有关机构和社会团体，征求意见。在这些反馈意见和报告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提出决策方案——政府提案。议会对政府提案首先让议员们阅读并提出意见。议会有关常设委员会对此提案和有关议案进行审议后向大会提出建议，议会对此建议进行辩论和投票并做出决定。2001年至2002年政府共提出190份提案。同年议员共提出各类议案4231件。由于执政的社民党就有关问题事前与左翼党和环境党的专家达成了共识，三党联合起来主导了调查委员会调查、议会常设专业委员会审议和议会大会讨论表决等重要环节，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了有效控制。[20]因此，政府对决策控制能力大小取决于其在议会的力量大小。议会通过的法律、法令和决定由政府交由有关国家行政管理局负责实施。在施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有关行政管理局得向政府报告，政府可通过补充或者修改法律来改善工作。在实施期间，执政党和政府官员不得进行个人干预。大臣个人也无权对下属机构发出任何指示。所有调查报告、政府提案(包括政府预算等)和政府决定全部对民众公开，个人均可以阅读并参与制定过程中的讨论。各级议会大会全部对公众开放，以保证决策过程和执政过程中的高度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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