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保存会与中国传统学术的革故鼎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故鼎新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国学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3-0028-07
清末民初学术流变，既有学术内涵的变化，又有学术建制的革新。透过转型中轴期(1895-1920)学术社团的兴替和教育机构的演变，比较能够客观地观察到其间学术流变的基本理路。不过，就笔者有限所及，着眼于这一视角的研究还不多（注：关于学术制度化方面，不少学者已有注意，例如台湾青年学者刘龙心对晚清学堂的研究就颇有见地（《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学术社团方面的研究，桑兵等先生的著作有所论及（如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参考和充分借鉴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本文将仅以清末长江流域的国学保存会为个案，尝试性地探讨在学术内涵现代化方面，学术社团所充当的角色。
一、从国学保存会观察清末长江学术
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群体思想趋向。虽说中国古代即有“以文会友”的结社传统，但由于历代专制政权的打压，空间十分有限，明朝后期实行党禁后，更是一蹶不振。直到晚清西方势力闯入，引发民族危机，才出现近代中国第一代社团，为了“益智”、“合群”，挽狂澜于将倒，甲午战争后，成立学会保国保种成为精英分子的共识。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集众人之力组建的众多学会，最大限度地开发了民智，法、德、意“皆有会而兴国”[1]，所以“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2](p19)。1896年，汪康年拟订了一个《中国学会章程》，建议清廷颁行，以便提倡“布衣议论国是”，与此同时，强学会、南学会等一批近代社团应运而生。这批社团固然重心在政治改良方面，学术文化方面也颇有起色。除了政治性社团非常注重学术发展，还有一些较纯粹的学术社团，如质学会（武昌）、算学会（浏阳）、苏学会（苏州）、测量会（南京）等。事实上，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诸人，从一开始就将学会主要界定为学术组织，只是这种学术最终服务于社会进步而已。例如谭嗣同说：“大哉学会乎！”“学会成而学成，近之中国，远之五洲，……菁华会萃，终朝可定，于是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3](p437)；梁启超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2](p18)；章太炎也说：“中国之积弱，在不能合群以张吾学”[4]。
随着魏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逐渐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学术渊薮，传统文化底蕴相当丰厚，加上近代又是受欧风美雨洗礼较早、较开放地区，所以中西交汇得天独厚（黄河流域虽传统学术底蕴仍然富足，接触西方文化却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珠江流域在接触西学方面占据先机，传统文化底蕴却逊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内地其他地区也不具备“中西兼学”的优势），学术社团的发展从而也独占鳌头。尤其在中西学术交汇焦点地区的江浙一带，更是活跃异常。据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的革命团体》所列举的各地学会统计，立宪团体中，政治类21个，长江流域就占11个，政治中心北京虽占9个，其中大部分却是包括长江流域旅京人士在内组建的地方性社团，如蜀学会、保浙会、保川会等。教育译书学术类40个，长江流域更是占到31个。革命团体中，政治类58个，其中21个设在国外，设在国内的37个，长江流域占23个，而国外革命组织也以长江流域尤其江浙人士居多。教育译书学术类组织共列5个，基本都在长江流域。当然，张玉法先生的列举，正如不少论者指出的，尚不完善，据此立论不一定精确，但大体上能说明问题。
清末的学术社团，以1903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段。前一时期，从政治倾向看，以维新立宪为主，从学术倾向看，以引进西学为主；后一阶段，多数社团政治上主张革命，学术上主张古学复兴（也有少数革命团体主张全盘欧化，如“新世纪”派等）。这种态势在长江流域学术社团发展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于政治倾向的转变，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无庸赘述；学术立场的转变，可以提出的理由有两方面：
外部原因是学术服从政治的需要。庚子之变后，人们渐渐感觉到，要起衰振弊，单纯输入欧西新学远远不够，必须还要唤起国人的自信心。这一点在革命潮流兴起后尤其突出。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否值得，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值得拯救，祖国文明的可爱无疑是革命救国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同时，一部分革命派在反思民族危机时，感受到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无怪乎除《新世纪》等少数革命派外几乎所有革命报刊（俱为新式知识分子所主办）都有“发思古之幽情”、重新肯定旧学价值的倾向，在这种时境下，国粹一词成为风行一时的时髦用语。此外，当此之时，维新派政治上已经蜕化为保皇派，反对推翻满清，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通过强化传统的“华夷之辨”来推进革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内部原因是学术反省。维新派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树在于，一方面将人们对西学的认识，由“西艺”推进到“西政”，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扬中抑西的传统，主张以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固然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但也被时人视为“欧化”的先河（注：董寿慈：《论欧化主义》（《环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第4期）便有“甲午变后，识时俊杰，风发飚起，东向而求学，诚是为欧化之先河”。其实，维新派内心同样看重传统国学，主张复兴国粹，只是工作的重心放在新学接引方面罢了。当新学渐成主流的五四时期，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维新派纷纷归依东方文化派便是明证。）。南学会的樊锥，就提出中国要“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5]，在此种“崇洋”学风之下，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自然每况愈下。这样，那些国学功底深厚且亦通西学的博学之士，自然希望改变这种学风。国学保存会成立之前夕，黄节在谈到“国粹学社”之缘起时，就有“海上学社林立，顾未有言国粹者”[6]的抱怨，以他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爱和信心，大力呼吁复兴国学就不奇怪了。
国学保存会正是这种转变时期的产物，它集清末长江流域学术社团的时空特点于一身。它成立于1905年，这是一个革命派社团通过论战最终取得对于维新派社团绝对优势的时机；它不仅会址设在长江出口的大上海，而且会员多为长江流域诸省人。其会员虽不可确考，但据郑师渠先生的研究，比较可靠的有23人，他们是：广东邓实、黄节、卢爵勋、蔡哲夫4人，江苏刘师培、陈去病、恽菽民、高天梅、朱少屏、王毓仁、沈屋庐、柳亚子、吴一青9人，浙江许宗元、马叙伦、陆绍明3人，江西文公达、张桂辛、胡薛宾3人，安徽黄宾虹、胡朴安2人，湖北黄季刚1人，广西马君武1人。其中除5名两广籍人士外，均为长江流域学者，江浙尤重。浙籍国学大师章太炎没有参加国学保存会，却是国学保存会的精神领袖。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江浙既是中西学术交汇之焦点，又是历史上抗清斗争最为激烈而损失也最为惨烈的地区，顾炎武等人的反清思想影响尤其深远，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掌故耳濡目染，传统华夷之别的种族观潜藏已久，排满之思十分自然。
国学保存会拥有两份刊物、一座藏书楼、一个印刷所，并设立有神州国光社，开办有定期开讲的国学讲习会，还曾计划开设三年制国粹学堂，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文化实体。提到国学保存会，一般都只说它是“清末革命学术团体”，突出其反清革命的性质。即就学术面而言，也重在阐发其“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的“保”、“存”一面。诚然，这样看国学保存会并无大错，国学保存会确实是作为服膺汉学的“有学问的革命派”出现的。惟若仅限于此，对国学保存会的认识仍不全面。国学保存会不同于其他革命团体，它从一开始就揭起古学复兴的旗帜；也不同于一般的复旧团体，它们的存学救世自始至终是以现代性为归依的。这个中国近代学术史绕不过的重要社团，肇起于此时此地，不无值得深入观察之处。
二、兴学救国的第二条路线：古学复兴
国学保存会是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后来发表的《国学保存会简章》称，“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是该会宗旨，为此，该会发行了《国粹学报》，在“保种、爱国、存学、救世”的旗号下，迅速展开阵势，分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七门撰述，形成国粹思潮。如果说，维新派兴学救国所走的是引进西学，推进改革的道路，那么国学保存会为代表的国粹派革命团体则选择了复兴古学，振兴传统学术的第二条路线。
对国家危机的看法，国学保存会与维新派诸社团极其相似。刘师培的《攘书》、《中国民族志》，邓实的《国学通论》，马叙伦《政学通义》等，无不首先痛陈中国面临的种种“惨祸迫于眉睫”的内忧外患，强烈呼吁国人“保国保种”。国学保存会也同样认为救国必须兴学，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力主要不在西学，而在挽救和发展国学，认为民族危机同时也是国学危机。“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7]，国学保存会同人对于国家的理解，倾向于有机体的看法，认为土地、人种乃国之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8]，学术为立国之本。“夫国学即国魂所在，保存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矣。”[9]他们观察到欧洲藉复兴古学而开近代文明先河，以为中国文化要重振雄风，也必须通过复兴古学实现。他们质问“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指出“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现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古学虽微，实吾国粹”[10]。
为什么接续古学可以实现文化重振？国学保存会的看法是，从逻辑上说，古学是文明之源，是民族文化的活力所在，是火种。正因为有了这个火种，才发展出绵长的民族文化，虽然后来不免发生变异，湮没了文明之光，但只要复兴古学，还是可以找回文化重振的希望。欧洲通过古学复兴，打掉了中世纪的黑暗，中国之所以陵夷至今，其咎无非没有接续古学的火种。对于接续火种的具体含义，他们没有集中说明，但从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至少包括：以丰富而有活力的国学与西学比肩，显我国文化之独立价值；以悠久的国史，调动国民爱国主义的不竭源泉；以古典的“华夷之辨”，为现实革命提供动力；以百家争鸣的展示，树立学术开放思想自由的本土典范；以中国学术自新的传统，推动传统学术再生。他们不同意中西之异在人种优劣的民族虚无论，认为不仅欧洲以复古学科学遂兴，东方的日本亦然。刘师培感叹：“嗟乎，欧民振兴之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其于尊王攘夷之论”[11]。何况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大国，以其能数千年一脉相续，而独存于天下（其他文明古国历史中绝），必有“适于天演之例”的精华在。所以中国应该“急起直追”，复兴古学，再创文明。
国学保存会所谓复兴古学，不是指近古之学。邓实直指中国文化的衰弊，根于近古学术无实无用，湮没不振。汉学满足于烦琐考据，宋学醉心于空谈心性，不仅无补于国事，而且还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12]。
他们所谓复兴古学，也不是维新时期康有为所倡导的前汉今文经学。在这一点上，国学保存会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排斥立场，不少人虽主治古文经学，但间或也采用今文家言。《国粹学报》头两年中，今文经学家廖平时有文章发表，发挥“微言大义”，颇形活跃。直到1906年第12期，该刊发表章太炎致刘师培的一通书信强烈反对登录今文家言后，今文经学才被逐出国学保存会的“古学”范畴。可见，明确古文经才是古学的主体，主要是受到作为国学保存会精神领袖的章太炎影响，当然刘师培等人内心对此也是持赞同态度的。章太炎撰写过《古今文辨义》、《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等文，刘师培也连续发表了《汉代古文学辨诬》，《六经残于秦火考》等文，力证古文经并非刘歆伪纂，而且较今文经为优。他们指出，秦汉之间，古文之学虽残缺失传，但并未绝迹，故河间献王、孔壁出古文经，不足为奇，康有为断言其为伪经，无事实依据。不仅古文经是真经，而且，由于今文经比古文经晚出，所以离孔子时代更远，由于今文经最早出自口授，所以准确性也值得怀疑。今文经治学追求怪异妄诞，夹杂谶纬术数，且门户分歧，各持己见排斥他说，短处非常明显。而古文经则因更贴近孔子及其时代，“通故训详故事”于史有征，更加可信。在治学方面，古文经也有长处，它惟求字句之通，不言章句义理，所以可以左右采获征结尽解，不易有门户之见。
复兴古学包括儒家六经，自不必说。国学保存会同人认为，要复兴的国学，还包括诸子学。诸子学也是“经”学。
传统经学，释“经”或为“常”（常道，《白虎通义》），或为“径”（直线，与纬相对，见《说文解字》），都是为圣化儒家六经而作的牵强附会的引申，不可足信。刘师培指出，“经”字源于对治丝的借喻，“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从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上古学术藉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为文常常奇偶相生，声韵相协，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所以古人假借治丝之纵横比喻其文为经。那时，凡用文言的古书皆称经，以与不讲文法的“鄙词”示异。六经本为先王旧典，为周末诸子共治，只是诸家无定本，旧本失传之后，惟孔子编订本独存，所以后来成为儒家专利。不仅六经这样的官书可以称经，而且那些不在邦典的诸子书，如《墨经》、《道经》，同样可以称经。所以国学保存会同人所说的“经”，不限于孔门之经，儒学是经，诸子学也是经，不同于道统派，他们所要复兴的古学，不限于儒学，而是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正如邓实所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10]。
所以在国学保存会同人看来，要复兴国学，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时代那纯正而有活力的形态丰富的“古学”。
康有为用今文经旧瓶装西学新酒，本是历史一大进步。国学保存会却转而提倡复兴古学，而且还是据称贴近孔子时代的古文经学，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倒退，其实不然。由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旧瓶”本身没有经过再造，西学“新酒”立足未稳，便因变法失败、革命军起、康有为转向顽固保皇而弃置，而国学保存会倡导古学复兴，实质意义却是转化传统，再造传统。
国学保存会成员多数是年轻富有朝气的新式知识分子。国学保存会成立时，邓实29岁，黄节32岁，刘师培21岁，而柳亚子只有18岁。他们固然因为旧学根底普遍深厚，而对古学情有独钟，但却从未敌视西学、排斥西学。相反，他们无不注重对西学的吸纳，年稍长的会员固然主要通过自修获得西学素养，年轻的会员更是直接通过新式学堂的学习，对西学有系统了解。在学会内部，邓实、黄节在主办《国粹学报》同时，还继续发行《政艺通报》，不仅突出介绍西学新知，讲求政、艺，而且追求西方政艺“二通之学”。正如论者指出的，其时《国粹学报》与《政艺通报》并驾齐驱，在国学保存会主持者眼里，正是要实践他们的国粹与欧化并行不悖的理论构想。国学保存会明确肯定，西学与古学不仅不对立，相反中国古学复兴的原动力正是西学东渐，古学复兴的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过程。
三、会通中西，再造传统学术
国学保存会同人大力呼吁复兴国学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在努力谋求会通中西，再造中国传统学术。他们指出，复兴古学的途径，是引西学以重新研究古学。对于西学在中国国学研究中的作用，他们不仅从现实需要上看，而且认为西学的输入历来都是“中国学术变迁之关键”：元代地接欧洲，远绍西学，“此历数、音韵、舆地之学，所由至元代而始精也”[13]；明清之际，西学随传教士东渐，诸子学与西学“相因缘而并兴”，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10]，并从西学视角观察诸子学。所以说“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藉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14]
从拟议中的国粹学堂计划，可以约略知道国学保存会以西学研习国学的风格。国粹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分科讲授，惟均以国学为主”[15]，这就是说，他们研习的范围是国学，方法却是西学的分科研习法。他们制定的《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将一百多门国学课程归入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舆地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0余门学科中。可见，国学保存会的古学复兴，与中国学术近代化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意义的古学复兴，实在是意在推动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化，本质不在复古，而在创新。正如马叙伦后来所说，《国粹学报》“有文艺复兴的意义”[16](p21)。
如今所谓国学，一般以经、史、子、集为范围。而在国学保存会同人眼里，国学即先秦古学，先秦古学主要是诸子百家之学，而且诸子百家之学都可归于经，而诸经本质上又是史，所以，在他们看来，“国学，当首经史”[9]。
国学保存会同人以西学治经的成绩，可以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周末学术史序》等为例。《经学教科书》不仅努力以近代西式教科书体例编写中国经学，而且指导思想上只将经书视为古史资料，把治经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使经学研究与两千年来传统的神圣而神秘的经学划清界限。刘师培一方面将“经”训为“治丝”，另一方面细致地考察了经书的逐渐形成过程。认为《六经》之名始于三代，起源则更古。《乐》发端于葛天氏时代的乐舞，伏羲神农时代的乐名，皇帝时代发明的六律五音之用；《易》至少可以追溯到伏羲八卦；《礼》发端于唐虞“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诗》至少可追溯到虞夏的采诗之官；而上古之君，设左右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言为《尚书》，动为《春秋》，是为《书经》、《春秋经》之始。经过历代的增益，到西周已经比较成型。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故易经掌于太仆，书经、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诗经掌于太师，礼经掌于宗伯，乐经掌于大司乐”。这就比较严密地验证了章学诚“六经皆史”其说不诬，而孔子只是将“淆乱无序”的上古六经加以整理，推陈出新，使之成为儒门教科书（分别侧重哲理、国文、修身、近世史、歌咏、体操）而已。他还进一步指出，孔子的六经之学，大抵《周易》、《春秋》得之鲁史，《诗》得之远祖正考父，《礼》、《乐》得之老聃与苌弘。视六经为古史，视孔子为良史（伟大的历史家），这种治经路数表现了国学保存会可贵的近代理性精神。
刘师培1905年在《国粹学报》上连载的长文《周末学术史序》，特别注意发掘久被忽视的诸子学的价值，用的也是现代西学的观点和方法。例如，他对于墨家有两点赞许，一是“学求实用，于名、数、质、力之学，咸略引其端”，二是兼爱论“以众生平等为归”，“以君权为有限”，较之儒家其说有进。对于老子之道，则肯定倡“平等”是其长，倡“无为”是其短。又认为管、申、商、韩诸法家以法治国深得“政治之本”[17]。事实上他是力图把先秦诸子分别归入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法学、宗教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西方学科体系之中，进行衡量和讨论。“虽然刘师培的做法多少有些牵强，但是体现了他把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知识系统转化，并与新学科的建立努力结合的正确方向。”[18](p70)
国学保存会既认六经皆史，经学不过史学之一种，自然特别重视史学，甚至认国学即史学。但以他们的理性精神，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并不满意。
刘师培较早在《警钟日报》上就发表有《新史篇》等文，对中国旧时代著史精神与方法表示怀疑与反对。他论中国旧史有以下几个大缺陷。其一是“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一部中国历史在历代史学家手里便成帝王史、英雄史，民众在历史中完全没有地位。其二，史家以其一己之好恶，对所记人事，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其三，史家的修史目的在于“掩耳盗铃”，最终“可以助愚民之用”。认为传统中国史学有“君史”而无“民史”，单“记事”而缺“精神”，多“曲笔”而少“信史”，这是国学保存会和整个国粹派的共同看法。
这种批判与立意于引西史改革中国传统史学的梁启超看法相近。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指出，中国旧史学有“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弊，由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也说明，国粹主义者与维新主义者在批评国学，改造国学的宗旨上是一致的，只是维新派更注重“破”的工夫，而国粹派则更强调国学之“立”。当然，延伸到政治层面的弦外之音，另当别论。
国学保存会对于创立新史学作了积极探索。马叙伦撰有《史学总论》、《无史辨》、《史学大同说》；邓实撰有《史学通论》；刘师培撰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乡土志序例》；黄节撰有《黄史·总叙》等，阐发了他们建立新史学的构想，包括主张引进进化史观，也就是邓实所谓“史的精神”，马叙伦所谓“理心”，使史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主张贵民史，要恢复“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使中国睡狮重振雄风，充分发挥史学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功能；主张实事求是修信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治史实践方面，他们重视吸收西学营养，不局限于中国固有典籍，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了明人群进化之理，很注意“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19]。黄节著《黄史》，也参考了中国传统学术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理新法，感到“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料者尤多”[20]。纵观他们的史学实践，他们所采补的，也正是他们所主张的进化史观、民史观和信史观。他们非常注重阐发民族、政制、经济、学术的进化，刘师培《黄帝纪年说》中设计的“大事表”，特别注明“此表最注重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又将阐述的重点确定为五点，即“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指社会经济变动）、“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他们不仅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的光荣史，更突出近世中国民族衰微的屈辱痛史。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就辟有专章详述“白人之入侵”，警示民族危机。为贯通新史观，在体例上，他们也作了新的尝试，《中国历史教科书》就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或三通体史书，完全采纳西方近代史书体例，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以时代为经，以事类为纬。已完成的三册（开辟至周）分为上古时代和古代两期，期下分课，每课所述为专题。可以说《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对新史学的一次系统实践，也是国学保存会同人史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除了综合性著作，国学保存会还积极推动编辑各省《乡土历史教科书》，从已完成的部分看，同样体现了新史学的精神。
国学保存会再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努力还包括文学方面（并直接影响到清末民初长江流域另一个学术社团南社的文学倾向）和伦理学等方面，刘师培分别撰有《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等著作，限于篇幅此不述。
四、成败得失与是非功过
国学保存会于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停止活动，这与它服务于革命的直接目的基本实现有关。对照其初衷，在调动爱国激情、激发革命动力、宣传自由民主思想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在重弹“华夷之辨”、附会自由民主等问题上不无可议之处）。革命营垒中的两支主要纵队，一根柢于西学，重于阐扬民权；一根柢于国学，重于调动精神。二者相倚相扶，缺一不可。而在学术近代化方面，国学保存会同人也有初步成效。其一，由于在“古学复兴”中他们着力降尊去圣，回归平实，为学术理性的出场奠定了基础；其二，他们努力以西学方法研究国学，会通中西，改造了学术传统理念，初步塑造了新学术；其三，他们也致力于学术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不仅按现代体例编撰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部分《乡土历史教科书》等系列教科书，而且通过《国粹学报》还开创了现代学术论文的范型。作为比较纯粹的学术载体，《国粹学报》从发刊至停刊历时7年，坚持每月一期从未中断，撰稿者泛及会内外，带有公共学术媒体性质，也是现代学术期刊的荦荦大者。
然而，国学保存会总体上并没有完成中国学术转型，而是把这一工作留给了五四一代。究其原因，根于他们学术工作客观上的应时性（排满革命）和主观上的浪漫性（欲借中国古学复兴避免西方政教弊端，保卫国家独立），同时也与他们个人知识背景有关，“会员多出‘书香门第’，不仅旧学根柢甚深，且又学有专长。……此种情况，一方面决定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情结，并拥有借助新思想推进传统学术变革的优越条件；但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们往往难以尽脱恋旧的心理，同时，又由于五方杂处，会员情况各殊，国粹派内部思想的驳杂和矛盾也成了不可避免”[21](p17)。
尽管从学术转型上讲，国学保存会使命未竟，但意义仍然不可抹杀。这种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学术近代化提供了经验教训，刺激了多元思路，开辟了尝试从纯正的传统内部更新传统，从内部革命入手力图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新范式。这种范式的影响力直到五四，甚至直到今天。
维新运动初起以来的社团发展，国学保存会标志着学术革命由外部性西学输入为主转变为由内部性国学革命为主，而五四社团则进而实现否定之否定，重新转到西学引入上来。虽然五四社团总体上是对国学保存会及类似社团学术倾向的反动，言论主调重新调整到接引西学，并以先清仓后入货的方式力主打倒传统，但深层言之，与其说是彻底否定复兴古学的国学运动，不如说是以一种新的（貌似对立的）方式继续推进了国学保存会所代表的清理传统、批判传统、融会新学的思路。从这种角度说，居于五四主流的新青年社与非主流的学衡社之间的学术争斗，不过是国学保存会为代表的国学运动所发展出来的两个支派内部的争斗而已。因为学衡社正是继承了国学保存会的“保存国粹”取向（学衡社的学理基础，外接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内接国粹派），而新青年社则是承袭了国学保存会内部革命的精神，并使之激进化。
这种范式所内涵的“保存国粹”和“内部革命”两种因子，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仍有复现。这种范式究竟有无合理空间，何以屡屡分化？回到国学保存会这个原点，不难观察到，这种范式优势与局限并存。合理性方面，它能够贴近国情，把握特殊性；能够充分考虑现实，照顾民族感情；能够着手内部，寻找结合点；着眼转型，从脚下做起。局限方面，由于固执民族性，容易忽视世界性；由于迁就现实工具性，容易忽略价值理想性；常常硬性附会，扭曲历史真实。所以虽然这种范式本质并非保守主义的，却多难免落入保守主义俗套。而当这种保守取向发展到较强的程度，其内部固有的反叛因素就会起而平衡，而反叛本身又具有激进的潜质，发展所及每每溢出这种范式。也许这就是这种范式难以化解的难题。
收稿日期：2003-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