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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梳理传统与文化自觉
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地方化的时代，回顾传统，研究、 总结、整合各民族本土文化资源，成为全球性普遍话题，用现在流行的话语，就是“文 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但文化自觉的实践则早已有之 ，从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等四先生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篇宣言，学术界这些 年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诸多讨论，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巨大成就，杜维明先生等 关于中华文化资源整合的不懈努力，都可以说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进行的文化 自觉的努力。
说到中国文化传统，即使再伟大的学者也会觉得自己太渺小。悠悠五千年，广袤千万 里，列四大文明古国而硕果仅存，虽饱经忧患而其命维新，其内蕴、特征、遗传、变异 、核心、边缘……，值得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传统文化包含着文化传统的因 子，文化传统是连接传统文化的链条。传统有连续性，也有变异性。以儒学而论，两汉 不同于先秦，魏晋不同于两汉，宋明不同于隋唐。
我们知道，传统有多样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完全融合为 一体以前，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各有其自己的传统，群星灿烂。即使在汉民族地区，由 于幅员广阔，岭南、燕北、吴越、巴蜀，亦各有其区域文化特点，风姿各异。在同一时 代同一区域，传统亦有大小、雅俗、核心与边缘之别。近代以前，尊崇儒学是占统治地 位的核心传统，信奉关帝、观世音是乡野村姑的边缘传统。已故的谭其骧先生曾撰文， 极言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极言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传统有其客观性，但对传统的认定、诠释则含有主观性。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 为三，取舍相反，各有不同，互相攻击，都自认为孔墨真传。当年韩非子已感叹，不能 使孔墨复生，谁能定其是非!
每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任何彻底抛弃传统、割断传统的想法、做法，在价值判断 上既无必要，在经验事实上也绝无可能。但是，传统有可塑性，不同时代有损益。在历 史的长河中，我们的前人曾经向传统中添加许多新鲜的营养，使其保持盎然的生机，盛 唐的吸纳西域文化，两宋的援佛补儒，晚明的会通西学，均属此类。我们曾经明智地废 弃传统中一些阻碍民族前进的不良成份，比如废除科举，禁止缠足。我们也曾粗暴地对 待传统，“五四”时期的片面批孔，“文革”时期的“破除四旧”，都使我们付出了昂 贵的学费。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流失，甚至是严重的流失。比如，在先秦诸子 中，墨家曾为显学之一，墨家是比较注重科学技术的，里面有很多讨论科学技术的内容 ，到《淮南子》时代还有留存，但儒术独尊以后，这一传统就逐渐流失了。
比如，墨家尊天右鬼，在文化传统中属于今人所说外在超越的资源，可以生长出比较 系统的宗教文化，也在儒术独尊以后逐渐流失了，只在民间信奉怪力乱神这一边缘传统 中有所留存。
再比如，三纲五常的统治地位以后，先秦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向关系 ，变成了臣对君尽忠的单向关系，臣批评君的传统就逐渐流失了。
关于传统，我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一定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两 点：
第一，中国文化有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奔腾向 前的关键。第二，中国文化有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传统。谭其骧先生曾指出，“中国在 一个国家里，汉族在一个民族里，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其荣的态度，不论是 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因此，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并存，进一步又互相渗 透，同时又能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性”。这两点 ，一是开放，二是宽容，是中华文明能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绵延不绝、硕果仅存的根本原 因，是我们讨论的中国之道中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今天能够比较平静、从容地梳理传 统、实现文化自觉的根本原因。
梳理传统和文化自觉，都需要适当的环境和心境。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迫于 外来的压力，即使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也无法从容地面对外来文化，无法理智地面 对自己的传统，时而义愤，时而狂躁，时而绝望，这给今天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广阔的努 力空间。现在，中国正在和平发展，国际国内环境向我们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艰巨任务， 也提供了相对宽松和优越的环境。对待传统文化，学术界使用的词汇有反省、反思、扬 弃、重建、创造性转化等，我在这里使用“梳理”，意在突出整理、盘点、摸清家底， 突出平和的心境，对传统抱着同情的理解态度，因为这是对传统进行反省、反思、扬弃 、重建、创造性转化的前提和基础。
莫汉蒂：印度眼光洞察中国
印度德里大学莫汉蒂从多个角度介绍了印度在中国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在文化与文明领域，印度佛教的研究不仅利用大量来自中国的资料，并且还引发了关 于在中国佛教与儒学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于印度文化的作用的讨论。认为中国文明以唯 物主义和集体主义为特征与认为印度文明以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二分法的观点 受到印度学者质疑。中国与印度都有多元的、复合的文明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动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呈现出新特征。
在政治思想领域，印度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寻求民族解放方面的研究着重强调了反对帝 国主义斗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特征。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观念已成为印度马克 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经常反复检验的对象。尽管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全世界 广泛讨论的焦点，但是印度学者对农民的差异以及富农的作用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研究。 此外，民族主义和革命对于少数民族、妇女和压迫世袭阶级、被压迫阶级的研究都有重 要的意义。关于中国和印度革命运动背景中诸多矛盾的讨论大大地丰富了革命理论和民 主理论。关于毛泽东、甘地、泰戈尔和鲁迅的研究有助于将自由的概念作为一个物质、 文化、道德、政治等因素彼此关联的、综合的、多元的和持续互动的过程来诠释。
在发展理论领域，印度的研究除了将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体系作对比外，一些研究还 将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与印度农业经济的后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post-
Zaminadari)的废除加以比较。对比中国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了尼赫鲁——马哈 那鲁毕师模型。毛泽东和甘地的比较则为发展理论提出了重要的议题。
莫汉蒂还特别介绍道，在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始之后，印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 了深入讨论。在印度改革的最初十年中，中国的改革经验成了印度政府、学术界和公众 对政策考量的主要参考。有趣的是，新就任的第四代中、印两国领导人都决定对改革策 略进行调整——将发展目标与农民、失业者和穷人的利益相结合。因此，他得出结论： 中、印两国的发展理论不是机械地追求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控制力量，而是着眼于解 放斗争后继承下来的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力。
此外，莫汉蒂还介绍，在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印度历史学家、学者和外交家的工作 对国际政治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国际政治不应该以权力的平衡为基础，而是应该建立 在各国追求和平、正义和公正的努力基础上。相对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 印度学者认为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其替代性的选择。如今，人民对民主 权利的要求不断提升，呈现出了全球化趋势。和平共处原则应该以这种趋势为导向来建 立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研究者对印度的安全研究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安全观应扩展到不仅包括对国家 防御的经济和生态的关注的范围。印度学者将安全观的概念重塑为人民的安全，其含义 来自于正在斗争中的人民。因此印度的论文对中国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测 评，并以同样的方式分析了地区和多边合作的概念。这些观点详细而有创造性地研究了 中、印关系，尤其是双边问题。莫汉蒂认为，西方的国家边界观念没有抓住历史多样化 特征，然而，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历史形成的多样化特点。
黄育馥：国外中国学“变”脸
与2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国外中国学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育馥以 美国的情况为例，分析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中国学，认为其变化主要体现在：
研究条件发生变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外中国学家得到更多接触中国文 献资料的机会；到中国进行研究、访问和学习的机会增多，并获得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 资料；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的机会也从无到有，大大增加。
研究队伍发生变化。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中国学家逐渐绝迹；女性中国学家地位大幅 度提高；中国学家的现代汉语水平普遍显著提高；具有中国背景的中国学家增多。
研究内容发生变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重；对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研究与对现 当代中国的研究并重；研究的问题深化、细化，几乎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学科地位发生变化。中国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对话的一部分，并获得了主流学科的 尊重。活跃在这一领域中的不仅有老一辈的汉学家和年轻一代的中国学家，也有一大批 来自不同学科、对中国问题情有独钟的专家学者。不同的学科背景为他们观察和研究中 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并共同促进了中国学领域的繁荣。学科地位的提高还使得中国学 家有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大批灵活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计划出现；跨国合作研究为 当代中国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
黎志刚：考察中国近代商业史
在这个新千年里，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近来 受到学界和商界的很大关注。对中国经济和商业的研究经常需要到中国的商业文化、习 惯和制度中找寻解释，其中特别需要重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近代中国经济的增 长与停滞、官—商关系、公司和商业法、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国的管理风格、消费模式 、海外华人和商业网络的习惯做法。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考察了中国经济和商业史研究的近期趋势，研究了中国经 济和商业史出版物的视角及其资料与方法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学术机构及出 版物的考察，突出中国商业和经济行为的不同解释与构想，展示这些研究是如何受到地 区、行业、利益和学者的个人背景影响的。黎志刚在论文中还将提供一些研究中国近代 经济和商业史的可能方向。
韦立德：澳英中国学各有千秋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韦立德有在澳大利亚(2000年止)和英国(2000年始)进行中国学领域 研究的经历，通过对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学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韦立德得出结论： 虽然两国的情况有很多相同点，但由于澳大利亚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的优势， 在中国学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相对于美国对华研究的实力，澳、英两国的中国学研究都处于边缘地位。虽然两国政 府都认识到在众多大学中设立中国学研究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但却都无法建立一个 完全健全的中国研究中心。两国都需要在各个层面上平衡母语是汉语和非汉语的中国学 研究学者之间的贡献与要求。
尽管有以上相同之处，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仍有很多差异。总体上看，比较 这一部门的总规模，英国中国学研究的规模比澳大利亚的小很多。在英国，中国学研究 更加集中，而在澳大利亚则分散在各地，在英国的中国学研究停留在学术的边缘，而在 澳大利亚，因为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学研究至少已经开始移向学术中心。英国的研究重 心更倾向于人文科学，而澳大利亚则倾向于社会科学。中国学研究在英国倾向于研究传 统中国，而澳大利亚则偏重当代中国。
狭间直树：现代化进程日中密切合作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狭间直树谈到，21世纪中国文化的地位将是举足轻重的。在古代， 我们无需详述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贡献，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确实远 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同时，中国已经探索了她的出路，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分享 了中国文化的益处。从历史和地理的视角来看，日本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形成密切 的关系是非常自然的。虽然从政治意义上讲，两国间有国界分隔，但是一个确认无疑的 事实就是两国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人们普遍采用的一些科技 术语是日本人用汉字创造的。
在过去，两国诸多有识之士相互支持彼此的革新，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他们行为的细节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到日本，撰写的《戊戌政变记》一文发表在 日本《东亚时论》(1898年12月)上，目的是为了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的维新运动。孙中 山在东京《江苏》(1901年12月)杂志上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同样是争取日本人 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理解的重要历史文献。毕竟他们的论文迈出了向日本求助的第一步。 尽管关于两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关系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对于个人思想力量 的理解和领会，我们目前还无法很好地把握，因此仍需继续寻找有效的途径。
芮哲非：出版业历史能为中国学做些什么
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伴随着包括迅速扩张的现代印刷和出版业在内的技术变革 ，历史学家们所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结束于 20世纪20年代初，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继续经历着印刷技术革命，这对中国的 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精英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精英以帮助20世纪的 中国寻求财富、权利和国际地位为己任。不像世界上那些已经经历过印刷技术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只是刚刚出现萌芽。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芮哲非利用一系列简短的案例研究，验证了印刷技术革命在中国的社会内涵，试图说明物质和精神文明之间的互利影响是1876年到1937年之间上海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部分。
他认为在这60年里，投资于或者工作于资本密集型的西方印刷技术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现代印刷的技术作用和出版的智力培育从上海向外扩散出去，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有助于为现代媒体建立起国家的观众。同时，出版印刷还形成了以知 识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其将现代机械化工业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相融合。
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到西方机械化印刷术的演变，形成了由中国传统印刷文化和 商业向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于此因，芮哲非将检验三个概念 ——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这三个概念对历史学家理解国家文化发展 的智力和社会脉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芮哲非还将对印刷技术革命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与 历史学家用于理解这一变革的分析性概念相结合，证明了解印刷与出版的历史对于理解 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