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误区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1)01-0055-010
一、走出精英主义误区，倡导“女性——公民文学”“现代性”女性文学是指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惟有在20世纪才生发出的一个簇新的女性审美传统。其文学精神内核迥异于古代女性写作，决不是我国悠悠古代女性文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另创了女性的别一审美想象形态，赫然出现在中国文化创造的历史场景中，多维度地显示着女性作为人的现代生存界面：从女性意识的不自觉到自觉、从女性人格的无尊严到自尊、从女性行为的被动到自主、从女性—人身份的怯懦到自信等，话语形式也从男性主流文化威慑下的被动式逐渐过渡到新型的“女性—人”主动式。不论承认与否，新的世纪的女性文学都必将“胎孕”于20世纪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种种结果之中。
虽然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在19世纪中后叶已初露端倪，如明清之际规模不小的女性群体写作、出版行为本身，就是不乏现代性因素的，再说，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定的“现代性”的相对胜利。但是，中国女性文学如前所述的审美“现代性”传统的真正成形，主要还是在20世纪初国门洞开之后。目前人类正面临着又一个世纪之交，故从一般规律，以世纪为限，本文将论域框架设定在文坛风云多变的20世纪，而且，所要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审美“现代性”尽管在文学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女性的言说开始具备“女性—人”的现代审美特征，但其中也存在着不易察觉的误区——精英主义，即发生范围仅限于知识圈子，影响所及有限，还没能形成切合各个阶层的人都不难接受的完形文化样态，甚至有引起全社会误读的危机，因而，影响了20世纪女性文学更广泛和更纵深的发展格局。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在2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21世纪，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力，使中国女性审美传统在以文学形式于想象世界中建构一个民主与法治、科学与人文浑然天成的理想社会制度和完形文化价值体系的同时，又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和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尤其是女性现实世界。
当然，适度的精英化是文化发展进程本身所允许的，先觉者往往能于不疑处有疑，发现并打破僵化的历史惯性，但像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这一新型文学传统自出现以来一直经意或不经意把精英化视为理所当然，几乎成了集体无意识，则有沦入精英主义之嫌，这是一个影响社会和文化进化特别是女性自身全方位发展的原则问题，对女性文学的存在本身也是莫大的讽刺。
20世纪以来，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的悲悯心使她们尤其敏感于消除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公、性别歧视、阶级压迫、战争罪恶、贫困愚昧等等，因此，女性文学以审美形成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这种文化使命要求：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
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更强调实践和行动。1993年曾访问过我国的英国女性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今日英国小说家》中说过，“对作家来说，试图去了解帕斯卡尔和安德烈－马尔罗所说的‘人类状况’是很重要的，然而，这种普遍的生存状况，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植根于具体的特殊的生活道路、特殊童年、特殊文化之中的”。由此来看，至于已被女性文学界普遍认可的“女性—人”状态，这里我们不妨也说，是植根于每一个人特别是女性的公民身份的养成过程中的。这里，“公民”是指具备了这样一些素质的社会成员：尊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尊自律、情操高尚、好学多识、创新进取、国家民族责任感强、关心他人和集体等，他／她既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极端集体主义者，而是精妙而完美的社会制度的主动选择者，自由而合理的人际关系追求者。
“杰出的英国小说家都希望从个人的社会经验出发来探索社群共同体的意义和实质。”[1]一出世就背负文化意识形态沉重使命的女性文学更应该这样。而“个人的社会经验”与“社群共同体的意义和实质”之间的契合程度往往决定着作家们书写时的文化创造质量；而在此格外强调“女性—公民”审美意识，则是由于“女性—公民”具体规定了女性创作主体及其创作的价值指向，具有把个人和社群二者联结起来的基本立场。
二、精英主义的表现略陈 1995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以明敏的学术眼光，推出了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两大卷。对这部历时9年而“绣”成的填写文学史空白之作，因其学术价值自有公论，在此不赘。当然，着眼于发展，我们在首肯一切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实绩的同时，则更倾向于探测其运作中的失察，指出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同仁们身在女性文学中的浑然不觉的、感性的和情绪化的成份。是到了该纵深发掘“女性文学何为”这类女性文学学科元命题的时候了。
我们说，显然，《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编撰者们看到了20世纪是一个对女性而言的“前所未有的解放的时代”，因而欢欣鼓舞，因而撩拨了编著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兴绪，但是，似乎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背景十分复杂，文学的现代性、政治的革命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表现在新文学运动中，往往错错杂杂，盘根错节，决非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20世纪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就糅合在与之同步进行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中，既是它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受其主流的、权威的文学思潮遮蔽，长期以来，文学主体们在文化、社会、政治甚至性别身份上都扑朔迷离。问题恰恰集中在这里：仅仅归纳、描述20世纪女性文学生发的情形，倒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在中国这个具有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现实里，我们要想清晰地确立女性文学精芜杂陈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倒是恐怕不那么轻而易举了，而这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存在的价值认识等学科建设问题。如：
冰心的“爱的哲学”，在用内含诸多现代性因素的妇德[2]摒弃社会中异化人性的同时，又因冰心个人独特而未免狭窄的人生历验而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之嫌。至于捆在职业女性身上的事业和家庭两股绳索死结，她清醒地看到了却又无法解释，只好保持缄默。此外，冰心强烈的女性爱精神，在当时“为奴隶的母亲”和“生人妻”司空见惯的社会背景下，多少也流露出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优越者的自炫，客观上认同了并非完形的男性主流文化秩序，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学现象：既传统又现代。问题的难点在于，这又不是冰心个人所能幸免的，其现代妇德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女权运动的消极面——破坏性的反拨，有一些前瞻和纠偏的作用。这种文化、社会性别复杂含糊但自然性别十分鲜明的创作，在20世纪女性写作中屡见不鲜，传统与现代泾渭难分。又譬如：
丁玲及其复杂的文本，因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并未成为大众自觉的心性，健全的文化还是精英们一种乌托邦想象，于是，丁玲创作的先锋姿态被来自方方面面的因素纠缠，构成了现代文学史及其研究中奇特的“丁玲现象”。如果说冰心的现代妇德隐含着大众文化层面意义上的精英主义成份，那么，丁玲敏感的现实文化审美，则不幸成为女性精英文化层面意义上的精英主义，更是有意味的精英之精英现象。如其《三八节有感》这类在今天看来性别文化意义重大的“惹事”文本，之所以它会“惹事生非”，正是因为现代性女性文学发展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因特定历史背景的逼仄，反抗病态的性别文化以自嘲方式出现，往往乏力得很。而现实生活里更宏大的主题会在客观上麻木不明真相的大众神经。丁玲出于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写下《三八节有感》，就女性来说，这实在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夹杂在民族、阶级斗争中的个体女性苦难，对还未求得基本生存权的民众来说，在他们看来，太微不足道了，人们众口一辞，从上到下都不屑一顾出走后个体的娜拉命运，于是类似丁玲这样的少数几个明白人倒成了“不合时宜”了。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精英主义”，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在指出这一情形时，竟实在不忍言之过重，以免贻下苛责的口实。受制于时代、民族、阶级等宏大叙事主题的这类精英主义显得尤其无奈。
看来，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在发展中矛盾歧出的情形不少，还有待女性文学者去发现和反思。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原因是它在不知不觉中走入精英主义的误区，可悲的是，这一误区的生发竟是不管女性文学作家及其研究者承认还是不承认的，它都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还只是智识圈子内的事，它多少有些远离中国民众文化现状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文化真实。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构形的女性审美言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大众女性的声音？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女性审美想象中的“女性—人”的需求？从目前世纪之交仍不容乐观的性别文化现状，人们不难体会到现代性女性文学发展的路程漫漫。例如，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男女双性有别，但二者之间的文化关系是平等的、复杂的、相互依存的，此类思想和观念并未扎根人心。就在今天的中国女性中，一方面仍有同工不同酬，在家庭里外不是“人”，身心备受折磨的“女性奴隶”；另一方面，在一些仅限于接受了一点妇女解放知识皮毛的自私的女性中，又有偏激地理解女性地位的提高而渺视男性的情形，错误地以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只要牢牢地控制男性，女性占上风就是妇女解放的体现。这种矛盾、复杂的现实提醒我们，关于不无现代性意味的“解放”、“文化”等等概念，我们还需思之再三，需有一些冷静的分析以供新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自审。仅以“解放”和“文化”的术语内涵为例试析如下：
“解放”是一个有着鲜明革命色彩的术语，特别是经过新中国全方位的政治化灌输教育之后，各个阶层的人对此都有十分切肤的感觉。不过，在20世纪末来看“解放”一词，似乎它已失去昔日的光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不意味其施动者真正赢得了胜利。比如“妇女解放”，中国知识女性在实在的生活际遇中所碰到的难堪情形：一方面是“这样解放”，一方面又是“这样的不解放”[3]，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解放”的无奈。在我们看来，20世纪知识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事写作，这是外在身份“解放”给妇女带来的极大好处，但她们写作时的无边主题、多重视角、个人化风格等等，在竭力躲避父权预设时又难逃知识、观念方面的精英圈套，那些远离社会现实场景的碎片般的书面化、隐私化的女性文学话语，除了让人不知所以外，更平添了一道“被看”的风景，步入“解放”的反面。以二例略作说明。
残雪在《辉煌的日子》集子中“随随便便地讲些风马牛的话”，在自说自话中玩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这样写出来的所谓女性神话谱系，理所当然地陷入纯粹寓言怪圈，不要说说服还在为温饱而劳碌奔波的大老粗，就是有闲阶层，除了一些学问中人不得不去啃，去费神体味其女性寓言隐喻外，我想大多数恐怕都是无暇搭理这类硬造出来的文字谜宫的，以致残雪文本中女性审美想象本有的生命寓意和文化隐喻，达不到期待中的效果。这样，再好的写作也就只不过是一种纸上的书写，无一例外地成为文坛少数先锋的“被看”。而女性在这类虚空中的观念、文化层次上的“解放”，也被大打折扣。
张欣的都市故事，曾一度呈现温馨的双性和解迹象，然而，读多了，我们又发现，她诉说的故事，从表层来看与残雪相反，在好看且好解的背后，又落入“坊间机械化制作”平面复制的陷阱，各个作品相类似的“双性和解”，几乎成为解除现代人情感、婚姻危机的通道，而白领丽人的成功无一例外地仰承男性欲望化的审视，这同纯粹女性化自恋写作情形一样，摆脱不了残酷现实的“欺骗游戏”，作为大众消费品形成另一类的世俗化“被看”。再者，张欣笔下写字楼里的现实氛围，总体来看，不过是一个点缀性的商业化舞台布景，当都市化在中国并未形成主流生活场景时，一经批量生产，则其所指的女性“解放”成为极有限度的“解放”，同样浸润着一丝不识人间烟火的气息。
目前的市场化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言说，正面临被女作家们搁置的危险，这并不正常。非知识女性特别是农村妇女，新中国由上而下赐予了她们“解放”的外在身份，但她们在文化场中被动缺席的角色仍先天注定。在池莉笔下，“河”这类母亲在辛苦劳作背后，是身心双重的耗空。从一定意义上说，享受到“男女都一样”这种“解放”待遇的新中国平民妇女还有更多的难言之隐，竟是说不出的，一方面是她们不善文学表达，一方面是她们没有勇气言说，更可悲的是她们没有具备言说的意识，在那里，默默生息着女性审美的另一巨大空间。
实在有些可惜，20世纪如丁玲、罗淑之类真正有心注目底层女性的生存苦难的女性作家还太少。限于中上层的生存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中国女作家大有被文化精英主义无形吞没的危险。不必说，冯沅君后来干脆埋首书斋，杨绛于“万人丛中隐身”等等，连新时期作家中平民意识较强烈的女作家如池莉，也在当今的市场化潮流中难以自持，其新作《小姐你早》[4]，用女性寓言隐喻精心预设了几个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女性复仇变心男人的故事，虽从一个方面真实揭露了现代都市社会的一个断面，但仔细起来，这一文本又到底染上了知识女性自恋色彩。单纯的复仇行为，难免大煞风景，既无助于白三改们的自省、王自力们的自惭，更对合理的性别文化建构意义不大，客观上已类同小报故事的绝妙素材或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艾月的美色糖衣炮弹，与小保姆的行为实质何尝不是如出一辙？惟一不同的是卖身的等级有别罢了。何以前者就值得同情，后者理当为人诟骂？而小保姆如何言说，小说似乎不屑于交待。说到底这还是归因于社会人为划分了女性生存等级的宿命。高贵的城里人与卑贱的乡下人被并不人道的户口制屏障遮挡之后，竟至于使城里人“高贵”和乡下人“卑贱”顺理成章，成为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习以为常。女作家也不例外。在女性文学领域，能用文学审美表达世界的，绝大多数是都市知识女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不争的事实”正是“解放”尚贻留的破绽之一。
至于旧中国社会里的女性，求“解放”还是众多女性第一层的任务，写作只是少数智识精英的事，现代女性意识影响所及极为有限。识文断字的“解放”与咬文嚼字的“解放”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里的话题，不说也罢。
“文化”一词，广义的解释是指人的一切活动成果的总结，是指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也就是说，人类文化样态是丰富多彩的，由此考察女性文学与文化，可知女性文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理应是一剂促成人类文化完形的催化剂；人类离不开文学的滋润，文化也离不开文学审美的牵引，现代性女性文学因其对父权传统敏感而尤其致力于审美意义上的理想文化建设。然而，人类发展的历史斑驳陆离，由此导致人类的文化样态也光怪陆离，不乏异化因子。20世纪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在揭开人类历史中夹杂在阶级、民族中的性别方面的畸形文化因子之后，接下来应该是如何把握自身发展的文化生态平衡。
然而，文化的历史性滚动，使它的内质如滚雪球一样庞大，再庞大，这样一来，现代性女性文学要求剔除内化其中的不自觉的病态文化定势，难度就极大。诸如张洁女性的“需求的实现”，王安忆女性的“欲望的追求”等有一定力度的女性文学运作，依然不足以改写或淡出男性交流文化中心背景；更不用说冰心、冯沅君等人是在世纪初从事社会、文化性别身份还较模糊的女性写作，只是初步表明了20世纪女性写作的一种促成女性参与社会和书面写作的叙述姿态，显示出女性审美之思对男性主流文化规定的女性生存范式不无质疑。
培育文化场中的完全人格的氛围，是现代性女性审美的天然职责。原因是现代性女性文学因尤其敏感于文化、性别发展的不公平，所以更有一种追求健全的人的自觉。目前一边倒的城市化的女性文学把城市和城市女人写到了极致，却有意无意地拱手相让了女性文学天空的另一角——对乡村女人的审美，留下一个与现代性强调平等、公平格格不入的文化暗角。在那里，传统文化中的怪胎因为现代性女性文学的缺漏而将发霉的触须到处伸展，四处蔓延，男性笔下变形的乡村女人形象即其表征。实际上，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乡村女性是有着更酸涩、被动、无奈的历史图景的，30年代的萧红《生死场》等曾有过生动写照。但反而在20世纪中后叶，女性文学竟未出现有力度的、切实的、全面的、有开掘性的成果。徐坤写到乡村生活时就显出弱势，她的《女娲》因作者对农村传统礼节秩序文化根源缺乏感性认识，竟有图解历史和现实的硬造痕迹，有明显的理念化色彩，即有图解女权理论模式之嫌（当然，她的女性知识分子视角反讽男权社会之作，非常精彩，这已为众所公认）。一些下过乡的知青女作家，对乡村生活也有过不少文字，但毕竟她们更像乡村看客，因潜在的城市文化优越在这些城市人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由城乡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为的城乡社会的不平等，从而蒙住了创作主体本来应该不可缺少的现代审美眼光。
禹燕的《乡村女人与城市女人——女性形象的文化批评》一文敏锐地指出了文学发展中男女作家塑造女人形象时鲜明的城乡差异，只可惜她仅仅将这一奇特现象视为女性文学的胜利，没能进一步反思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自身发展已折翼的悲哀。足见不察女性文学精英主义误区的隐忧所在。
三、精英主义的形成原因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现实表明：精英主义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单纯强调建设女性文化，而这只是女性文学审美“现代性”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
无庸置疑，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已经用自己的创作成就确立了迥异于以往的文学身份，诸如发现女性自己，在文学书写中创造现实文化等等，一如众所周知的，盛英等人的工作，已经向人们较为详尽地展示了尘封在20世纪历史中的女性写作情形。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否真的是以十分醒目的、健全发展的“现代性”来终结古代女性文学的呢？其“相异于古老传统而确立了自己”是否是一蹴而就的呢？女性文学对于现代汉语特别是现代文化的发展，究竟有何特殊的意义？这些都还不见有人做出有足够说服力的回答。《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限于寻绎资料，描述文学现象的史的框架，几乎还无暇涉足这些难题，而结论“研究女性文学，其意在于建设和发展女性文化，谓之‘为了女性’”，倒似乎有明显的不妥之处。近年来刘思谦等人的努力探索，流露出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端倪，如其探询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以此构建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用心良苦。可是她的理论基点：女性人文主义理想，则同前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强调女性文学目的在于建设女性文化的观点一样，也似乎有些偏失，并与其良好的初衷相违。
种种拘于女性性别一隅的女性文学结论，在表面的合理背后都隐含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即把女性文化理想化。事实上，女性文化在历史、现实甚至在未来的运动中，它都与男性文化创造一样有其不堪审视的因素，并不值得绝对信赖。应该说，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中，“现代性”因其本质即变革，属于永远的未完成，所以，这表明“现代性”女性文学决非意味另树一个所谓的性别文化中心，相反，是以结束和消解以往未免畸形的性别文化权威价值体系为出发点的变革行为，是从女性审美角度锻造现代人的心灵和行为世界，使健全的人的“公民”意识成为现代人的日常自觉，日积月累之后，进入全人类的完形文化良性循环，这才是女性文学的真正目的。对女性文化的审美强调，旨在唤醒历史和现实女性群落中的女性性别文化自信；对女性文化的格外青睐，只是促进女性文学现代性发展的手段，而决不是目的。概要说来：
首先，女性文学最直截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创造女性性别文化，而是唤醒全民注意历史和现实性别文化的残缺，参与全人类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实践。人类的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女性文学既为文学，它首先面对的是女性自身的生存文化场景，而女性自身生存文化场景是与大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事实上，女性文学及其批评一旦以倡导女性文化为出发点，为价值目标，就很容易在操作中导致性别意识的片面性和偏激情绪。毕竟，女性久受压抑与长期变形的生存历史，使她们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怨怼，以致当20世纪的文化舞台允许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一度以高声嚷嚷取代平心静气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方式。只是作为理论引导，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承担自己更深层更睿智的职责，不能无原则地一味跟在创作实践后面凑趣。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中俯拾即是的女强人和小男人形象，或许就有偏激理论误植的不正常成份。另外，在谋生还是绝大多数人的首要生存选择需要时，文字向来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文学这种具备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构成形态的上层建筑文化，在一定阶段里还决不是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从平民角度来说，文学有时无非是侈谈，“是不人不鬼的语言”。要不，30年代，瞿秋白等人就曾立志创立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把话文的距离缩小到最小甚至零”的新语言，正是基于中国国情，出于文学的可行性与否的考虑。当然，其欲消灭汉字的偏激行为并不可取，但是他们关于现代汉语应该面向民间的思路，在今天仍不无警示意义。我们思考女性文学如何在障碍重重的现实社会中突围，使性别文化乃至所有文化完形，同样得树立一种基于实践的可行立场。
其次，女性文化本身精芜杂陈。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之前，单纯的女性解放运动是难有作为的，有时甚至是跛脚的。其所营建的所谓女性文化，因女性作为“公民”的品性还没有打下民间根基，还因为全社会“公民”文化的健全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所以从中滋长的女性文化跟男性文化一样，必然良莠不齐。也就是说，女性在文学书写中创造的文化，虽然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但由女性所创造的文化，因其免不了要受“传统”怪魔的下意识的作用，从而总是包含一些不健全的因素，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男性强势文化历史已经设下的陷阱。比如：现代性女性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用“传统”中的“渣滓”来作武器反传统，其间“饥不择食”“口不择言”“笔不择字”的情形屡见不鲜。冰心独特的“个人化社会经验”就并不见得适合大众女性的实际，她的现代妇德在一定意义上倒是给父权文化中心社会更苛刻地规范女性，提供了一些口实，如有不少人就把“家庭问题”“离婚多”等现象发生的根源，全归咎于妇女运动。此外，庐隐的“哲学病”，张爱玲的“婚姻苍凉”等，也无不折射出从父权文化传统中来的不新不旧的特质，其复杂性不言而喻。
最后，人的现代化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现代性女性文学的发展是与现代社会打破政治、文化、经济等发展中的不公正，特别是与纠正性别文化发展的不公平、不公正同步进行的，因此，它有极为直截了当的意图：在女性文学的熏陶中养成全民作为健全的人之“公民”意识。原因是：“公民”内涵，包含个体和整体多重因素，体现着双性共相的特质，特别是它以消除不公，提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拥有与生俱来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等现代观念和意识为行动指南，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和现代社会制度同途。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立人”的立场，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遗憾的是，就20世纪而言，人的“公民”意识并没有被全社会接纳并自觉奉行，先觉者关于人的现代化建设的种种努力，大都有鲁迅无物之阵的悲哀。女性人文主义同人文主义一样，其本身立意偏重精英，侧重于形而上，所以只是作为全社会各层面的一种朦胧的理想，谁都可以暂时借用而不具备长效的可操作性。正如90年代一度沸沸扬扬的人文精神讨论，在面临以生存竞争为第一要务的市场时，发生在知识分子圈内的这一动作本身就有堂吉诃德式的讽刺意味。事实上，虚弱的人文良心机制敌不过俗世暴利的诱惑。因此，我们认为现代“公民”责任和利益双重兼顾的约束力倒恰恰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可以自动规范现实中人。在21世纪，倡导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养成，应成为当务之急，它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中不可省略的一个过程。公民正是打造健全的个人最基础的部分。
具体说来，在世纪之交的契机下，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确立女性人文主义立场，立意自然不错，可是，人文主义侧重在哲学层面影响大众，对于高等教育程度还不高的中国国情民心来说，的确不具备感召力。而对全民提倡“公民”身份的养成，提倡“公民”义务，则使个人接受多方面的素质教育成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且“公民”一词本身就被很多实实在在的“现代”规范涵括，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层面的要求，也蕴含些微理想期待成分。说及“公民”则意味一方面是责任，另一方面是“利益”，这是“人”的本质的双重实现。所以，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里，女性文学第一步要做的工作，与其说超越现实奢谈人文主义，不如从揭开民众的现实生存困境之谜切入，从民间现实出发，使人人都于不知不觉中养成现代公民意识，确立作为现代个人的公民身份，不断完善中的公民意识，给一代一代的普通民众带来的将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感性和理性空间，既批判传统，又活化传统，更创造更新的现代性文化传统。只是，这一过程会十分漫长，也许永无终结之时。但这一过程，因“公民”内涵的人道正义本质，决定其伴随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运作，故决不是先觉者在居高临下的训导中即可完成的。可惜，20世纪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事实上已偏重居高临下的精英一边。
反观历史，我们中国人的日子一向过得十分艰窘，有尊严地好好活着，一直是个体中国人追求的目标。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拮据、贫瘠，使普通民众无暇养成良好、优雅的人文氛围，惟有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老百姓似乎才稍稍改变了一些困厄的生存状况。有意味的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刚刚摆脱了温饱问题的老百姓们，其中就有一些先觉者开始尝到民主议事的“公民”身份甜头，模糊地感到“后现代文化解构立场”（姑且借用这一亦有精英主义嫌疑的术语，说明人们在现时自发产生的文化进步要求）立足于现代性来消解权威，有助于确立人类更合理的生存文明。甚至意识到，在信息共享的社会里，权力、等级必须受到牵制，在消解父权文化权威中心和不平等价值观念体系的同时，人们开始明白生存的真谛，懂得建立更顺乎民意、更合乎人性的公民价值体系确有必要，这是在现时中国养成民众公民身份的好的兆头，好的开端。因此，强调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审美传统克服精英主义，指向民间，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
总之，当民众还处在为谋生而挣扎的基本生命形态时，人们对于生命层次的高级要求总是无从主动谈起的。在为生存权而努力的阶段，先觉者振臂一呼之后，接下来所碰到的情形决不是应者云集，相反是漠不关心，甚至有所抵触。当然，借助政治手段，像新中国妇女在新社会里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外在的平等，那又另当别论。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往往具有人为强加的因素；文化则有“顽固不化”的根性，以松散无序的方式左右人的思想、行为等。在人的发展中的这一悖论面前，人文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难成气候的命运，就是因为误入精英主义的羊肠小道之故，或为政治播弄，或为市场裹挟。这已是每一个认真思考着中国人文出路的人都不得不无奈地承认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变化，诸如“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行动”、“素质教育工程”等等，已经为我们展示了确立公民身份的希望以及一定的现实基础。在这种形势下的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奉行建设性的文化策略，立足现实，牵引历史与未来两极，则不无可行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中，毕淑敏、池莉、方方等人的创作，从整体上说，将文学“个人的社会经验”和“社群共同体的意义和实质”相结合，既解构历史、现实，又内含健全现实文化的希冀，多少代表了现代性女性文学的未来的发展走向。事实是：在前现代性已被人类自己淘汰，现代性业已暴露出本质上的缺陷时，超越现代性将是必然的和不可迟疑的了。人由征服、统治、摧毁、剥削“对象”的主体，改变成与“对象”“关系”中的主体，这无论如何都是人类本身的一大进步，是人性的又一伟大转折和了不起的胜利。基于女性历史身份属于被动的“对象”，所以，致力于女性文学的人更应该是文化平等意识的自觉者，并将“公民”意识流注于其女性审美想象中，作完形文化填空。
因此，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的关键是解构现成文化，参与和充实现实文化的创造，并在不断克服女性文化可能发生的局限性中建构人类连绵不绝的完形文化双性构成传统。
四、精英主义误区的出现表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具有过渡状态的时代特性 女性文学的贵族化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主要趋势，它是与人类的现代性追求格格不入的，如古代才女文学的形成本身就是父权文化对女性规范由单纯的德向德、色、艺俱全的更高期望。女性是根本无所谓人格自由可言的，因而才女们的知书达礼这一幸运，反倒是一种更深沉的悲哀，因为有知有识的女性，受男性文化传统教育的灌输更彻底，受其影响更深刻，她们受封建礼教的毒害的机率也就较平民女性更高。在一定程度上说，古代女性文学传统与平民的隔膜，是在无形中保存了平民女性生命的鲜活成份。相对而言，村妇们是以最具功利目的的生存状态——劳作，为生存本身而拼命劳作，这样有了“人”的些微价值，当然这一丝儿“人”的气息是不自觉的被动的。而高门巨族的才女们呢？虽无衣食之忧，但说白了，她们于不知不觉中受的传统文化流毒更甚，恰似困在笼中的“金丝雀”，不用自觅衣食，却有一丝被把玩、点缀的观赏意味。
由此看来，古代女性文学与20世纪现代性女性文学都与平民大众或深或浅有所疏离。前者的脱离民众，使平民女性自身还有客观存在的侥幸成份，古代文学审美贵族化众所周知；后者的精英主义误区，则难以察觉，其与平民女性的隔膜无形中造成了相互之间的戕害，既无益于先觉女性生命的升华，也无助于唤醒庞大的感性生存着的群体女性生命。
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之所以向着后现代的解构文化的立场转向，恰恰是在有意无意中扭转了它从前较为偏狭的性别政治和自然性别视角，使审美现代性不致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期望更加深入大众社会。关于女性文学内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西方开始有所涉及，如已触及到黑人女性文学、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女性文学等边缘女性文学现象。事实上，文化是特别具备了包容性的，它涵括了人的一切所思所为，无所谓高下等级，不所谓好坏差异。而文学的审美要求强调完形文化，这导致了文学审美想象与文化现实样态之间的矛盾，而先觉这一点的自然是智识精英层。但对智识阶层赋予精英角色，这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暂且现象，是在人人都成为书本知识的拥有者这样的社会条件尚不具备之时出现的不公平结果。有意思的是，这里涉及到探讨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公平问题，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是人们在思考知识精英和民间智慧时不可回避的盲点之一。具体涉及到女性文学，当我们思考它时，则必需明确：在知识、权力、话语的分配不公情形中，已有历来如此的惯性，它既出现在性别之间，也发生在阶级、民族之间，甚至发生在性别、阶级、民族内部之间。说到底精英只不过是大众的代言人，而在何种程度上代言，大众是无法把握的，这其中的错位自然导致了精英主义强奸民意的后果。
女性文学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点缀性的次级文化形态？在其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必然要出现精英主义？是谁规定了长期以来纯文学的拥有者只是少数精英？大众女性的文化声音是否真的只是如书写中所言？女性文学“女性—公民”追求如何切近民间，深入各色人群中，以致有朝一日真的无需特别提出“女性”？等等。对人类文化进化中的“天问”，激发起我们对女性文学何为的探究热情。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疑惑，我们必须回到人本，发现女性作为“人”主体，无论如何都是处于“对象”“关系”中的，不可孤立存在。“睁了眼看”女性文学，无论种族、制度、阶级等有着什么样的差异，无论女性置身文化的中心抑或边缘，女性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维面，无非是要以建设性的文化创造维系着全人类文化完形的目标。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尽管已经摆脱被束之深闺的命运，在被打上现代性印记后第一次在文学历史上集体亮相，但不幸的是，如前所述，它也恰恰摆脱不了新文学发展中的宿命——精英主义：不论是在“男女不一样”的20世纪上半叶，还是在“男女都一样”的下半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并未实现在文化深层面上的“解放”；尤其是中国非知识女性，并未广泛树立全面发展意义上的人的“公民”角色意识。也就是说，包括女性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并未完成思想文化上的“人的解放”或“人的现代化”的任务。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情结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具体就女性文学而言，原因在于：
首先，运作女性文学的主体自身现代身份不确定，一旦受到来自中外两种文化传统力量的夹击时，势必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战，结果使她们还无暇自省。历来书本知识的垄断者，都是少数。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负面惯性与随现代教育而来的西方文化两股力量互相较量，已从世纪初持续到世纪末。这其中仍然是知识的拥有者取得了书写、甚至改写历史、虚构历史的资格，少数精英把持了社会的文化景观。在民众的受教权、工作权、参政权、自决权等还处于被动赐予的状态时，文字作为语言的替代物，不过是文字，而一旦面向大众，免不了对牛弹琴的悲哀。一方面是精神界精英们在策划如何改变女性受歧视的现状，一方面是女性自己极愿意用捷径换来世俗的幸福；一方面是文化精英们大声疾呼还女性文化创造的权利，一方面女性自己津津乐道于用文字制造空中楼阁，反把女性圈住，成为畸形文化较量中的被看的一方，自己先败下阵来。如《海滨故人》里“知识误我”的哲学病与“读书自苦”的感喟、《旅行》中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直至当代“小女人散文”、美女写作弥漫的贵族气息、知青作品的撒娇诉苦等等。由于女性审美想象主体的社会文化身份不确定，所以，在谋生还是绝大多数女性第一需要时，大众总是难以苟同那些无病呻吟的言情之作、深宅高门的无聊故事的（仅仅是作为娱乐消费）。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类作品与这类文人因早早地抢占了文化显要位置，在金钱和文化权威的指挥棒下，又恰恰是最吃得开的，正遍地开花，这是处在最外围的一层也是最显在的一层文化生产的不公平。
其次，20世纪现代娜拉出走之后自己的问题成堆，谋生、谋爱的两难困境，致使她们还来不及从容环顾各色层面的女性生存境况。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向来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生大问题，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使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极大，而与此同时形成的不同的精神领域，不同的价值取向，按理其间本无所谓高下之分，但由于持有话语权的不是物质贫瘠的民间，因而在文化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中出现了又一处在中间环节的不公平。“我手写我心”，无可非议，但跳出来看，不难发现，女性创作中浪漫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知识女性话语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生存方式，并不见得是真实的女性代言，至少并不十分切合民间女性。然而，女性的众声喧哗中，最卖座的最响亮的还是智识阶层的“雅音”。原因在于她们掌握了话语权。
社会阶层的分化无时无处不在。布劳代尔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人们为改善生存状态所做的不断突破物质和精神的历史局限性的努力，这是有道理的。杨沐的《千条线一根针》，就用近乎黑色幽默的技法向我们说明了社会生存环境的等级差异导致的文化鸿沟、人生异态、情感冲突。教授的女儿黄茜与来自平民（乡村）尽管经过个人努力也成了知识分子一员的农家子常伟，在意气冲动下结合，但从一开始这就定下了该婚姻平庸的基调，日后的文化分歧在所难免。而华、黄教授夫妇赖于他们的成熟、世俗，早就对女儿婚姻不幸有所预见，这预见实际上正是城乡文化等级秩序从来如此的乔装面世。伴随城乡差异而生的、那厚重的挥之不去的“物质和精神的历史局限性”一向公然地笼罩着中国人的生存之网。看来，做一个现代公民，创造一个平等生活的环境，竟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努力补的课。《千条线一根针》告诉我们：从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从有着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到可塑性极强的少年儿童，都是如此。方方的《风景》、池莉的《不谈爱情》等作品也给予了人们类似的启示。
最后，20世纪女性文学素无自觉的女性主义诗学引导，女性文学何为？圈内圈外的人恐怕都并不十分了然。这是女性文学发展与文学发展自身存在的不公平。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文学、文化学科，还是为时极短的事，甚至在今天，仍有人怀疑其学科存在的前提，这种不公仍旧象是理所当然。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诗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所能做的，也仅在于提醒女性，如何在实现了“勉强的解放”之后，以更主动的健康的姿态，纠正现实文化中性别文化的偏差，从而置身于人的现代化的努力中，实现双性彻底的解放。只此一个任务，就足见女性文学不同凡响的使命。
从西方现代性已暴露出致命缺陷的世纪之交来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不难发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只是在政治、文化、性别、社会等方面的夹缝中微露出一缕缕现代性光芒，远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深入人心的成熟的现代性女性文学传统，更无法像长期的封建强势文化所曾有过的辉煌那样，以强大的文化冲击力来震撼全社会，化入全民的思想意识深处，历久弥深。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努力，还远没达到足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所有层面的人的时候，还处在一种双重过渡状态：既要摆脱前现代性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愚昧落后因素，追求现代性；又要避免现代性过程中业已出现的弊端——以掠夺、毁灭、对抗为主不计后果的文化生存方式，超越现代性。当然，这么说倒并不意味着苛求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而只是因时机尚不成熟，过渡状态成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必经过程。目前的问题在于，对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置其潜在的误区——精英主义而不顾。因为，现代性既然作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难点，不可回避，且现代性实在也是每一位在世纪之交思考着中国文学的人们不可绕过的难点，那么，毫不奇怪，由于20世纪中国民众生存处境和文化变迁的繁复，由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透出的现代性，也就自然是十分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了。简单一句“女性—人的觉醒”并不足以涵括女性审美现代性的全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女性创作与研究主体一时扮演着反传统的先锋角色，一时又以传统为依托，像一个未成熟的青年，承受着青春期的躁动压抑，承受着属于中国的现代性逻辑对人的控制和捉弄。在割掉了辫子、扔掉了裹脚布的中国文化生产和创造舞台上，女性所处的位置，竟是既有得也有失。何况，“传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永动的过程，具有不可小视的现实复活功能，并使其现实价值是那么暧昧不清[5]。政治、革命和文化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我们感觉到其中的悖论，但缺乏准确清理它的理性武器。但可以肯定地说，进退两难的现代娜拉们，在饱受尴尬、迷失之苦的同时，也享受到自我角色认识之后的欣喜若狂。
本文强调女性审美想象从“女性—人”的朦胧天国回到“女性—公民”的真实大地，这是现代性女性文学走出精英主义误区的第一步，也是“女性解放”避免被“人的解放”宏大主题遮蔽的文化策略之一。现代娜拉莎菲、梦珂四处碰壁，在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当代“娜拉”或为异化政治的祭品，如那些政治婚姻者；或为市场社会中的“包二奶”自愿沦为笼中鸟，这类负面情况已经提示我们，到了该理清“人的解放与女性解放”的逻辑思路的时候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名言道出了谜面，其潜台词应该还有：“没有解放自己和个人的解放也决不会是人类的解放！”21世纪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应该还具备更完善的形态。塑造“女性—公民”正是女性文学的任务。强调女性文学的“女性—人”观念，与突出女性文学的“女性—公民”意识，表面看来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国情下，提倡“女性—公民”意识更具可行性和实现双性理想人格的必要性。
五、余论
当行文至此之际，我们还得补充说明以下几点：1)本文的立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肯定20世纪女性文学所有创作和研究成就，精英主义误区的出现只是女性文学的先行者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我们不可苛责其实际的文化创造意义。2)为了使20世纪中国现代性女性文学传统更臻完善，使女性文学在人类文化建设中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我们又必须及时指出：“以理筑道，以美代德”，女性审美想象对既存文化现实中的畸态说不，但决非简单地说不；女性文学的文化审美立场，应该是潜移默化中进入大众文化规范，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惺惺相惜。3)女性文学现代性传统是一个永动发展的过程，每一时代都会添加新的有活力的时代“现代性”内容，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女性—公民”的开放的实践姿态。4)本文强调文学的文化研究，而有人正担心文学的文化研究会掉进泛文化批评的陷阱，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担忧。文学批评的审美特性是可以保证它决不成为文化的附庸，而只会是忠实地履行其过渡文化的职责的。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使二者无法脱节，如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样彼此不会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也决不相互取代，吞没对方。何况，女性文学与生俱来便被打上文化的遗痕，二者关系非同寻常。既然如此，女性文学的文化批评自有其独特的美学格调，舍此则无法使女性文学将“个人的社会经验”与“社群共同体的意义实质”有机统一，实现其人类意识深层面上的人际（自然也包括性际）平等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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