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评论》反浪漫主义潮流探源——文学期刊与文化领导权之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丁堡论文,领导权论文,浪漫主义论文,之战论文,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4)04-0061-06 以诗歌为主要表达形式的浪漫主义潮流在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快速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以小说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现实主义潮流的崛起，这并不完全是文学思潮的自然更替或者主动拨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文化战争的结果。直至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英国文坛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在势力上已经逊位于散文。此时，“文学已经走下浪漫主义诗歌个体精英主义孤独激昂的山巅，转向小说中由社会语言与共有对话构成的公地”(Davis，2007：227)。这一变化与英国现代化过程的加速，尤其是资产阶级力量在这个时期的迅速崛起密不可分。 其实资产阶级对浪漫主义文化思想的抵制与反击并未等到维多利亚时代，而是在摄政时期它风头正劲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此时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浪漫主义文学对自己争夺领导权事业的巨大威胁。在土地贵族掌权时代，贵族乡绅与平民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亲和感，双方存在一种互惠式的“家长主义—服从的均衡”(汤普森，2002：64)，在对抗资产阶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的诸多问题上，他们形成了天然同盟。资产阶级掌权以来，随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劳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一面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关乎民生的核心利益领域展开全面改革，以缓解工人阶级阵营施加的压力，一面在文化领域推行巩固地位的策略，其中就包括继续执行由来已久的反浪漫化攻势。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治领导权以后，继续在文化领域推行压制湖畔派和“撒旦派”新老两波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策略。在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之间进行的这场文化战争中，文学期刊是一个重要的阵地。 二、《爱丁堡评论》的反浪漫主义文化基因 早在18世纪末期，托利党人所代表的土地贵族阶层在经济上已经失去了领导权，面对资产阶级咄咄逼人的姿态，他们仅靠依附王权而在政治上苦苦坚守势力地盘，此时悬而未决的主战场似乎就剩下文化领域了。文化与政治从来就密不可分，贵族阶层对此十分清楚，他们绝不会放过通过文化舆论巩固统治权和压制资产阶级的机会。资产阶级也必将在此地奋起反击。当然很多时候这种抵抗不需要从上而下的正式阶级战斗动员令，阶级成员个体在生活受到压制时便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局部范围内自发组织狙击行动。就文学而言，资产阶级在远离伦敦权力政治中心的地方找到了绝佳的突破口，那就是偏安英国北部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爱丁堡。 19世纪初期的托利党权倾一时，自1783年以来他们连续执政多年，垄断了从伦敦到爱丁堡等大城市的上层政治结构，对辉格党进行倾轧。1802年10月，3个在爱丁堡颇有名气的年轻人因为拥护辉格党而备受托利党官僚体制的排挤，他们一时兴起便创办了一本专论时事与文学的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或许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它将成为19世纪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会在英国的政界与文坛掀起不小的波澜。在1802年的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波主浪正席卷全国：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在短短5年内已印到第3版(再次扩充了“序言”)，风头一时无两；司各特发表了《苏格兰边境吟游诗集》；骚塞也发表了仿史诗《毁灭者塔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爱丁堡评论》在此时选择创刊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更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它的创刊号恰巧选择了骚塞这个浪漫派阵营(当时还无此说法)中的“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借以抨击那个群体：“此书(《塔拉巴》)作者所在那派诗人持有奇怪的学说，对于诗歌与批评的权威正统体系而言，他们是异见分子”(Jeffrey，1802：63)。此文由常任主编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亲自执笔，可见《爱丁堡评论》颇为重视抨击浪漫派这个文化议题。杰弗里此文立论思维绝佳，借用英文“establish”在宗教(国教)问题上的双关含义，使《爱丁堡评论》接续了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权威正统”谱系，而将浪漫派驱逐成“异见分子”。经过这番政治话语与姿态伪装，辉格党人已经成功潜入了贵族阶层的文化传统阵地，隐蔽在堑壕里调转枪口开始向浪漫主义文学开火，因为后者正是有利于稳固贵族阶层统治秩序的文化排头兵。浪漫主义在推动现代性事业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它“在审美和艺术领域推进和确立了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然而对19世纪尚处在抢班夺权时期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在乎的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必须打压浪漫主义文学，在意识形态角度来说是因为浪漫主义同时又“擎起了审美现代性的大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进行了强烈的审美批判”(张旭春，2001：127)。对资产阶级队伍来说，这显然无法接受。 《爱丁堡评论》在创办初期并未对外宣告党派倾向，它通过讨论政治经济学与道德智性的学术文章不动声色地向读者灌输政治热情与改革意愿。随着弗朗西斯·杰弗里在1808年10月撰文激烈抨击托利党内阁，其后隐藏的党派门户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托利党人毫不示弱，时任外交大臣的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迅速着手在1809年3月创立的《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上与之针锋相对。于是后面就有了大家熟知的《爱丁堡评论》对湖畔派诗人的穷追猛打，以及罗伯特·骚塞在《季刊评论》的勤勉还击，并于1813年被赏封为“桂冠诗人”。托利党人这次的反应非常迅速，因为他们已经驾轻就熟。此前，由于缺乏有力的舆论武器，托利党政府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被动。1788年就已在伦敦创刊的《分析评论》(Analytical Review)在政治与宗教事务上猛烈攻击托利党政府。囿于种种原因，托利党人直到1797年才创办《反雅各宾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与之对抗，次年又以“诽谤政府罪”为名取缔了前者，舆论颓势才终于得到了扭转。 在政治与宗教等核心舆论领域兵戎相见之后，两大阵营这次又将战场搬到了“高雅”的文化领域——浪漫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问题，学界向来颇有争议，殊难进行简单划分。在浪漫主义政治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卡尔·施密特指出浪漫主义在复辟与革命、保守与激进、美化与丑化等方面的复杂情形。施密特援用了泰纳对浪漫主义问题的政治历史解读，认为它的时代“始于18世纪”，在1789年“用革命暴力战胜皇权、贵族和教廷”，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却又“站在巷战中镇压工人阶级革命的那一方”(Schmitt，1986：12)。施密特意识到泰纳对法国浪漫主义的政治与阶级定性分析模式无法适用于整个欧洲多样化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他对浪漫主义隐含的现代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主体意识进行了批判，并称浪漫主义为“主体化的机缘论”(subjectified occasionalism)，但是他基本认同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内在政治联系，认为“(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浪漫主义的执行人，而浪漫主义成为自由中产阶级的审美”(Schmitt，1986：xxxvi，17)。施密特对政治浪漫主义做了比较彻底的分析与批判，在文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学界普遍将浪漫主义定性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现代性与进步作用的意识形态。然而，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施密特等众多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宏观角度进行抽象与升华的批评往往无法顾及具体情景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就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而言，它的执行人固然是资产阶级，但是它在政治领域起到的客观效果却并不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内在分裂恐怕不能简单地用“积极”或“消极”浪漫主义的标签来予以打发。如果说《爱丁堡评论》等英国资产阶级主流舆论在“消极”浪漫主义正值巅峰之时就掀起对它的批判、并且“积极”浪漫主义者亦随之对其进行讨伐尚可理解，那“积极”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就已饱受各方指责、在维多利亚时代又遭到资产阶级文化界愈演愈烈的清算又该作何解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吊诡的政治现象？英国浪漫主义运动阶级取向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这个政治历史假设出发：英国浪漫主义文化是贵族文化的重要阵地。 三、《爱丁堡评论》反浪漫主义行动的文化旨归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归入贵族文化的范畴，亦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排他性的固定关系，实际情况是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契合了当时英国土地贵族阶层的政治利益需求，客观上它在文化领域内为土地贵族阶层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英法两国在政治格局上联系密切。由于法国大革命血腥结果的连带效应，近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土地贵族阶层与国家政治文化精英们更加意识到巩固王权与守成既有改革成果的必要性。因此，在1783年-1830年之间的近半个世纪里(除1806年-1807年短暂间隔的辉格党联合内阁)，英国政坛均由更能稳固王权与守成国家局势的托利党把持(这和辉格党自身的分裂也有关系)，迎来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托利党政治势力垄断期。在这种历史情景下，浪漫主义文学的繁盛似乎可以被视为英国贵族阶层在目睹法国大革命恐慌之后用以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政治行动。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期向纵深推进，利益分配的不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更加准确地说，浪漫主义文学是英国反资产阶级社会情绪在文化领域内的一次汹涌回潮，而贵族阶层又乘机将浪漫主义为其所用，以此在文化领域内打压资产阶级，通过浪漫的诗歌对自我、自然与历史进行理想化与诗化处理，贬低资产阶级的工业化生产与城市化生活方式。在浪漫主义清新自然与热烈奔放诗歌的影响下，不计其数的英国臣民认同了这些文学理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价值观，他们组成了一个在情感上反对资产阶级的庞大阵营。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生地位虽各不相同，但他们基本都传承了牛桥(牛津、剑桥)的大学精神，即便济慈的中产家世出身较其他人更低微，且未接受过精英文化阶层的教育，他的诗歌理念与命题也基本是按照贵族传统文化内涵进行自觉建构的。此外，他在1819年9月22日的书信中用并非戏谑的口吻说自己是“贵族性情”(Keats，2002：281)。而19世纪的牛桥“堪称全欧洲最反动的贵族堡垒”，那里将自己垄断的古典文化作为“奢侈品”与“贵族象征”，为的是“培养高贵举止、浪漫气质，长期对抗世俗文化”(赵一凡，2009：584)。总体而言，浪漫主义表征的是贵族气质与精英文化。浪漫主义以女性作为重要突破口，以诗歌与小说的形式不断向广大的中产阶级女性读者传递浪漫情怀，使她们痴迷于充满贵族气息的生活方式，而厌弃自己“庸俗”的阶级身份(程巍，2009：16)。在维多利亚社会语境中，女性不仅相夫教子与操持家务，她们还被赋予了家庭道德监护者的角色，一旦她们的价值阵地被攻陷，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便会在内部遭到腐蚀。 报刊杂志上的口诛笔伐是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公开表述，毕竟只属于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士。更多时候，文化斗争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开的，它通过文学作品、通俗读物、礼仪手册、漫画、广告、标语甚至服饰等大众消费文化传达自身阶级的理念与旨趣，将斗争从政治领域引向审美范畴与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贵族阶层高雅与浪漫的生活方式使资产阶级的金钱与财富变得“庸俗”(vulgar)。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的开头部分中用复杂的心态探讨了“钱使人庸俗”这个命题：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忌讳提“钱”字，因为它听起来就有铜臭味(Gaskell，1998：27)。表面看来这是贫穷中产阶级仇恨富裕阶层的酸葡萄心理，内里透出的却是贵族阶层已经完成对中产阶级成功洗脑这个冷酷的事实。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早已欣然接受了贵族阶层的文化准则，转而将矛头指向自己所在的阶级，对其进行讥讽。贵族阶层利用文化阵地完美地分化了资产阶级，让他们离心背德，产生内耗。其实贵族文化对资产阶级的讥讽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他们讥讽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粗俗，而是通过讥讽资产阶级的粗俗来打击这个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程巍，2009：15)。财产与资本是资产阶级撼动贵族统治的战略武器，如今他们不少人在内心中却对这个武器丧失了信心。这对资产阶级队伍来说，问题很严重。 19世纪初期，贵族阶层在经济领域大权旁落，政治领域亦疲于应付，此时他们便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刻意培养绅士风度与高雅的生活趣味。贵族阶层把持了对“高雅”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定义，然后用它慢慢侵蚀资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与自信，收效巨大。在文学上他们也按照自己的利益标准编制“高雅文学”的正典，到了1869年马修·阿诺德还在贬斥中产阶级“非利士人”对高雅文学修养不感兴趣，“只顾追求物质利益”，并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的人生理想(阿诺德，2001：77—79)。在极度推崇希腊罗马文化的阿诺德看来，“非利士人”的品位明显是很不高雅的。阿诺德用心固然良苦，虽然阿诺德此举意在鞭策与教育中产阶级，为他们指明未来的救赎之路(陶家俊，2003：109)，但他此举也贬低与选择性地忽视了中产阶级为构建英国文学品味所做的努力。中产阶级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遵从了自己阶级阵营作为英国政坛在野党的行事方式，依托文学评论期刊的平台介入建构民族文化品味的过程，在文化领域取得话语权。他们通过消解贵族阶层的“高雅”品味而达到参与塑造民族文化品味的文化战略目标。摄政时代的反浪漫化运动就是一个成功的战例。 四、决胜未来：《爱丁堡评论》的文化塑形力 任何战争都是交战双方多层次与多回合的博弈，资产阶级本来就是攻方，一直都在谋划着打入敌人内部瓦解对方的策略。对于文化领导权制高点的争夺不仅关乎一时的成败，而且还可以决胜未来。在《爱丁堡评论》这个事件上，辉格党及其拥护者显然占据了先机，他们的文化反击策略十分奏效。《爱丁堡评论》走的是专业与高端的文化路线，文章均由苏格兰各学科领域的名家执笔，创办伊始就受到英国知识界的青睐，成为文学评论与品鉴的权威。它迅速蹿红的重要原因在于颠覆了当时文学评论传统中“兼收并蓄的客观立场”，以一贯秉承的辉格党品味以及苏格兰启蒙精神进行内容选择与裁剪(Wheatley，2002：1)。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爱丁堡评论》是英国文学评论界的绝对权威，在最初的鼎盛时期，它对文学界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成为文化精英们的必读之物。《布莱克伍德》杂志刊载了一封(或许假托)德国人写给英国友人的书信，说《爱丁堡评论》几乎拥有“神谕一般的权威”(Lauerwinkel，1817：674)，虽说理据未必确凿，且基本立场是抨击《爱丁堡评论》，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这本期刊在业内对手以及旁观者眼中(哪怕是想象性质)的巨大影响力。以《爱丁堡评论》为首的文学评论刊物控制了英国文学与文化舆论，“像罗马皇帝一样”独断专权，组建了自己的“文学帝国”，形成了文化领域内的“寡头政治”(Lauerwinkel，1817：672)。 《爱丁堡评论》的读者群遍及社会各阶层，包括牛津、剑桥的大学生以及伊顿公学等校的高年级学生，其中就有浪漫主义阵营中的拜伦和雪莱。年轻的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浸泡在《爱丁堡评论》对湖畔派猛烈而持续的批评氛围中，创作理念受到了它的深远影响，于是产生了规避湖畔派浪漫主义的观念以及寻找诗歌新突破的动力。有批评家指出，拜伦与雪莱这两位年轻浪漫主义诗人在19世纪初期写的那些诗篇政治诉求太过直接，“在诗歌领域这并非寻常之举”，原来它们的思想内容居然“是对《爱丁堡评论》创刊初期那几年刊物内容的惊人重复”(Butler，1995：139)。《爱丁堡评论》已经大大削弱了早期浪漫主义诗学理念对下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尽管无法完全左右年轻文学家的思想，无法在社会实践层面成为激进革命派从而肩负起政治使命，但拜伦和雪莱等人的审美思想却已经不再保守，成为当时的审美先锋派，济慈也和政治激进分子李·亨特相交甚密，以至于被托利党阵营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呼为“伦敦土腔派”(Cockney School)魁首。《布莱克伍德》及其同僚将济慈、雷诺兹(John Hamilton Reynolds)、康沃尔(Barry Cornwall)、史密斯(Horace Smith)、甚至雪莱和拜伦等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归入这个阵营，并“用湖畔派来攻击伦敦土腔派的田园牧歌”(Cox，1992：18，30)。托利党阵营的这一举动无异于宣示辉格党人文化反击战的胜利：湖畔派浪漫诗学理念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文学子嗣的掌控力，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发生了严重分化，内部已经产生了去(老派)浪漫化的冲动。除了“影响的焦虑”以及文学思潮的自然更新换代法则之外，恐怕更大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通过操纵文学批评话语在新老两代浪漫主义诗人中间打下了一枚思想的楔子，使年轻一代的诗人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湖畔派的诗学理念，自觉地开始了反浪漫化行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战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浪漫主义运动后半段的趋势与走向。 《爱丁堡评论》凭借自己一手造就的高端文化形象培养年轻一代对文学的崇高信念，在它的推动下，文学写作超越了作为谋生手段的物质层面，被提升为一种“优雅行为”(Butler，1995：138)，文学成为了具有崇高地位的文化资本。在此社会风气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大繁荣埋下了伏笔。《爱丁堡评论》继承了18世纪文学期刊提升读者品位(taste)的理想，充满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讨论。它的明智之处在于摆脱了历史的纠缠，将注意力尽量放在当代文坛。习惯的力量太过强大，要颠覆英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高雅”思想并非易事。《爱丁堡评论》采取了务实策略，即搁置英国文化中关于品位的历史渊源与争论，专注于批判当代文学气象，于是便有了它对湖畔派浪漫主义发起的猛烈阵地战。它不仅对贵族阶级的文化攻势起到了牵制作用，延缓与抵消了对手的文化侵蚀速度，还撼动了资产阶级的当代文化支柱，进而成功影响与塑造了英国文化品位的未来形态。《爱丁堡评论》是“在19世纪英国普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首要文化载体”(Fontana，1985：2)，同时还播散了政治经济学、商业社会与海外拓殖的思想，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教育过程施加了巨大影响。 《爱丁堡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英国19世纪前期的主流文化与文学评论话语，资产阶级不仅按照本阶级的兴味在审美意识形态上塑造了自己的孩子们，而且还切实地作用于贵族们在伊顿公学与牛桥的接班人身上，使其在不经意之间慢慢妥协或者部分接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托利党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陆续创办了《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1817)与《弗雷泽》(Fraser's Magazine，1830)等系列杂志进行反击，但影响力均未到及同等高度。《爱丁堡评论》及其他资产阶级阵线的期刊报纸在文学与文化领域内不断对年轻一代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18、19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英国人在成年后才会在价值观上摆脱父辈们对湖畔派浪漫主义的迷恋。待到维多利亚时代来临，他们正值盛年，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与海外拓殖的主力军，躬身践行了资产阶级的夙愿与理念。资产阶级多年前在浪漫主义文学战场上播下的种子，此时终于结出了果实。标签：浪漫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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