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存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6-0100-10
长久以来，社会和谐、社会信任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真实生活境界。中共十六大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明确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成为现时代我国社会进步的主题。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存在着高度社会信任的社会。民主用妥协与共识取代冲突与斗争，信任为民主搭建沟通和保障的平台。法治的实效建立在社会成员对法律体系给予信任的基础上。社会公正和公平更需要社会普遍的信任支撑。因此在民主、法治、公正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离不开信任，信任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的公平性，信任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信任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谐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社会信任就像社会关系的黏合剂一样，发挥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凝聚力作用，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他发展目标的关键。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稀缺资源，已被广泛认为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带动了社会的变迁。我国的传统社会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相对封闭、稳定，社会阶层之间和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比较缓慢。传统“熟人社会”建立了以个人经验因熟而悉为基础的人格信任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推动我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意味着新的社会文明形式的出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一种新事物还没有被完全熟悉就已经被更新换代。地域与社会阶层变得更加开放，人口流动速度较以往快速得多。“十里八乡”、“街坊邻居”的社区结构受到人口流动大潮所冲击，导致社会结构的规范体系、观念要素也不断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现代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快速流动的“生人社会”。社会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伦理学的范畴，延伸至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公共管理等综合领域。如何在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环境中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必须通过社会制度安排的介入来解决，这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
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再一次将“社会信任”提升到研究的焦点地位。信任因其具有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Simmel,1900; Luhmann,1979; Putnam,1993; Fukuyama,1995），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也与信任的社会作用的发现密切相关。社会资本的兴起，出于人们对制度分析范式和契约分析范式的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契约思想确立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旧的制度、习俗、心理和价值取向，对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传承关系。大卫·休谟（David Hume）、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都提出过在建立现代制度过程中重视传统、意识和文化的观点。帕特南从政治学宏观层面论述了社会资本，把它作为社会共享的公共物品。“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① 社会资本中的“文化说”派别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建立在社会或其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这样的信任也许根植于最小型、最基础的社会团体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家庭，也许可能存在于规模最大的国家，或是其他居于两者之间的大大小小的群体中。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②。 实质上，社会资本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网络派生出的各种社会资源。本文即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信任的问题。
一、社会信任的界定及其测量
最早关注“信任”的西方学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在其著作《货币哲学》中谈到信任是“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个人经验那样强或更强，则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支持下来”③。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是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信任是“一种以对他人能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或举止的期待或期望为取向的社会行为”④。以上两种定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将信任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关系基础。有了社会的普遍信任作基础，社会行为的规范性、社会结构的协调性以及社会运行的稳定性才能够得到保障。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为信任进行了分类，他认为信任应该区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
各种研究就社会信任的来源阐述了不同的观点。社会信任的一种来源是文化的积淀，这个地方享有普遍信任是出于这里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渊源中的民风诚信。⑤ 社会进化说赞成现代化的社会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⑥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信任是通过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而建立起来（Hardin,1996; Levi,1996; Sztompka,1999）。还有一些学者承认国家、政府权威性作用，认为社会信任是公民对政府绩效的反馈（Hart,1978; Knight,2000; Levi,1996; Offe,1999; cited in Jamal,2007）。也有一派学者重视个人经验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信任来自社会交往的美好经历（Bourdieu,1986；科尔曼，1988；Burt,1995）。
有研究认为，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团体格局形式，每个人从属于一个组织团体。他们的社会信任建立在这种社会格局之上，融入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精神和契约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信任以“关系”为本位，如费孝通所讲，“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上生长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中国式的社会信任（费孝通2006）。然而，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打破了中国式社会信任的社会结构基础。研究开始关注我国现代社会信任的产生渊源、类型及作用。
国际学术界大多采用“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要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来测量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其中，“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编码为“1”，“要越小心越好”编码为“0”。这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单一题目度量人们的社会信任的方法。Knack和Keefer（1997）使用该指标利用29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社会信任和投资之间的关系。Hooghe等（2009）使用该指标分析了欧洲各国社会信任和多种族的关系。Narayan（2001）用乌干达和加纳的数据检验了该指标，他特别推荐将其作为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的测量指标。Martin Aberg和Mikael Sandberg（2003）将该题目应用于社会资本与民主化的讨论中，结果不令人满意，他们在书中的结尾部分也提出了应该针对度量社会信任进行改进的提议。
我国的学者也尝试对社会信任进行研究。胡荣（2008b）研究社会信任的城乡差异时使用了13个项目，调查在2006年3月福建省厦门市本岛市区、同安农村、泉州安溪县城三地进行。此次包括城市市民、城乡过渡带居民、农村村民的数据生成了不同的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与一般的测量相同，包括“家庭成员、亲戚”等。不同之处在于，“一般朋友、邻居、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般熟人”在一个维度上，称为“一般信任因子”；“生产商、销售商、网友”在一个维度上，称为“弱关系人群信任因子”；而“领导同事信任因子”则包括“单位领导、单位同事”。⑦
林聚任等列出家庭成员、亲戚、同学、同事、领导、邻居、一般朋友、生意伙伴、不熟悉的人，要求受访人分别在1（低）—10（高）的量表中对这些人的信任度打分。对这9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是家庭成员、亲戚和同学在一个维度，被认为是情感型信任因子，反映特殊信任；领导、一般朋友、生意伙伴和不熟悉的人在一个维度，被认为是关系因子，反映社会信任。在测量社会信任方面，林聚任追加了一组题目，包括：“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您是否曾遇到过上当受骗的情况？”、“您曾被熟人坑骗过吗？”⑧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社会资本中社会信任的测量，主要有两种趋势。一种是使用宏观指标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方法的好处在于形式内容统一便于不同研究之间进行交流，但是不能体现“社会信任”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另一种测量方法是使用具体的关系建立一个综合测量指标，并根据研究目的进行个性化设计。这种测量方法能够体现构成社会信任的具体内涵，但是由于每个研究设计的测量指标包含不同的项目，不便于在研究之间进行社会信任总量的比较。本文采用宏观指标对我国民众的社会信任进行测量。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趋势分析（Trend Analysis） 为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信任水平及其变化，我们充分收集了1990—2010年多次横截面调查数据，并将利用趋势分析来考察社会信任的存量水平及其变化。
2.逻辑斯蒂回归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我们不仅关心改革以来社会信任的存量水平及其变化，还更关心社会信任在不同社会结构人群中的分布。这有助于识别社会中的“高信任者”和“低信任者”，以及寻找信任标签背后潜在的结构性根源。由于社会信任在测量水平上属于二分变量，因此本文将应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方法。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重在考察社会变迁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广泛采集了来自社会变迁不同阶段的多次调查数据（参见表1）。这些调查均由严格的学术机构设计并实施，因而提供了质量较好的有代表性的数据。此外，这些调查在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及解释变量的测量上，提供了基本一致的提问方式和较稳定的结构安排。
当然，上述一些调查数据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局限，这要求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慎重对待。具体来说，1990年和1995年两波“世界价值观调查”并非由严格的学术机构执行，其中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只调查了城市居民；2004年和2009年两波“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在社会信任的提问方式上略有不同；2010年“公共产品与政治支持调查”只调查了城市居民。
三、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水平及其变化
在社会信任被广泛认为日益重要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信任到底处于何种水平？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呈现何种变化趋势？这些问题近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心，甚至一度出现了所谓“中国到底是低信任国家，还是高信任国家”的争论。⑨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上属于“低信任国家”⑩，然而，自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以来的多次调查数据，均稳定地显示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不仅不低，甚至居于世界前列。图1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最近一次的调查数据，列举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可以发现，中国大陆52.3％的公众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一水平远高于同期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更远高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
注释：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波调查数据（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V）。调查问题为“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要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选项为“1.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0.要越小心越好”。
尽管当前很多学者逐渐认可了中国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仍然很少有研究深入探讨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动态变迁。一些早期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信任在1990—2002年间有较大幅度下降(11)，那么，社会信任在近十年的变化如何，是持续下降趋势还是有所恢复？表2列举了1990—2010年间一些全国性调查所测量的社会信任的水平。可以发现，1990年代的社会信任变化并不存在线性下降趋势，而是大概存在一个以2002年为中点的波谷的U型变化趋势。
SICS2004和SICS2009使用了“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视情况而定”三个选项，我们将“视情况而定”采取了视为缺失值的处理。
从1990—2002年，中国社会中的社会信任水平从60.3％下降至43.7％(12)，下降了约16.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很大。值得注意的是，从2003年起中国的社会信任转“降”为“升”，2003年全国49.0％的公众持“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看法，2007年增长到52.3％，2008年的两次调查结果尽管有较大差距，但均较2007年有所增长，最终2009年的全国性调查显示高达57.7％的社会信任水平。从2002年至2009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呈现了奇迹般的增长轨迹，这一阶段社会信任净增长高达14.0％，年增长率为4.05％，也就是说，平均每年约有4.05％的公众加入到“普遍信任”阵营中来。
尽管社会信任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如何有效地测量一个社会或者个体所持有的社会信任水平，仍然是一个学术难题。为了满足可比性和连续性的要求，本文采用了国际上最常用的社会信任测量题目，那么，从测量角度该题目在中国是否适用呢？表2提供了历年社会信任测量结果的标准误和CV值，相对而言，历次测量的标准误和CV值均很小，表明测量误差很小。更进一步，测量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如何呢？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信任的追踪调查数据，因而我们试图通过出生同期群分析（Birth Cohort Analysis）来检验社会信任指标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为此，我们基于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四次大样本全国性调查数据，构造了分5岁年龄、性别的出生同期群，并依次从出生最早男性、出生最早女性、出生次早男性、出生次早女性进行编码，编码后分别计算了各个出生同期群的平均社会信任，并呈现在图2中。考虑到早期出生同期群的样本量过少，均值估计的标准误较大，因而从样本量较大的1935—1939年出生男性同期群开始分析。根据图2，总体上，除个别出生同期群外，绝大多数出生同期群，在所有四个年份观测到的社会信任水平比较接近，且相比于其他出生同期群的社会信任排序也很稳定，这表明上述测量题目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图2 分5岁年龄、性别的出生同期群的社会信任
四、社会信任变化的原因探讨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信任没有大幅下降，反而呈现出以2002年为波谷的U型变化趋势，如何解释2002年后中国社会信任的逐步恢复呢？
图2恰好为我们从世代更替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信任的变化提供了依据。根据图2，我们可以将社会信任的变化分解为两个部分：由调查时间（Period）差异引起的时间效应和由出生同期群（Cohort）带来的同期群效应。前者反映了不同调查时点相应特征带来的截面效应，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化影响。从时间效应来看，从2002年至2008年，几乎所有出生同期群的社会信任均在提高，尤其在建国前出生和改革后出生的人们中增长得很快；从同期群效应来看，社会信任水平伴随着出生同期群的推移逐渐递减，出生越晚的人们越觉得“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出生于建国前的人们社会信任水平在0.6以上，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同期群的社会信任水平降低为0.5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人口其社会信任水平正在向0.4靠拢，这与马得勇基于2002年ABS数据的发现基本一致(13)。实际上美国学者也发现“婴儿潮”一代起来的人们比他们的长辈更不信任他人，而当前的年轻人是最不信任他人的群体。(14) 不同的是，尽管较晚出生的公众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低，但他们在从2002年至2008年的社会信任复苏中贡献很大，这可能源于这组人正在从青年期向壮年期过渡，伴随着事业、家庭和生活的成功，他们正在恢复其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当然要考察世代更替的长远影响还需采集时间序列更长的数据。
此外，一些更为重要的宏观因素是社会信任得以保持并增长的关键因素。首先，经济增长大局下的乐观主义情绪应该是社会信任赖以保持并有所增长的基础性根源。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保持着9％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在快速发展的经济格局下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益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保持着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稳定发展的良好预期，这在近来国内的多次调查数据中均有反映。(15)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促使人们对社会和他人持有信心，是社会信任的道德基础(16)，实际上，纵向调查数据表明几乎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在50—60年代最高，这无疑与这些国家处于社会上升期的国情密切相关。
其次，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是社会信任提高的另一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持续迎来数次影响重大的外部危机，如2003年“非典”、2007—2008年的“环球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图3显示，上述这些外部危机后的社会信任水平无一例外地有所上升，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带来了中国公众社会信任的急剧增长。这个发现并不奇怪，美国在“9·11”事件后社会信任也有显著增长。(17)
图3 社会信任的变化与重大共同危机
第三，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治理，是社会信任得以增长的功能性原因。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日益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同等重要价值，要求各级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公众尽可能提供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尤其是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强诸如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供给水平，在全社会构建社会安全网，这有助于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从而提高社会公众抵抗日益增长的社会风险的能力，更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18)，这都将作用于人们对他人信任程度的提高。众所周知，建立在福利国家基础上的北欧国家始终是社会信任最高的国家群。
五、社会信任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
上文讨论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信任的存量水平及变化，然而，对社会信任的充分认识还更进一步从微观层面考察社会信任在主要社会结构人群中的分布，这对于我们识别社会中的“高信任者”和“低信任者”，以及寻找信任标签背后潜在的结构性根源至关重要。本文利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对2002、2003、2007、2008、2010年社会信任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着重考察了社会信任在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城乡居住地等人群中的分布。
首先来考察人口学特征的影响。性别差异在所有年份与社会信任均没有显著的统计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之间在社会信任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此外，除2007年外，年龄均与社会信任统计相关。可以发现，年龄越大，其“信任”相对于“不信任”的发生比更高，年龄每增长一岁，其带来的发生比增长效应在各年度依次为0.02（2002）、0.01（2003）、0.02（2008）和0.01（2010）。如果不考虑只调查了城市样本的2010年数据，可以说年龄差异带来的社会信任发生比增长效应基本保持不变。
其次，城乡差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感兴趣居住在城乡不同生活情景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公众是否拥有不同水平的社会信任？2002年和2003年的数据均显示，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城镇居民社会信任的发生比仅为农村居民的61.9％（2002）和68.8％（2003），这与马得勇的发现一致。(19) 然而，城乡居民之间社会信任的差异在2007年以后就变得不再统计显著了。传统研究认为，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仍然持续着传统社会的社会连接方式，注重血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存在同质性群体内部的高度“粘连性信任”，而缺乏与群体外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城市化带来了人们生活环境、方式和观念的变化，人们日益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异质性群体之间的交易、联系和互惠变得更为重要，因而城市生活更容易产生“普遍信任”，然而中国的实证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尽管早期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高于城镇居民，但很快二者之间不再有显著差异。可能的解释是，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尤其是市场化、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加之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经历更为丰富，农村居民在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上日益与城镇居民接近所致。
最后，我们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受数据限制，本文主要考察了收入分层和教育分层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学术界通常认为，从个体层面而言，拥有较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人们，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较高，通常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Smith,1997:189(20); Patterson,1999(21)），这是因为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承担“信任他人”失败的风险和损失（尤斯拉纳，2006:114）。回归分析表明，相较而言，收入分层似乎在中国社会中，不是造成人们社会信任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收入五分组变量在所有年份均未对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反之，教育在塑造中国公众的社会信任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美国学者也发现“教育而不是收入”是美国社会中社会信任的主要决定因素(22)。尤斯拉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教育不仅仅反映社会地位的差异，还体现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差异，如信息获取、社会交往的增加等。我们发现，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存在一个伴随受教育程度变化的等级性分布，在除2003年之外的所有年份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社会信任最高，高中次之，初中及以下人群的社会信任水平最低。具体来说，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者为参照类，初中受教育人群总体上与之没有显著差异；而高中学历的社会信任发生比显著地高于前者，历年高中学历的社会信任发生比，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1.29、1.54、1.72和1.44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社会信任更高，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2.20、2.54、2.59和2.44(23) 倍。由此可见，教育对社会信任增长的贡献有日益强化的趋势，高中、大专及以上人群的发生比均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发现一定程度上也为上文中国近年来社会信任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利用1990年至2010年间12个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资料，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动态变迁。数据分析可以发现，1990年代我国公民的社会信任变化并不存在线性下降趋势，而是大概存在一个以2002年为中点的波谷的U型变化趋势。从2002年起至2009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呈现了奇迹般的增长轨迹，这一阶段社会信任观测值净增长高达14.0％，年增长率为4.05％。我国公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动态变化数据也证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是一个具有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国家。
为了进一步验证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了出生同期群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除个别出生同期群外，绝大多数出生同期群在所有四个年份观测到的社会信任水平比较接近，且相比于其他出生同期群的社会信任排序也很稳定，这完全可以表明，我们在历次调查中使用的社会信任测量题目产生的测量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本文初步探讨了我国公民社会信任水平，得以保持并增长的关键因素。从宏观角度看，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大局下的乐观主义情绪，应该是社会信任赖以保持并有所增长的基础性根源；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是社会信任提高的另一主要原因；中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治理，是社会信任得以增长的功能性原因。从数据分析显示的微观角度观察，由调查时间（Period）差异引起的时间效应和由出生同期群（Cohort）带来的同期群效应，是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
本文最后利用社会信任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着重考察了社会信任在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城乡居住地等人群中的分布，以探讨社会结构中不同个体社会信任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性别差异、收入水平差异对公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没有影响。年龄与社会信任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城乡居民之间社会信任的差异，在2007年以后就变得不再统计显著了。我们发现，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存在一个伴随受教育程度变化的等级性分布，在除2003年之外的所有年份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社会信任最高，高中次之，初中及以下人群的社会信任水平最低。这一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年来社会信任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微观基础。
总之，我国公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说明了在我国社会发生激烈转型的过程中，公民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社会关系的接纳与认同。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显然为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收稿日期：2011-09-01
注释：
①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② 法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婉容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③ 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79页。
④ 转引自董才生：《信任本质与类型的社会学阐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⑤ Jamal,Amaney.When Is Social Trust a Desirable Outcome? Examining Levels of Trust in the Arab World.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7,40 (11),pp1328-1349.
⑥ 
,Martin and Sandberg,Mikael.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sation:Roots of Trust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and Ukraine.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3,p27.
⑦ 胡荣、胡康：《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⑧ 林聚任：《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⑨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4页。
⑩ Fukuyama,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
(11) 王绍光：《民主四讲》，第124页；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6页。
(12) SICS2004测量的社会信任水平低于ABS2002，但考虑到前者问卷设计的差异，此处提供仅为参考。为了方便纵向比较，我们仍然以后者为准。
(13) 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第95—96页。
(14)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燕继荣审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158页。
(15) 杨明等：《1995—2004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数据报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2页。
(16)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7) 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第103页。
(18)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第109页。
(19) 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第73页。
(20) Smith,Tom W.“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97,26:170-196.
(21) Patterson,Orlando.“Trust and Democracy.”In Mark Warren,ed.,Democracy and Tru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2) Putnam,Robert D.“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1995,6:65-78.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第114页。
(23) 由于2010年PGS调查只调查了城市居民，因此本文区分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两个受教育程度类别。具体此处，2.437为“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发生比，大专学历的发生比为1.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