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赋论文,西汉论文,赋与论文,孔臧四论文,分途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汉孔臧，乃孔子第十一世孙，汉文帝九年嗣父爵为蓼侯，武帝元朔二年拜为太常，元朔三年坐事免。《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载录孔臧著作，今多不传，惟其四赋（《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二书（《与从弟书》、《与子琳书》）存于《孔丛子·连丛子》。《孔丛子》一向被视作伪书，后世对孔臧的四赋、二书多不敢据信。其实，前人所言，多出臆断，殊为失考。研究文学，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历史感不仅要求文学研究者最大限度地掌握具体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材料，而且还要求尽可能完整地把握出现某一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了解各方面的历史联系，尤其是当时的整个社会条件、时代气氛、物质与人文环境；并且，要首先关注支撑这种历史感存在的关键所在，即时间、空间、精神、物质等要素①。要研究孔臧及其四赋，必须结合其他史料，深入考察孔臧四赋可能产生的历史文化因素，钩稽其在当时文学发展中的历史联系与发展脉络，并深入挖掘其深层的文学价值。四赋主要以四言为主，认真考察其成篇时间、体制来源、发展轨迹及文学价值，对于探讨西汉初年四言诗体赋的形成、发展及创作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而深入辨析四言诗体赋与汉代诗、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把握汉初诗、赋发展的走向，尤其对寻绎西汉诗、赋分途的脉络，不无裨益。
孔臧四赋的真伪与创作时代
《孔丛子》的真伪问题尚无定谳，《连丛子》必然也受到学界怀疑，其中的孔臧赋自然不能幸免。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曾据出土甲骨考证，《孔丛子·论书》引逸《书》“维高宗报上甲微”与出土殷墟文字相合，并云《古本竹书纪年》之记载即本于此书②；《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又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资料一致。这证明《孔丛子》应当有可靠的材料来源；《连丛子》中的孔臧赋，恐亦非后人所能伪造。本文将由孔臧四赋的音韵考察入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孔臧处于西汉初年，其赋用韵当合先秦韵系。参照《诗经》、《楚辞》中的用韵规律，我们可以将孔臧各赋的用韵情况胪述于次。
《谏格虎赋》有七次换韵，第一组：原、峦、犴、还、欢，先秦皆在元部，“原”、“还”可在《诗经》中找到例证。第二组：固、虎、术，先秦固、虎在鱼部，术在物部，汉代微部、物部、先秦一致。我们当然不能以后世押韵情况断此处用韵有误，因为《诗经》中还有幽部与之部押韵的情况。王力《诗经韵读》就推测，也许上古有以声母押韵的办法。第三组：心、林、淫、吟、音、深、禁，先秦皆在侵部，《诗经》中皆有例证。第四组：丛、踪、从、锋、钟、东、忪、冲，这组用韵可首先排除魏晋的可能，因为踪、从、锋在魏晋属冬部，冲在魏晋为东部。先秦用韵，丛、踪、从、锋、钟、东、忪皆属东部，而冲属侵部，至魏晋才转属东部。据王力先生考察，《诗经》时代，侵部与冬部是合用的，《楚辞》还有东、冬合韵的情况③。孔臧此处用韵，是先秦的一种特殊用韵，还是其年幼误用，或者文字刊刻之误？汉代常因地方读音出现误用的情况，劳榦先生在《秥神祠碑的研究》中就认为，汉代用韵较宽，虽然有些收声的子音决不相混，但是个别字由于当地的读音收声不同，也会出现韵脚不同的情况④。用韵较为严格的魏晋，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孔臧此组用韵显然为先秦特殊用法。第五组：牙、家、华，《诗经》中皆属鱼部。第六组：迈、岁，《诗经》中同属月部，东汉时期，月部仍同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二字已入祭部。第七组：偕、宅、害，先秦偕属盍部，宅属铎部，害属月部。按照《诗经》用韵，盍、铎合韵，害与前两句不在一处，有可能不押韵，这也是《诗经》常见用法。第八组：政、廷、命，先秦皆属耕部。第九组：久、改，先秦皆属之部；魏晋时期，前者属幽部，后者属灰部。《谏格虎赋》的用韵，与先秦用韵完全一致，特别是第五组，东汉已转入歌部；第九组，只在先秦有这种用法。
《杨柳赋》中的用韵也完全符合先秦韵系。第一组：伤、凉、塘、长、杨、旁、苍，先秦皆属阳部。第二组：沈、吟、音、临、深，先秦皆属侵部。第三组：行、觞、章、王、纲、扬、荒、章、忘，先秦皆属阳部。第四组：生、宁、清、生、铭、情，先秦皆属耕部。第二组用韵已出现在《谏格虎赋》中，与《诗经》用法完全一致。
《鸮赋》共有五次用韵，第一组：居、隅、符、书、妖、渝；第二组：士、己；第三组：真、神、邻；第四组：求、修、畴、忧；第五组：逆、宅、剧。第一组情况比较复杂，在先秦，居、书属鱼部，隅、符、妖、渝属侯部。但是，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鱼部加入侯部的情况，如枚乘《七发》叶“注构”，扬雄《解嘲》叶“余傅渔侯驱”，这里用韵并未脱离汉代的用韵规律。其余各组都是先秦用法：第二组皆属之部，第三组皆属真部，第四组皆属幽部，第五组皆属铎部。《鸮赋》用韵与先秦用韵一致，出于西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蓼虫赋》共有五次换韵，第一组：还、园、藩，先秦皆属元部。第二组：荣、茎、螟、生，先秦皆属耕部。第三组：人、辛、人，先秦皆属真部。第四组：家、何，家在先秦属鱼部，何在先秦属歌部，汉代由于歌部范围改变，鱼部“家”转入歌部，孔臧此处用法与其时代相合。第五组：亡、殃，先秦皆属阳部。
孔臧四赋使用的音韵，与先秦用韵情况及汉代音韵变化规律完全一致。四赋用韵属先秦韵系，出于孔臧之手应无问题；其创作时代，应是距先秦不远的西汉初年。从《杨柳赋》、《鸮赋》、《蓼虫赋》所记杨柳、鸮、蓼虫皆园中所见自然小物且皆有“炎夏”、“季夏”推断，三赋应成篇于同年。《谏格虎赋》既然与三赋并列，并为其“幼时所作”，则与其他三赋成篇时间相同，因此我们可由《谏格虎赋》考察四赋的具体创作时间。本赋描写了一个“下国之君”沉湎于田猎而“不恤国事”的形象：其“手格猛虎，生缚
犴”，具有霸王扛鼎之力；在侯国内“辟四封以为薮，围境内以为林”，田猎归来，则“孟贲被发嗔目，蹂猾纷华。都邑百姓，莫不于迈，陈列路隅，咸称万岁”，虽为侯王却具有帝王的权威，气势非凡；此国君还傲慢地问皇帝派来的使者：“下国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问天子之格虎，岂有异术哉？”完全是一副藐视皇室的神态。孔臧《谏格虎赋》所写，可能为当时实事。
孔臧袭爵后，尤其幼时，必在其父封地蓼。《谏格虎赋》中的侯王自称“下国”，则赋中所记应为蓼所属之侯国。《史记索隐》称蓼“属六安”，《汉书·地理志》记载，六安，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复为衡山国，此前称淮南国，汉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王国维《汉郡考》也证实，汉初淮南包括庐江，九江、豫章三郡与江夏之半及六安国⑤。孔臧本赋中所描写的侯王，必为淮南王无疑。有人曾怀疑《谏格虎赋》记载的是梁孝王事，梁孝王虽“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但这是汉景帝时期的事情，且其必非能“手格猛虎”之人。从时间上来说，梁孝王与《谏格虎赋》之“下国之君”不符。
详细比较《汉书》与《谏格虎赋》的材料，与本赋所记情形相符者，应为淮南王刘长。《汉书》淮南王刘长本传称其“有材力，力扛鼎”，而“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薄昭也说他“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而刘长却“数逆天子之令，不顺”，故薄昭云其“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张苍等人则说他“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这与《谏格虎赋》中所写的情形完全一致：“辟四封以为薮，围境内以为林”即《汉书》“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咸称万岁”即“拟天子，擅为法令”；“手格猛虎，生缚犴”即“有材力，力扛鼎”；“孟贲被发嗔目”即“奋诸、贲（专渚、孟贲）之勇”等等。因此，孔臧赋中所记最有可能是自己耳闻目睹的属国淮南，且此跋扈之人也只能是淮南王刘长。孔臧敢于以赋讽谏，则应是刘长死后的事情。据史书记载，刘长死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刘安受封为淮南王，复淮南旧城，一改乃父好田猎之风，“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孔臧最有可能是为此有感而发，《谏格虎赋》当作于此年（前164）前后。因为四赋乃孔臧“幼时之作”，《释名·释长幼》曰：“幼，少也，言生日少也。”十五称“童”，二十曰“弱”。《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孔臧四赋必定创作于十岁“始学”之外、十五岁“称童”之内。笔者曾考证，孔臧生年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左右，由本年至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恰好不满十五岁⑥。孔臧四赋创作于本年，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孔臧四赋溯源
孔臧四赋用韵工整，产生时代较早，且创作于作者幼时，必应有踵武前代之事。察其来源，抵隙蹈罅，对于研究汉代诗、赋的发展与衍化，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汉赋导源于秦代杂赋，展开于汉初而繁盛于汉末，故《文心雕龙·诠赋》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章学诚曾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又曰：“赋者古诗之流……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⑦王夫之阐释《九辨》则称“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⑧。这充分证明赋体与《诗经》、《楚辞》及战国诸子都有一定的渊源。孔臧四赋亦然，且受《诗经》的影响最大。如《谏格虎赋》中的“牙、家、华”韵，显然即脱于《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鸮赋》中的“居、隅、符、书、妖、渝”韵，显然脱于《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等等。《谏格虎赋》中最后两句“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诲，请遂改之”，与《小雅·正月》“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的用韵方式完全相同，都是省略虚词押韵，是《诗经》中的一种特殊用韵形式。孔臧四赋，除《鸮赋》模仿贾谊《
鸟赋》外，《杨柳赋》、《蓼虫赋》都有《诗经》的来源。另外，《汉书·艺文志》将《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缀于“屈赋之属”，与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淮南小山等赋并列，可知二十篇孔臧赋在风格与特点上与西汉初期赋作相同，且形制与性质和屈原、贾谊等赋应大同小异。而《连丛子》云孔臧“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以其幼时之作也”，说明四赋与《汉书·艺文志》中的《太常蓼侯孔臧赋》来历、性质基本相同，确曾受到屈原、贾谊赋的影响。但四赋既为“幼时之作”，且未与二十篇赋同载于《艺文志》，二者文体风格或有所差异。《文心雕龙》曾将赋分为大、小两类，其中小赋即指描写“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之文，孔臧四赋见虎、鸮、杨柳、蓼虫而“触兴致情、因变取会”，确实符合小赋的特征。刘勰也认为小赋与大赋一样，皆导源于《诗经》与《楚辞》。
孔臧四赋还有荀子赋的影子。孔臧《鸮赋》、《杨柳赋》和《蓼虫赋》中的四言，较《谏格虎赋》为多，三赋规模与形制基本相同。《杨柳赋》、《蓼虫赋》中虽有五、六言，但却是为换韵所需，这样可以将三赋皆看做四言咏物诗体赋合并研究。四言咏物言志赋的产生，最早可追溯于荀子。荀子借鉴《诗经》的句式，创造了四言咏物赋体。汉初赋家继承了荀子自觉学习《诗经》的传统，将《诗经》中的四言句式大量应用于赋作之中。西汉贾谊启其端，孔臧、羊胜、刘安继其后，铺排繁缛，文采多有。徐复观先生将贾谊此类赋称为“楚辞体赋”，称孔臧《鸮赋》等赋为“新体诗赋”，并认为前者始于屈原，后者源于荀卿。《鸮赋》纯用四言，与《诗经》中的四言诗完全相同；从其语言风格、叙事结构与写作特点上看来，与贾谊的《鸟赋》极为接近。这说明孔臧的《鸮赋》等四言诗体赋并不是什么“新体诗赋”，而与屈、荀、贾赋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刘熙载《赋概》就认为：“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孔臧三赋，必然是对荀、屈赋的直接继承，贾谊赋则是孔臧赋与荀、屈赋发展阶段中的过渡形式。
孔臧封地蓼距梁地不远，必然受到当时盛行的藩国文学的影响。《谏格虎赋》采取了贾谊《鸟赋》的叙事结构，同时借助亡诸大夫与下国之君之口，委婉以讽，形近大赋，与其他三赋形式不同。《史记》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合称《天子游猎赋》，有人考证《谏格虎赋》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相似，并且应该早于后者。其实，《谏格虎赋》与《子虚赋》的不同还是很明显的，如《谏格虎赋》基本上是直接劝诫，《子虚赋》则是委婉而讽。从《谏格虎赋》到《子虚赋》，实际上也体现了赋作从直陈劝诫到委婉而讽的变化轨迹。这说明《谏格虎赋》应具有了汉大赋的某些特征。我们虽然不能确证司马相如曾模仿过《谏格虎赋》，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枚、马曾游吴、梁，此体式当时必已在吴、梁等藩国流传。孔臧的《谏格虎赋》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应该都是藩国文学的产物。西汉中央政府对文学、学术的重视要晚于地方藩国。汉承秦制，仍然实行嬴秦的“挟书律”与“妖言令”，至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妖言令”，议而未决，至高后元年始下诏除之，或者也由于高后之死而作罢。汉文帝二年，下诏除“诽谤、妖言罪”，大概很快在藩国实行了，这就为汉初藩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政治环境。但是，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关中地区，实际上并未完全废除秦制。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等众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大臣们尚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些人被黜后势必多汇聚在藩王们的周围，《史记·荆燕世家》载：“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干营陵侯泽。”吴王刘濞周围，也集聚了很多文士，严忌、枚乘亦曾游梁。梁孝王于汉文帝十二年由代徙梁，此后能赋之人，多聚梁地。藩国赋风必曾影响孔臧，其封地蓼，居淮南，文学尤盛。《盐铁论·晁错》记载：“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藩国诸子之学对孔臧的影响，可以想见。以上所论四言诗体赋或四言赋作者，所居地域大体在淮南周围。如孔臧在蓼，属淮南；刘安在淮南；羊胜在梁，近淮南。孔臧的四言诗体赋在以上作品中产生最早，这可以证实汉初四言诗体赋的兴起，与淮南等藩国文学不无关系。汉大赋实际上也首先萌发于藩国，汉景帝不好辞赋，梁孝王来朝，带来了以辞赋闻名的邹阳、枚乘和严忌等人，使司马相如“见而说之”，从游至梁，“与诸侯游士居”，潜心学习辞赋之学，不久便写就《子虚赋》，这种文体形式导源于诗体赋，也是有迹可循的。
孔臧四言诗体赋显然受到了《诗经》、《楚辞》与藩国文学的综合影响，这与汉赋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在流行铺张扬厉、长篇大赋的汉初，四言诗体赋以其形制短小与灵活自由，在汉代文体进程中承载了怎样的文学史价值，值得深入思考。
孔臧四赋之于西汉诗赋分途之意义
《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将赋体分为大、小两类，未免失之粗疏。我们今天习惯将赋分为诗体、骚体、散体（大赋）三类，然而处于汉初诗、赋进展关键时期的孔臧，诗、赋之别未必如此清晰。胡应麟称“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与先秦诗、赋的发展情况相比，汉代的诗、赋衍化必定有所不同。
先秦荀、屈及汉初赋家之作，诗、赋特性兼具，赋体中往往微协风义。刘安《离骚传序》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勰《辨骚》谓：“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故秦汉多以骚、赋归《诗》。《文心雕龙·宗经》“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之说无疑是有道理的。刘向认为“明不歌而颂”，王夫之则以为《楚辞》“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赋、骚之别，由此可见。而“诗”、“赋”称谓之别，则肇端于荀、宋，《诠赋》称“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虽然《诠赋》就此以为“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但就文体的纯粹性而言，二者文体意义上的完全分途不可能判然二析。荀子时代的赋体，只是初步具备了汉代赋体的一般特点，保留了浓厚的《诗经》与隐语气息。屈原、宋玉之徒，扬波于荀子之后，在体制、语言、风格方面有很大的继承与突破。汉初赋家，踵武其后，赋体文学逐渐走向成熟。不容否认的是，汉代赋体仍然继承了《诗经》中《雅》、《颂》典重的四言句式，并使其成为汉赋铺陈事物的重要手段⑨。班固《艺文志·诗赋略》云“称‘诗’以喻其志为‘赋’”，可见在汉代文人眼里，赋仍是诗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具有诗的“喻志”传统⑩。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诗、赋相互交融的程度应该比较深。孔臧四赋中既有完整的四言诗体赋，又有四、六、七等杂言，说明孔臧对赋、诗体裁并未完全区隔，也就是对诗、赋的文体差异性尚未形成自觉的认识，存在诗、赋杂陈的情况。徐复观先生在分析孔臧四赋时就认为，《谏格虎赋》与《杨柳赋》多四字句，其间夹杂六字句，乃“为疏荡文气之用”；《鸮赋》纯为四字句，《蓼虫赋》多四字句，其中杂“于是”以为承转，为诗体赋所无(11)。也就是说，孔臧四赋已孕育了由诗体向散体赋转换的因子，但诗、赋杂糅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西汉早期四言诗体赋应该都具有诗、赋杂糅的特质，这是西汉初年赋体形式尚不成熟的必然表现，或者说是汉赋在诗、赋分途中的必然产物。羊胜与淮南王刘安的同题赋作《屏风赋》，皆有模拟《诗经》的痕迹，诗体色彩较浓。贾谊《鸟赋》以四言诗体为主，但骚体特征相对突出，诗、骚、赋特性兼具。孔臧在模拟《鸟赋》时，显然是将骚体变成了四言诗体，骚体性质潜隐于诗、赋性质之后。生活在汉武帝前后的文人中，贾谊最爱用杂有四言的骚体。其后，除司马相如《哀二世赋》、《大人赋》及汉武帝《李夫人赋》等少数赋作之外，其余多为铺排大赋或以四言为主的诗体赋。即使散体大赋，也未完全消除四言诗的影响，我们在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长门赋》及王褒的《洞箫赋》中可以看出来。枚、马时代的赋体，诗、骚影响恐怕在逐渐减弱。也就是说，由于骚体影响的逐渐式微以及诗、赋形式的内在发展与外在转换，诗、赋分途必然成为汉赋发展的客观趋势。西汉四言诗体赋是诗、骚、赋融汇与分途中的过渡文体。
刘熙载《赋概》认为：“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故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12)综合各种因素形成的四言诗体赋，在汉成帝时期分化为四言诗、赋二体，标志着四言诗、赋分途的基本完成。刘向、刘歆《七略》将诗系《六艺略》、赋系《诗赋略》，是知其以诗、赋殊事，宜应别体。而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他对诗、赋分途的这种认识，恐怕也源于向、歆父子。他们对诗、赋分途演化轨迹的表述与我们上面的考证大致相合，将这个时期作为汉代四言诗、赋分途的完成时期，应该有其道理。从班固等人的说法可以看出，诗、赋分途不仅造成了二者文体上的差异，并且使其与《诗经》传统渐行渐远。扬雄时代，虽然赋体或“丽以则”或“丽以淫”，然皆尚“丽”，还具有刘勰所说的“华过而缓”的特点；当时的诗体则讲究“风”义，音韵紧凑。至魏晋时期，诗、赋皆失《诗经》讽喻传统完全偏重于“丽”。曹丕《典论·论文》称“诗赋欲丽”，陆机《文赋》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称“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说明后世诗体己具赋体清绮之“丽”。这是诗、赋分途之后在这一风格上的再度融汇。
把握汉代诗、赋分途具有一定的文学实践意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赋体的分类方法，一直是学界争论不决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前三类“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争议更大。结合上文所证诗、骚、赋的融汇与分途，再据《诗赋略》后二类“杂赋”、“歌诗”实为文体分析，《诗赋略》的分类体例有可能是就诗、骚、赋发展演变的轨迹即诗、骚、赋分途的不同程度而言。如将我们的研究与《诗赋略》前三类进行比较：“屈原赋之属”包括西汉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孔臧、刘向、淮南刘安及藩国群臣赋；“陆贾赋之属”包括枚皋、扬雄等赋，或者刘歆赋亦属此类；“荀卿赋之属”包括藩国长沙王群臣赋。第一类近诗、骚之属，第三类为诗、赋之属，第二类才是相对纯粹的汉赋。《诗赋略》中的“杂赋”，或者杂有诗、骚、赋的不同性质；“歌诗”之属，其义自明，显然为诗、歌（楚歌）之属。《昭明文选》曾将赋、骚一析为二，说明《文选》编者对《诗赋略》文体分类的认识远较后人清晰。而《文选》以文体分类著录作品的思想，就应该承继于《艺文志·诗赋略》。对此我们将有另文专门研究。
孔臧四赋对于研究汉初赋体的形式及其演变，对于理解汉代文体的分类标准，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与实践意义。根据孔臧四赋的用韵情况判断，它们确实出于孔臧之手，其成篇时代约在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在汉初赋体发展进程中，四言诗体赋上承四言诗，下启四言赋，是诗、赋分途之间的过渡文体。汉成、哀之世，四言诗体赋逐渐摆脱诗、赋杂陈的形式，一变而为纯粹的四言赋，标志着诗、赋分途基本完成。前人对诗体赋及诗、赋分途的关系问题研究较少，又加文献匮乏，附会之处在所难免，聊以献疑之请，以俟达者疏通证明。
注释：
①刘跃进《回归与超越——漫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5页。
③王力《楚辞韵读》，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78页。
④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2页。
⑤王国维《观堂集林》，第556页。
⑥孙少华《孔安国及其孔臧的生卒与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⑦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4-1065页。
⑧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页。
⑨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87页。
⑩赵敏俐《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上古到中古的历史变更——兼谈汉诗创作新趋和诗赋分途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1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12)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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