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183;生态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七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会论文,中国论文,第七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18-0069-04 2016年7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河北大学主办、中国经济史学会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制度·生态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250位专家学者与会，并提交论文160余篇，盛况空前。本次学术活动分大会主题报告与分组讨论两个板块。与会学者围绕“制度·生态与经济发展”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会议还按照中国经济史学会章程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经民主投票表决，选出新一届理事会，并推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为新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隋福民研究员为新任秘书长。 一、大会主题报告 本次会议共有11位学者作大会主题报告，其中多篇以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趋势为主题展开。刘兰兮《经济史学科发展报告》，总结了30年来国内经济史发展趋势，肯定了近年来学界为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所做的探索与努力；李伯重《“新”经济史学：对今天我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对当前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史学”，尤其是量化经济史学，进行了评析，强调其优缺点都很突出，在使用中必须与传统史学方法有机结合；陈争平《经济史与经济现代化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学学科体系创新应当包含“经济现代化研究体系的创立”，而这个新体系必须以本国历史为基础，“立足国情世情”，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同时注意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现代化的重要联系；贺耀敏《让实践的智慧滋养理论的思考》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研究中实践的基础作用；马德斌《中国经济史的国际比较视野》则阐述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开阔视野问题；雷鸣《论历史制度分析范式在我国外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和进展》阐述了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史方法在国内的发展现状。 此外，学者们还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姜锡东以《论“唐宋中国变革”的生产力基石》为题，对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进行了评述，针对性地提出“唐宋中国变革”概念，并着重论述这一社会变革的生产力基础；龙登高《廊桥遗梦：民间公共建设与基层自治的制度遗产》，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公益工程的筹资制度，并与西方近代做法做了比较；王珏《技术进步与国家发展的差距》，提出国民教育程度与国家起飞间并不总是存在正相关关系，错误的正规教育可能阻碍创新，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实际上对技术水平的影响更大；朱荫贵《试论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崛起和成功的原因》，指出近代宁波商人之所以能在上海异军突起，得益于拥有“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远超其他商帮的团结和向心力”以及“在经济经营活动中金融与工商企业的相互渗透和互助”三大要素。 二、分组讨论 除主题报告外，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等四个专业委员会还组织了分组讨论。 (一)古代史组 主要围绕政策评价、财税赋役、货币金融、市场发育等方面展开。 政策评价方面：魏明孔《鼎盛与衰败：隋代从设“轻税之法”到“扫地为兵”的经验教训》，追述了隋代两朝政策方针的转变及其后果，并提出警示：“政府的权力与社会经济的正常与否直接相关，政府的‘无为’而往往‘无不为’，政府的太‘有为’的结果是‘无为’乃至短命而亡”；杨德才、刘怡《论中国封建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影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的相关理论，对明代官僚利益集团形成、行为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指出民主、法制才是解决利益集团问题的有效途径；孙兵《人口、盛世与民生：对于清前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指出康乾盛世的繁荣掩盖了日益紧张的人口—资源矛盾，这也是传统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徐旺生《解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从中西“君权神授”之“事后附会”与“事先指定”存在本质不同谈起》讨论了中国为何不能自发进入工业社会问题。他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顶层政治权力争夺实际施行的是丛林法则，这使得中国政治环境恶劣，进而影响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 财税赋役方面：董春林《由私济公：宋代内藏财政的职能变奏》考证了宋代内藏库在不同时期支出方式及用途的演变情况，认为宋代内藏库实际兼具天子私财和国家财政应急的双重属性；李义琼《周忱改革、“京库”与中央财政再分配》，以京师库藏为切入点，探析明代周忱税粮折征改革与明朝中央政局、中央财政再分配的相互关系，并论述了税粮折征改革对明代中央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意义；范金民《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考证了明清江南地区官布解运的数量、方式及运作过程。陈锋《清代盐运使的职掌与俸禄》则对清代盐运使的职权与俸银、养廉银及盐务管理经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王灿利用《新安蠹状》，考证了明代中后期徽州的粮长制、钱粮征收、里役变迁、军屯税粮征收等相关问题，进而揭示了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中央规定与地方执行之间变异。 市场发育方面：廖寅、肖崇林《宋金元市令司小考》，考据对比了南宋、金、元三朝市令司职能差异，认为前者只有政府采购职能，而后两者才是市场管理机构；吕变庭、李梦斌《论于阗三大传统技术产业对北宋消费品市场的影响》，论述了于阗珠玉、布匹及药品在北宋的消费情况；李晓龙《产销政策与清代盐场制度的演变》，梳理分析了清代盐政制度流变，认为清代盐政主要围绕着商人运转，“重运销而轻场务”，对生产过程的干预较弱；许檀、徐俊嵩《明清时期芜湖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考证了明清时期芜湖税关商品流通种类及税收数额；陈倩倩、周生春《社会资本视阈的明清商帮会馆博弈分析》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探讨了明清时期商帮会馆集体行为的机制及成因；邓亦兵《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上的政府与商人》，考察了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上的政商关系。此外，张海英利用明清商书，考察了明清商品市场的一些特点；王明前针对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行商制度所持否定态度进行了辩驳；张彦台梳理了中国牙商制度流变；张世慧研究了清初牙行侵商问题及政府对此进行的法律调整。 货币金融方面：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探讨了金朝白银货币化过程，认为白银在金初取得法偿地位，初步完成货币化，中期后取得法定货币地位，进而在末期则形成了蒙元时期“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的雏形；何平《清代前期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下的困惑与对策》梳理了清代前期货币思想，并据此分析了清代废银论的理论依据、银钱比价变动的根源等问题；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绢帛借贷契约析论》，对敦煌文书中以绢帛为标的借贷契约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做了借期、利率、风险率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王字谦对明末崇祯重行钞法始末进行了考察。 此外，张锦鹏探讨宋代的富民阶层成长机理；张丽考察了明代中国对欧洲奢侈品的消费；周立志探讨了金代孔庙与汉文学校的营建问题；钱峻岭探讨了宋代军赏对部队的负面影响；韩健夫考察了明代极端气候下的政策变动与边镇米价变动间的关系。 (二)近代史组 主要围绕近代金融、企业制度、财税等问题展开。 金融是近代经济体系的血液，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农村金融方面，龚关《民国时期合作精英与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追溯了近代知识精英们为推进农村合作金融制度而做的努力并对其最终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康金莉《国民政府时期合作金库制度的探索与失败》以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合作金库制度为对象，探讨了近代农村合作金融运动的失败原因；而缪德刚《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新型贷款模式——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的考察》，则认为近代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活动对于今天仍有启示意义，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的农村贷款活动就产生了积极作用。银行业方面，燕红忠《论清末日本对东北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合资银行案与奉天官银号》利用日本大藏省和外务省资料，考察了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通过合资银行提案、横滨正金银行竞争等手段对奉天官银号的干预及其失败过程；万立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重贴现制度的演进》回顾了民国时期中央银行重贴现制度的演进历程，认为其重贴现制度存在重大问题，严重制约了票据市场的发展；马陵合、任瑞雪运用案例分析法，从金融地理角度，测算近代华资银行网点布局的效率；畅童娜以上海市银行为例，对近代官办地方银行职能功效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实际发挥了财政金融与社会民生双重职能功效；王强对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风险防控机制进行考察；马长伟对金城银行等“北四行”南迁的历史进行了考察。 企业史亦是学者们关注热点之一。刘秋根在《山西票号的业务和收益研究——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升昌天津分号〈年总结账〉为例》中提出：山西票号在清末业务已转变为汇兑和借贷、存款三大块，而借贷业务的过度扩张为其衰败种下了祸根；周孜正《乡土与现代：民国荣德生家族企业之管理思想》梳理了荣德生企业管理特点，认为荣氏家族企业成功的秘诀是在宗族传统的继承与现代工业冲击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均衡；唐晔《传统晋商商号投资规模研究》，利用新发现史料，提出了近代传统晋商商号的最佳投资规模；王中良《信稿所见晚清晋商当铺的经营管理与营业制度》利用最新发现清末当铺经营信稿考察还原了当铺经营管理制度；云妍考察开平矿务局在唐廷枢时期的融资模式，并据此说明官督商办体制向官僚体制的整体转化趋势。 农村经济方面，李金铮《近代中国耕地的“红线”之争》从人地比例关系角度，详细梳理了20世纪20～40年代社会各界对“温饱界线”的不同估计；王大任《撕裂的乡村——日本殖民统治对中国东北农村阶层结构的冲击与异化》，认为日本不断加强对其殖民统治下的东北乡村进行政治权力渗透，摧毁了当地固有的阶层结构与社会规范，最终导致东北农村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潘健以福建外销茶业为具体案例，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农产合作；程瑶瑶以侯家营为例，探讨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互动如何影响近代农业发展路径。 财税方面，雷家琼《抗战前中国遗产税开征的多方推进》，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社会各方为推进遗产税开征所做的努力；柯伟明《宋子良与三十年代广东财政的整理》梳理、评判了“两广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广东财政特派员宋子良整理广东财政的措施。 此外，周祖文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日、英关于平津存银争夺的研究，孙建国对1841年开封“银贱钱贵”成因的研究，张利民有关近代华北商品市场的变动与特点的研究，徐卫国有关抗战期间中国公路建设的研究，魏国栋对于清末保定商务总会成立的考察，刘成虎、成艳萍、高宇关于民国政府禁毒管理及成效进行的研究与评估，徐琳关于1945～1949上海国有工业的扩张及其特点的研究，王力有关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的研究，都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当代史组 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与形势回顾是当代史组讨论的中心热点。董志凯《从应对封锁禁运到建设“一带一路”——相隔半个多世纪的联想与启示》回顾总结了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对外部封锁，成功开辟国际货运、实现洲际互通的历史经验，并据此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政策建议；宋士云、吴连霞《1992～2001年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变革的历史考察》，考察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认为这一时期是国内劳资关系市场化变革的关键期，尽管有起步期的混乱，但就总体而言，为市场化、法制化奠定了基础；陈乐一、张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物价波动回顾》，利用CPI数据，回顾、分析了建国以来物价波动情况，认为改革开放前，政治影响是物价波动的主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国际国内经济因素为主因；赵学军《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发展与改革》，考察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理论渊源以及建立之初至今发展改革历程；石建国《从利用资本主义到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及启示》，回顾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在建设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努力探索，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郭旭红、武力《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再审视》，从GDP、人文发展指数、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六个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估；王玉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革性与制度变革的适应性探究》，提出了“适应性制度演进理论”概念，他认为中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奇迹”正是这种适应性制度演进的结果；黄郁成、丁帮俊《礼治市场：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提出了“等级制市场经济”概念，认为国内市场体系即是等级式市场体系而非完全市场经济体系，进而解释了当前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区域发展差异等诸多问题；肜新春、杨宏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公路、铁路建设融资政策的变迁，并对之进行了绩效评估。 环境与水利建设也是学者们关注热点之一。张连辉《新中国环境史研究：概况、特征与不足》梳理、总结了新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张家炎《建国初期的治水与水利纠纷的控制：以江汉地区为例》，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通过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减少了水利纠纷，形成了一套以行政为主、司法为辅的水利纠纷处理制度；吕志茹《人民公社时期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资方式新探——以根治海河为例》，提出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依靠“公办民助”方式兴修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改变了以往此类工程完全由国家举办的惯例。 此外，赵德馨、杨祖义《〈中国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30年》，回顾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30年来发展历程；焦建华考察了1953至1958间福建侨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杨艳君回顾并评价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 (四)外经史组 外经史组讨论热点集中在日本经济研究与经济理论史实验证方面。 日本经济研究方面：李毅《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制造业发展中日比较：基于中国崛起的历史思考》，从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问题意识与恰当的比较借鉴意愿出发，对中日两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其中一些规律性的现象。田中景《人口负利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研究》以日本为案例，探讨了人口与国民经济间关系，认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问题实际上都与其1948年出台的优生保护法所导致的人口负利密切相关；刘绮霞《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研究、总结了日本战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教训，并在对比中日经济大环境异同之后，提出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建议。此外，云大津回顾、总结了日本运输、通信和信息产业等基础设施产业化的确立与发展过程；雷鸣考证了日本二战时期统制经济的形成过程。 经济理论史实验证方面主要有：刘巍《经济史与经济学逻辑：IS-LM模型的前提假设分析——基于美国大萧条与日本“失去的若干年”的经验》，以美、日为案例，从理论上厘清了IS-LM模型的关键前提概念，并对其衍生政策有效之条件做初步的讨论；陶一桃、陈昭《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1820至1913年法国经济态势分析》以法国经验为例，说明新古典经济学说与凯恩斯学说都是针对不同经济形势所提出，因此在使用理论来指导经济实践中，对于经济态势的转折点的把握极为重要。 就总体而言，本次年会论文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理论创新受到重视。本次年会，有多篇文章强调了应努力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并就之提出建议，还有部分论文从经济史史实出发，对经济学经典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与修正；第二，方法多元化趋势明显。传统考据法依然是学界主流方法，但新制度经济史学理论框架、量化经济史学方法开始大量应用，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及方法被大量引入，学科界限逐渐模糊；第三，学术视野愈发开阔。论文选题内容大大丰富，既有传统问题争鸣，又有新领域的扩展，同时大量非传世文献材料被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