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的社会学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社会学论文,学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学校扩招之后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历逐渐贬值，学历信号逐渐失灵；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仍然积极地追求高学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学历是促进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源的绝对数量有限，因而总是被不平等地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使人们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社会纵向结构，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蕴涵着社会流动的动态平衡。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因素可以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传统社会中，先赋性因素，如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血缘关系等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后致性因素，如教育和文化等的作用逐渐增强。
进步主义教育学派认为，教育通过增加人们的知识和提高人们的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增强社会的流动性，改善人们的收入，最终实现收入均等和社会平等。然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了进步主义学派夸大教育作用的理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莱纳兹认为，在开放的社会里，教育的任务不是单纯为了增加知识和技能，而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分层起到积极的、干涉的作用，依据大体上是恰当的和客观的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筛选，并且促使社会成员服从筛选过程的结果。教育之所以能够发挥分配社会资源的作用，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基于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相对公平的社会选择系统，要求相对公平的评价标准。在近代社会以前，中国属于一种身份社会，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间主要是依据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来分配，由于先赋地位而获得资源并占据某种地位，使社会流动处于一种封闭的结构之中。然而，通过教育，社会成员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拥有逐步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逐步打破了封闭的流动结构，使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实现相对自由的流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学校作为一种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长年限的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使学生在校期间接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而且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所必需的能力，使学生离开学校以后仍然能够继续学习。因此，可以说，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学校的筛选功能来实现。
那么，学校选取何种标准体现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使社会能够对其成员进行甄别呢？显然，学历就是一种容易操作并且相对公平的标准。所谓学历，是指社会成员在一生中所受教育的程度与经历。学历从两个维度表明了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一个是纵向维度，指不同级别的学历，表明接受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如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等；另一个是横向维度，指同级但不同类或不同学校的学历，如普通中学毕业、中专毕业或工学院毕业、文学院毕业等。在现代社会，学历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日本学者矢仓久泰在《学历社会》一书中总结，日本重视学历的做法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英、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也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学历对于国家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历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总结，工业社会要求“合理”与“效率”的原则，而学历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学历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个体的发展。这是由于，学历标准排除或缩小了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参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机会均等的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空间，使社会成员将社会地位获得的原因归咎于自身的努力程度。从现代大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来看，由于对社会成员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学历的依赖经历了从“可有可无到需要到必备”的提升过程。
二、高校扩招引起高等教育学历贬值
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学历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已经得到实践的认可，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身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高等教育成为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但是，高等学校扩招之后，在应届毕业生人才招聘会上，大学生的起点工资为500元或者800元，甚至有的大学生打出零工资的口号，在网上引起了以“大学生与农民工待遇之比较”为主题的讨论。这些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地位逐步降低，学历已经逐步贬值。
学历的贬值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学历相对贬值。这是指只需要低学历的社会成员就能完成的工作，用人单位却招聘高一级学历的社会成员来完成。从近几年的就业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应聘人员学历的最低要求已提高至本科学历，原来只要专科生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由本科生甚至硕士生来完成，而原来由本科生就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般招聘研究生来完成。新韦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从身份文化和工作条件两个方面对学历相对贬值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从身份文化方面来看，柯林斯认为，教育是阶级地位文化的一部分， “一旦更高一级的教育成为英才阶层的客观标准，而中等水平的教育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那么，在一定的教育阶段，受过教育人数的增加将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教育成为一种优势，而原先的优势仅成为了平均水平”[1]。从美国教育发展过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以前，高中学历是进入中产阶级的最低标准，但之后，大学学历逐渐取代高中学历，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生学历又取代大学学历，成为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一个基本条件。从工作条件来看，雇主为了使自身的管理阶层始终保持相对的威望，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条件，而个体想在组织中竞争某个地位也导致教育条件的增高和学历的升高。日本学者仓矢久泰在《学历社会》一书中也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由于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学习了，原来由高中生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就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人来完成，用人单位只好转而招聘大学毕业生，这样就迫使用人单位提高对应聘人才的工作要求。我国当前阶段，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大学学历已经成为就业的基本条件。随着就业需要越来越高的条件，可以预期，未来的竞争很可能升至研究生学历，甚至出现其它类型更高层次学历的竞争。
第二，学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甄别作用，从而导致学历选拔功能信号的失调。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教育筛选理论认为，个人接受的教育程度(学历)可以传递出个人生产能力的信号，个人可以将其受教育程度作为信号发给厂商，厂商以此信号区分不同能力的人，并按教育程度支付工资，可以极大地提高市场效率。由于学历在纵向维度上有高低之分，在横向维度上有优劣之分，因而使用人单位能够有效地甄别社会成员，可以合理而又有效地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安置在合理的工作岗位上，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学历之所以能够发挥甄别作用，教育筛选理论认为，这是由于学历的获得需要支付学费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努力成本，并面临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在对学历证书控制严格的情况下，低能力的人因需要付出高努力成本并面临较高的风险而难以取得高学历，因而，学历能够反映出个人能力的高低。[2]反之，如果学历证书控制不严格，能力高低不同的人付出的努力成本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大致相当，那么，学历就难以反映出能力的高低，从而无法有效地区分不同能力的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学校对于学历证书的控制越来越宽松。一方面，使得众多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大学甚至研究生学历，从而使学历纵向维度上的差异减小；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进入同一级别的学校，获得相同的学历，因而学历横向维度上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学历差异的缩小，使得用人单位通过学历甄别社会成员能力的作用受到限制。
在学历贬值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显得极为重要。正如布迪厄的理论所分析的那样，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不仅要调动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还要调动物质获得和关系网络。这样，在一个日趋复杂和分化的社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成为人们通向职业场所的“必经的”途径，而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唯一资本。
三、学历贬值引发更为激烈的学历竞争
高等教育学历的贬值的现实，并未阻止社会成员对于高等教育学历的追求，反而导致高等教育学历的竞争更为激烈。
拉尔夫·H·特纳认为，社会流动分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两种制度，其中，在竞争性流动这种制度中，英才地位是依据某些公平原则在公平竞争中获得的奖品。这种竞争性流动引导社会成员朝更高的目标奋斗，有利于培养和筛选高素质的人才，并将他们分配到较高的社会地位上。依据这一理论，通过学历而实现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竞争性流动，通过学历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是个人在社会公平竞争中获得的奖品。但是，较高的社会地位永远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高素质的人才能获得。因而，对于高学历的竞争，必然比低学历的竞争激烈得多。日本学者天野郁夫也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学校作为一种把人们吸引、选拔和分配到各个地位和角色上去的社会机构，必须完成两个基本相反的任务。第一，它必须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以获得更高地位和角色为目标的竞争中去，以便按照人们的能力和天资进行适当的分配，这叫作“加热”过程。第二，它必须把人们那种以高地位为目标而被提高了的抱负冷却下来，这叫作“冷却”过程。这是因为，已分化的社会地位体系具有等级结构，越接近其上层，可能达到的人数越有限，相对稀少性也越增加。因此，学校作为选拔和分配机构，为了适当地发挥其功能，在进行“加热”以使更多的人参加竞争的同时，必须对更上层的人数进行“冷却”，使其减少到适当的程度。[3]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只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学历，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社会成员才能获得最高学历从而达到最高社会地位。进一步推之，从学历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来看，越高一级的学历，含金量越高的学历，其获得的难度越大，竞争必然更激烈。
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纵向维度来看，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证书发放的数量逐层递减，越是高一级的学历，其数量越有限，竞争也越激烈。尽管这几年，硕士研究生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比本科生的数量少得多。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增长极为缓慢，这有利于保持获得学历的高层次人才与高社会地位数量的相对平衡，实现了天野郁夫所称的“冷却”过程。但是，追求高学历的社会成员人数越来越多，最近几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事实就反映了这一需求。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横向维度来看，获得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急剧增长，导致本科学历内部分化严重。在用人单位招聘过程中，不只是看应聘者的学历，而且注重在哪所学校获得学历。即使是高学历人才，也出现了“被查‘老底’”的情况。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就业时面临的这一尴尬让人深思，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难道只拥有本科名校、硕士名校、博士名校的学历背景，才能找到工作吗？用人单位为何有“名校情结”？由于名牌大学的学历比非名牌大学的学历更具有竞争力，因而社会成员不再满足于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更注重在何种大学获得学历，这从高校扩招后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没有降低反而增强这一事实中就体现了出来。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强，带来了连锁的反应，竞争已经延伸至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可以说，只要存在这种学历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密切联系，高等教育学历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上的竞争仍然会在学校中持续下去。除此之外，社会成员参加国际性考试也逐渐盛行，以保证其在不断增长的教育竞争和经济竞争中拥有新的优势，能够淘汰掉大多数人从而获得进入最优越职业的机会。
四、学历贬值给高等教育带来负面的影响
学历贬值引发更为激烈的学历竞争，给高等教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甚至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剧高等学校的垄断地位。学历已经在社会构成和人的发展中成为极为重要的指标，发放学历证书的机构的重要程度自然不言而喻。教育机构可以分为多种，包括家庭、各种文化中心等，都可以对社会成员进行不同形式的教育。然而，唯有学校才是发放学历证书的合法机构。因而，我国学校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加剧了其在教育中的垄断地位，学校教育甚至成为教育的代名词。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可统称为“非学校化社会论”的社会理论与教育思潮，深刻地反思了学校教育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伊万·伊里奇在其代表作《非学校化社会》一书中指出，学习与社会角色分配已被融入学校教育之中，学习意味着获取新技能或新见识，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职业角色与类别却愈发根据专业者所受学校教育年限的长短，因而，学校教育与文凭(学历的凭证)捆绑“既不能促进学习，也不可能维护正义”[4]。由此，“必须打破学校在教育中的法定垄断地位”，应“制定一种法律，以禁止根据以往以学历来雇用、选举及准入学习中心的不公平待遇”[5]。
第二，威胁高等学校的独立性。学历贬值所引发的问题，除了加剧学校垄断地位之外，还引起了学校教育目的及其职能发生蜕变，学校的独立性正在受到威胁。学校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人，主要体现在学校个体个性化和个体社会化两种职能上，前者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后者则是学校派生的职能即工具性职能。在现代社会，学校的这两种职能是缺一不可，不能相互取代的。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学校固有的职能逐步减弱，难以得到发挥，而工具性职能则被过分强化。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印证。一个事实是大学遭受“功利化”和“平庸化”的侵蚀，知识使命难以完成。大学是产生高深知识的场所，学生也是创新知识的主体，学术论文是其创新的成果。从研究生培养过程来看，撰写学位论文，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任务，学位论文的质量，是衡量学生能否毕业获得学历证书的重要标准。但是，在研究生毕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就业方面，用于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越来越短，学位论文的质量越来越差，更谈不上创新。另一个事实是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选择标准越来越倾向于是否与职业相关，而非发自内心的兴趣。如果与将来的职业相关，学生就将努力学习；反之，则不愿意学习。学生的学习基本以职业为导向。正如多尔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的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学生在校学习是为了“获得工作”(learn-to-get-a-job)，而非为“完善自身”(learning-for-its-own-sake)或“做好工作”(learning-to-do-a-job)。[6]单纯为了获得文凭、证书，知识完全成了一种手段。对于学生学位论文质量下降和学生对于学习缺乏兴趣的现象，大学及其教授们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就业，最终将影响大学的生存。由此可见，大学自身的独立性正在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能够自觉抵御外部的干扰，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适当地拒斥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与拖累。